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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论语·侍坐》中，孔门弟子曾晳述志，描述了一种悠然景象，洋溢着友善和睦，此乃关于礼治社会之愿景，包含礼治和仁爱思想。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治的社会，需要自觉而严格的自我约束。它含蓄指出，为政忽视克己这一先决条件，只谈自己的作为，则有悖于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的初衷。后世统治者更是舍本逐末，篡改仁礼本义，沦为虚伪。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的初衷，应该是为政首先要严格约束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初衷 仁 礼 克己复礼 仁礼思想形式化

孔子的仁义思想是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思想，早已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为了使其发扬光大，有必要审清源头，重申要义。在孔子仁义中，严格地约束自己是恢复周礼的一个重要前提，但先秦之后，许多人却舍弃这一重要前提，忽视自我修养的提高，直接去谈论治国治民，这难免流于急功近利，流于虚伪浮夸，有悖于孔子仁义思想的初衷。如果首先强调的是“为”，而不是可以凭借恢复周礼的“克己”品质，那么，“为”就很容易异化为“为所欲为”，产生负面结果。

《论语·侍坐》是一篇明确指出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初衷的文章。文中记录了孔子及其四个弟子侍坐时的言论。曾晳问孔子：“你为什么笑仲由呢？”孔子说：“为国以礼”，可他说话却一点也不谦让，所以笑他。“为国以礼”的关键是“克己”，即严格地约束自己，这明确指出了孔子及先秦儒家仁礼思想的初衷。

一.仁礼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孔子及先秦儒家思想的初衷，产生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时期，天下承平日久，产生懈怠与骄奢，致使周王朝国势日衰。中央权利的衰弱，使得各个诸侯国权力逐渐膨胀，相互争斗不息。“礼崩乐坏”，已经成为现实。针对这样的现实，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恢复周礼来实施礼乐之治，重建国家秩序。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孔子说：“克己复礼之谓仁”，可见统治者要治理国家，首先具备仁心。仁心的外在表现为礼，统治者要获取“仁”和“礼”，必须要严格地约束自己。

二.“治国以礼”的政治方针

孔子提出“治国以礼”的政治思想，最初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自己而言，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依靠礼治，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1.孔子对“三子者之言”的评价，从反面强调了礼对治国来说不可或缺。子路所说的使民“知方”，冉求所说的“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以及公西华所说的“宗庙之事”，都体现了孔子“治国以礼”的政治思想。对于孔子的思想，每个弟子可谓深得要领。孔子之所以笑子路，是因为子路不够谦虚和礼让。冉求与公西华所言，不可谓不正确，不可谓不谦逊。然而，只有曾晳的回答得到了孔子的赞许。孔子的言外之意是说：“各位并不缺乏治国方法，缺乏的是治国的根本策略，即‘为国以礼。”

孔子之所以只赞赏曾晳的主张，是因为曾晳用形象的方法描绘了礼乐之治下的景象，体现了凭借“仁”和“礼”治理国家的原则，这就谈到了根本点上。虽然曾晳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追求，却形象地体现了他关于礼乐政治、太平世界的理想。

因此，首先要准确理解仁礼的深刻内涵。《论语·颜渊》一章中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禮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1]可以看出，重构礼乐政治、太平世界的社会理想，“仁”是其结果，“克己”是其前提条件。

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让”应该是谦让、礼让的意思，它与“温”“良”“恭”“俭”等一起并列，都是礼的外在表现。“礼”这种资格，不能缺少“让”，它可以说是主动求得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它和仁一样，是一种品德，一种主观化的道德修养，需要在严格地约束自己的基础上，在达到内省的前提下才能求得。孔子说治理国家要凭借礼，凭借高尚的道德，可子路“其言不让”，说明他的内在品质还不够完善，自我修养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认为的标准。

