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我国城乡社区获得了较快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灾害事件的发生频率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和化解城乡社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风险事件，我们应当在社区管理建设中引入韧性社区治理概念，韧性社区作为城市风险治理的基本单元，由于其所具有的可恢复性、适应性以及冗余性特征，使韧性社区在风险防控中能够起到化解和吸收风险的关键作用。而当前，我国对于韧性社区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尚存在较多的不足，因此本文研究了韧性社区的基本概念以及国外的韧性社区建设成功案例和经验，同时对于韧性社区的建设方向和评价指标进行讨论分析，并最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出了韧性社区建设的策略性建议。

关键词：社区治理;韧性社区;公共危机;大数据

一、前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经历了重大发展变化，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截至2019年底，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60.60%，相较于2015年城镇化率上涨了4.5%，呈现出稳定上升趋势？譹？訛，城市化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面貌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也直接推动了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然而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给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得城乡社区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社区作为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存在着巨大的脆弱性。

风险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发生也给我们带来了警醒，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不仅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相伴而生的风险灾害也更加频繁地出現，面对这些突发的灾害冲击，有的社区能从中较快恢复，化危为机，而有的社区却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更有甚者从此一蹶不振，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社区风险管理的再次思考，正如薛澜教授所强调的“风险永远走在人类进步的前面”，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并不断改进风险管理的方式方法。关于这一问题，国外有学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应对当前的社区风险挑战，Melissa（2013）等认为“要建立起能化解灾害并从中恢复的强有力的韧性社区是保障社区未来发展的最佳方式”[1]。这也是近些年来兴起的韧性社区理论发展和探索所围绕的核心话题。

二、韧性社区概念的提出与内涵

在社会学领域中，社区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空间上的范围，是具有心理认同感、归属感的人们所结成的地域性社会组织。而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看，社区不仅仅具有空间意义上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包含了复杂多元的联系，是一个风险利益共同体，尤其在风险社会时代，没有哪个社区能够独善其身。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共同的风险灾害，韧性社区治理的方法在学术圈逐渐兴起，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韧性社区（Community Resilience）是指具有一定抗逆力、复原力和适应力的社区，即能够在遭受灾害冲击的情况下，保持自身基本功能的运行并能吸收冲击、化解危机，进而从中快速恢复到受灾之前状态的社区类型。周利敏（2016）认为，韧性社区评估指标应当包含组织韧性、气候灾害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社区韧性以及经济韧性这五个方面，同时这五个特性使得韧性社区在经历灾害冲击后可以快速重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2]。这也就意味着，韧性社区在面对突发灾害时，其自身要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科学的应对体系，来保障交通、物流、市政、电网等社区生命线系统的最基本运行而不至于全面瘫痪，为了实现这一点，社区规划者和建设者就需要在设计中预先留有“冗余”“储备”，使得社区在遭受冲击时可以及时发挥“冗余”功能的作用，快速提供并补充社区基本运行所需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社区相关各主体也要同时发挥作用，通过协同合作的途径来化解风险危机，并进行灾后评估和恢复工作，也就是让社区具有了韧性复原能力。

但在当前我国的韧性社区建设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吴晓玲（2020）指出，在目前的社区风险管理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包括专业性风险管理能力缺失、工作网络不完善以及社区应急储备物资匮乏等困境[3]。王琳（2021）等则从协同理论角度出发，要求打破当前社区风险治理各自为营的不利局面，认为社区之间需要加强协同合作才能提高社区风险防范能力[4]。

