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 张 威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然而，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工作和生活中常常面临着诸多困难，以至于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无法融入城市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选择返乡。人力资本不足、户籍歧视、制度排斥和社会阻隔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中的羁绊，不利于他们对流入地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过，受益于近些年我国政府对制度保障的强化，流动人口在户籍歧视等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正在逐渐消除。在此背景之下，研究并理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一些非户籍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非户籍因素，从语言和文化因素切入是一个有趣的视角。关于这一话题，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已有诸多相关的定性研究，近几年也陆续有学者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语言因素(普通话或方言能力)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作用。议题包括语言与收入、语言与就业、语言与社会信任、语言与金融借贷以及语言与健康等。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于经济方面，而相对于制度与经济上的接纳，流动人口在文化与生活中的融入也同样重要。婚姻和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婚姻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与本地人通婚是流动人口被社会接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将提升他们对流入地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社会融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婚姻市场中是否存在某种语言偏好？在对流动人口做出择偶决策时，本地人是否会青睐方言能力更强的人？这一话题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新生代流动人口占主体的背景下，有必要进行关注和研究。

贝克尔认为，在一个有效率的、完全竞争的婚姻市场上，每个成员都会根据个体资本和婚姻成本做出决策，最终搜寻和匹配到最佳的婚配对象。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作为地域文化象征的方言和乡音，不仅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还会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入。因此，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提高流入地语言能力有利于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缩小与本地人的差距，增加与本地人通婚的概率。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英语能力会显著提高外来移民与本地人通婚的可能性，同时与本地人通婚有助于提高移民的婚姻溢价和实现收入同化。但是各国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存在差异，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结果在我国是否适用有待检验。

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个体语言能力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流动人口的婚姻行为及择偶偏好，分析语言能力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作用，这对深入剖析流动人口婚姻及社会融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及假说

语言作为人类的交流工具，具有交际、文化、经济、社会等众多功能属性。特别地，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种族或地域的文化，对其使用者而言，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文化认同意义。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流入地语言能力既是一种人力资本，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以下潜在途径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匹配。

第一，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会影响他们的地理流向以及对居住地的区位选择，从而影响婚姻匹配中对潜在目标人群的搜寻。出于交流沟通与文化认同，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那些与自己文化相似的种族聚集地或者语言社区。在中国，方言距离和文化差异也会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多流向那些与流出地语言距离较小的地区。在婚姻匹配中，人们对配偶的搜寻范围通常以个体的工作或生活地点为圆心辐射周边，那么语言能力则可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在当地的居住和生活范围，进而影响与本地人婚姻匹配的成功率。那些对流入地方言掌握较好的流动人口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本地人，而不懂当地方言或方言能力较差的人则只能在所居住的飞地周边或通过他人介绍等方式搜寻配偶。另外，在婚姻市场中找到相同语言水平层次的潜在配偶，可能会涉及更高的搜寻成本，所以理论上流入地方言能力可以提高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通婚的概率。

第二，语言能力对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具有正向影响，有助于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会说和能听懂流入地方言，一方面有助于他们重塑社会网络，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方式。因此，方言能力可以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交往和互动，这显然会增加他们与本地人结婚的可能性，而语言能力较差的人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本地婚姻市场的排斥。此外，婚姻不同于商品买卖，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婚姻市场中的参与主体很难在短期内了解潜在配偶的人格特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所以他们需要通过约会等方式进一步搜寻和完善信息，以达成合意。而语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熟练掌握流入地方言可以大大减少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交流障碍，因此方言能力较高的人在寻找本地配偶时会更有优势。

