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苏 翁贞林，2* 鄢朝辉

(1.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南昌 330045；3.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粮食稳天下安，“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我国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的底线。而我国约65%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确保水稻产量稳定增长是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关键。自2004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8年聚焦三农，粮食产需关系从产不足需，向产需稳定、丰年略有余的转变[1]。然而，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保障粮食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截至2020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机械率高达71%，小麦和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超90%，然而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为85%(1)数据来源：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6137027826211051&wfr=spider&for=pc，略低于其他两大粮食作物，更表明提高水稻生产机械化率的关键，是提升水稻生产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迅速，囊括农业生产、金融、信息和销售等各个方面。其中，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又分产前、产中和产后3个阶段。据2018年调查数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各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了解比例平均只有35.5%，接受或购买有关农业生产性服务最高仅有29.11%，然而超过45%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自己存在生产技术困难(2)数据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2019-01/14/content_5357606.htm。基于此，中央财政自2018年起，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财政资金提高到40亿元，并于2020年增加到45亿元(3)数据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7/content_5544114.htm，该项目实现了带动小农户增产增收、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重要推动力。总的来说，现阶段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较为旺盛，但是需求和供给存在不匹配、不平衡等问题，在规模经营户获取农机社会化服务过程中较为突出。

根据农业生产各环节对劳动力、技术、资源等要素的依赖程度不同，可划分为劳动密集型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简单来说，劳动密集型即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要素的倾向更高，技术密集型即在生产过程中对技术要素的要求更高[2]。据此差异，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所需的服务类型也有所区别，导致不同生产环节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从已有研究看，多数学者普遍根据农业生产性质，将耕整地、移栽、收割认定为劳动密集型服务，将播种、育秧、植保划分为技术密集型服务[3]。以水稻种植为例，罗明忠等[4]分析发现，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环节中，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对农户参与农机社会化服务供给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张忠军等[5]比较两种服务发现，技术密集型服务对水稻生产率有显著提升；国外学者Emmanuel等[6]分析加纳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技术密集型服务能显著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以小麦为例，有学者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对低收入农民的增收效应较为显著，技术密集型服务则对高收入农民增收有显著效果[7]。以玉米为例，陈迪等[8]从兼业农户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兼业农户对劳动密集型服务的采纳意愿远高于对技术密集型服务的采纳。因此在农业生产环节中劳动力日益稀缺，耕整地、移栽、收割等环节的劳动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矛盾缓解后，播种、育秧、植保等环节的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值得关注。

基于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专家发现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非农就业、交易成本、土地流转等均是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因素[9-12]。同时，已有文献发现，信息获取对农户借贷行为[13]、农业技术采纳行为[14]、电商销售行为[15]、生态生产行为[16]等有直接影响。也有研究显示，风险偏好对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17]。并且，风险偏好对农户农业绿色和低碳生产行为[18-19]、生态保护参与行为[20]、农地流转行为[21]有显著影响。基于农户决策是理性的，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地域性，农户的异质性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了信息获取和风险偏好可能是影响农户选择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关键因素。

从现有文献看，首先，学界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研究较为全面，主要从不同服务类型的划分、两种服务对农户增收、对主要粮食作物种植效率的提高以及农户采纳意愿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型服务能够显著提高水稻生产效率，然而较少学者对影响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其次，关于信息获取、风险偏好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分析十分丰富，根据相关学者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分类，本研究较为关注的是在播种、植保等生产环节中影响规模农户使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行为的因素。

因此，本研究以水稻主产区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将信息获取、风险偏好与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纳入分析范畴，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信息获取在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下，对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从信息获取、风险偏好维度分析影响规模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选择的关键因素，旨在探索制约规模户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为加快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水稻产量稳定增长提供有益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信息获取对农户行为有直接影响，国外学者Banerjee等[22]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经营主体会有意识的忽略自身情况而追随他人决策，即从众行为。且当农户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其对新技术的了解程度越高，认识到新技术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有显著效果，越愿意采纳新技术[23]。而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越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弊端，优化自身行为决策[24]。

