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淼　田逸飘

摘 要：“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仅对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空间格局分布产生重要影响，更是一种围绕“三生”背景下的乡村内生性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FAO数据显示，每年农业生态系统碳排放量可达到150亿吨。此外，农业碳减排较之其他产业，有着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农业环境等一系列作用，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进一步促进了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文章简要地对国内外农业碳减排发展问题文献进行了梳理，其次以现阶段洱海流域农业概况为切入点，回顾了近几年洱海流域农业发展情况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双碳”目标的视角下探讨洱海流域农业经济转型的新发展路径。

关键词：双碳;洱海流域;农业发展

一、引言

中国政府多次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更是在新发展理念下开启的一次绿色革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根基，同时也是重要的碳源、碳汇系统，不仅承担着发挥高质量农业生产、粮食安全等功能，还要实现绿色发展、大气保護、改善生态环境等目标。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高原淡水湖泊，是大理市主要饮用水源地，同时也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大理洱海视察，殷切叮嘱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贯彻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近几年，洱海流域农业转型发展备受瞩目，一方面是因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洱海的重要指示精神，将洱海流域保护好，打赢洱海流域治理保卫战。另一方面当地以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业为目标取得了初步成效，将保护与发展这一看似不可协调的矛盾的解决方案给出了“洱海答案”。当前，在提出“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倡导低碳生活，发展绿色生产方式是洱海保护形势所迫，也是洱海流域农业转型发展机遇所在。洱海流域不仅要继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要实现绿色农业、低碳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目标，加快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和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示范区的发展定位。为了更好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洱海的重要指示精神，大理州政府根据国家和云南省的相关政策及规章制度，结合洱海流域实际情况，制定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其中，《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实施办法》（2016年）针对洱海流域农田面源污染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经过近几年的整治行动，洱海流域农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生态农业已成为农业转型发展的一种主要方式。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许多学者已从绿色农业发展、低碳生产方式、农业碳排放、农业面源污染等多角度展开相关研究。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普遍存在大水漫灌、滥用化肥和土壤管理不当等导致的效率损失现象，而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1]。在农业碳排放研究方面，许多学者比较了工业碳排放与农业碳排放的区别，对我国及各个省份的农业温室气体进行测算，对农业碳排放量进行了再测算。根据相应的测算数据总结，分析出一系列演变规律及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农业碳排放源头具有多样性特征，包括动物养殖业带来的污染，农药化肥投入的使用、农机能源耗费、农业废弃物处理环节等所带来的碳排放。学者钱晓雍以上海为例，以农作物产量、农田面积、农业投入等统计数据为依据，探讨了上海市农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量和碳排放量，并分析了影响农田生态系统碳源汇的影响因素，对农田生态系统与主要作物进行了相关性分析[2]。学者田云以产业集聚的角度，测算了30个省份的农业净碳效应现状，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溢出效应做出合理解释，在具体指标变量上显得更为综合全面[3]。李俊杰从农地利用和生产的角度出发，对民族地区各省份农地利用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人口规模、结构效率等因素对农业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对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有着推动作用，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碳减排的建议与措施[4]。

许多学者已经从各个角度说明绿色农业的发展确实给区域经济带来了改变，给现代农业提出了一种新思路，表现在经济效益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骆世明提出，生态农业可以实现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融合到一起的农业发展模式（2017），其次对生态农业进行补充说明，认为如果使多方面、多维度的生态农业服务功能体现出来，就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5]。而学者田丽指出，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从管理变革的角度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6]。

在洱海流域农业转型发展研究过程中，张辉认为洱海流域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特征明显，农业生产结构趋于合理，但农业生产方式及农业面源污染方面还需进一步提高[7]。学者谢坤对洱海流域丰水期沟渠进行采样检测，指出应该建立生态沟渠加强网格管理[8]。陈学凯对洱海流域水环境进行监测，描绘了流域内非点源污染区域的变化特征，指出面源污染是洱海主要污染负荷的来源之一[9]。同时，许泉立，王涛等学者提出，洱海流域受到建设用地面积以及耕地面积的影响[10][11]，也导致了流域内污染负荷不断增加，农业面源污染持续加重，不利于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张金鑫学者认为，在不同的环境规制水平下，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农业技术的提高是可以减少农业碳排放的[12]。赵永华指出，农业碳中和理念可以将收集的二氧化碳作为气肥或制作成干冰用于农业，若在温室大棚、大田和果园推广二氧化碳施肥技术，可以有效增强农业经济效益[13]。魏琦等（2018）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以此来评估全国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以来，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面源污染防治取得明显进展，突出强调农业产地环境、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均要实现绿色化[14]。