子路、冉求与公西华三个人的治国方法，都没有谈到根本上。子路不够谦让，冉求、公西华可谓谦虚之至。可是，与曾晳志的志向相比，其他三个弟子的志向所包含的思想则有明显的不同。其他三人的志向，“由也为之”“求也为之”“愿为小相”，都强调一个“为”字，即都侧重于兼济天下，治理国家。如何治理国家？治理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实现礼治的社会。礼治的社会，正是曾晳所说的融融怡怡、井然有序的政治愿景。“为国以礼”，而三子者之“为”，显然未能提及为政的根本之道——“克己”。克己复礼为仁，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自身修养，即要求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可见，严格地约束自己，是恢复周礼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忽视了自我修养的提高，而直接去谈论治国治民，难免流于急功近利，流于虚伪浮夸，流于形式化，这有悖于孔子仁义思想的初衷。如果首先强调的是“为”，而不是可以凭借恢复周礼的“克己”品质，那么，“为”就很容易曲解为“为所欲为”，产生负面结果。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约束自己的行为，主要依靠自律，而不是他人的监督，这固然存在很大缺陷。然而，纵然会受到他人的监督，自身的修养依然必不可少。从这个方面来说，孔子对他们三人所言抱负使用反问的语气进行评价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只不过孔子没有明说而已。

2.孔子对曾晢之言的赞成，从正面肯定了以礼治国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孔子说：“吾与（赞成）点也”，也就是说，他唯独对于曾晢的发言表示赞同。其主要原因，是曾晳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在春风浩荡的暮春三月，穿上轻薄的春装，相约志同道合者五六人，带着六七个孩子，在沂水边涉水，在高坡上吹风，一路唱着歌，满载喜悦而归。与其说这是一种美妙的情景，不如说这正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关于礼治社会的愿景。表面上，这种悠哉游哉的表现，似乎跟他“学而优则仕”的初衷，也跟他的一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苦苦追求相悖，可是，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会感到，它不仅不悖于孔子的初衷，而且还寓意深刻，值得再思，甚至还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此情此景，洋溢着一种友善和睦、井然有序的仁爱氛围，它既是礼治社会的一种愿景，也是孔子毕生所追求的斐然之政绩。

实现这样的愿景，取得如此辉煌的政绩，需要凭借各种优良的举措。“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首先，所谓“爱人”，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宽厚仁爱，相互帮助。曾晳所言咏而归的冠者，完全合乎孔子所要求的谦恭宽厚的君子形象，而不是依靠巧言令色和投其所好的伪君子。其次，“恭、宽、信、敏、惠”，正是各种严格的克己行为，优良的克己品质。从《论语》其它记载也可以得知：“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终身行之”，强调的就是行为与品质，要竭力去做，自己做不到，便不能要求别人去做到。这就是所谓“恕”，忠恕是为仁的具体表现，是仁的外化，所以曾参说：“父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是实现了对他人的爱。曾子所言众人，也正是宽厚仁爱，居心仁义之人。曾子所言，实乃一种理想的和谐有序的社会。只有社会安定，国家兴旺发达，经济稳定，天下太平，那么，每个人才能享受真、善、美的人生。只要竭力完善恭、宽、信、敏、惠的行为，充满真、善、美的礼治社会何愁不能实现。个人的修身养性，目的就是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的社会理想。

三.礼治精神的思想内涵

曾皙之志和孔子的禮治思想高度契合，它们包含为政者待己待人两方面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就是既强调待人的态度，又强调待己的态度，而后者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1.待己从严。待己方面，每个人首先要重视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如此之后，才能谈得上“爱人”。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到，要而求别人做到，那就是十足的伪君子。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仁”这种德行，更超出其他德行，被升华到了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与“礼”直接关联，成为“复礼”的先决条件。曾晳描绘的情景，的确充满着一种友善和睦的仁爱氛围，是一种理想的礼治景象。乘兴而出，载喜而归，其乐融融，社会井然有序，这难道不正是礼治社会的美好景象？其中也体现着非常自觉的道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治国之道，曾晳可谓深得其中。曾皙的志向，目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局面，而不是获取操纵他人的权力。

