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东

一、引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统一王朝，唐朝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其周边先后存在过数个可与之抗衡甚至威胁其存亡的强大民族政权。北方有称霸草原的游牧帝国突厥、回纥，西南方向有号称“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的吐蕃王国和后期成为王朝边境大患的南诏，存在时间较短的薛延陀、突骑施等也军力强大，足以与唐朝分庭抗礼。有唐一代，中原王朝常常要同时处理与数个强邻的关系，因而需要使用多种邦交手段，虚拟亲属关系的建立正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里的虚拟亲属关系，存在于唐皇与周边民族政权君长之间，表现为两国君主以亲人相称，较为常见的称谓有父子、舅甥、兄弟等。其中，舅甥关系往往以曾存在过的联姻关系为基础，吐蕃、回纥、南诏等都曾与唐朝成为“舅甥之国”。相较之下，父子、兄弟关系则更具虚拟性。虚拟亲属关系看似只存在于两国君主之间，实际上却是对国家间关系的界定，双方以此明确交往过程中各自地位和相处原则，不同的虚拟亲属关系标识着不同的国家关系形态。这种关系的集中体现，正是王言中对虚拟亲属称谓的使用。

所谓王言，即以皇帝名义下发的各种诏敕的总称，唐代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而军国政令的具体呈现正是王言。王言是王朝高层决策的结晶，也是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记录着众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历史信息，对帮助今人了解唐朝的政务运行过程和众多重要历史事件有着重要的意义，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唐朝在以周边强大民族政权为传达对象的王言中，往往反复申明两国君主间的亲情，以此巩固、调整两国间关系，故而王言也成为建立和维系虚拟亲属关系的重要工具。在众多的王言材料中，最能体现前述虚拟亲属关系的是蕃书。蕃书为以皇帝个人名义发给其他政权首领的书信格式王言，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将其归入“王言之制有七”中的“慰劳制书”和“论事敕书”，这类王言因其特殊的功用，在唐后期已逐渐与其他王言区别开来，北宋初年官修诗文总集《文苑英华》正式将其冠以“蕃书”之名，归入“翰林制诏”类。唐朝后期，蕃书归属于由翰林学士负责起草的“内制”，地位极为重要。两国间的虚拟亲属关系集中表现为双方君主对彼此的称谓，而保存唐代这类称谓最典型的材料正是蕃书的书头。以蕃书为代表的诸多王言，是唐朝处理与少数民族和其他政权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是记录唐朝对外交往问题的重要史料。

此前，日本学者对王言与唐朝周边关系多有关注，中村裕一结合中日文献，推定蕃书在格式上归属于“王言之制有七”中的慰劳制书和论事敕书；石见清裕对唐朝发给周边政权的蕃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对相关礼仪也做了研究。王言是唐朝构建天下秩序和处理政权间纠纷的重要工具，故而西嶋定生、堀敏一、滨下武志等对历史上东亚秩序的探讨亦值得关注。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唐与周边民族政权间的某一种虚拟血缘关系，如王义康对唐与回纥、突厥间的亲属关系进行了研究，林冠群、郭志合、周毅等则重点探讨了唐与吐蕃间的舅甥关系；或通过王言讨论当时民族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如郭平梁、陈建森利用张九龄起草的王言讨论了突骑施入侵四镇的相关问题。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蕃书等王言材料为中心，结合其他史料，探讨唐与周边民族政权间亲属关系的建立、调整及不同亲属称谓所界定的双方关系形态，其中以父子、兄弟两种虚拟亲属关系为讨论重点，不涉及与联姻问题相关的舅甥关系。

二、唐朝建立虚拟亲属关系的依据

对唐朝而言，通过建立君主间的虚拟亲属关系来界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项既有本国传统依据又可在周边政权的做法中找到参照的对外交往辅助手段。

