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燕雯

内容摘要：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海勒根那在其多篇小说中，多次运用儿童视角来讲述发生在草原上那些神奇动人的故事。海勒根那对儿童视角的偏爱和他曲折的童年经历有关。成年后，已经从草原中成熟起来的海勒根那，多次巧妙地借助儿童视角的便利，在小说的叙事与议论中婉转地提出，自己对草原新一代年轻人未来出路的思考：作为故乡代名词的草原，它的下一代呈现出回归与出走的两种态度。海勒根那肯定回归草原故地的行为，但又对此有所担忧;另一方面，他质疑出走草原的行径，困惑对民族身份的麻木不仁，表现出对草原文明的眷念与对现代文明的不适。

关键词：海勒根那 儿童视角 草原 现代文明 草原文明

海勒根那是内蒙古新时期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他不少汉语写作的中短篇小说都获得国内知名的奖项，如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奖，蒙古索龙嘎文学奖等。在2019年重新集结出版的小说集《骑马周游世界》更令他一举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同大多数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海勒根那的小说充满对草原上雄浑辽阔的自然景观的细腻描摹、对草原生活的真情记录、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追寻与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勒根那对儿童叙事视角的情有独钟，使他的小说极具个性特征。

所谓的儿童视角，就是以儿童的眼光和心理去观察和理解世界。儿童视角最早是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现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叙事视角。将儿童视角运用到小说中能够达到独特的效果，“以儿童视角来塑造成人形象和展现成人生活，无疑提供了一种体验生活的全新方式，呈现出一种新奇的陌生化效果，孩子的浑然不觉与成人读者的理性思考和对生活的深层把握之间的距离，也使作品显现出别样的韵致。”

海勒根那小说对儿童视角的使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叙事上，他的儿童视角形成了作为台前叙事人的儿童，和作为幕后叙述人的作者，两种叙述视角共同在文中进行交替的讲述。在情感表达上，这种收放自如的儿童叙事视角使作者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得以委婉含蓄的呈现。海勒根那小说中儿童视角的运用，既能够在不破坏文本统一的儿童表述风格上，又能溢出被儿童形象所限制的表达范围，借儿童之口巧妙地表达对现代内蒙古草原上年轻一代的关注与思考。

一.海勒根那的童年经历与“万物有灵”思想

海勒根那对儿童视角的偏爱一部分是源自于他不愉快的童年经历。海勒根那1972年出生在内蒙库科尔沁哲理木盟，在他五岁时父亲去世，十岁的时候又失去母亲。年幼的海勒根那从小跟随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1990年刚中学毕业的海勒根那，迫于生计而放弃学业，只身出走科尔沁，到北方各个城市打拼生活。在二十岁时，他开始文学创作，在各报纸副刊发表自己的作品。贫苦艰辛的生活并没有压垮海勒根那，反而培养了他顽强坚韧的性格，正如其笔名“海勒根那”的蒙语意：一颗经历风沙而生命力顽强的草。这几十年的人生给予海勒根那的创作很大的影响，“我的许多作品都与童年经历紧密相连，特别是神经衰弱以后，我基本上夜夜回到苍凉的故乡，去回望那些寒彻的时日和疲惫而心酸的背景。梦境里的父亲母亲被还原如初，让我的小说有了真实可靠的原型，也让我找到了许多年情感病症的根底和写作的不竭动力。”海勒根那童年的经历不仅是他独特的生命体验，更是他丰富的创作源泉。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与海勒根那童年经历相差无几的情节，小说中的儿童人物，大多数就是在父母一方或双方缺席的环境中成长的。《最后的嘎拉》中父亲在运盐途中溺水身亡。《父亲狩猎归来》中“我”的父亲在捕猎黑熊中献出生命。《父亲鱼游而去》中的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变成鱼游走。《青鸟》中的小傻子“我”从小便由单亲，而母亲在不久后去世又使“我”成了孤儿。《辽阔的巴尔虎草原》的乌英嘎自小就与单亲的额吉（蒙语：母亲）相依为命。