拥有高尚的品德，是为政的基本前提。孔子认为，为政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孔子主张统治者必须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为天下表率，这样，就会上行下效，自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相应的，举贤才的标准，也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也就是说，为政需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善于娴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的人才，这是一个德才兼备的标准。

孔子所言为政品德，在《侍坐》一文中没有直接说出，但从孔子对他人看看所言志向的态度中却有着明确的暗示。“夫子哂之”，“哂”固然一般为笑的意思，可经文中这样特意一说，我们却充分感受到，在孔子内心里，他对子路之言不以为然。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一个出言不逊，好大喜功者，怎堪“千乘之国”的大任。孔子对曾晳“异乎三子者之撰”明确赞誉，其对比不言而喻，因为它包含礼治精神。

其他几位弟子的谈论，“由也为之”“求也为之”“愿为小相”，都非常强调自己所“为”。过分强调个人所为，其缺陷还不仅仅是不符合孔子所期望的礼治精神，还在于染上了当时崇尚武力的社会风气。置身于当时的社会，每个人的思想不可能不受所处社会的影响，留下时代的烙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身，越来越崇尚权力与武力，当时贵族阶层的读书人，难免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当然，有的人头脑比较清醒，例如孔子。他必然能看到，强权政治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依靠礼治精神，才能求得天下太平。所以，他周游列国，极力宣扬克己复礼。这样的人，自然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吕氏春秋》说“孔子穷乎陈蔡之间”，便是明证。

曾晳表示，自己所言“异乎三子者”，那么，三子者所言与曾晳所言到底存在哪些不同之处？一言以落蔽之，三子者之“为”，都侧重治人，而忽视了“正己”。明确地说，他们都极为看重如何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只看重做官，而对为政做官的首要前提，即与“礼”相关的“先正己”，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忽视。“先正己”是一个为政者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忽视这一重要前提，去大谈而特谈为国之方，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孔子对他们所言不置可否，也就无怪乎了。

2.待人以礼。在待人方面，曾晳的志向，首先包含着孔子所倡导的“仁”的思想。《论语》中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恭、宽、信、敏、惠。”这是孔子对于“仁”的最直观的解释。仁的具体表现，可以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无一不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孔子暗示，为政者的终极目标必须是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局面，要看政绩，不可只表决心。曾皙的政治理想，正是儒家所向往的政绩——“礼治”社会景象，是“礼治”的最高境界，集中而形象地表现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这是一种为他人和社会着想，为他人和社会谋福利的思想。因此，孔子对曾晳的话非常感慨，当即表示赞同。

四.仁礼思想在后世形式化

仁礼思想的提出本来非常切合现实，然而，到了后世，仁礼思想却被化极端化。孔子之后的许多统治者，将这些正身的要求和待人的原则一一篡改，成为一种标签。礼成了虚礼，仁成了假仁，一切成了虚伪的幌子，被后世的利己主义者堂而皇之地利用。他们口口声声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一举一动都是从自我利益出发。儒家竭力倡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在实际操作中，不管是“达”还是“穷”，都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进退，至于能不能“兼济天下”，往往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有许多统治者，喜欢以仁义自我标榜，只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曾赤裸裸地表白：“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话虽极端自私，而意却极其直白。我想，这不过是小说的作者，借曹操这个人，含蓄曲折地指出了统治者的居心。真实情况是，礼和仁都已经物质化为拉关系，走后门、奉承巴结、互相提携、自我标榜的政治资本。不难看到，许多升官者并非是人格高尚者，而是那些劣迹斑斑、臭名昭著者。有了这样的表率，就难怪一些人将逢迎巴结、八面玲珑、弄虚作假等奉为欺世盗名的本事和准则，把如此这般的发迹表为令人艳羡且纷纷追求的功名。如果孔子地下有知，也该是后悔莫及啊。有人曾经将中国儒家文化过激地视为一种糟粕，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初衷，应该是：为政要注重细节，注重行为，看政绩，不能只表决心。为政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参考文献

[1]程树德.《论语集释》，图书目录[M].中华书局，1997年版.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