在国外相关研究中，杜志雄分析了美国绿色农业、日本绿色农业、荷兰绿色农业的“三个阶段”，并归纳出7个方面的共性特征和规律[15]。此外，国外学者指出农业碳排放源于农业利用方式、农业废弃物的随意处置、畜禽肠道发酵与粪便管理、农业能源利用、水稻生长以及生物燃烧[16][17]。M.Vleeshouwers则在充分考虑作物（品种、產量、套种模式），气候（温度、降水、蒸发），土壤（碳储存量、含水量）等因素的前提下，构建了相关的计量模型，用于分析与评估农地土壤的碳转移量[18]。Gomierol研究发现，相比传统农业，单位面积有机农业可实现40%-52%的碳减排[19]。Wise则认为，单纯依靠生态环境保护、植树造林降低CO2浓度的方式不可取，这样做会影响农业产出，大力研发农作物增产技术比单纯降低大气中CO2浓度更为重要[20]。BarryRyan以明尼苏达州为例，得出了对农业能源课税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的结论[21]。Leinen则基于欧盟农业碳排放特征展开研究，发现课税有利于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2][23]。

二、洱海流域农业概况及发展成效

洱海流域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生态环境优良，海西湿地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发展优势。近几年，当地政府始终以打造“洱海绿色食品牌”为主线，坚持生态优先，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围绕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业转型发展和打造世界一流“洱海绿色食品牌”的总体目标，逐步形成了生态种养、高效开发、集约转型的大理高原特色农业。目前，当地各级政府结合“三禁四推”以及洱海保护治理“八大攻坚战”等工作要求，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推行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和渔业生态健康养殖，持续巩固“三禁四推”成果，坚决打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低碳农业、数字农业发展，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优化种植结构，巩固生态成果

当地政府积极制定《大理市洱海流域种植业结构调整方案》以及《大理市洱海流域有机化种植实施方案》，优化绿色生态种植布局，禁止种植以大蒜为主的大水大肥作物，重点选择水稻、烤烟、蚕豆、油菜、鲜食玉米、特色水果、加工型花卉等作物，农作物结构得到持续优化。陆续开展绿色生态种植12.32万亩，推广使用有机肥5.57万吨。在全面禁止大蒜种植的基础上，增加环境友好型作物，积极发展蚕豆、绿肥等生态保育型作物。2020年全年粮食播种完成面积21万亩，总产10.3万吨，发展多年生农作物3.6万亩。大理市洱海流域内基本实现了大蒜零种植和含氮磷化肥禁售禁用。其次，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全年实施绿色防控面积28.36万亩次，统防统治面积27.7万亩次，巩固了禁养区43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关停搬迁成果，有效遏制了污染物污染洱海流域农作物。持续推行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实施稻田综合种养示范面积3120亩，投放鱼种56.2吨，产量116吨[24]。

（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当地通过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态、绿色、节水节肥型作物和具有湿地净化功能的水生作物为主的绿色农业，推广“水稻+油菜/蚕豆/除虫菊”、“烤烟+”、“观赏藕+旅游”等模式。同时，积极探索湿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推进大丽路以东高效节水灌溉生态农业示范区流转土地绿色生态种植，完成大理市湾桥镇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建设。其次，鼓励盘活已流转的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合作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引导农村电商平台，“三品一标”农产品建设取得良好效果，有效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当地政府也出台《大理市农业生态化种植技术指导意见》，建立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管控机制。

2020年，大理市农业面源污染末端拦截消纳及灌溉综合利用工程完成7.9公里调蓄带建设，建成高标准农田1.13万亩和高效节水灌溉2万亩。其次，节水农业逐步完善，当地技术人员指导开展农业节水灌溉，实现农业生产用水从2018年起逐渐减少，2020年农业灌溉用水量同比下降12.57%[25]。在当地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洱海大型灌区、高标准农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工程有序开展，并于2020年成功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洱海流域“绿色、环保、原生态”的现代农业基因更加凸显，洱海流域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政企共治，打造“洱海模式”

