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新光

在韩国古代社会和传统风俗中，从中国传入的“四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长期占有重要地位。而在韩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冠礼已经消失，婚礼和丧礼也日益西化，唯独祭礼保持传统特色延续了下来。时至今日，在最受重视的新年和中秋两个节日，举行隆重的祭礼仍是韩国人不可或缺的传统习俗。在先祖忌日、生日，每月朔日、望日，韩国人也仍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与中国不同的是，祭礼在韩国又叫作“茶礼”（或“茶祀”），茶是最主要的祭物，在韩语中“茶礼”几乎是“祭祀”的代名词。

一、从待客到祭祀

汉语和韩语都有“茶礼”一词，但具体含义有所差异。汉语中的“茶礼”指的是与茶有关的礼仪，尤其是以茶待客的礼仪，即待客之礼，而非祭祀之礼。在中国典籍中，难以找到“茶礼”被作为“祭礼”同义语使用的记录。唐代陆羽《茶经》引《异苑》记载，“好饮茶茗”的剡县陈务妻，“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唐末毛文锡《茶谱》记载，以钉绞为业的胡生者“居近白苹洲，傍有古坟，每因饮茶，必奠酹之”。在这些记录中，以茶为祭多是个别偶然之举，而非社会普遍现象，也没有使用“茶礼”一词。此外，“茶礼”在旧时还有“聘礼”之意。总体来说，“茶礼”在汉语中并不是一个常用词汇。

而在韩语中，“茶礼”的含义经历了三阶段的演变：最初，受中国影响，同指待客之礼;后来，随着茶在祭祀中地位的提升，“茶礼”既指待客之礼，又指祭祀之礼，如《朝鲜王朝实录》中“茶礼”兼具待客与祭祀之意共出现两千多处;最后，“茶礼”专指祭祀之礼，而不再指待客之礼。待客之“茶礼”与祭祀之“茶礼”，区别在于行礼的对象。待客之“茶礼”以生者为对象，是主人对宾客的交际方式;祭祀之“茶礼”则以死者为对象，是生者对亡灵的祭悼活动。韩国的祭礼之所以被称为“茶礼”，是因为满足了三个条件：一是将茶作为最主要的祭物，二是以死者亡灵为行禮之对象，三是作为礼俗在社会中被人们普遍且自发地遵从。

一言以蔽之，韩国的“茶礼”就是以茶为最主要祭物向死者亡灵进行的礼俗化祭祀。

朝鲜半岛是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进茶的地区，约于七世纪新罗善德女王在位时期（632—647）传入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时间上早于日本。茶刚传入朝鲜半岛时，被当地人视为一种相当贵重的高级饮品，因此茶作为主要祭品是“够格”的，甚至与酒相比也不逊色。饮茶被视为高尚之人修身养性的方式，受儒家观念影响，茶也被视为“德”的化身，因此以茶为祭悼念亡灵是高雅之事。茶在朝鲜半岛还有被“神圣化”的倾向，茶被认为具有“灵性”，可以充当人与鬼神相通的媒介，因此茶树被称为“茶神”，茶汤被称为“灵液”，茶叶被称为“灵芽”。人们相信，在用心煮茶和献茶的过程中，自己敬诚的心意会融入茶汤，进而与亡灵相连通。

茶在朝鲜半岛成为祭品大概始于佛教。高丽朝一然（1206—1289）编撰的史书《三国遗事》，载有僧侣向故亡高僧和佛教圣祖“煎茶献供”的记录。不过，僧侣祭祀用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禁酒的戒律，所以以茶代酒。在十五世纪以前，以茶为主要祭物的祭祀主要限于佛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大，社会上只是少数人自发偶然地举行，还没有发展成为各个阶层普遍遵从的祭祀礼俗。

二、从王室到庶民

一般认为，作为祭礼的韩国“茶礼”正式形成于十五世纪。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朝鲜王朝，尊奉儒教治国。“茶礼”祭祀首先在朝鲜王室中形成，然后传播到“两班”（即士大夫阶层），最后扩散普及至广大的庶民。

