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梅 王宏伟

（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中心支行，吉林延边 133000）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延边金融业一方面伴随着本地区商品货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压迫与控制，使发展受到扼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边地区金融业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初建，为恢复地区经济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作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延边地区金融业从无到有、从单一机构到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形成了完备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一、抗日战争胜利前的延边金融业

延边是满族及其祖先肃慎人的发祥地、清朝的“龙兴之地”，曾被清政府封禁200多年，直到19世纪末，清政府废除封禁后，延边才开始进入萌芽状态的自然经济，因生产力水平比吉林省内其它地区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缓慢。延边山峦叠障，交通闭塞，清朝光绪年间，大多居民以农为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缓慢，商品交换不发达，金融业起步较晚。延边开发较早的商品交换地城县在珲春，初无制钱，交易以银以布，民入市抱布易物。同治、光绪年间，商市通，民初见制钱，珲春城有27家大小铺户，铺商之间开始发生借贷行为，但还没有专营的金融机构。

表1 延边州金融发展情况表

延边的早期金融业以钱庄开始。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由史福堂、封屏武以银大洋2.5万元作为资本，在局子街（今延吉）设立天和兴钱庄。这在延边是较早的民间金融信用机构。延边地处边隅，中外杂居。数年以来，在延吉、珲春日商开设质库甚多，侵夺利权较之其他种营业尤为更甚。为抵制和免使利权尽被外人所得，我国绅商纷纷设立当铺，使典当业较快地发展。民国三年(1914年)由杨鸿勤、萧义精合资而设珲春保利当，由孙静一等人合资而设延吉公益质当，由万茂桂等四人合资而设敦化德元当。1935年时，仅延吉县（包括延吉、龙井、图们）有23处当铺。除钱庄、当铺外，还有有限股份公司、贮金契、贮金组合以及各种会、社等数十个民间金融机构。民营金融机构，因资本薄弱，而只能经办少量存、放、汇等业务。

民间金融得到发展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延边开设官办金融机构。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局子街和珲春设立了吉林永街官帖分局。同年，在局子街又设立东三省官银号分号。这是在延边最早成立的官办金融机构。宣统元年(1909年)整和改良官帖局，先后在延吉厅、龙井村和珲春设立吉林永街官银钱号分号，民国六年(1917年)在敦化设立分号。这些清末民初时期的旧式银行的主要职能是代理省库，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帖现等业务。他们的资本金不多，在延边的四家分号的资本金为官帖100万吊。

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间岛条约》后，日本侵略者伴随着经济和和军事侵略，在延边开设金融会、东洋拓殖株式会社驻在所、间岛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延边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龙井村发生火灾，日本领事馆趁机以救济为名，在馆内设立龙井村教济会，向灾民发放贷款。1924年“教济会”摇身一变就成为东洋拓殖会社间岛出张所，是专门以掠夺土地为目的设立的金融机构。1928年出张所的贷款额达到127.3万日元，掠夺土地5万多亩（旧亩）。日本人为了加紧全面的金融渗透，于民国六年三月在龙井村设立了朝鲜银行龙井出张所。它发行的金元券流通额不断增多，到1926年金元券流通额达到300万日元，几乎占领整个延边货币流通市场。

吉林省公署为了抗衡朝鲜银行龙井出张所，于民国六年三月和七月，先后设立殖边银行延吉派办处和中国银行延吉支行。但是，这两个机构因赚钱心切，盲目扩大信用贷款，俄币和官帖的跃价而带来的损失颇大，于民国十一年被迫停止。同年，日本人由陆军省拨专款10万日元，在龙井、头道沟、局子街、珲春设立朝鲜人民会金融部（后改称金融会），受其领事馆的领导，办理农民的存贷业务。1939年末，金融会发展到12个，资本金达到123.5万元，资金运用总额为870.5万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全东北金融业，1932年6月，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和东三省官银号在延边的分号机构均被吞并为伪满洲中央银行。日伪中央银行在延边先后设立延吉支行、珲春支行、龙井支行、图们支行和敦化支行。1936年末，又设立伪满洲兴业银行龙井支店和图们支店。此外，还有日本人经营的东兴银行、商工金融合作社、兴农合作社、间岛无尽本店、大同金融株式会社、间岛银行等十多个金融机构。伪满金融机构与日本金融机构融为一体，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资源和人民财富的侵略工具。