第三，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一致性(即人们使用相同的语言)会缩小社会交往中的心理距离，增加社会与文化信任。方言是地域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人们显露身份的主要渠道，因为人们总是期望与自己相近的个体进行交流并分享共同的文化。此外，方言能力还有助于塑造社会信任，即使是在陌生人之间，使用同一种方言也可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从这一点来看，方言的一致性可以增加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吸引力和信任感，提高流动人口在本地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婚姻市场上的成员更容易与语言相似的人交往并缔结婚姻合约。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流动人口的婚配受其自身语言能力的影响，流入地方言能力能够增加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婚配的概率。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样本来自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该数据库不仅调查了劳动力的教育、婚姻和收入等基本信息，还详细记录了流动人口历次流动的时间、流出地与流入地行政代码以及对流入地方言能力的掌握情况等。首先，我们将户口登记地在本县区以外的个体视为流动人口。其次，由于本文研究方言能力与流动人口婚姻匹配关系，需要利用家庭结构信息对其配偶是否为本地人进行样本匹配，我们将样本限定为已婚的流动人口，并剔除了流动时间节点之前已经结婚的样本。在对其他关键数据缺失的样本进行清理后，最终获得可供研究的样本共计1251个。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地配偶：即是否与本地人通婚。当配偶的户口登记地与流动人口流入地在乡镇层面一致时，视为流动人口的配偶为本地人，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流入地方言能力：CLDS将受访者的流入地方言能力分为“根本不会”“掌握一点点”“掌握部分”“掌握大部分”“完全掌握”五个层次，依次取值为1-5。

居住社区：当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时，取值为1，否则为0。本地社会网络：根据问题“除上班时间外，您在本地平时与谁来往最多”，当答案是“本地户籍亲戚、其他一起工作的朋友、本地户籍同事和本地同学”时取值为1，当答案是“一起出来工作的亲戚或同乡，以及与人来往不多”时取值为0。本地信任水平：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按照“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依次取值为1-5。户口信息与户籍距离：首先，户口信息按照农业户口取值为1，非农业户口取值0;其次，户籍身份在婚姻市场中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夫妻双方的户籍距离还可以反映出个体的婚姻价值观念。具体而言，以受访者的户口信息为基准，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结合取值为1，相同户口结合取值为2，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结合取值为3。之所以将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匹配，与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匹配分开赋值，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户籍联姻流向，旨在通过识别个体经由婚姻获得对方户籍利益的方向，衡量他们的社会阶层流动是向上还是向下。

除上述变量之外，我们还控制年龄、性别、收入、教育、健康、保险、城乡等众多变量。表1给出了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方言能力总体上处于“掌握大部分方言”层次。约有68.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内，这与样本中较高的平均方言水平相对应，也印证了居住区位选择与流入地语言能力的高度相关。样本中有72.7%的流动人口为农业户口，城市和南方地区的样本分别占67.5%和71.4%，说明为了追求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向城市和南方地区，这也符合目前我国的地区经济特征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南快北慢的现实。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4年，基本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另外，社会地位自评的均值为4.235，低于中位数5，反映出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水平还有待提升。户籍距离均值为1.994，说明样本中的个体的婚配对象绝大多数为相同户籍的人口。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计量模型及方法

由于配偶是否为本地人是一个二元离散变量，考虑到线性模型可能产生预测值大于1或小于0，以及扰动项中存在异方差等问题。因此，使用Probit模型来估计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婚姻行为的影响：

(=1)=Φ(+++)

(1)

其中，是被解释变量，表示流动人口其配偶的身份(本地人取值为1，否则为0)。为解释变量，表示受访者的流入地方言能力，为一系列相关控制变量，为扰动项。经共线性检验，发现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除了以上基准回归，为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还利用工具变量方法对方程(1)进行了重新估计。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及检验，将在后面内生性讨论部分进行详细说明。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Probit模型，表2第1-3列检验了方言能力对婚姻匹配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仅报告了流动人口方言能力、居住社区、本地社会网络以及本地信任水平的估计系数，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更多的个人特征变量，第3列则进一步地控制了受访者流入地的地区特征。总体上，三组回归中方言能力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流动人口的方言能力对配偶为本地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流动人口掌握的流入地方言水平越高，与本地人结婚的可能性越大。其中，第3列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更高，因此本文将围绕第3列基准回归进行分析。

以第3列为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流动人口的方言能力(估计系数为0.228，平均边际效