朝鲜王朝初期几位国王的饮茶爱好，对“茶礼”祭祀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太祖李成桂（1392—1398年在位）、定宗李方果（1398—1400年在位）、太宗李芳远（1400—1418年在位）、世宗李裪（1418—1450年在位），都是著名的嗜茶之人，生前都极爱饮茶，据说他们无一日不饮茶。所以他们死后，每一位继任的国王在祭祀他们的时候都格外重视茶，不断抬高茶在祭祀仪式中的地位，直至将茶提升为最主要的祭物。

本来在居丧期间，每天只在早晚两次向死者供上祭餐即可。而十五世纪的朝鲜王室，居丧期间除早晚的祭餐之外，中午又追加一次，单独向先王进茶，这个仪式被称作“昼茶仪”。《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二十八年（1446）七月十九日详细记录了“昼茶仪”的程序：“午正时至，陵司设香炉香合并烛于灵座前，次捧茶瓶及盅，置于尊所，户外西向俯伏跪。内侍入户内，西向俯伏兴，诣灵座前，俯伏跪，三上香，小退跪。内竖举空案一就阶上，陵司传捧入户，以授内侍，内侍传捧，置于灵座前。内侍以盘盛两色饼、各色食果、清蜜汉菜各一器，箸碟置于案。陵司以盅酌茶以授内侍，内侍传捧，置于盘，俱出户外俯伏。如一食顷，内侍还入，俯伏跪撤馔。”“昼茶仪”成为朝鲜王室的一项祭祀制度，朝鲜王朝由国王本人亲自主持进茶的“昼茶仪”就多达七百九十五次。“昼茶仪”的制度化，标志着韩国“茶礼”祭祀的初步形成。

“昼茶仪”确立以后，其模式迅速被运用在其他的王室祭祀活动中，进而又形成了“别茶仪”，如节日茶仪、朔望茶仪、告由茶仪、诞辰茶仪、忌日茶仪、陵墓茶仪等。“别茶仪”与“昼茶仪”相似，但规模比“昼茶仪”稍大，举行的时间也不同。朝鲜王室的祭祀活动，不管是“昼茶仪”还是“别茶仪”，都是以茶为中心的。

朝鲜王朝建国时尊儒抑佛，以程朱理学为立国之基，因此对刚从中国传入不久的《家礼》（或称《朱子家礼》）推崇备至，将其视为教化之本大力推行。祭礼是《家礼》中的“四礼”之一，对于祭礼在朝鲜半岛的普及，《朱子家礼》可谓功不可没。

太祖李成桂的即位诏书中写道：“冠、婚、丧、祭，国之大法，仰礼曹详究经典，参酌古今，定为著令，以厚人伦，以正风俗。”朝鲜王朝自开国起就规定：“自公卿至于下士，皆立家庙，以祭先代。”太宗曾令平壤府印造一百五十本《家礼》，颁赐给朝廷各个部门学习。朝廷将《家礼》纳入了科举考试的范围，使其成为入仕者的必学知识。对七品以下官员，朝廷经常考察他们对《家礼》的掌握程度和实践情况，对不履行家庙立祠的士大夫处以严厉惩罚。后来，朝廷还面向粗通文墨的庶民编撰发行了译为韩文的《家礼谚解》。在这种由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下，祭礼得以由朝鲜王室迅速普及到士大夫和庶民等社会各个阶层，成为朝鲜半岛每家每户共同遵从的礼俗。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半岛所推行的祭礼，是有别于《家礼》中的朱子式祭礼的。《家礼》中的祭礼虽然也有茶，但茶并非唯一祭物，也不是最主要祭物。而朝鲜王朝推行的祭礼，是以茶为最主要祭物的，甚至茶可以是唯一的祭物。可见，茶在朝鲜祭礼中的地位远高于其在中国祭礼中的地位。所以，借由《家礼》在朝鲜半岛普及开来的祭礼，实际上是已经本土化了的“茶礼”。此后大约五百年的时间里，“茶礼”祭祀在朝鲜半岛一直是人们礼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三、形式与观念