从本国政治传统的角度看，早在先秦时期，利用君主间的亲属称谓来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做法已为中原诸政权所采用。周代时，天子以“叔”称呼同姓诸侯，以“舅”称呼异姓诸侯。例如在著名的葵丘会盟中，周襄王派使者向齐桓公送去祭肉，天子对这位霸主的称呼正是“伯舅”；晋文公向周襄王献俘时，襄王称其为“叔父”。东周时期，天子与各同姓诸侯的血缘已经极为疏远，与异姓诸侯间也不一定有着真实存在的联姻关系，这种“叔侄”“舅甥”已非真实的血亲，而是由虚拟血缘关系指代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虽然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早早结束了列国时代，但虚拟亲属关系作为先人列国邦交智慧的结晶，被后世的中原王朝继承下来，并成功应用于王朝的对外交往事业中。

异姓兄弟和异姓父子关系，在中原政权与他国交往中早有运用。兄弟称谓应用最典型的是汉与匈奴。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缓解匈奴对北境的军事压力，派大臣刘敬送宗室女嫁往匈奴，与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以和亲”，不但与匈奴建立联姻关系，还在两国君主之间建立了一种异姓兄弟的名分，以此缓和两国间的敌对情绪，为国家争取到休养生息的时间。其后，汉帝与匈奴单于间的兄弟名分维系了较长的时间，代表了汉朝官方对双方政权关系的界定，这种关系的存在是和亲政策的重要补充。父子关系的建立则可参见隋与突厥。隋朝初年，盛极一时的突厥因可汗家族的内部斗争国势稍衰，大可汗沙钵略的权威较先代已有所下降，无力控制诸小可汗。而隋朝承北周基业，据有统一的北方地区，国力强盛，在与突厥的对抗中逐渐处于优势。开皇三年(583)，沙钵略南下侵隋，隋文帝派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出塞迎战，沙钵略兵败于白道，史称其军“不能得食，于是粉骨为粮，又多灾疫，死者极众”。其后，沙钵略又与兵势强大、雄踞一方的达头、阿波等小可汗决裂相攻，实力耗损，不复与隋抗礼之势。为向大隋示好，以缓解南方压力，沙钵略之妻北周千金公主宇文氏自请为隋文帝之女，沙钵略亦上书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文帝则言“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文帝与沙钵略经由千金公主确立了类似义父子的名分，得以相安无事，其后沙钵略为达头可汗所迫率部南迁，亦得到了隋朝的庇护。

这种通过确立君主间的虚拟亲属关系来界定两国关系的措施，也可以在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中找到依据。除了以联姻结成“舅甥之国”外，结为异姓兄弟亦有实例。如南诏王阁罗凤臣服吐蕃后，“吐蕃令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蛮谓弟为‘钟’”，从而在赞普与南诏王之间建立起异姓兄弟关系。

综上所述，以君主间的亲属称谓来界定两国关系，既是中原政权的历史传统，也是当时周边政权常采用的做法。唐朝采用这一政策，有内部传统和区域通例两方面的依据。虚拟亲属关系之所以只能存在于君主个人之间，是因为两个政治实体无法直接建立亲属关系，所以需借助国家的元首和象征即君主个人来实现。具体到唐朝的情况，就是唐朝皇帝与其他政权的首脑之间以亲人相称。在虚拟亲属关系中，舅甥关系往往需要以历史上存在过的联姻为基础，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远嫁吐蕃，而吐蕃赞普称唐皇为舅。相较于这样的舅甥关系，父子和兄弟两种关系则更具有虚拟性，这两种关系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三、高下有别的“父子”关系

在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建立的虚拟亲属关系中，“父子”关系是一种高下有别但却并非严格意义臣属的关系形态，主要适用于唐朝与某些强邻之间。从存世的唐代王言和其他文献看，曾与唐朝确立父子关系的，主要有突厥、突骑施、回纥。

