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澄为元代士人撰写的193篇赠送序不仅反映了元代儒士在铨改举废这一特殊境遇下的入世面向，而且揭示了吴澄本人对儒士命运的理论思考和人间关怀。他对“人爵”“天爵”的思考有利于引导儒士在积极进取时学会安身立命;他对儒士正业、别业的解读，在为儒士从事正业、别业进行辩护的同时，试图教导儒士调整知识结构以应对世变;他对儒进、吏进的分析，既为儒士入仕作了有力的辩护，也发现吏进更有利于选拔具有实学实能的人才。作为理学家，吴澄的这些思考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作为教育家，吴澄的这些思考具有浓烈的人间情怀。

关键词：吴澄;赠送序;士人;理学;人间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5-0104-06

赠送序自唐代发展成为独立文体以来，历宋而元，蔚为大观，《全元文》收录赠送序高达2500余篇，其中吴澄（1249—1333）所写赠送序就有193篇。①  吴澄自1286年开始，几乎每隔十年便会被当道荐举，尽管每次任职均不满三年，声望、职位却越来越高，从学者遍布南北，请他写赠送序以张声名者亦不胜枚举。作为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吴澄学术上主张和会朱陆，融道问学与尊德性为一体，其赠送序全方位地传达了他的修身理想和入世理念。目前，学术界对吴澄的赠送序已经有所关注②，但并没有从总体上关注这些赠送序所反映的元代前中期士人的入世面向和吴澄的修身理想、入世理念，因此，本文拟从“赠人以言”这一赠送序文体规范入手分析这些赠送序的文化意蕴。

一、人爵与天爵

元灭南宋之后，铨改举废，如何安身立命成了所有士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吴澄的赠送序从理学家的立场对士人的出路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人爵”与“天爵”的命题，对士人的教育、出游、科举、仕隐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

吴澄在多篇赠送序中对天爵、人爵进行了阐释。其《送曾叔山序》系送曾叔山赴万安教谕而作，他在该序中指出：“今之仕，人爵之发端也。人爵，人也，而由乎天;天爵，天也，而由乎己。仕有暇时，学无止法。日进月升，跻于天爵之极品，予之所望于叔山，非但人爵之进升而已。”③ 这里的天爵与人爵，典出《孟子·告子》：“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④ 天爵指高尚的道德修养，人爵指世俗的功名利禄。吴澄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人爵，而是希望曾叔山继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获得天爵。在科举时代，人爵指的就是科名。在道德修养和追求科名之间，吴澄更加强调前者。他在《赠饶熙序》中强调饶熙祖上科名颇甚，但表示自己无意急功近利地劝导饶熙科举仕进。他以抚州乡贤为例加以解说：“宋之盛时，抚之曾、王二姓最盛。曾再世擢科矣，乃至中书舍人巩，同产五人皆进士。王一世擢科矣，乃至丞相荆国公安石，同产三人皆进士，其一又特赐及第。然二姓之所以盛，盖不止于科名。中书、丞相之文如丽天日月，上与汉之贾马、唐之韩柳等夷。而丞相之志行，吾陆子所谓‘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者，百世一人而已。”⑤ 在吴澄看来，志行之卓、文章之古要远远比科名之显重要。也就是说，天爵比人爵重要，道德修养远远超乎功名利禄。有了这样的认识，士人便能够在铨改举废的时代安身立命了。

在教育上，吴澄期待士人追求天爵。他告诉学正方元质：“夫今之学者之学，不过二端，读书与为文而已矣。读书所以求作圣人之路径……为文所以述垂世之训辞。”⑥ 他告诉学录陈华瑞，《四书》乃进学之本要，“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⑦ 这是在强调读书、为人、为文必须以圣贤为榜样，必须从实悟与实践中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正因为如此，他在赠送序中列出了一系列学习的榜样。这些榜样，主要是倡导理学、心学的宋儒：吴澄曾有一序赠给编辑《天下同文集》的周南瑞，在文中吴澄借用周敦颐之语谆谆告诫：“‘圣人之道，韫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敬修之文辞固已卓冠乎乡儒之上，自濂溪眂之，则陋也。盍暂舍其所已学，而勉进其所未学者哉？”⑧ 正因为如此，他在《赠成用大序》中强调为学在我不在书，极力张扬学人的主体性：“《易》在我，不在书也……盖得之于心、践之于身者，上也;索之辞、验之于事者，次也;聒聒于口耳，而姑以为名焉者，下而已。”⑨ 这是追求天爵的教育观，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是吴澄和会朱陆的体现。