近年来，大理州政府及有关部门陆续发布《关于支持高原特色生态农业促进休闲农业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打造“洱海绿色食品牌”实施方案（2018-2020年）》《关于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实施意见》《大理市洱海流域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奖补实施办法》及《大理市产业扶贫财政奖补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为系统推进洱海流域生态农业、绿色农业、低碳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先后荣获国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先导区、第二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等称号。

当地企业积极贡献社会力量，以顺丰洱海环保科技公司为龙头，对洱海流域公厕粪便、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洱海水葫芦、洱海底泥、污泥等废弃物进行处理后再利用，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过去一年，洱海流域收集处理畜禽粪便8.1万吨，推广商品有机肥6.42万吨，发展绿色生态种植12.32万亩，清理河道沟渠8205公里、垃圾7.5万吨，封堵取水口和地下井5590个。完成海东面山绿化管养5.8万亩、陡坡地生态治理2.35万亩，提升恢复湿地5783亩。洱海水质实现7个月Ⅱ类，未发生规模化蓝藻水华，“洱海水环境综合整治”被评为全国“督察整改看成效”典型案例[26]。当前，洱海已成为全国保护最好的城市湖泊之一，“洱海模式”作为典型样板在全国推广。

三、洱海流域农业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资源要素遇瓶颈，农业产业转型受影响

洱海流域农业发展在水源利用、土地利用等方面面临着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受海西保护条例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多重政策限制，周边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着严重的空间不足，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合理用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近年来兴起的休闲观光农业也面临阵痛期。在空间受限与环境资源约束的双重制约下，洱海流域农业发展转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受農村金融信贷机制不健全与金融服务产品供给不均衡的影响，农户面临融资担保规模受限，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等问题，许多农商银行不愿将投资重心放在投资回收期长，盈利较少的农业上，当地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当地人才激励保障机制不完善，农业技术人才流失问题长期存在，许多农户因无法获取资源要素，导致经营规模受限，高端农产品不足等问题。其次，农业科技水平的推广与使用也是制约洱海流域农业发展的一大因素，由于当地山区较多，大型农业机械无法作业，导致传统农业向技术主导型的现代农业转变变得十分困难。通过农技水平的不断创新发展，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升现代农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从目前现状来看，洱海流域农业产业种类繁多，生态优势明显，有着良好的发展绿色农业的基础，但特色主导产业不明显，农产品分布散乱，资源要素受到制约等问题普遍存在。

（二）经营主体“本我”意识浓厚，高端农产品明显不足

洱海流域经营主体众多，经营模式单一，普遍以自我发展为主，“本我”思想十分严重，导致了流域内存在特色产业不突出，同质化竞争严重以及产业融合度不高等特点。其次，虽然流域内农产品涉及种类多、品质好，但当前并未集约化、规模化管理，缺乏成熟的市场管理机制以及专业的营销平台，产品价格与品质不符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大多本乡本土品牌仅仅只是在本地或省内有知名度，农产品对外宣传不到位，对于许多游客显得比较陌生。大多数经营主体仍然是以第一产业为主，流域内很少有经营主体能够提供参与式、体验式农业种植采摘以及餐饮娱乐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模式。出现了第一产业向后端延伸不足、第二产业向两端拓展不足、第三产业向高端开发滞后等问题。另一方面，苍山洱海自古就是旅游胜地，更是大理市的一张名片，由于旅游产业一直以来是当地政府的支柱产业，导致农业发展较其他市区普遍滞后，市场上仍以低端农副产品为主，缺乏高端的农副产品，这与洱海流域日趋成熟的乡村休闲旅游消费市场明显不匹配，亟须通过打造高端生态农业概念，助推洱海流域农业发展转型升级[27]。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互联网的优势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洱海流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很难有效利用智慧农业、数字农业。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政府部门未能建设完善的农业信息平台，另一方面由于村镇级公共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农户文化程度不高等因素，导致无法获取最新惠农的相关政策。