据研究表明，多种信息获取渠道能够给农户带来信息资源，就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来看，信息获取的影响可能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经典经济学假设农户处于一个完全信息市场，但从实际中看，生产决策者很难拥有完全信息，作为非完全理性的决策者，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从众行为，因此在采纳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时，农户会无意识的观察周围农户是否采用此项服务。第二，互联网传播的各种农业信息，能够改变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农业信息贯穿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农户接收越多农业投入信息，越可能改变生产投资决策，让生产要素得到更好的配置。第三，信息获取打破的信息不对称局面，对不同规模的农户均有积极影响。对规模较小的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方来说，购买服务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对规模较大的农户来说，对比购买农机平均使用成本和购买服务成本，若购买农机平均使用成本更低，使用农机作业服务不仅能降低自身成本，还能够通过售卖农机作业服务增加自身的经济效益；若购买服务的成本更低，则会选择购买服务[25]。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信息获取对于规模户使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显著影响，但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故提出以下假说：

H1：信息获取对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行为有显著影响。

现有研究中，分析信息获取与风险偏好关系的文献较多，基本认为风险偏好对信息获取有显著影响，越是风险爱好者越容易主动获取信息[26-27]。同时，在投资行为中，信息获取会提高人们的风险偏好程度[28]，但也有学者发现积极信息能降低投资者的感知风险[29]。其中刘铮等[30]在研究肉鸡养殖户行为中，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发现信息获取既对养殖户亲环境行为有直接影响，又能够通过风险间接影响其亲环境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见，风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对规模户信息获取有促进作用，进而影响规模经营户对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的发生。即风险偏好较高的规模户会更加积极的获取信息，从而增加对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纳。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2：风险偏好在信息获取对规模经营户采纳技术密集型社会化服务行为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2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2.1 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规模户“是否采纳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为0～1的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选择二元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表达式如下：

(1)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的获取主要来自对江西省水稻规模经营户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水稻经营面积大于2 hm2的规模经营户。正式调研于2021年1—2月，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选取粮食主产区江西省5个水稻重点县，每个县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5户种植水稻的经营户。依据上述抽样方法，共对675个经营户调研，大于2 hm2以上的规模经营户共400户，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67份，问卷有效率达91.0%。

2.3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2.3.1因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将因变量设置为规模经营户“是否使用农机播种社会化服务”及“是否使用农机植保社会化服务”，利用二元赋值法，“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当规模经营户采用其中一种服务，便认定该规模经营户采用了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若规模经营户有采用行为赋值为1，无采用行为赋值为0。

2.3.2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信息获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为规模户互联网使用情况，通过问题“是否会主动上网搜索自己想要的农业信息”来衡量，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第二，为规模户信息获取渠道，询问受访者“获取农业技术的渠道”，回答包含5个选项：自身经验判断、政府培训、企业或规模大户组织的培训、微信等新型网络、与同行(有经验者)交流。考虑到除自身经验判断外，其余选项均为外部渠道，在回归分析中将信息获取渠道设置为二元虚拟变量，当受访者的回答为自身经验判断时，变量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

2.3.3调节变量

根据温忠麟等[31]提到的当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类别变量时，交互效应即调节效应，因此本研究以风险偏好和信息获取的交互项作为调节变量。其中风险偏好由经典的实验经济学方法进行测度，给受访者3个投资选项，项目1为稳赚2 000元；项目2为50%的概率赚10 000元，50%的概率亏损2 000元；项目3为50%的概率赚20 000元，50%的概率亏损5 000元。为3个选项依次赋值为1、2、3。

2.3.4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9-10,32-34]，本研究从决策者个人特征、土地经营特征、村庄特征等几个方面，引入决策者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经营主体类型、土地经营规模、土地契约期限、土地契约类型、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土地连片程度、村庄地形、村庄距县城的距离、拥有大型农机的数量等13个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续)

3 模型估计结果

3.1 规模经营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户占比40.87%，可以看出规模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比例较高，可能是农业机械技术的提高以及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导致规模户开始大量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只有35.98%的规模户会使用互联网搜索农业信息，48.23%的规模户是通过外部渠道获取技术信息的。

其中对土地经营规模进行划分，分为2～3.35、3.35～6.7、6.7～13.4以及13.4 hm2以上4组，从表2看，样本大致呈正态分布。13.4 hm2以上的规模户，采用与不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人数基本持平；而经营面积小于13.4 hm2的规模户中，不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比例均高于60%，说明在规模户中推广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仍有较大空间(表2)。

表2 不同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服务的样本分析Table 2 A sample analysis of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intensive farm machinery social services by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sizes