（一）由物理韧性到社区韧性

“韧性”一词起源于拉丁文resilio，本意为“恢复到原始状态”，最早应用于17世纪的物理学领域，与弹性一词含义相近，指的是某物体所具有的动态平衡特性，这一概念进而又启发了其他领域的研究。1973年，霍林（C. S. Holling）发表了文章《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稳定性》阐释了生态系统具有的承受干扰、自我恢复的能力，首次将韧性这一概念扩展到了生物学领域[5]。在此之后，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也逐渐将其引入到研究之中，使得韧性的适用范围从自然科学领域延伸到了社会科学领域。2001年，帕顿（D. Paton）等人首次将韧性社区作为主题发表了关于灾害治理的文章，标志了韧性一词正式进入了社区研究领域[6]。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韧性社区是利用了仿生学的手段，借鉴了生态系统的恢复特性进而形成的新型社区治理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韧性在社区治理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内涵是存在差异的，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在社会系统里，韧性所指的内涵不仅仅包括了适应力，还包含了创新力、组织力和恢复力，是一种主动的应对过程而非被动地接受。在遭受灾害的冲击后，生态系统的韧性功能往往是通过自然规律的演化来进行无意识地修复，而韧性社区则能够通过更加灵活的组织、协调，科学的应急备案，从而更加快速地化解灾害的冲击，减少灾害损失，并能够进行有效的灾后恢复工作，是一种主动发起的动态平衡过程和体系。

（二）韧性社区建设框架及评估体系

韧性社区的建设并非是由独立的社区内部成员所能完成的，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管理，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我国社会结构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区风险和危机愈发趋向于复杂化和多元化，而这些新时代所产生的社区特性也决定了社会风险管理需要发挥多元社会力量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仅要实现“自治”，更需要多个单位部门的“互助”“协作”，共同维护社区风险利益共同体的安全与秩序是形成韧性社区的重要一环。吴晓玲（2018）从多元主体视角出发，以灾前和灾后评估为划分，归纳出了九个评估维度，包括社区资源、社区资本和社区经济等内容，涉及了韧性社区的多方面特性评价[7]。

为更有效地引导韧性社区的建设，本文结合部分相关研究文章的韧性社区建设目标内容，以楊威（2015）的社区柔韧性指标为导向，构建了社区韧性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包括涉及社区相关各主体的危机认知能力、抗灾能力、学习转化能力、社区凝聚力以及脆弱性共5个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8]。如表1所示。

危机认知能力是评价一个社区是否具有风险防范意识的重要指标，指的是社区对于风险灾害、责任分工、关键保护对象的识别能力，不仅仅需要对突发风险进行类别、危害程度、持续时间上的判断，更需要社区对于各主体的责任分工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危机认知识别时间越短，就越有利于提高从危机识别到危机应对的效率，减小风险灾害持续的时间。除上述有利方面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良好的危机认知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这与韧性社区所强调的学习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在平常的防灾救灾知识实践宣传及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一点在后文中将会具体阐述。

抗灾能力是衡量社区韧性水平的关键指标，社区能否顺利化解风险危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除了建筑设施上的防灾能力，人和组织的抗灾能力也十分值得关注。其中，社区领导力与居民参与度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领导力的居民参与是无序的，没有居民参与的领导则是无效的领导，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在风险危机时刻，从领导号召到居民响应应急预案的信息传递间隔期越短，社区的抗灾韧性就越强，就越容易从灾害冲击中快速恢复。

学习转化能力是韧性社区的代表性特征之一，与传统社区被动的防灾学习不同的是，韧性社区是一种主动的学习借鉴过程，在灾害发生前后，为了更好地避免或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韧性社区往往会结合实际案例，会同居民、专家、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和改进应急预案，加强防灾救灾科普学习，将危机灾害转换为变革契机，化“危”为“机”，由此便使得社区自身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持续性的提升，并不断实现防灾预案创新，以更好的应对未来难以预测的各种突发风险。

社区凝聚力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而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指的是个体或团体组织之间基于信任、合作、互惠而形成、累积的社会关系结构资源，属于一种无形资产。在社区中的具体体现则为居民对其的信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对于加强社区韧性有着十分重要的前提作用，即关系到社区应急动员能力。当一个社区具备相当程度的凝聚力时，在面对突发风险灾害的情况下就能够有足够的人力来协同防范和化解，并能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