铨改举废之后，元代士人为了前程纷纷出游，并且以司马迁之游为榜样;但吴澄却从天爵的高度反对士人游谒以求人爵。他在著名的《送何太虚北游序》中提出了两种出游观：昔之游者为道，“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今之游者为利，“方其出而游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所，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⑩ 对于士人的出游干谒，吴澄往往加以劝阻，认为“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11};他强调士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与出游无关，而与自身内在的体认、实践密切相关。当徐泽用、叶钧仲打算到儒家圣地孔林朝拜时，吴澄甚至认为孔林“虽逢盛代褒崇，而不免于寂寞荒落也”：厅堂内不闻金石丝竹之音，乡野不见浴沂风雩之乐，孔氏子孙大率类农夫野人。“子之至彼也，能无怅然望缺、弛然兴尽，甲陬而归乎？子如欲观圣人，则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盖具在方寸之内，一俯仰间可游也，又焉用远适为？”{12} 当然，吴澄也不是一概否定出游。对于能够增长识器、提高修养的出游，吴澄还是颇为赞赏的。他指出，在元代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这样一种“大一统”的环境面前，蕭九成尽管精于史学，但还是应该出游：“君之史学，苟徒稽诸方册之所纪载，而不证诸耳目之所见闻，得无有阙乎？”{13} 长沙王秀才世为儒家，家有恒产，年十五即弃家出游，“挟其才气，不屈下于人。人稍不相知，辄奋怒。游之所得，随得随丧。弊衣破裘，走尘垢泥涂中”，被人视为狂士。王秀才告诉吴澄：“吾之游，匪为利，匪为名也。览天下山川，识天下人物，以恢廓吾之胸，即归理畎亩，守坟墓，终身与父母、兄弟、妻子处，复何求？”{14} 这番通过游历以提升内在修养的言论立即让吴澄刮目相看，将其视为天下奇士。

尽管科举的废除让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正道，但吴澄却在《送崔德明如京师序》《送何庆长序》《送舒庆远南归序》《送赵宜中序》《送虞叔常北上序》等送序中对科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原因就在于科举严重阻碍了士人对天爵的追求。在他看来，“科目兴，而取人不稽其本实，所取者，辞章之虚而已”{15}。科举本为兴斯文，而文之弊往往由之。其原因就在于科举之文决得失于一夫之目，为一时利禄之计，无暇为千万世计也。宋人热衷科举程文，“晨夕所思，始終所为，无非己私人欲之发，岂有一毫救世济物之意哉！”{16} 因此，当元代恢复科举后，吴澄特别赞同元廷“经明行修”的取士原则，认为这样的取士原则可以防止以上弊端。他也谆谆告诫考生：儒之学不止能决科之文而已。当赵适中以易学考中进士后，吴澄特意告诫他：“《易》非梯利禄之具也。令幸以《易》而获仕，凡律身、凡字民，一一于《易》之道无违焉，其殆庶几乎”，“不然，岂特招儒科之尤，抑亦贻家学之羞”。{17}

吴澄在赠送序中还强调，士人的出处与仕隐均应以对天爵的追求为鹄的。在他看来，人爵是正当的，人爵的追求与天爵的追求应该是互为表里的。天爵的追求是实现人爵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他强烈反对士人为了人爵而抛弃天爵。在《送李文卿序》中，他强调孝养的重要性，强调出仕的士人不得以公义而夺私情，对于元代那些出仕远方却不孝养父母、不探望父母甚至匿丧不发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地斥责。《赠李溉之序》《送曾巽初序》《送番阳陈仲江序》为吴澄送品官归隐之作，重点凸显他们归隐后对道德修养的追求。在吴澄看来，李概之乃盖世人豪，其归隐与儒家放弃功名而反求诸身的道德追求密切相关;曾巽初归隐后喜欢与方外高人游，其高情远志是碌碌嗜进、恋恋人爵者所无法理解的;陈仲江归隐之后易其名为“浣”，意在如浣衣之垢以浣心之垢，对于内养的提升可谓孜孜以求、终身不渝。