规模户决策者的平均年龄为53.77岁，年龄在35岁以下的决策者仅占2.19%；年龄在50～60岁的决策者最多，占比为50%；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决策者占比20.77%，说明江西省水稻规模种植，老龄化问题仍然严重。决策者的文化程度平均介于小学到初中的水平，大部分决策者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总体样本的87.2%；土地契约基本上为口头契约，未签订正式合同，平均流转期限为2.83年；有60.76%的规模户认为土地连片程度较高，且规模户平均拥有2.25台大型农业机械。

3.2 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运用Stata 15.0软件，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其中模型1为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3为加入调节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4为进一步计算后对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边际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3.2.1信息获取、风险偏好对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

从模型1估计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和信息获取渠道均通过10%显著性水平，且系数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说H1。基于二元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给出的信息有限，因此本研究通过模型2，计算出各变量对规模户使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服务的边际效应得到，使用互联网的规模户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规模户，购买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服务的概率高7.9%，通过外部渠道获取农业技术的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社会化服务的概率将提高6.7%。说明规模经营户获取的信息越多，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倾向越高。

控制变量中，规模经营户决策者的个人特征、村域特征对规模户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用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说明这些变量并不是影响规模户采纳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关键因素。而农业收入占比、土地契约类型和土地经营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土地契约期限和土地连片程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土地规模越大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很大程度上能替代人工，减少人工成本，降低总成本；土地流转期限越长，契约效力越强，农业生产经营过程更加稳定，承担的风险相对减少，为了提高收益，规模户更倾向于购买服务；土地连片程度越高，农机操作更为方便，因此对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积极影响；农业收入占比越高从侧面反映出规模户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越愿意使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

3.2.2风险偏好对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服务采用行为的调节效应

表3中模型3和4讨论了信息获取与风险偏好的交互效应，以考察风险偏好的调节效应。从估计结果来看，互联网使用的调节项对规模户购买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风险偏好在互联网使用与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说H2。根据边际效应结果，在规模户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风险爱好者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概率将比风险厌恶者高10.29%。可能是因为风险爱好者，比较愿意接受新事物来提高经济收益，所以越愿意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

表3 模型估计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model estimation

3.3 内生性检验

在讨论信息获取对规模户采纳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中，互联网使用和信息获取渠道带有的主观色彩较为浓厚，很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反向因果或样本自选择等原因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核心自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该问题，结果如表4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采用近邻一对一匹配、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的估计结果都是一致的，信息获取对农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服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与前文基本相符，故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信息获取对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PSM估计结果Table 4 Results of PSM estimation for information access on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intensive socialized farm machinery services by large-scale households

4 结论与启示

利用2021年春季调查数据，研究信息获取对规模户采纳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使用互联网及外部渠道获取信息能够提高规模户使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概率，使用互联网的规模户购买服务的概率比未使用互联网的规模户高7.9%，通过外部渠道获取技术信息的规模户购买服务的概率提高了6.74%；第二，风险偏好在互联网和规模户采纳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服务行为中起正向调节效应，风险偏好越高、使用互联网的规模户采用该项服务的概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规模户高11.77%；第三，土地经营规模、土地契约期限、土地契约类型、土地连片程度和农业收入占比均对规模户采用技术密集型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互联网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超过70%，然而农村网民规模只占总体的31.3%，仍有巨大成长空间。因此，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对规模户的网络技术培训，提高规模户使用互联网的能力。网络的普及并不仅能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还能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及高效传播有效信息而提高规模户的非农就业，减少地域限制。第二，提高规模户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不断推进信息服务建设，积极拓宽规模户信息获取渠道；政府提高组织技术培训的频率，加快农技推广改革，确保农技员与规模户的有效交流；多加关注农村邻里关系变化，加强社区农村居民间共同文化活动的交流与参与度，增强农村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第三，考虑到多数规模户属于风险厌恶者，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对采用新技术或新服务等保持谨慎观望态度，因此应该加强农业保险宣传，培育农民风险管理意识，优化农业保险内容。政府对农户积极开展风险管理培训，加强宣传以提高农户对于农业种植保险的认识，强化农民关于保险在风险作用的认知。保险公司根据不同农户的需求制定差异化保险产品，完善当前农业保险的内容。第四，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进程，适当提升耕地集中程度，提高土地连片程度。政府因地制宜，推进条件较好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规模户享受农业发展成果。第五，加强法制宣传，鼓励土地流转双方签订契约。加深规模户对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的认知，提高规模户按程序签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性：本研究结论是基于江西省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程度，重点考察了植保和播种两个环节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且并未区分规模户通过互联网关注的是什么类型的信息，不能区分农户能够获取多少有效农业信息来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存在一定局限性，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