(一)突厥

突厥与中原皇帝的父子关系，可追溯到第一汗国大可汗沙钵略在位时期。前文已述，沙钵略通过其妻千金公主认隋文帝为父，与文帝建立了义父子的名分，从而得到了隋朝的认可和庇护。唐代，中原政权皇帝与突厥可汗建立亲子关系则可追溯到女皇武则天在位时期。武周圣历元年(698)，后突厥可汗默啜上书，“请与则天为子，并言有女，请和亲”。当时默啜已自女皇处得到了“立功报国可汗”的册封，通过此次请为子、和亲，突厥与武周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但这次和平持续时间不长，因默啜强索六州降户，又扣留前往和亲的淮阳王武延秀，起兵叩关，声言欲兴师助李氏子弟复位，两国关系破裂。女皇改默啜为斩啜，许以王爵购其首级。自此直至玄宗开元年间，两国间战争不断，所谓的父子名分自然无从谈起。默啜统治后期，因连年征战，穷兵黩武，属部不堪重负，纷纷反抗。一代雄主默啜在平叛时被杀，经过血腥的家族内斗，默啜之侄默棘连在其弟阙特勤的拥戴下即位，是为毗伽可汗。毗伽可汗在老臣暾欲谷的谋划下抵御住唐廷的北伐，稳固了统治。但突厥也在不断地征讨平叛中大大消耗了国力，无力再与唐长期战争，唐朝此时连年面对吐蕃的进犯，亦无意于多线作战，双方均有意谋求和平，父子关系的建立正是和解的重要一步。

此次建立父子关系，由突厥方面主动提出，史称“遣使请和，乞与玄宗为子”，《新唐书》系此事于突厥军队进攻凉州、击败都督杨敬述之次年。杨敬述兵败在开元八年(720)，则毗伽可汗请求为玄宗子事在开元九年(721)。父子关系建立之后，毗伽可汗还多次向唐朝求婚，玄宗始终未允，两国君主间的父子名分是纯粹的虚拟亲属关系。

父子关系建立后，唐与突厥保持了多年的和平局面。玄宗东巡封禅泰山时，毗伽可汗应唐朝要求，遣大臣阿史德颉利发扈从东行，打消了唐朝君臣对突厥的疑虑。阙特勤和毗伽可汗去世时，玄宗都曾派专使前往吊祭，立庙树碑，还曾为毗伽可汗举哀，以示悼念。毗伽可汗的儿子伊然可汗、登利可汗均曾接受唐朝的册封。

唐朝皇帝与突厥可汗之间建立父子关系，虽由毗伽可汗动议，但唐亦做出了积极回应，可以说是由双方共同的和平意愿促成的。从现存的唐代王言中能很清晰地看出唐对这一关系的重视。玄宗在发给毗伽可汗的敕书中，明确宣称：“自为父子，情与年深，中间往来，亲缘义合。虽云异域，何殊一家？”向毗伽可汗之子伊然可汗去信时，亦以玄宗口吻追念与毗伽可汗的父子之情：“自二十年间结为父子，及此痛悼，何异所生？”表明了唐朝对这种父子关系和两国间和平的重视。

王言中保留的材料还揭示了突厥与唐父子关系运作的一些细节。首先，这种父子关系被引入正式的官方称谓中。如《敕突厥可汗书》中，即直称“敕儿登利突厥可汗”，对突厥可汗的称呼中与此类似的还有“儿突厥可汗”、“突厥儿可汗”，甚至直称“儿可汗”。唐将“儿”引入正式的官方称谓，正是通过王言对双方的父子关系加以确认。其次，这种父子关系影响了双方的交流活动，成为两国商讨重要问题时的前提和框架。开元十三年(725)，袁振出使突厥，毗伽可汗复请尚大唐公主，袁振即以父子关系为辞加以推脱：“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为婚姻？”毗伽可汗对以“两蕃亦蒙赐姓，犹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闻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岂问真假”，固请和亲。可汗的请求和袁振的婉拒，都是以两国君主的父子关系为前提的。最后，这种父子关系存在于两国君主之间，不因特定君主的去世而改变。《敕突厥可汗书》中揭示了毗伽可汗死后唐朝调整与突厥的父子关系的具体细节：

朕与可汗先人，情同骨肉，亦既与朕为子，可汗即合为孙。以孙比儿，似疏少许，今修先父之业，复继往时之好，此情更重，只可从亲；若以为孙，渐成疏远。故欲可汗今者还且为儿，义结既深，当熟思此意。