另一方面，海勒根那钟爱于使用儿童视角是因为儿童在对自然界的认知上，与蒙古族所信奉的萨满教中“万物有灵”的思想如出一辙。儿童天生具有一种“泛神论”思想，他们对自然界的动植物有着天然的亲近，会本能地通过想象与无生命物体交谈。因此，海勒根那将儿童视角与生态反思小说结合，揭示现代文明对草原自然的破坏，尤其是不合理的变革对草原人民生活与精神的双重打击。《伯父特木热的墓地》中原来艾敏河里游鱼无数，草原茂密碧绿，但经过开发矿产，发展畜牧业后，人口和城镇迅速膨胀，草原沙地化严重，河里的鱼消失无踪。粗放式发展造成的贫瘠，使“我”的伯父特木热被迫进城谋生。在城里不断碰壁的特木热，最终因终日酗酒而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令人费解的是，在特木热死后，不断有艾敏河的鱼来咬食特木热的墓穴。“我”认为这是伯父特木热在借助鱼，游回到他生前最心爱的艾敏河中。《父亲狩猎归来》中森林的消失，让世代以狩猎为生的族人被迫拿起铧犁耕田。但由于缺乏因地制宜的科学指导，族人们的劳作不仅没法使麦子和苞米获得丰收，而且基本都颗粒无收。生态的破坏不但改变了猎人民族的生产方式，还对族群的人际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没有了狩猎的团结，亲属关系疏远了，没有大公无私的猎物均分，人们变得极端自私。”

海勒根那使用儿童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所呈现的虽是儿童的一些直觉、模糊、感性的印象，但其表达的是严肅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采用儿童的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通过“我”的所见所闻，讲述发生在身边亲人的经历，让人觉得真实可感。然而，海勒根那对儿童视角熟练的运用，尤其是其动态的使用，令这些生活故事表达出高于生活的社会内涵。“我”儿童的想象常有构成与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承担揭示小说的生态与民族寓意的功能。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见证者，在“我”的视角功能当中还蕴含着作者的意识与意图。这个“我”既拥有儿童身份的内嵌视角，同时也拥有上帝般的全知视角，即外部作者的现身。因此，在叙事过程中，作者的本我与潜意识就在不经意间，借助“我”儿童的想象，完成潜在地表达。成人注重判断推理的理性思维，被植入文本的儿童感慢慢瓦解，在直观地感知草原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中，进行深刻的社会性反思。海勒根那通过儿童视角来写草原的生态寓言，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海勒根那不幸的童年经历，形成其小说中单亲或失独儿童系列形象的存在。相比普通儿童，失去亲人的儿童对世界的观察，对感情的体会更加细腻和敏感。海勒根那用儿童的视角去叙述故事，其实也是有意让儿童参与到仍保留草原气质和民族精神的父辈的成人的世界，实现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和传承。在反思现代城市文明对草原的包围后，对于草原下一代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海勒根那在小说中指出草原下一代的两种选择：回归和出走。

二.对回归草原的赞同与忧虑

第一种是回归到草原的怀抱，小说中的儿童对草原进行了身体或精神上的回归，他们选择回到故乡，顺承父辈的精神，这一条路是海勒根那所希望草原下一代选择的。因为在他看来，城市和现代文明是罪恶的象征，是不幸的开始。《骑手嘎达斯》中寄托着骑手嘎达斯最后的念想的几匹马，被拉煤的大卡车撞死，令他内心郁结后开始酗酒。《我的叔叔以勒》里“我”的叔叔以勒在城里受尽了打压和欺骗。打工时做着又累又差的活儿，却只能吃毫无营养的菜食。在受工伤后，因身体素质的缺陷找工作困难，而只能干危险系数高的清洁大厦外墙的工作，而后又被老乡骗进传销组织，在城里用命打拼得来积蓄到头来被洗劫一空。《把我送到树上去》中的卓娅违背神灵的意愿，执意要进城而拒绝做萨满的继承人。但她从城里回来后就换了个人，整天失魂落魄，最后失踪在森林里。卓娅的伙伴尤拉命运同样凄惨，她被进山林伐木却超载的木材车碾成肉酱。