脆弱性是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避免和减少的各种因素，包括经济脆弱性、个体脆弱性以及基础建筑脆弱性。经济的脆弱性又体现在失业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占比上，当一个社区的平均收入过低时，在遭受风险灾害冲击后，则难以具有二次恢复的能力;而个体脆弱性主要在于社区老龄人口的比例多少，过高的老龄化社区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活力缺失的问题，更容易产生高昂的社会抚养成本，在突发风险灾害的情况下，将不利于整体救灾工作的开展，需要引入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来保障老龄人口在灾情中的生命财产安全;基础设施脆弱性是指建筑老化，电力、通信等关键设施抗灾力不足以及避难场所缺失的问题，属于物理层面的脆弱性，这些硬件设施直接关系到社区的基本功能运行，一旦遭遇灾害冲击，如不能及时恢复，将会导致损失扩大化、灾害事件延长化的不利后果，需要社区及政府在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加以关注和重视。

（三）韧性社区治理国际案例

我国当前的韧性社区建设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比国外现有成果来看，相关的研究资料尚不丰富，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因此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韧性社区的建设，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来分析其科学合理之处并加以中国化改造，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本文以日本韧性社区建设为例就此展开研究讨论。日本作为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在应对各种灾害风险的方法以及灾后的恢复重建上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有些卓有成效的防灾机制和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度研究和借鉴。根据胡澎（2013）的研究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发起了“社区营造”改革，将过去的社区治理方式由“市民参与”转变为“市民主体”，并从制度、社会、环境和个体四个层面构建起了社区韧性体系[9]。其中在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措施尤其值得我们进行参考和学习。

首先，在制度建设上，日本的韧性社区制度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梁宏飞（2017）从短期、中期、长期上将其划分为：灾后应急基本法治建设阶段、灾害预防体系建设阶段和社会韧性全面提升阶段（表2），并由此对日本韧性社区所形成的政府、专家、居民三方协作机制进行分析，是以政府为引导，出台政策、发布指令;以专家为智力支持，在决策过程中提供科学建议，并最终落实到居民这一重要主体，响应政府号召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反馈意见，从而使这一模式能够有力化解单方主体孤立应对灾害能力不足的问题[10]。

在社会层面上，为改善社区自身整体韧性水平，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增强居民联系和改善社区年龄结构。增强居民联系是指鼓励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与维护，通过提案的途径给予意见和建议，同时在社区公共场地举办文化娱乐活动，这些举措进一步深化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提高了社区整体凝聚力;在改善社区年龄结构方面的主要措施是通过政府提供直接建设或补助建设的“社会住宅”，对年轻人的住房申请给予优先考虑，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房租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入住，使得社区的老龄化问题得以缓解，最终达到提高社区活力的目标。在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使得社区在遭受灾害冲击的情况下，能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来保障社区的基本功能运行，同时为老龄人口等弱势群体提供更为及时有效的避险支援。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在构建韧性社区的过程中，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引领，以明文法规的形式来确定各主体的职责，并鼓励居民共同参与，来实现社区的自主治理、自主建设，相较于我国施行多年的“自上而下”，即由上级下达救灾指令再逐级落实到地方社区的治理方式要显得更为有效，尤其是在应急救灾方面，社区自身对于一手灾情的信息情报把握显然是要优于上级政府的，因此，我们应当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更多地发挥出社区自身或者说居民自身的作用，鼓励和引导其建立起一个系统有效的突发风险应对机制，才能真正实现韧性社区的长远发展。

三、城乡社区风险治理困境

（一）传统社区动员能力不足

在经济学中，理性人理论假设，人作为决策的主体，其行为是理性的，所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这种内在驱动力在集体或公共的环境中则往往会导致一种非效率的结果，即可能破坏集体的共同利益和规则，忽视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全局观念。在传统社区治理中，对于人们常具有的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习惯通常缺乏一种控制能力，不能有效的去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常出现一种“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居民参与度不高，这就会使社区管理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难以有效减少集体行动困境、搭便车以及机会主义等问题的发生。因此在社区风险治理中，社区内的主体各自为营，缺少主动响应和应对风险危机的意识，没有形成社区利益共同体的科学观念，使得传统社区的动员能力显得十分有限。