吴澄对天爵的理解反过来让他对人爵的追求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他告诉进京谒选的晏然：“抑予之所闻贵有二：有人之所贵，有天之良贵。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此人之所贵也;求之在我、得之可必者，此天之良贵也。然也既得人之所贵而归，其再过余，余当以天之良贵告。斯贵也，然固有之。然之然，圣人亦然。故曰：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斯贵也。不考格于吏部，不受恩于宰相，自初品至极品，皆可自致，而不资藉于人。”{18} 人之所贵者，人爵也;天之良贵者，天爵也。天爵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之修持而获得，是不必依靠外在条件的;人爵不仅要取之有道，而且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在吴澄看来，有了这样的认识，便可称得上通儒：“吾夫子之教，素其位而行，不以获乎外者为轻重”{19}，“故仕不择何官，官不择何地，世谓之通儒”{20}。在《送邓善之提举江浙儒学诗序并诗》《送孔教授归拜庙序》《送翟生序》《送庐陵解辰翁谒吏部选序》《送李晋仲序》《送赵仲然赴循州长乐县主簿序》中，吴澄对赴任士人不在乎官之大小与地之美恶、怡然自安于职位的精神境界赞赏不已，认为这是天爵对人爵的扶持。对于不遇士人，吴澄也往往以人贵、天贵之理念加以劝解。涂云章之才不在周尚之、揭傒斯之下，却屡试不第，欲走京师以广见闻、以纾愤郁，吴澄安慰他：“揆子之才，成就非在周、揭之下者。其迟其速，则有天焉，非人所能必也。子其居易以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21} 这是在劝涂云章听从命运的安排，修天爵以待人爵的到来。吴澄对天爵人爵、天贵人贵的辩证思考，让士人对于人生的认识和选择变得更为通脱，有助于其安身立命。

二、世儒与别业

吴澄赠送序分别创作于江西和大都，前后历时五十年，赠送对象遍及南北，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元代士人尤其是南方士人的入世面向。吴澄的叙述和赠言凸显了这些士人的世儒特征，分析了这些士人在铨改举废下不得不寻求别业的职业转向，传达了吴澄对儒士命运的关怀。

从赠送对象的身份可知，元代士人在从事教学、仕宦之外，还从事着大量此前儒士不屑于从事的别业。在193位赠送对象中，除了32位游学、干谒、观光、省亲的儒生外，其余赠送对象都有自己的特定职业身份。{22} 其中，省台、宪府、馆阁各级品官34人，教官41人，吏员14人，医士18人，相士15人，道士11人，地理师6人，篆刻6人，墨工2人，编书卖书2人，琴士、和尚、画师、陶工各1人，道士兼相士、地理师兼相士、道士兼地理师、相士兼医士各1人，道士兼医士、地理师兼画师各2人。省台、宪府、馆阁各级品官和各级教官总计75人，属于传统儒士的职业规划范畴;其余的11种职业总计86人，对于儒士来说，这属于别业。这样一种职业分布比例，足以说明，元代士人在铨改举废的情况下一方面努力适应新制度以寻求传统士人的出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生存而展开职业转向。