表2 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婚姻匹配的影响

应为0.064)每提高一个单位，其与本地人结婚的可能性会增加6.4%。控制变量方面，居住社区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流动人口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中增加了配偶为本地人的概率。这与国外研究结果相一致，主要是因为方言能力高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本地人居多的社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社交范围以及婚配对象的选择范围。本地社会网络、本地信任水平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本地社会网络会增加其与本地人通婚的概率，随着对本地人信任程度的提高，他们在婚姻选择中也会更加偏好于选择本地人作为配偶。

婚姻市场中也存在户籍偏好，农业户口身份阻碍了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结婚，同时户籍距离的结果为正，说明户籍利益是婚姻选择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在流动人口看来与非农业户口的本地人结婚可获得的户籍利益相比与农业户口的本地人结婚会更大。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果是，个体的健康水平估计系数为负，似乎流动人口自身健康水平高反而阻碍了他们与本地人通婚。其实，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健康水平的增加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婚姻资本和婚姻议价能力的提高，这将扩大农村地区流动人口的婚姻选择范围，降低城市地区流动人口通过本地择偶获取制度利益的意愿。收入与和本地人通婚的关系为负，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有证据表明熟练掌握流入地方言会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回报，例如有文献发现拥有吴语技能可以给上海的劳动力带来更高的收入，这增加了高收入流动人口群体的婚姻议价能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限制，上述结果在表2中没有体现，数据备索。

(二)内生性讨论

方言能力与婚姻匹配的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一方面，是遗漏变量问题。遗漏变量和各种不可观测的特征会影响个体的语言能力和社会经济结果。例如，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不仅与流入地方言水平相关，还可能与其他婚姻资本积累有关，而动机与偏好则会直接影响婚配对象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双向因果关系。流动人口具有本地配偶，就容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本地人或更高的积极性学习本地语言，这会反向提高他们对方言学习的投资量和方言水平。

国外相关研究通常将移民是否来自英语国家和移民时年龄的交互项作为英语的工具变量，其逻辑是：语言学的语言学习“关键期假说”认为，对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讲，一个人年龄越小，越容易习得该语言。另外，也有研究使用劳动力的家乡是否在吴语方言区、家乡到上海的距离及它们的交互项作为吴语的工具变量。结合以上研究，将流动样本是否跨方言区，与首次流入到本地时的年龄构建交互项作为主要工具变量，方法如下：

=×()

(2)

其中，表示流动人口的到达年龄，是指来自不同的方言区，(·)为指示函数，当样本跨方言区流动时取值为1，否则为0。

此外，在工具变量法的第一阶段回归中，由于个体的流入地方言能力存在排序关系，我们将使用Oprobit模型来估计工具变量与方言能力间的关系。

在工具变量回归的具体操作上，我们使用了条件混合过程模型，因为它允许第一阶段回归可以使用Oprobit模型。表2的第4列报告了基于CMP模型回归结果。其中，内生检验参数atanhrho_12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0，表明方言能力与婚配之间确实存在着内生性，因此基于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优于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看到，方言能力的估计系数为0.433(平均边际效应为0.113)，说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方言能力每提升一个水平层级，他们与本地人通婚的概率可以增加11.3%，约为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1.77倍(0.113/0.064)。说明内生性问题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向下偏差，与本文研究结论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例如研究英语能力对美国移民婚姻匹配的影响时，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是基准回归结果的3.07倍。关于居住社区、本地社会网络和本地信任水平的结论未发生改变，它们依然对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发挥正向影响。

最后，本文还选取了两组参照工具变量，一组是直接使用流动人口的到达年龄及其平方项，另一组是使用跨方言大区、出生地到流入地的距离及其交互项。表2的第5列和第6列分别报告了使用两组参照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其结果与第4列的结果基本一致，没有显著差异。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流入地方言能力能够增加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婚配的可能性，本文的理论假说成立。