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地剥夺传统游牧民族生存的基本权利，吞噬着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草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日益严峻的冲突和碰撞下，那些仍在森林和草原中过着传统生活的猎人和牧民都是弱势群体，他们被现代文明的冰雹砸得头破血流，城市生活充斥着污染和喧闹。因此，海勒根那在多篇小说的开头或结尾中，都寄托着草原的下一代能够选择回归到和谐宁静的森林与草原的愿望。《最后的嘎拉》中多年后“我”骑着青色的蒙古马，数次追寻额吉淖尔的运盐之路。“我”拒绝乘坐汽车，只是为体会阿爸做嘎拉的辛劳与踽行于长生天之下的心境。在阿爸走过的路上，“我”亲吻荒漠戈壁上的牧草，在山梁上屈膝跪地，热泪如雨。在《寻找巴根那》的结尾中，“我”已经在羊群中认出那只黑脸白身的矮羊正是“我”的哥哥，并在羊群附近捡到哥哥常读的那本《蒙古秘史》。但“我”并没有说出哥哥的秘密，而是继续带着队伍走在寻找羊群的路上，走向草原深处。“我”发现在寻找羊群的过程中，蒙古族人重新找回自己，再次过上游牧生活，回到从前的欢乐时光。主人公“我”在找回失踪的哥哥后，不仅不愿说破，反而继续踏上寻亲之旅。看似是自我欺骗的矛盾，但实际上是“我”已经做出选择一种生活的决定：回到从前那随走随停的自由放牧生活，回到人们心胸开阔，人际关系和谐的旧时光。海勒根那借助“我”的儿童视角，宣告草原年轻一代要回归草原的决定，他怀念蒙古草原过去欣欣向荣的景色，人们热情友好的生活，热切地寄托着草原的下一代返回故乡，在草原的纵深处重新寻回自由和幸福的美好愿望。

然而，迫于现实的强大压力，海勒根那对于年轻一代回归草原的初衷和愿景并非抱着完全乐观的态度。在《骑马周游世界》一篇中，他充分表达对草原后代要在现代社会肩负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深切忧虑。“我”有着骑马周游世界的远大抱负，在向父亲介绍祖先辉煌的骑马历史后，得到父亲支持，他将家里那一匹要成为活化石的老马交给“我”。“我”在研究了一翻地图和准备干粮后，在父老乡亲满怀期许的目送下出发周游世界，但却在仅仅三天后就重新回到毛都营子，原因竟是骑马上高速属于违章而被交警逮捕。在小说最后，“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抱住父亲的脖子，哭得像个孩子，我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已经无路可走了！庄稼地连着庄稼地，草原都有网围栏，城市除了机动车就是斑马线，我们骑马根本周游不了世界了。”最后，父亲安慰“我”说，我们还可以坐飞机周游世界。即使小说以带着喜剧色彩的话语结尾，但却无处不透露出哀愁的感伤。骑马周游世界看似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行为，但以儿童的天真口吻提出，却又是合情合理。骑马周游世界的想法与行动，反映的正是年轻一代在通过对民族歷史的追忆中，实现对自我身份认同选择的行为表现。然而，在他们做出回归传统的选择后，却不得不面对强势的现代文明的激烈围攻，并只能在其包围下缴械投降。这无疑令人十分沮丧与无可奈何，也是海勒根的小说中常表露出的惋惜与忧虑的原因。这一则看似幽默的儿童故事，实则是关于草原未来的寓言，表达海勒根那对于草原年轻一代走向回归之路的思考：当年轻人的身躯肉体回到草原后，是否还能存在一片能够使他们精神世界完整存放寄托的，未受现代文明染指的土地呢？