玄宗认为祖孙较父子为疏远，仍称毗伽可汗子伊然可汗为儿，此即足见唐皇与突厥可汗间的父子关系并非玄宗与毗伽可汗、伊然可汗的私人关系，而是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这种称谓是不因君主的代际更替而变更的。唐朝在毗伽可汗去世后，通过发出王言的方式，主动对双方君主间的父子名分进行了重新确认。这些特征，应同样适用于唐与突骑施、回纥的父子关系。

(二)突骑施

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建立的强国，在西域具有很大的势力。娑葛为可汗时，一度为突厥可汗默啜所灭。苏禄收拾余部，复雄西域，遣使来朝。玄宗意欲在西方结一强援，以牵制吐蕃、突厥，故先后册封苏禄为顺国公、忠顺可汗，又以曾被册立为十姓可汗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怀道之女为交河公主，送往突骑施和亲。苏禄与唐结盟后，一度助唐抵御大食、吐蕃，功绩卓著。后因时任安西副大都护的唐朝重臣杜暹扣押其互市使者，怒而进攻安西，与唐关系破裂。后虽再修旧谊，但实际上已为一方独立的势力，摇摆于唐、吐蕃、突厥之间。开元二十六年(738)，苏禄为其部下酋长莫贺达干攻杀。

苏禄与玄宗结为父子之事，载于《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从文中“二十余年”“可汗及公主”等语可知，此毗伽可汗即在位时间极长且迎娶唐朝所封交河公主的忠顺可汗苏禄，“毗伽”与“忠顺”应均为唐廷册封可汗号的不同省称。此文为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所作，据文中“往年可汗初有册立，以我国家，常为势援……自尔以后，二十余年”之语，知当时苏禄为可汗已二十余年。开元三年(715)唐玄宗派解忠顺册立苏禄为忠顺可汗，故此文当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以后，文中称苏禄“侵我西州，犯我四镇”，所指当为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734-736)苏禄威胁、进犯安西北庭之事，结合张九龄开元二十四年罢知政事后即不见拟敕记录，可知此文约作于开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张九龄年谱》系于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张九龄集校注》系于开元二十三年秋。这篇蕃书以玄宗的口吻对苏禄进行了斥责，促其“自省前非，更思旧恩”。其中称，苏禄立为可汗时，唐朝曾为其声援，“情义相亲，结为父子”，可见唐玄宗与苏禄的父子名分早已确立，且直到该篇蕃书发出时仍为双方所承认。唐朝皇帝与突骑施可汗有父子名分，唐又以名义上为帝女的交河公主前往和亲，可谓既是义父子又是翁婿。这两重关系共同维系着唐与突骑施名义上的高下关系和实际上的同盟关系。《册府元龟》中还保存着开元二十六年八月唐遣宦官魏泰送予突骑施可汗的诏书，意在敦促可汗勿易忠信，不要自误，其中即有“朕与可汗结为父子，恩义所感，骨肉何殊”之句。此时苏禄已死，诏书中所指可汗为据有碎叶的苏禄之子吐火仙骨啜。唐发此诏，意在重申与突骑施的父子关系，并进一步强化对苏禄残部的控制。由此可知，与突厥的情况类似，唐与突骑施的父子关系亦为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不因特定的首领身死而止。