为破解这一难题，韧性社区理论十分重视社区居民的主体建设，以尊重居民的合法权益为前提，鼓励居民形成共同价值观，强调构建其居民间的信任和协商纽带，并由此充分调动居民协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社区管理中，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引导和宣传作用，促使居民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动规范，从而达到一种集体理性的有序状态，除此之外，为增强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居民委员会或村委会管理的认同感和满意感，我们还应加强对弱势群體的关注和帮扶，给予其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关怀，进一步缩小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将分散的各主体聚合成一个整体，打破个体分散的低效率局面。“人心齐，泰山移”，当社区居民利益共同体形成后，其所具有的强大动员力可以使社区在面对突发灾害冲击的过程中，能具备足够的人力物力加以应对并进行灾后恢复重建。

（二）大数据信息利用不充分

范如国（2014）指出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时代，社区风险治理的有效进行越来越离不开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支持，保障和提高多元治理主体的信息交互传递能力是这一活动的关键所在[11]。然而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信息网络及设备尚不完备，社区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参差不齐，总体信息数据利用率不高，基层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收集、分析和评估技术较为落后，难以进行有效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工作。

社区治理技术手段的落后所带来的直接问题之一就是严重削弱了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尤其是针对诸如火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处理上，给政府的信息获取和反馈以及政令的及时下达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便。

社区是一个由多元复杂主体构成的庞大体系，为了更好地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风险灾害事件，我们应当加快社区信息技术基础的建设，重视信息技术人才的引用，提高社区大数据的应用水平，充分发挥这一技术的快速反应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同时，大数据处理中心建设是一个涉及多方主体的系统性工程，包含了社区的医疗部门、电力部门、通讯部门、物流机构、消防和公安等不同层面的数据共享建设，需要引入更多的专业人才将社区相关各单位的资源和功能信息录入其中并完善数据库的建设，在面对突发风险灾害的紧急时刻就能够及时地进行数据分析，快速地调集所需的人力和物力储备，极大地缩短了风险治理决策所需的时间，减少了社区的受灾损失，也就使得社区具有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三）风险应对机制缺乏灵活性、专业性

传统社区在应对突发风险灾害时通常采取的是“单一灾种导向”应对模式和呈现出“各司其职，各自为营”特征的部门协作管理，这种风险治理模式呈现出一种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弊端，导致社区各主体之间缺乏灵活协同能力，在应对复杂风险的情况下，这种单一刻板的应对模式就会使得社区无法有效控制住多变的灾情，难以发挥出系统性的整体功效。

另一方面，当前社区现有应急预案同样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体现为应急预案缺位和应急预案非专业化，根据吴晓林（2020）团队的调查研究显示，约有42.11%的社区没有制订风险应急预案，而其他制订了风险应急预案的社区，又存在“抄上级”的敷衍现象，应急预案相关内容脱离社区实际情况[3]。这些问题使得社区风险应急预案流于形式，缺乏真正的专业效用，在遭遇突发灾害时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和小区物业管理者，也缺少应当具有的风险应对知识和科学素养，对风险的防范上缺乏警惕性，对风险的应对把控上缺少专业性，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安全的关键岗位上的人员，例如医疗、电力、通讯、交通等领域，这些人员的防灾救灾专业性程度将会直接影响整个社区的安全性，其重要程度不可忽视。

四、韧性社区多元系统机制

（一）制度韧性

在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制度韧性所指的是一种治理水平能力的系统化体现，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社区中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其行动则需要按照现有的规章制度以及预案来执行，因此，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程度将直接影响到社区各主体风险治理能力的大小。

制度韧性建设的重点是要形成一个社区建设多元主体参与制度，鼓励各种非营利组织、专家学者、企业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参与到社区的管理、建设中来，加强各相关主体的互信合作，从协同学的角度来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功效。具体来说，韧性社区相较于传统社区风险治理的“单灾种导向”有所不同，它实行的是一种多维度的风险灾害治理机制，是由多个部门主体协同治理、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风险灾害或者风险灾害的不同阶段来加以灵活应对，这一过程具体又包括了风险预警、应急处理、灾情控制和灾后恢复的多个阶段工作，构成了多部门协同治理的管理架构，能够有效地提高社区整体韧性水平，增强抗灾能力。