三.对走出草原的质疑与对现代文明的不适

在对草原下一代的另一种出路的呈现上，海勒根那借助魔幻与荒诞的手法，讽刺与批判在面对民族昔日的辉煌文明没落时，年轻一代漠不关心态度。在《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中，海勒根那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法，写波斯国骁勇善战的大将帖木儿蔑里的灵魂穿过一千二百年，不远万里的跋涉寻找自己的子孙后代，终于在黑夜中到达“我”和阿爸居住的村庄，向“我”们讲述他寻亲的辛酸历程。在帖木儿的灵魂走后，阿爸担心“我”受到冲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不是波斯人。然而最讽刺的是，“我”并没有一点当回事，对帖木儿和阿爸的话都不为所动，并为阿爸的话感到好笑，随之从口袋中掏出自己的英文书背英语。阿爸盯着我的背影看了好半天后，只能气哼哼地拾起马鞭去寻找自己的老马。主人公“我”不仅对祖先身份和家族昔日的荣誉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对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还是波斯人的民族身份满不在乎，所关心的仅仅只是背英语。海勒根那在这篇小说中揭示出的是草原上有些年轻人的另一种道路，表现出集体记忆的的淡漠感和对民族身份认同的疏离感。

在《科尔沁兄弟》中，德旺和德山两兄弟分别选择走向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弟弟德旺走向种植树苗的农村发展道路，哥哥德山选择开舞厅的城镇风格道路。这两种走向分别代表着草原下一代发展路线的两种行进方向：乡村和城镇。两兄弟也被分别塑造成乡村和城镇的代言人。哥哥德旺天性顽劣，从小就是淘气爱闯祸，曾因惹是生非差点弄出人命。弟弟德山的性格则规矩踏实，虽然有过因贫穷做出偷盗的事情，但其整体性格仍是温顺从良，勤劳肯干，长大后的德山更是致力于扎根乡村土地。即使哥哥德旺为保护弟弟德山而顶罪入狱，让我们看到德旺身上亲情的光辉与善良的光芒，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堕入城市的放逐之路。自小便作恶累累的德旺在村屯中已是臭名昭著，走向城镇是他将来人生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出路。在海勒根那笔下，表现出对城镇的排斥。城市的罪恶与污浊，始终是海勒根那批判的笔锋所指。德旺只有在为弟弟顶罪后才能获得象征意义上的洗涤罪恶，这一情节实则亦暗喻着，海勒根那对误入歧途的年轻一代，能重新回归乡村草原仍抱有热切的希望。海勒根那通过德旺的结局批判城镇路线，明确地指出那些迷失自我、走入歧途的草原年轻一代的救赎与出路在乡村，进而发出回归草原怀抱的呼唤。

总之，儿童视角的使用达到化主观为客观的阅读效果，使读者得以最大限度地感知草原年轻一代的困境。海勒根那小说中儿童视角的运用实现了读者、作者、故事主人公三方面的情感交流，让我们能看到海勒根那对草原下一代未来出路的思考与态度。借助儿童的视角，海勒根那深入到草原年轻一代人的精神层面，真切地写他们在被现代文明围困下的苦痛，深度剖析他们民族意识，他们看似在回归草原和走向城市中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但实则只有草原才能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最后，海勒根那对儿童视角的动态使用，实现叙事与表意的双重便利。他将自己热烈的情感转化为冷静的思考，含蓄地表达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对草原文明的肯定。为此，海勒根那秉持着对草原深深的爱而认为，草原要回归到科学的发展道路，年轻一代也应对草原报以真诚的热爱与赞美。

参考文献

[1]王黎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J].文学评论，2005（06）：102-110.

[2]海勒根那.我的写作[J].民族文学，2006（11）：109.

[3]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209.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