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芙 王 娜 梁紫玉

（辽宁大学，辽宁沈阳 110136）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保险行业不断发展，商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迅速，但我国各省市地区的保险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现象。各省市的保险密度和增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保险密度较高，增速较快；中部地区的保险密度较为适中；西部地区的保险密度较低，增速也相对较慢。根据现有文献研究，保险发展在各省市的这种不均衡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城镇化、经济增长有关。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城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文献梳理和三者之间作用机理分析来探讨以城镇化为视角时，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二、城镇化视角下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回归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1.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2000-2020年中国除港澳台三个地区外31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各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地区统计年鉴、银保监会、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保险年鉴、前瞻数据库、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本文的分析软件采用stata15.0。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保险密度（Y）。本文选用保险密度作为保险发展水平指标，即地区的保费收入与该地区的年末常住人口总数之比。

（2）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

城镇化（Urban）：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总数占该地区年末常住人口的比例。

经济增长（Rgdp）：采用人均实际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实际GDP是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的GDP平减指数进行换算得出。本文对人均实际GDP进行回归时采取对数形式，即为lnRgdp。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Interact）：根据伍德里奇提到的“在构造交互项之前，先从变量中减去其均值，则原始变量的系数便更具有意义的解释”，本文采用“Interact=（lnRgdp-）* (Urban-)”来表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用以衡量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3）控制变量：选取老龄化程度、通货膨胀、健康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形成作为控制变量。老龄化程度（Elder）：本文以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程度。通货膨胀（Cpi）：由于CPI指数能够较大程度地体现物价的变化，因此本文以CPI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健康水平（Health）：本文选取死亡率的倒数作为健康的代理变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本文以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形成（Fixassets）：本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GDP总额之比来作为固定资产形成的代理变量。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

本文实证检验我国31省份城镇化、经济增长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保险发展的影响，建立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保险发展，lnRgdP代表经济增长，Urban代表城镇化水平，Interact表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Elder、Cpi、Health、Open、Fixassets分别表示老龄化程度、通货膨胀、健康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形成。i表示省市地区，t表示时间，α0、β0、γ0为常数项，αm、βn、γk代表回归系数，εi,t为误差项。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31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固定效应和混合效应模型的选取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进而用Hausman检验确定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最终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为该面板数据的最优模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城镇化、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1.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模型①和模型③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在控制了老龄化、通货膨胀、健康、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形成五个因素后，lnRgdp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地区的保险业发展得也越好。

2.城镇化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模型②和模型③的回归结果均显示，Urban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随着我国各省市地区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中人们面临的风险种类也随之增加，因此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保险业的发展。

3.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模型③的回归结果表明，Interac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各省市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对保险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老龄化程度、通货膨胀、健康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形成对保险发展的影响。Elder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Cpi的回归系数不显著，Health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Open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均显著为负，Fixassets的回归系数显著性不稳定，固定资产形成对保险发展产生促进还是抑制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由于控制变量不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变量，因此其显著性仅做参考。

三、城镇化视角下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一）门槛模型设定

为考察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回归方法，构建城镇化视角下的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门槛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保险发展，lnRgdP表示经济增长，Urban代表城镇化水平，且为门槛变量，γi为第i个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X为一组对保险发展有影响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老龄化程度、通货膨胀、健康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形成。i表示省市地区，t表示时间，α0、β0、γ0表示常数项，θm、βn代表回归系数，μi,t表示个体效应，εi,t为误差项。式（4）为单门槛回归模型，式（5）为双门槛回归模型 ，式（6）为三门槛回归模型。

（二）门槛效应检验

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为确定门槛值的个数，运用stata15.0分别在单门槛、双门槛和三门槛假设下对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门槛显著性进行检验。表2和表3显示了城镇化门槛显著性的检验结果及门槛估计值。

表2 城镇化门槛显著性的检验结果

表3 城镇化的双门槛值估计结果

由表2可知，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F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均通过门槛显著性检验，而三重门槛的F值不显著，没有通过门槛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存在着城镇化的双重门槛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双重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影响。

表3显示，门槛效应模型的双重门槛值分别为33.5和85.95，均落在各自的95%置信区间[33.1650，33.6200]和[84.2750，86.2500]内，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双重门槛值的大小，可以把我国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的各省市地区分为三个区间：低城市化水平[0，33.5]、中城市化水平[33.5，85.95]、高城市化水平[85.95，100]。

（三）门槛回归结果及分析

以城镇化为门槛变量，根据确定的门槛回归模型和门槛值，对我国各省市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关系进行面板门槛回归，得到门槛回归结果如表4。

表4 城镇化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

门槛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镇化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对保险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老龄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固定资产形成的回归系数显著，通货膨胀和健康水平的系数不显著，与上述普通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基本相一致。从面板门槛效应来看，2000-2020年，我国各省市地区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二者存在明显的城镇化水平门槛效应，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呈“S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城镇化水平逐个跨越门槛值，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先减小后增大。具体体现在：

1.在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小于第一个门槛值33.5时，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的回归系数为534.33，此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处于“S型”曲线的上行区间，即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城镇化通过促进该区间内省市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保险业发展的作用效果较为明显。

2.当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处于33.5和85.95之间时，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效果减弱。其回归系数由534.33降为459.03，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处于“S型”曲线的下行区间，并在门槛值为85.95时达到最低。

3.当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超过第二个门槛值85.95时，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的作用效果显著增强，其影响系数高达710.86，此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处于“S型”曲线的上行区间。

基于面板门槛回归结果可知我国各省市地区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城镇化水平门槛效应。以城镇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可以通过寻找合适的门槛区间，推动经济增长与保险业的协调发展。

（四）政策建议

加快总体经济增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增长是保险发展的直接动因，各省市应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调整，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地区之间通过建立经济圈突破行政界限，以经济协作实现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经济带动。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地区优势，发展独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为保险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加快区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力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务工所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和多样化，因此城镇化会带动保险需求的上升。各省市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宜居性吸引农村人口转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等措施增强进城务工人群的归属感；通过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职业培训提升其进城就业能力；通过推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推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依据城镇化发展的双重门槛回归结果，在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应通过城镇化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促进保险业发展；在城镇化水平中等地区，应致力于缓解各省市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异，促进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在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应大力发展经济水平，从而达到显著推动保险业发展的作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