(三)样本选择偏差讨论

相比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不需要对函数形式、解释变量外生性等进行限制。其优势在于利用倾向得分构造一个反事实结果，可以较好地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那么是否学习本地方言是流动人口自由选择的结果。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对样本进行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划分。第一，将方言水平为“完全掌握”的样本视为会说流入地方言，其余样本为不会说流入地方言。第二，将“下班后主要使用的语言为流入地方言”视为会说流入地方言，其余样本为不会说流入地方言。我们分别使用了卡尺内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并通过自助法重复运行500次得到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与前文结论一致，不同方法得到的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说明婚姻匹配中的语言偏好效应是稳健存在的。

(四)异质性分析

为了检验方言能力的婚配效应在不同群体间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依据流入地城乡类型、南北方地区以及流动人口性别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表4报告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表4的第1-2列为按城乡分组。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流入地方言能力与婚姻匹配的关系均为正显著，但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婚配效应在农村地区比在城市地区高，说明在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掌握当地方言更有利于与当地人通婚。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较低，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更多地使用方言，他们对方言的依赖程度可能高于城市居民。另外我们发现，方言能力在农村主要通过居住地的选择来影响婚姻决策，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和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并不会提高他们在本地寻找配偶的可能性。事实上，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都要低于城市地区，因此流入到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的来往对象绝大部分为农村本地人，因此这一要素不会对婚配结果产生显著差异。在城市中，方言能力对婚配的影响渠道除了居住地是否以本地人为主外，还有对本地人的信任程度，城市流动人口相互信任可以缩小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加他们与本地人结婚的概率。

表3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在样本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发现，劳动力的流入地多为南方地区，而我国方言分布的典型特征是南方地区的方言差异性大于北方地区，流动人口的增加会进一步扩大南方地区的方言多样性。另外，北方官话区的方言与普通话发音更为接近，流动人口与本地人进行交流互动时，有更多机会使用普通话而不是方言，因此流入地方言能力更容易在南方地区发挥作用，对流入到北方地区的适婚人群影响较小。表4中第3-4列按南北方地区的分组结果支持了这一判断，即方言能力对南方地区流动人口的婚配结果产生的影响大于北方地区。需要说明的是，第3列回归中内生检验参数没有拒绝方言能力是外生的，因此我们又对北方地区样本进行了基准回归，得到方言能力的估计系数也是不显著的，这表明暂时尚无证据支持方言能力对北方地区流动人口的婚配结果产生影响。

由于家庭内的分工不同，女性更专注于子女养育、家庭照料等非市场生产方面，因此女性在婚姻匹配中从方言能力上受益可能会高于男性。

表4 方言能力与婚姻匹配的异质性

从第5-6列回归结果上看，这一判断是成立的。根据男女方言能力系数对其平均边际效应计算可知，女性的流入地方言能力每提高一个水平级别，她们嫁给本地人的概率可以提高12.5%，比男性多了3.3个百分点。这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方言能力在与本地人通婚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也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总体上男性流动人口被本地社会接纳的难度要大于女性。另外，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与本地人婚配的概率降低，而男性则不受影响。在居住区位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都会提高他们与本地人结婚的可能性。相比男性，社会网络和信任对于女性而言更为重要，可能是因为她们更倾向于从平时的来往对象和信任的人群中寻找配偶。以上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婚姻匹配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

五、稳健性检验

前文利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及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进行了克服，发现流动人口的方言能力与婚姻匹配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不过研究中可能仍然存在着一些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的不可控因素。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分别通过更改样本容量、增加更多控制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稳健性检验

首先，第1列将样本范围限定为在41岁之前到达本地的流动人口，选择这一节点的原因是，总体上样本方言能力均值与到达年龄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41岁之前到达本地的人说方言的能力会随着到达年龄的增加而降低，但有趣的是，在41岁以后到达的人的方言水平居然出现了上升趋势。此外，尽管存在再婚的情形，但难以否认的是如果他们在年龄较大时才发生流动，其与当地人通婚的可能性会比年轻时大大下降，此类因素可能导致最终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结果的稳健和可靠性，我们在第2列中将流动人口的到达年龄与他们的初婚年龄进行比较，并仅对那些初次结婚发生在到达本地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第1-2列回归结果表明，方言能力对婚姻匹配的影响依然存在。