清朝、民国、沦陷时期，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延边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延边金融业呈现十分紊乱的状态。在金融机构中，既有中国的银行，又有外国的银行，既有官办的机构，又有民办的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各自为政，滥发货币，造成钱法不一，货币比价朝夕数变，货币秩序紊乱。贷款制度和办法各自制定、实施，存贷利率极不统一，使金融市场更加混乱。尤其日本在延边经办金融机构增多，业务经营范围扩大，殖民地金融势力与日本金融侵略势力融为一体，强行统一币制，垄断货币发行，实行金融统制，控制信用。这种殖民地金融体系，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而告终。

二、党领导下的延边解放区金融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吉东（延边）地委的决定，于1945年末成立了吉东银行筹备处，任命崔保卿、傅元滇等5人为筹备处委员，筹建专区银行，以便印发纸币，排挤伪币占领货币市场，清理回收伪满金融机构存款，并清理回收政府内定敌逆产中的不动产，为发行纸币准备基金。派行员吴宝瑛去朝鲜会宁采购印刷钞票的印钞机及油墨，并赴珲春购买印钞用纸。专员公署商工管理委员会召集有关工商业者解释回收旧金融机构债权之意义，以便取得各界谅解而便于回收。由于缺乏银行管理干部，吉东地委书记雍文涛、专署专员董玉昆查阅吉林省干部名册，发现在桦甸县解放军后勤部工作的叶克，曾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过，当即报请省委政府调叶克到吉林省银行转到延吉筹建专区银行，名为吉东银行。

1946年4月12日，吉东银行正式成立。叶克任银行经理，崔保卿、傅元滇任银行副经理。吉东银行设在延吉光明街伪满洲中央银行延吉支行旧址。吉东银行共7名行员，在敦化、和龙、龙井、安图、蛟河、珲春、汪清、图们等地设吉东银行分行。1946年5月，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退出长春和吉林。吉林省银行随吉林省政府迁到延吉。同年5月25日吉林省银行由延吉迁到图们。省银行搬到图们后，将吉东银行的敦化、和龙、龙井、图们分行划归吉林省银行。省分行设秘书、业务、稽核3科，所辖有敦化珲春、和龙蛟河、延吉、安图支行和龙井办事处。吉林省银行成立伊始，即针对国民党企图把日币、伪满币挤入解放区，扰乱金融秩序的阴谋，明令禁止日伪币在市场流通并对日伪币采取“贬值使用，限期兑换”的措施。到1946年底，基本将日伪币逐出流通市场。同时，对苏联红军百元大票实施登记，限年底收回，逾期作废。吉林省银行还成功地开展了反假钞斗争。在公安部门配合下，仅1946年就查缴假钞100余万元。同时，对国民党东北九省流通券采取了严禁流入解放区的政策，在老区禁止流通，在边沿区和新区实行限期流通，组织商人携带东北九省流通券换回物资。1947年7月吉东银行延吉支行改称为吉林省银行延吉支行。吉林省银行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稳定了解放区金融市场，维护了解放区货币的信誉，繁荣了经济，促进了工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1945年10月，东北银行在沈阳市成立。1947年7月以后，解放区日益扩大，吉林省银行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9月26日从图们镇迁至延吉（原吉东银行旧址）。由于东北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财经工作需要党的统一领导，统一货币发行和统一财政收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各省银行并入东北银行。据此吉林省银行于1947年10月25日并入东北银行，改为东北银行吉林省分行。1948年3月吉林市解放，4月4日东北银行吉林省分行由延吉迁回吉林市，并于5月开始营业。5月底，在图们、延吉等地设立2个支行，在敦化、龙井等地设立2个办事处，在和龙设营业所。

三、延边解放后金融业的发展

1951年4月1日，东北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延边支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延边中心支行。1952年9月3日成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翌年7月省行确定区中心支行为自治区一级领导行。1955年12月，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中心支行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心支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延边州的红色金融在党的领导下历经革命战争的考验、经济浪潮的洗礼，留下了一串串光辉的足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延边的金融业，对于发展生产,服务与支持延边经济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延边地区城乡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