(三)回纥

接替突厥成为漠北霸主的回纥汗国，其可汗也曾经与唐朝皇帝建立父子关系。根据王言材料，这种虚拟父子名分似乎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已确立。安史之乱期间，回纥派叶护率军助唐平叛，收复两京后，肃宗为酬答叶护的功勋，封其为司空、忠义王。在命官诏书中提道：“属凶丑乱常，中原未静，以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兴父子之军。”其中“父子”之语，耐人寻味。史书中并无唐与回纥建立父子关系的直接记载，但将唐和突厥、突骑施建立父子关系的相关情况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仍有线索可寻。天宝三载(744)，回纥药罗葛氏首领骨力裴罗统一九姓，受唐册封，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次年，攻杀突厥白眉可汗，统一草原，又受唐左骁卫员外大将军的官号。怀仁可汗死后，子磨延啜即位，即葛勒可汗，每年遣使朝唐。攻杀白眉可汗，标志着回纥完成了统一草原的大业，此时的回纥，实际上已拥有后东突厥汗国盛时的权柄。初生的回纥汗国需要强邻大唐的承认，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从文献看，怀仁、葛勒二可汗时期，回纥与唐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唐也对这个新兴草原霸主的地位给予承认，突厥未灭即册封骨力裴罗为可汗，后又加其官号，即是明证。唐与回纥父子关系的建立，很可能是在其统一草原攻灭突厥之后。唐朝有安抚新的强邻、稳定北部边疆的需要，回纥也有与唐修好借以增强政权合法性、加强双边贸易的意愿，继续唐与突厥的父子名分，对双方而言都是很自然的选择。最初的父子关系，应在唐玄宗与怀仁可汗之间。怀仁可汗卒后，葛勒可汗继承此名分，仍为玄宗子。肃宗为叶护封官时，上皇玄宗仍在世，依名分为可汗父，故言“为国家兴父子之军”。肃宗即位而未表示继承父之名分，除因玄宗尚在外，还别有考量。此节当于后节叙述唐与回纥兄弟关系时详述，此不赘。至德宗贞元年间，回纥为与唐朝和亲，又一度自称为儿且请称臣，然当时形势，已与天宝年间大不相同了。

(四)父子关系本质

相较于正常册封体系下的君臣关系，这种虚拟的父子关系具有更多的弹性，这点可以从唐朝和称子诸政权两方面来看。

唐朝方面将这种父子关系定义为变种的君臣关系。在中原的伦理体系中，父子概念与君臣概念类似，带有强烈的主导和被主导的意味，中原皇帝也常常以“子育万民”来表明自身的权威。唐朝认为自身作为父方在两国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将子方置于与其他接受唐朝册封的政权一样的类臣属地位。这点可以从建立父子名分前后唐朝对待突厥的书面礼仪变化上得到印证。在唐与突厥尚未建立父子关系的开元五年(717)，玄宗发给可汗的蕃书，书头是“皇帝敬问突厥可汗”，“敬问”之语，充分表达了对突厥可汗的尊重。而父子关系建立后，张九龄起草的发给突厥可汗的蕃书，书头则多直接用“敕儿可汗”之类，礼仪等级下降到与发给周边朝贡国的一致了。唐武宗时期，灭掉了回鹘汗国的漠北强国黠戛斯向唐朝请求册命，武宗担心一旦册封可汗之号，黠戛斯会不修臣礼，如回纥一般逼索无度。宰相李德裕建议：“若虑其不臣，当与之约，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皇帝听从了其建议。可见，在武宗和李德裕这对君臣的眼中，其他政权“执子孙之礼”与“称臣”的意涵是相近的。于唐而言，称儿就是另一种称臣。

但对称儿的边疆民族政权首领而言，可能并非如此。对他们来说，尊唐皇为父可能仅代表承认唐朝地位较己方为高，而不是认可双方为君臣关系。例如前文提到的沙钵略可汗与隋文帝的父子名分问题，在沙钵略声明“此是女夫，即是儿例”后，隋文帝派虞庆则出使突厥，沙钵略开始拒绝跪拜，在虞庆则让他称臣时，可汗还专门询问属下何谓“臣”，在得到中原称臣如突厥称奴的解释后，才称臣。沙钵略当时四面楚歌，境遇艰难，需要隋朝的支持和庇护，在重要场合如此作为应非故作姿态，而是出于突厥与中原的认知偏差，他并没有将尊隋文帝为父与向隋朝称臣等同起来。突骑施苏禄与唐朝最初的反目，来源于一次贸易纠纷。苏禄之妻为被唐朝册封为公主的阿史那氏，突骑施在唐安西卖马时，公主派使者宣教于安西都护杜暹，杜暹认为受到侮辱，责打使者，苏禄得知后，愤而兵临四镇。从这次纠纷中可以看出，苏禄面对唐朝边疆重将的安西都护亦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虽然与玄宗结为父子，却并未自居臣属地位。