（三）城乡能源发展差距明显，低碳乡村难以有效落地

乡村经济产业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第三产业等。其中，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电力灌溉、农业机械使用、水稻种植排放等农业活动，以及动物粪便、秸秆燃烧等有机废弃物处理是乡村二氧化碳的重要来源。资本和生产要素的缺乏导致了城乡能源发展差距明显，特别是农村清洁能源发展严重滞后。其次，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用能分散且认识与观念相对传统，农民固有的用能习惯惯性大，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不成熟，导致农村碳减排、碳中和发力点不明确。绿色低碳乡村建设要紧紧围绕两方面进行，一是要通过产业转型，实现传统农业产业升级、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对标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体验经济等新业态。其次，由于洱海流域环境的特殊性，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要更多采用清洁能源，农业生产要实现机械化、数字化、清洁化，降低农业污染，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发展健康养殖。另一方面，要通过改变农户的生活理念和环保意识，倡导在生产生活中选择更加低碳的出行方式和消费方式。顺应新形势下碳减排要求，探索农村能源发展新方向，加快推广优质新能源。第二、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度规模经营、中低产田改造等方式减少作物生产的碳足迹和碳投入。通过优化种植区和养殖区布局，扩大生态种养和耕地用养的覆盖面等方式，提升耕地的碳捕获能力。推行集约化生态农田系统，大力推广绿肥，增加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提高病虫害的生物防控。

（四）农业碳排放激励政策不足，碳交易市场建设缓慢

农业碳排放标准建设是农业生态化、循环化、绿色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碳排放源的多样化分布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农业碳排放相关标准指标较为零散，没有一个科学权威的相关条例法规，导致在“双碳”目标下我国农业碳排放路径模糊不清。当前，洱海流域禁养、禁种措施严厉，治理效果达到了预期。但从长远来看，农业碳排放标准有待完善统一，当地政府金融支持农业碳减排的政策还需加强。目前，我国对于农业农村领域金融补贴仅局限于保障粮食安全、农具采购等领域，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生态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绿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仍有潜力，同时，当地政府及金融机构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激励措施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存在不足，金融银行提供的惠农产品缺乏多层次体系选择，普遍是以传统绿色信贷为主，在农机设备制造、农产品科技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金融支持力度不明显。其次，相较于工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农业碳排放领域缺乏科学权威的政策体系，相应的配套交易体系和定价机制还未建立，这是因为在国家层面未将农业强制纳入控排体系，其次农业科技水平的创新和转化能力，生态循环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洱海流域绿色农业发展实践探索

（一）利用生态保护抓经济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为了协调保护与发展，当地政府加快乡镇农技站建设，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等工作，利用洱海治理生态保护的契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种植技术，农业发展软条件越来越好。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生活的追求，健康、有机、绿色农产品已在消费市场越来越受欢迎，价格也是普通农产品的几倍，洱海流域农业生态化前景广阔。但洱海流域农业发展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耕地面积稀缺，粗放式经营比较严重，大多是中低产田，高质量耕地集中在海西坝区且面积较小。其次，流域内水资源集中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而大多数耕地都集中在东北，承受的水资源压力比较大。因此洱海流域农业发展转型要主动求变，以保护生态系统为出发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发展适宜山地地形的高效农作物，在结合流域内复杂的地形基础上，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突出流域内的产业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推进规模化种植。值得注意的是，海西坝区作为洱海流域重要的农耕文化、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展示区，受政策和生态保护影响，除生态农业相关的项目可以申请建设用地外，其余项目发展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二）旅游经济倒逼生态环境压力

大理市作为滇西大环线旅游的重要节点城市，随着交通通达度的提高，人流量也急剧增加，洱海流域生态环境形势仍然紧迫严峻，自当地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打造洱海生态廊道以来，流域周边生态环境承载力已接近极限，旅游经济倒逼流域生态环境。其次，当地以旅游产业为根本支柱，这就导致农业发展受限，尤其是生态绿色农业、低碳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新业态发展缓慢，农文旅融合程度不高。在实地走访中，流域内周围村庄环境虽有大幅改善，但深入村庄可以看到违规自建房，交通、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还未完善，基础比较薄弱，农村环境卫生与基层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生态保护修复是一项复杂且巨大的工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共同努力，如今洱海治理已成为全国样板，要清醒地认识到生态保护不易，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破解制约政策瓶颈，持续推进休闲观光农业、生态循环农业、乡村旅游农业，以农旅文融合为抓手，以建设世界一流食品牌示范区为契机，打通生态农业技术水平，以高质量农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改造。