同时，在制度韧性体系构建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细化落实各基层主体的权责分配，厘清指挥关系，避免出现权责划分交叉重叠的问题，以防互相推诿责任，影响应急救灾效率。另一方面，要使科学的制度贯穿整个救灾防控过程，就需要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全过程的治理体系，包括社区风险预判、数据监测预警、应急预案响应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体系等方面的内容，避免出现风险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二）个体韧性

个体韧性机制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社区居民个体的防灾自救能力;二是社区居民的灾害保险体系;三是社区的年轻化趋向。这三方面要素相辅相成，从抗打击力，恢复力和个体活力的角度提供了韧性社区所需的主体力量。

居民个体的防灾自救能力是社区应对突发灾害风险的第一道屏障，这一环节的建设将会直接影响到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大小，例如，在突发火灾的楼栋中，接受过消防知识训练和教育的居民能够更有效地使用灭火器扑灭火源或是更快速地找到消防通道，及时避开危险，而相对于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的居民，其生命财产安全将可能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除基本的学校安全知识教育以外，基层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定期提供相应的防灾教育宣传服务，主动推进防灾科普演练的工作，确保防灾救灾知识技能广泛普及到位，提高居民个体的防灾自救能力。

社区居民灾害保险体系是保障居民灾后具有恢复能力的重要环节。已购买相应灾害保险的居民可以通过保险的申报赔偿程序，根据其所受的灾害损失大小进行评估并给予相应的货币补偿，以减小居民所承受的灾害损失。同时，这一保险体系所具有的补偿功能不仅仅能够提供短期的生活开支，也可以运用到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中，保障社区居民的经济活动不至于在受灾后出现资金链断裂或停摆的困境，这对于居民个体灾后生产生活的快速恢复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社区年轻化趋势可以维持社区人口的年龄结构平衡，减少社区过度老龄化所带来的活力缺失的问题。根据联合国于1956年发布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其对于老龄化的划分标准为，一个地区内的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或超过7%即为进入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总比超过10%则为严重老龄化，而老龄化给社区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劳动力稀缺，以及不断增高的社会抚养成本，需要政府及社区给予关注。在面对重大突发灾害风险时，过度老龄化的社区将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来维持其基本功能的运转，这可能相当程度降低社区的整体韧性水平，不利于韧性社区的建设。为了避免社区过度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基层政府应当牵头出台优惠政策，联合相关部门管控老龄化社区的住房及租赁价格，吸引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入住，同时各社区相关主体应当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化社区，为年轻人定居社区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从而逐步改善社区的总体年龄结构，增强社区韧性活力。

五、韧性社区建设的策略性建议

（一）保持社区物资和空间的适度冗余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谓冗余性，是指具有相同功能属性的可替换要素，通过备份、储备的方式，来提高该要素的可靠性，简单来说就是要做好两手准备，以防其中一个方案或设备意外失败或毁坏而影响整体的进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救荒之策，备荒为上。”的救灾理念，在制度上，我国古代曾设有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防灾，《礼记》有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12]。”可见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将一国的仓储盈虚作为衡量其社会稳定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在社区物资的储备方面，我们不仅仅要在宏观层面继续保持政府的物资储备制度，落实《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办法》？譺？訛，切实执行好中央提出的防灾减灾规划体系的要求，更要在基层社区层面，提高风险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建立起双重保障模式，除了政府所管理的应急储备物资外，社区自身也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況进行相应的准备。

在另一方面，保持社区空间的适度冗余是指在社区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对基础建筑用地以及道路、公园和广场用地等预留出额外的空间用以紧急避险和疏散，防止在遭遇紧急危险的情况下，居民无法及时找到安全可靠的避险路径和通道，而导致更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尤其是在大型公共场所中，例如：超市、影院、食堂等，对于空间的冗余性则应当有更为严格规范的要求，否则将会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突发风险灾害中更容易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同时，社区空间的冗余性要求还体现在重要基础设施的“备份”上，在电力、通信、医疗等关键功能设施的建设规划中，应当提前设计好双重备案，在关键设施遭受严重冲击后，“备份”设施能立即启动，及时提供急需的功能补给，从最大程度上减小突发风险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二）优化社区动员机制