唐朝与突厥、突骑施等称子政权对父子关系代表的政治意涵理解显然是有出入的，但这并不是说父子关系会在双方之间制造矛盾。恰恰相反，这正是建立父子关系的高明之处，即双方虽然对彼此认识分歧心知肚明，却又故作不知，从而使两国关系处于一种地位有高低之分而君臣关系尚不明晰的灰色地带，给予彼此政策调整更大的弹性空间。

而唐朝能在开元、天宝年间集中与数个强邻建立父子名分，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三受降城等要塞的修建和良将重兵屯于边境的新军事格局，大大增强了唐朝的边境防御力和对周边政权的军事压力，增加了突厥等政权轻启边衅的成本，和平无疑成为对周边诸国更为有利的选择。而太宗以来民族政策的成功，使得“皇帝天可汗”的政治权威获得了漠北、西域各部族、城国的高度认可，刚刚平定内乱的突厥及新兴的突骑施、回纥希望能够借重这种权威来稳固自身的统治。对唐朝而言，此时最重要的边患已非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是在河陇、西域、西南地区频有动作的吐蕃，唐朝亦希望与突厥、突骑施等强邻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争取其支持，以共同遏制吐蕃。因此，在开元、天宝年间，双方能够以虚拟血缘为纽带建立唐占据话语优势却非硬性君臣的父子关系，并在此架构下实现了相对和平。

四、地位平等的“兄弟”关系

政权间使用兄弟称谓的例子，在唐代文献中极为稀少。相较带有近乎臣属意义的父子称谓，兄弟称谓所界定的是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

麟德二年(665)，高宗派原百济太子扶余隆返回故地，安抚遗民，重立国家，同时令百济世仇新罗与之盟誓。唐朝意在利用百济王族的声望安抚百济遗民，以防新罗独大。唐臣刘仁轨起草的盟书中有“刑牲歃血，共敦终始；分灾恤患，恩若弟兄”之句，“恩若弟兄”，正是唐朝对新罗和百济关系的界定，从中可以看出唐人对兄弟之国的理解即是地位平等、和平共存的邻国。

唐朝是当时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皇帝长期享有“天可汗”的尊号，声威所及，北越大漠，西逾葱岭。加之传统的华夷观念仍在唐朝的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而言，接受一个与之地位平等的兄弟之国的存在，显然并非易事。但有唐一代，仍有周边民族政权与唐建立了兄弟关系，即突厥与回纥。

(一)突厥

唐与突厥的兄弟关系确立于唐朝初年，现存王言材料对此缺乏明确的记载，但在传世史料中仍有所体现。唐高祖时，突厥颉利可汗攻打并州，高祖派遣郑元璹出使，元璹劝说颉利可汗退兵时言：“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行人往来，音问不绝。”可见唐朝开国之初，李渊曾与突厥可汗确立兄弟名分。当时突厥势力强大，这种兄弟关系中，唐朝实为弱势一方。唐高祖李渊曾称臣于突厥，对此，陈寅恪有详细论述。李渊与突厥可汗约为兄弟，和汉高祖与冒顿单于约为兄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者在于，刘邦当时已为中原共主，与匈奴结好只为求和平，故约兄弟而不称臣；然武德初年，李渊面对的是群雄割据的天下，当时的唐政权需要突厥的支持，亦无与突厥平等交往的实力和底气，只能选择称臣。李渊与突厥可汗约为兄弟，当与陈寅恪强调的旗帜“用绛而杂之以白”一样，是为“表示中夏之地位而不纯臣服于突厥之意”，意在强调双方的平等地位，是在臣服突厥的前提下保持自身尊严的一种选择。武德七年(624)豳州之战，颉利可汗遣其侄突利可汗前来请和，“突利遂自托于(秦)王为昆弟”，此固然为颉利叔侄离心的表现，但在双方和谈的背景下，可汗之侄和唐皇之子结拜，也是巩固两国兄弟名分的合理选择。