（三）构建绿色生态种植技术

洱海流域生态农业化发展必须要以绿色生态种植技术为依托。以水稻为例，流域内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大理市下关、大理、银桥、湾桥、喜洲、上关、双廊、洱源县邓川、右所、凤仪等15个乡镇。洱海米由于品种具有优质、高产、香软等特性，口感清香，深受市场喜欢，但还是存在种植技术参差不齐，栽培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当地农业部门应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要求，通过集成良种、良法及绿色防控等技术采取有效措施，洱海流域的绿色生态种植技术示范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品质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但因洱海流域高质量农田较少，进一步推广洱海大米仍然面临很多困难。第一，人工成本逐年提高，由于年轻人大多都外出务工，村镇几乎为老年人，本地劳动力大量流失，销售模式又比较单一，所以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经营主体又缺乏营销手段与市场平台，品牌知名度不高，无法将品质高的农产品转化为经济效益。第二，土壤肥力也是困扰农业生态化的一大因素。过去一年水稻产量虽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若施以有机肥来保持土壤肥力，水稻生产难以恢复高产的产量[28]。第三，面对洱海保护的政策要求及农业现状，转变种植业生产方式，发展绿色生产方式是洱海流域农业转型机遇所在，也是洱海治理形势所迫。

（四）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洱海污染治理是个综合体系，农业面源污染面临量大、面广、难检测等特性，因此，洱海流域禁止销售和使用国家目前禁用的46种及农业部明令禁用的20种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混剂，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大幅削减了化学农药使用量。学者赵顺娟曾提出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生态物质循环理念，采用“减”、“输”等措施，充分發挥有机肥的“活血化瘀”作用，建立有机肥培肥地力的长效机制[29]。在海西坝区及核心土地利用区，可以适量适当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园、花海、田园综合体等模式化解当前土壤肥力等问题。流域内提倡绿色防控，以农业防治为主，物理和生物防治为辅。实施末端拦截消纳试点工程建设，实现农业尾水回用，净化农田径流污染。在我国其他地区，已有许多鼓励绿色规模经营的政策，“三品一标”农业（有机农业、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都采取农业规模化模式生产，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洱海流域农业发展中，面源污染规模化防控主体大部分属于小农户，要充分了解农户土地流转、采纳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减少化肥与使用有机肥意愿及影响因素，从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经营规模角度等开展研究分析，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才能实现洱海流域的绿色发展。

五、洱海流域农业经济转型及发展路径探讨

（一）“低碳”先行，打造绿色农业发展典范

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很多农业机械设备都要消耗很多燃油，而这些燃油的使用都会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但同时，CO2也是农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基本原料。农药化肥的使用、农业机械的投入、农业废弃物的处理以及在农产品深加工等各个环节都会涉及碳吸收和碳排放，如果要走绿色、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要将农业生产中碳排放量和作物吸收碳量进行计算，实现“碳中和”，从而实现低碳农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第一，优化农业发展顶层设计，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条例及管理办法，推动相关低碳农业奖补政策与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相挂钩，探索适宜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在中央转移支付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探索基于洱海流域的排污权交易的方式。同时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者，特别是生产者的行为，确保低碳农业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二，政府要重视农业碳排放问题。低碳农业最重要的主体是农户，农户的低碳行为对于农业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要积极吸引国内外生态农业大型企业，扩大洱海流域农业知名度，发挥合作社、农业土地托管等在内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在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推动碳排放程度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形式和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化[30]。第三，确保低碳农业发展有持续动力。对流域内产业布局进行优化整合，制定产业规划，引进生态环保产业项目落地，明确产业发展方向。以税收、建设用地、奖补等优惠政策为吸引点，为新业态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以低碳农业发展为契机，盘活农村低效产业发展，对标最好最优最绿，构建全流域低碳农业发展的协同互动，实现洱海流域农产品特色突出、生态环保、绿色高效的发展机制，打造全国低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二）保护农业资源环境，提升耕地土壤质量