韩国的“茶礼”祭祀文化能够延续至今，在现代生活中仍然保持着生命力，避免了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中消失的命运，与其形式和观念上的独特性有关。

“茶礼”祭祀并不需要太多祭物，只需要茶和少许水果素餐即可，准备工作比较容易。仪式程序也很简单，大致按焚香、进餐、进茶、等候、撤桌的顺序进行，用时较短。具体执行的时候也允许变通，比较灵活，并不死板。祭主不一定必须是本人，可以委托亲人、邻居、朋友代为行礼。举行的时间也不固定，可在自己认为有必要的时候随时举行，甚至在按惯例应行茶礼的日子不举行也没关系。水果素餐也比较自由，可以根据时令节气或自己意志准备想同祖上一起分享的任何食物。虽然茶是最主要的祭物，但在买不起茶的极端情况下，以水代茶也是被允许的。

由于具有简便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比较讲究“随宜处变之道”，“茶礼”祭祀给人们的精神负担、身体负担、经济负担都比较小，人们对“茶礼”祭祀并不感到强烈的抵触，甚至很多情况下是自觉主动地践行。这是“茶礼”祭祀能够延续下来并且融入快节奏的韩国现代生活的重要原因。

简便灵活的形式背后蕴藏着韩国人特有的生死观念。生者在精神层面上对死者亡灵怀有真挚的敬爱之心最为重要，朝鲜历代大儒先贤都反复强调这一点，如李彦迪（1491—1553）讲“祭祀之时，此心致敬”，李珥（1536—1584）亦讲“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李滉（1501—1570）以身作则，凡祭祀“必尽其诚”“必致其敬”。至于形而下的物質和程序，则居次要地位，并不作生硬僵化的统一规定。由此，韩国的“茶礼”祭祀体现出一种重实质轻形式的可贵倾向。

中国传统的祭祀文化深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也认为祭祀时要诚敬，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祭祀神明就像神明真的在场一样。不过，这句话也暗示着，行祭之人在潜意识里是明白神明并不在场的，是以神明不在场为前提进行祭祀的，所以才会说要像神明真的在场一样。孔子还讲“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即对先祖亡灵固然要诚敬，但也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可频繁靠近打扰。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传统祭礼一般是“大而少”，祭祀举行得要很庄重，但不能太频繁，正如《礼记·祭义》所讲：“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而韩国的“茶礼”祭祀却是“小而频”，祭礼被生活化了。在韩国人的观念中，生者与死去的亲人的灵魂距离是很近的，死亡只是肉身的消失，灵魂仍然可以和生者亲近地生活在一起。在中国，以茶招待生者才是“茶礼”，而在韩国，以茶招待死者亦是“茶礼”，就与这种“生死相通”的意识有很大关系。也正因为这种“生死相通”的意识，“茶礼”祭祀才被当作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孔子认为“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如果不亲自参与祭祀，那就相当于没有祭祀。朱熹《论语集注》对此注释说：“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故虽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尝祭也。”也就是说，祭祀是不可以由他人代劳的，对祭主的要求非常严格。而韩国的“茶礼”，由他人代替自己祭祀却是可以允许的常事，只要他人也怀有诚敬之心，就同样可与亡灵相通，代表自己表达敬爱之意。可见，韩国的“茶礼”祭祀，并非照搬中国祭礼，而是加以创造性地改造，将其本土化，更加适应“国情”，使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合理交融，从而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死，祭之以礼”与“生，事之以礼”并列，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中共同构成了“孝”的核心内容。祭礼是东亚儒家“孝文化”的重要表现，韩国人将行“茶礼”祭祀当作坚持和实践儒家道德理想的一种方式。“茶礼”祭祀一方面体现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儒家文化在当今韩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韩国社会也在开展积极理性的讨论，以推动祭祀文化在现代生活中进一步更好地调适。如何将传统礼俗转化为适应现代生活的“良风美俗”，韩国“茶礼”祭祀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