杨苗燕

时常觉得，读到一本好书真的是一种幸福。因此，当荒田老师问我是否可以给他的新书写个序时，我惶然间竟一口答应了，给自己的理由是：我又可以读一本好书了。至于自己是否够格写，能否写好？来不及细想。

学者陈剑晖在谈到近十年的散文写作趋势时曾经说过：当代散文话语方式的又一次转换，即从“共名”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方式转换为“无名”的写实叙事的方式，从宏大话语转换为个人话语，从强化意义到解构意义，从崇拜中心到去中心化并转向边缘……在当今多元和碎片化的全媒体时代，读者……更愿意去读那些建立于个人视角和民间立场之上的新文化散文和非虚构写作。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个判断。但是，具体到荒田老师的作品而言，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开始以大量的随笔进入文坛的时候，就是用文字去记录那些消失的、边缘的、永在的命运和事物。他一直以个人视角切近日常生活的质感，在热闹喧嚣中发现烟火气息的幽微，他用平静又略带幽默的语调重新发现和还原生活本来具有的色彩和味道。可以这样说，荒田老师散文的最迷人之处，就是用个人的视角，捡拾和擦亮历史的细节，突显记忆深处的日常之光！

翻开《我的台山小镇》，真的无法不喜欢荒田老师笔下的“永益隆”，那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世界。那不只是他儿时到青年时代的家，更是一个宽阔的人生场景，“我”在这里一天天长大，有帮忙看书店顺便读书的光景，有跟着老师学画、跟着朋友捉鱼的经历，有初恋的感觉，有工作赚钱后的时光……历史的车轮也在这里一天天地碾过，盖房子，开生意，上山下乡……整部作品以“我”的视角来看待故乡台山的时代影像，家族成员与小镇居民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人物群像。它让我读到这样的提示：故乡其实是我随身的行囊，无论我居住在何地，行走在何方，每一种离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回归。

“父亲正要离开‘风闾，雷书记的紧急会议已宣布开始。父亲不敢推门走出，生怕平白担上‘偷听的罪名。好在会议是抢在分组讨论会的间隙进行的，为时只有十五分钟。但十四名人民教师在这短暂的时间被彻底改变命运。”（《我的家——永益隆》）“永益隆”所发生的一切，常常无意间便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老两口照例在黎明前醒来，祖母先报告昨天所见所闻，巨细无遗，绘声绘影。祖父唔唔应和，偶作评点。尽管前半夜我被他们虎啸龙吟般的呼噜所扰，但被他们的絮语吵醒后，我从来不觉厌腻。市井人生的独有魅力，我是从这里开始领略的。”（《家长的卧室》）散文之美，不在于冲突、结局，甚至内容，而在于阅读过程中某个突如其来的感觉和回想，还有与另一个灵魂同频的亲切和惊喜！

阅读这部作品时，总有某些东西触动我们内心的力量，轻柔而恒久，它回溯我们的记忆深处，关乎我们的精神成长，这种成长不仅属于个人，也是时代的精神样貌。尤其是曾经的“时代”变成了如今的历史，当悠久绵延的记忆浮现出来，如何书写它们，十分考验作家的功力。对书中叙述的那个特殊年代，荒田老师采用了回溯记忆原点的叙事手法，用美学上的克制替代了风云激荡的时代外表，这就让《我的台山小镇》保持了足够个人化的叙事风格，同时也保留了足够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在阅读体验上，读者未必感受到某种人生残酷的意味，倒像是在一个静谧的夜晚，听一个智慧的老人讲述他遥远的记忆，那记忆中的情感犹如夜空中的繁星，时而耀眼，时而黯淡。

历史的主体一定是人。因此，《我的台山小镇》浓墨重彩书写的，当然是人。“温情被重重叠叠的艰辛压在底层，像雪被里的嫩芽一般无法冒头”的祖母;“比练字更频繁的，是背诵旧体诗”的祖父;“平顺，和谐，圆满”的姐姐;“在生命的链条中，他是广施的春雨，我是侥幸受到灌溉的幼苗”的老师;“终其一生，‘小学程度成了他最大的心病”的朋友;“历尽人世苍凉才有的丰富”的邻居……每一个都那么栩栩如生，温暖灵光。荒田老师虽然写的是非虚构，但他的人物刻画却颇有小说家的手笔。

“忽然，祖母的手发起抖来，带着浓重的哭腔，决绝地说：‘不能拿这么多，想倾家荡产啊！一把把价钱三块多的金笔夺回去，小心地放回绒布盒子内。我拿起一个精装笔记本，祖母皱着眉头说：‘一块五一本呢，小孩子用这么贵的簿子？我高声反问：‘你不是刚说过，明天起东西不再是我家的吗？祖母眨巴着眼睛，泪水叭叭滴下，如梦初醒，连说：‘对对，拿，尽管拿好了！”（《我的祖母》）

时代中的人，人所处的时代，真是山河遠阔，人间烟火，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啊！

“傍晚，阿彩领着生活进我家。经过老婆‘加工，生活的形象比我想象的好，衣服整洁，脸上没有污垢，但脸色黧黑，可见肝脏已受严重的损害。和我的交情超过三十年的朋友，坐在我身边的带扶手沙发上，我握着他的手，感到他的手在颤抖。我久久凝视他的脸，线条依然不错，可是五官凑不成一个‘人，看到的是被酒精销蚀的骷髅。”（《他的名字叫“生活”》）

这是荒田老师笔下少有的残酷，生活中，其实真正压垮人的，不是那些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而是压在你心里看似不值得一提、日积月累的心事。

谈及“写作”与“故乡”的关系时，作家余华常以“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作答。他在杂文《生与死，死而复生》中坦诚道：“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作为台山人，荒田老师的这部《我的台山小镇》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故乡记忆。但是，那些人生中的瞬间、那些岁月中的片段，仿佛记忆墙壁上的钉子，一颗一颗深深地镶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作家笔下的水步镇怎么可能只是水步镇呢，它代表着我们的所历、所见，所念、所思，“永益隆”不只是“永益隆”，“生活”不只是“生活”，媚姑也不只是媚姑，1958年也不只是1958年……它（他）们是它（他）们自身但又不只是它（他）们自身，通过荒田老师的书写，它（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