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基础，毫无疑问，土壤的管理与使用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中之重，从目前现状看海西坝区部分耕地出现了土壤肥力持续减弱、农作物品质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农业资源环境的持续向好是绿色农业发展的一大基础。当地政府要持续推进洱海高水平保护，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及资源利用、生态搬迁，严格岸线开发、产业发展管控等措施，争取将洱海流域列入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一是要健全“智慧洱海”监测监管体系，实现更高水平的“科学治湖”，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二是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引入第三方评估，实现生态功能的恢复。三是实施一批绿色节能环保工程，完善低碳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水电气、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流域内外实现协同联动发展，基本建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全国示范样板[31]。

其次，洱海流域中等地、低等地耕地面积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在做好优质耕地资源保护的同时，需要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提升耕地土壤质量，保证农产品生态绿色无公害。首先从技术层面出发，创新水质监测技术，减少污水灌溉造成的土壤污染，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施作物替代技术，加大对污染土壤的治理力度，要以保护水土资源为核心，实现绿色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外要从制度层面保障耕地恢复活力。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健全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耕地活力的恢复。通过创新监管体系，规范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行为，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生产中生产资料投入带来的污染。

（三）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农业科技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技术素养，改善农作物、土壤以及农业物资等技术指标，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更高，从而减少了农业碳排放。因此，政府应该设立农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尤其是对于涉及低碳型的技术创新予以大力的资金支持，提高农业技术创新的效率，以达到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遏制农业碳排放的目的。首先，政府要积极发展农业无公害植保技术，推广农业机械节能技术，对能耗高、污染大的农业机械要制定强制性的退出时间规划表，并对农户、农业企业购买节能型农业机械、新能源农业机械给予相应的补助。其次，政府也要强化低碳型化肥、薄膜的使用力度，通过价格补贴，有效的宣传引导，激励农户主动使用低碳型化肥、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切实减少农业生产中碳源的消耗，从源头上控制农业碳排放的增加。最后要加大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当地专业机构及院校的合作，积极创新绿色育种技术，通过育种技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换言之，种业发展要能够提供出适合绿色发展需要的新品种，在主要农作物种业、农业投入品高效利用、发展循环农业、农业资源环境修复及农产品绿色供给、加工、仓储、运输等领域形成一批创新型科技成果。

下一步要紧扣“绿色食品”与“健康生活目的地”两张牌，在农业内部融合上，大力发展循环种养模式，推动农业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在新技术融合新产业上，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实现“互联网+农业”，发展新产业、新模式，充分扩展农业的多元功能并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延伸，瞄准农业绿色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构建等重点领域，逐步探索出适合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发展之路。

（四）市场与政府通力合作，推动碳市场建设

中国农户的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缺乏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要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措施来提升农户的生态文明素质，让他们有意识地减少各种农业碳排放。洱海流域有着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当地农业政府要积极与国家相关部门进行洽谈对接，通过一系列优惠奖惩措施来激励农户的环保意识和低碳理念。第一，相关部门应针对农业碳补偿制定特有的法律，明确农业碳补偿的范围、标准、补偿方式、计量方法以及原则，可以借鉴绿色GDP的理念，提高人们对于绿色农业发展的意识。其次，对农户种植作物进行碳汇补贴与定价，探索基于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农业碳排放权的奖惩机制，突出生态补偿和农业碳汇补偿的意义所在。第二，将农业纳入碳市场交易，利用市场机制来减少农业碳减排，用这种有效的手段，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无论从当地还是国内看，森林碳汇的重要性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但随着乡村振兴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农业碳汇的作用一定会逐渐显现出来。第三，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态文明素质，重点是加强农村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例如，通过互联网、新媒体等途径播放低碳农业的重大意义以及发达地区示范案例，在宣传内容上注重普及生态知识。

2017年12月19日，全國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2021年2月1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意味着全国统一碳市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将农业纳入碳交易体系，必定是我国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必然的趋势。其次，要逐步完善碳汇交易市场，碳汇交易市场的建设有利于拓展融资渠道。加大对碳汇的了解程度以及碳汇交易的重要性，除了林业碳汇和森林碳汇外，其他产业的碳排放量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有针对性的碳汇计量的方法，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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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淼（1996- ），男，甘肃天水人，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区域经济;通迅作者田逸飘（1987- ），男，四川宜宾人，大理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