(二)回纥

相较突厥，唐与回纥的兄弟关系在王言中有更为清晰的记载，表现方式也更为典型。唐与回纥的兄弟关系始于肃宗年间，直接证据即前节提到的肃宗加封回纥太子叶护的诏书中有“以可汗有兄弟之约，与国家兴父子之军”之句。兄弟，指肃宗与葛勒可汗；父子，则指时为太上皇的玄宗与葛勒可汗。虽然当时玄宗仍在世，但按照前文所述，唐与周边政权的父子名分，实不系于个人，而在两国君主之间。肃宗此诏，已表明无意从父亲处继承名分，唐朝皇帝与回纥可汗的关系由父子调整为兄弟。这一决定，显是受到当时局势和双方实力对比变化的影响。对唐朝而言，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平定安史之乱，尽快恢复在关东地区的统治秩序。为加速平叛进程，肃宗除了将河西、陇右、四镇、北庭精兵强将东调外，还积极寻找外援，雄踞北方、兵强马壮且与唐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回纥，自然是首选的求援对象。肃宗即位后不久，即封章怀太子之孙、邠王守礼子承寀为敦煌王，充当大使，与仆固怀恩、石定番等一道北使回纥，《旧唐书》言“修好征兵”，实为请援。可汗向唐廷提出了结亲要求，肃宗乃册封可汗之女为毗伽公主，与承寀完婚。其间，可汗尚两度遣使。至德二年(757)九月，葛勒可汗派遣太子叶护率骑兵四千余入唐相助，这支回纥精锐也确实助唐扭转了战局。此次结盟求援，唐显然与回纥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方能说动可汗出兵，两国虚拟亲属关系形态的改变应即协议内容之一。回纥方面的回应现在难以得知，但从肃宗的举动看，唐朝显然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主动退让，意图将两国的关系更正为兄弟关系。除了在加封叶护的诏书中称与可汗为兄弟关系外，肃宗“又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代宗李豫，为肃宗长子，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皇位继承人的最有力人选。叶护为葛勒可汗长子，汉文史料中直称其为太子。广平王与叶护太子结拜，显然出自肃宗的授意。无论是册封可汗之女为公主，还是两国君位的准继承人结拜为兄弟，都是对两国兄弟关系的确认和巩固。

建立兄弟关系，是唐朝适应当时形势对两国关系做出的调整。唐朝在安史之乱中失去半壁江山，国力大衰，没有能力也不再有必要使周边强部对自己保持名义上的臣服。而回纥可汗雄强于漠北，见唐势弱，自然力图改变自己屈居人下的地位。从当时的情况看，唐由此取信于回纥，得一强援，大大加速了平叛进程；而从长远看，国家关系形态的变化无疑对回纥更为有利，回纥由此摆脱了父子关系约束下近乎臣属的地位，真正与唐分庭抗礼，在两国关系中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事实上，在此后的岁月中，回纥的经济压迫、无厌索取成了唐朝君臣的梦魇。通过兄弟关系取得与唐对等的地位，也极大强化了回纥在草原地区的权威。长庆元年(821)唐廷所发《册回鹘可汗加号文》中有“虽自尊曰天可汗，未称其美”之句，可见回纥可汗已经取代了唐朝皇帝在漠北曾经的政治权威。

在唐与回纥和亲后，兄弟关系仍不时发挥作用。贞元二年(786)唐朝所发《与回鹘可汗书》中，抬头即书“皇帝敬问可汗弟”，“兄弟”已成为两国君主之间正式的称谓。当时和亲回纥的崇徽公主(仆固怀恩女)应已去世，而距离贞元四年(788)咸安公主出嫁尚有两年。或许在姻亲关系不存续的时期，唐皇与回纥可汗之间仍以兄弟相称。至贞元三年(787)，回纥向唐朝请婚，德宗用李泌之策，要求回纥答应称儿及臣等条件，方许和亲，回纥表示同意，唐朝遂以咸安公主和亲。但两国关系在实质上并未变回天宝年间的样子，因为强弱之势已经截然不同了。

除回纥外，南诏也曾试图与唐建立兄弟关系。僖宗年间，南诏王酋龙曾“遣清平官酋望赵宗政、质子三十入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这同样是为了改变交往中唐尊而己卑的局面，在南诏看来，兄弟和舅甥都是较为平等的关系形态。