高水平的公众参与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突发风险防控过程中，科学有序的社区动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发挥社区各主体的协同作用，快速的调动人力和物力因素，及时的遏制灾情的蔓延，为后续救灾恢复工作争取到更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在社区风险治理中，优化社区动员机制是提高社区抗风险能力，强化社区韧性的关键工作，需要我们从意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落实把握。

在培养社区整体动员意识上，我们应当主动开展宣传与演练活动，尤其是相关社区工作人员及党员，更应当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熟练掌握紧急救灾知识、积极参与或组织科普宣传讲座，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真正落实好基层工作义务和责任。韧性社区内涵之一就是要求社区具有学习能力，通过普及和开展此类风险防范科普教育活动，将使得社区整体行动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得到质的提升，在遭遇突发风险冲击时，能以更为团结有效的动员行动来及时加以应对，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应对，降低灾害对社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动员制度建设上，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明确社区各主体的权责内容和关系，实现权责体系标准化、科学化、法制化，通过规章制度的官方文书形式来赋予社区动员的权威保障力量，以制度来增强社区动员的内在驱动力。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防控中，党中央、國务院统一部署工作，反复强调要明确各地区、各部门的职责划分，落实工作到位，实现了在短期时间内的社会总体动员，紧急调配各类物资和医护人员赶赴疫情灾区，体现出了强大的制度优势，也让我们看到了社区的动员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应当继续保持这一有效的治理方法手段，明晰社区各主体的权责，提高动员制度的法治性、强制性和规范性。在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实现社区动员工作的有效展开，我们需要建立起更完善的激励机制，鼓励社区居民、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部门来主动参与到社区风险治理过程中，对其中的先进单位要进行表彰，以物质和精神奖励的形式对其表示认可和赞赏，通过社区会议、地方台电视转播、新闻报纸宣传等有效途径来弘扬和激励更多的社区成员参与其中，增强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也有效地提高了社区韧性水平，使社区在应对未来风险挑战时能够具有更强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来克服困难。

（三）强化风险信息预测能力

当前智慧城市这一新兴概念正在蓬勃发展，而韧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庞大系统中的基础组成单位，其发展与完成过程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在风险防控预测方面，传统社区往往以人力巡逻，应急预案和独立的灾害监测设备为主要预防手段，其防控效率仍有待提高。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定位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社区风险防控的手段和方式也得到了质的提升，在风险预测、灾害预警能力方面由于借助了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其预测准确性和及时性相较于传统社区防控模式有了更大的进步。例如为了预警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可能发生的踩踏事件，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引入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时升云（2010）认为其技术核心即通过运动目标监测和人脸识别来精准判断某一区域的人群聚集情况，并将多个地段的数据传输到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由此判断其发生踩踏事件的可能性概率大小，为社区管理者决策提供数据支持[13]。

我们在强化社区风险信息预测能力过程中，可以适当参考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手段，将不同主体系统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融合贯通，把社区治理网络、居民信息网络以及政务管理网络纵向连接，实现数据信息共享，构建起社区大数据治理网络体系[14]。同时由政府进行引导，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社区进行日常监控和维护，最终将风险灾害防控信息通过移动信息端传递到社区居民手中，实现对风险的高效防控。

（四）完善灾后经济保障功能

落实经济民生保障是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后亟需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社区应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对于强化个体韧性、提高社区居民抗风险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林闽钢（2017）指出，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主要由政府补助、社会保险、慈善机构、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部分构成[15]。这一系统涵盖到了居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开支、就业工作以及老弱病残抚养等方面的内容，不同的救助主体涉及的保障功能各有偏重，基本形成了社会协同保障机制。但是在社会保险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同时在非政府组织机构方面，其在社区风险灾害救助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政府部门应当更多的鼓励此类非政府慈善组织的发展，一方面要减少登记程序，为慈善组织成立创造便利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其的规范化管理工作，保障组织的合法合理运行。在社区保障过程中，发挥出有力的辅助功能，减小政府的社会保障工作压力，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充分合理地参与到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来。

注 释：

？譹？訛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譺？訛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办法》的通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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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博文（1997- ），男，湖北襄阳人，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