其次，方言能力与婚姻匹配具有内生性的部分原因可能还在于忽略了文化因素。同一个方言区内可能有更为相似的社会文化，文化差异容易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阻隔并抵触社会融入，而具有高度一致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会获得更多的信任并提高他们与本地人通婚的意愿。显然这对那些跨方言区的流动人口而言是不利的，因为来自同一方言区的人可以更好地适应本地的文化和制度，而跨方言区的人除了学习流入地方言外还要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尤其是流动时年龄较大的人可能会产生更高的到达年龄效应。因此，我们在第3列中将研究样本仅限定为跨方言区的流动人口。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方言能力回归系数有一个明显提升，这说明方言能力对婚姻匹配产生的效果对于跨方言区的流动人口可能会更加明显。

除了更改样本容量，本文还尝试在模型中纳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以观察方言能力的估计系数是否依然显著。语言能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方言能力较好的流动人口对于本地人而言可能更具婚姻吸引力，但是语言资本通常随着个人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因此方言对婚姻匹配产生的作用可能会受到个人能力的影响。对此，我们在第4列使用受访者“是否获得过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最熟练的外语的熟练程度”作为他们能力禀赋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方言能力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并未发现这两个变量对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与方言共生共存，一方面政府积极地加以推广，另一方面其习得成本和经济回报可能会激励更多的人去学习和使用普通话，那么在此背景下，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婚姻匹配的影响是否还稳健呢？我们在第5列中加入了个体的普通话水平，可以看到，流动人口的普通话熟练程度并未对其方言能力的作用构成实质影响。

最后，还有一个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结果造成影响的因素是房产。已有研究表明，住房问题不仅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同时也是婚姻决策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我们在第6列中对流动人口是否有房进行了控制。从婚姻资本角度来看，如果流动人口在本地居住的房子属于完全自有并且其本人是房屋产权登记所有者之一，就认为他们是有房的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第6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加入个人住房所有权后，方言能力在1%水平下显著，且估计值与之前相比变化不大，表明个人在是否有住房不会影响方言能力的作用。而单看住房的回归结果，系数为负的原因与上文内生性讨论部分得到的健康、收入等结果比较相似，但它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经过上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说基本得到证实，即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婚姻匹配的正向影响是稳健存在的。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研究了语言能力与婚姻匹配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婚姻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语言偏好，流动人口婚配类型与其流入地方言能力密切相关，二者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本地人在对流动人口做出择偶决策时，同等条件下更青睐那些熟练掌握流入地方言的人。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同时，发现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婚姻匹配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和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婚姻市场上方言能力的作用更大；相对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方言能力对婚配的影响更强；方言能力对婚配的影响还随性别而变化，对女性的影响要略高于男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议题。语言是一种社会资源，语言能力与劳动力收入正相关，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能力是改善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通过提高普通话能力促进流动人口经济融合只是社会融合的一个方面，除了经济和收入融合之外，流动人口还需要包括精神层面、家庭层面、社区层面在内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融合。此外，尽管国家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通话远没有达到通行的效果，目前全国各民族各地区还存在复杂多样的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改善流动人口方言能力可以显著地提高他们与本地人婚配的概率，这意味着其实不只是国家通用语言具有经济社会价值，小语种方言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价值——流动人口可以通过学习地区方言提高社会接纳的可能性，促进社会融合。这一线索增强了人们对方言的经济社会价值及其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作用的理解和认识。

本文的另外一个政策意义在于，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国家普通话推广及相关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语言政策，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未来全国范围内普通话的使用会越来越频繁，但它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以方言交流的形式将不复存在。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方言能力在北方官话区对于流动人口的婚配作用并不明显，这预示随着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的深入，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婚配的作用会淡化。不过，我们发现方言能力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反映了农村居民对方言的高度依赖以及普通话普及程度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应侧重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这也是巩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和建立语言扶贫长效机制的着眼点之一。此外，方言饱含着鲜明的地域和文化特征，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国家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保护方言的多样性。当然，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强调交际)与方言多样性(强调文化)并不完全矛盾，本文的研究结果便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