(三)兄弟关系本质

虚拟的兄弟关系与父子关系一样，是存在于两个政权的君主之间，不因特定君主的更迭而改变。唐德宗在李泌提议以和亲换取回纥称臣以牵制吐蕃时曾言：“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至德为德宗祖父肃宗的年号，可见肃宗、代宗至德宗贞元三年，唐朝皇帝与回纥可汗常以兄弟相称。期间回纥亦先后历经三代可汗，当时在位的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本为牟羽可汗之宰相，是靠弑杀主君上位的。在唐朝皇帝已两度更迭、回纥可汗传承甚至经过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双方君主仍以兄弟相称，可见兄弟关系与父子关系一样，不系于某位君主个人，而是存在于具有两国君主身份的两人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关系。此外，兄弟关系亦可与册封关系同时存在。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未向唐朝请婚前，即被册封为武义成功可汗，其时双方仍以兄弟相称。

唐朝初年与突厥约为兄弟，是为了在名义上臣服突厥的同时强调两国的对等地位，保留自身的尊严；内外交困之际与回纥约为兄弟，是为获得其援助，尽快平定安史之乱，同时让渡了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宗主权。

不同于父子关系的半臣服含义，兄弟关系所代表的是更为对等的两国关系。唐德宗在李泌提议以和亲换取回纥称臣以牵制吐蕃时忧虑的“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明确表明兄弟之国间不存在臣属关系。这种兄弟关系，应属于李大龙所言唐朝藩属观念中的“敌国”，此“敌国”专指和中原王朝没有臣属关系的边疆民族政权，对这种政权需要采取平等姿态，待以“敌国”之礼。以唐朝东亚封贡体系中心的地位，肯承认有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国家，无疑是在安史之乱后国力下降情势下的无奈选择。

五、余论

通过对王言和其他传世材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略窥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建立父子、兄弟两种虚拟亲属关系的史实。整体来说，以亲属来界定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形态，相较于刚性的臣属和朝贡关系，更具有弹性和情感色彩。借由建立这种虚拟亲属关系，唐朝得以与数个强邻保持相对友好的局面，从而在变幻莫测的战略局势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动权。其中，父子关系是一种有高下之别的关系形态，父方政权在相处中占有一系列优势，但毕竟并非君臣关系，而是父子亲情，双方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维持这种软性的名分，各取所需。兄弟关系则代表双方认可对方与自己平起平坐，是名副其实的“敌国”之礼。父子和兄弟两种关系都可以与册封关系共存，虚拟亲属关系为册封制度的扩大提供了弹性的延展空间，使得本来带有主君和臣属意味的册封关系得以应用于唐朝与强国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以较低成本维系唐王朝权威的有效手段。

父子和兄弟关系实质上与宗藩关系一样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但两个国家不可能论亲缘，故而只能通过国家的人格化——君主来建立虚拟的亲属名分。王言，特别是蕃书类王言，虽然是国家态度的表述，但其表现形式却是君主个人的言论，最适合用来建立和调整这种虚拟亲属关系。虽然形式上表述为具体的君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仍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玄宗自夸“使匈奴成父子之乡”，强调的即并非他与突厥可汗之间的父子关系，而是唐与突厥成了父子之国。德宗亦称唐与回纥“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同样突出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父子与兄弟关系均是存在于唐皇与其他政权君主之间，不因具体君主的世代更替而有所改变，亦是明证。虽然虚拟亲属关系本质上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但通过君主之间的亲情粉饰后，到底多了一层温情的色彩，缓和了两国间博弈时剑拔弩张的气氛，使得沟通交流更为顺畅。而且这种国家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毕竟只是君主私人间的亲属名分，相较于冰冷的君臣附属关系，这种模式更容易为双方的上层和百姓所接受。在这种模式下，两国交往中往往需要尽力突出元首个人的存在感，例如派遣宦官为使者，这并非因为他们的地位比朝臣更高，而是他们作为天子家奴相较于朝臣距离作为交往活动主体的皇帝更近，更能代表皇帝本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虚拟亲属关系是特定的战略形势下的产物，是两个政权基于重合的利益诉求做出的选择，因此往往随着战略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对唐朝而言，建立虚拟亲属关系只是交往中的辅助手段，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综合实力对比和政治、军事层面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