就赠送对象的籍贯分布来看，元代士人在职业分布上南北差异很大。吴澄先后5次被荐举进京，因此在大都写下不少赠送序，赠送对象包括离开京师的南人和北人。不过吴澄每次在大都待的时间都不长，短则几个月，长亦不超过三年，其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江西老家讲学，其间亦曾一度暂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先后两次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吴澄的赠送序写于江西者最多，赠送对象的密度则按崇仁县——抚州路——江西行省——江浙行省、湖广行省、河南行省以同心圆的形态第次发散，赠送对象的身份主要是南人尤其是江西人，也有不少在江西做官的北人。在193篇赠送序中，赠北人者33篇，赠南人者160篇，这与吴澄在南北所居时间是基本吻合的。对比这些南人和北人的职业，我们会发现元代政治体制对南人、北人影响差别巨大。在33位北人中，除3位儒生外，事别业者仅4位，其中两位属于职业技工，另2位相士是士人出身。在元代被迫从事别业者主要是南方士人。北人从事吏职者5人，均系世家子弟，任职省台，品级比流官中的县令还高。北人有吏进的传统，并不视作吏为别业。而另外9位从事吏职的南人，则主要在州、县一级官府任职，根本不入流，也无法像5位北方吏员那样有光明的前程，这在南人看来，属于别业。北人出任教官者仅2人，而南人出任教官者高达39人，这也说明出任教职是南方士人的主要出路。从吴澄的赠言可知，由教职迁转管民官是南方士人的愿望，但迁转的速度太慢，到达县、州级品官时大部分已经到了致仕的年龄。在34位省台、宪府、馆阁各级品官中，北人占了19位，大部分身居高位，是元廷派到南方的统治者;而另外15位南人品官，除了曾巽初、陈仲江在国史翰林院担任品级不高的职务外，其余13人均在地方担任诸如县尹、主簿、录事、照磨、判官、巡检一类的低层流官。可见，由于元廷实行根脚制和族群等级制，与北方士人相比，南方士人不仅在仕宦上受阻而且被迫改业。

吴澄在撰写赠送序时有着强烈的世儒情结，总是不厌其烦地交代赠送对象的世儒身份，甚至长篇大论缕述赠送对象的儒科经历。如《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整篇文章都在叙述、议论董方达祖上的儒科业绩：“庐陵支邑之远乡有董氏一族，自宋初迄宋末，以文儒发身者七八十人。祥符甲寅，淳、滋、渊、湘一家同父兄弟四人同预贡。次年乙卯，淳登科。明道癸酉，洙暨弟仪、汀、子师德、师道一家父子兄弟五人同预贡。景祐甲戌，皆登科。此其科名之最稠者。登科之儒累累相續，敦逸官至侍从，德元官至执政，此其官位之最隆者。”{23}豫章葛贵纯由教官转南丰州判官，吴澄在送序中缕述其祖上科举功名，叹服其不造权门、不言利禄的德行，甚至认为这种德行“其渊源渐渍，所以陶其德器、畅其辞枝者，固与白屋新进之士迥不相侔”{24}。吴澄的这番话，通过贬低贫寒新进士将自己对世儒的敬仰推向极致！

在世儒情结的驱使下，吴澄特别推崇世儒后代从事教职工作，并为他们在科举恢复之后能够用儒学获取功名赞叹不绝。在《送程鼎实序》中，他指出，自己的老师程绍开乃贤人君子，可以大用，宋元易代之后不得不归田山中;不过，由于家日以肥，其子孙蕃硕而且贤，因而能够不坠其家学，不忝其世德，悉为当路所礼，先后出任教官。其《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送邵文度仕广东宪府序》《送葛州判南归序》《送李晋仲序》则赞叹世儒子弟在元廷恢复科举之后能够利用其家学考取乡贡进士，并以其世德熏染之情怀淡然面对会试之不利，欣然接受教职和吏职的任命。《赠李庭玉往岳州序》更进一步指出，乐安李庭玉祖上世代以《书》义为进士师，取得了乐安科举史上的辉煌成就，其祖父、父亲在宋元易代前后能够弦歌不辍，因而在科举恢复之后，抚州先后有两位士人以《书》义中高甲。出于对世儒业绩的赞赏，吴澄援引《庄子》不龟手之药的典故，鼓励李庭玉弘扬家风，获取功业。

在世儒情结的驱使下，吴澄对世儒后代转从别业特别关注，吴澄半数以上的赠送序就是为他们所写。在这些赠送序中，吴澄将这些以往士人瞧不起的职业进行了儒化处理，这些术业均因此打上了“儒+X”的痕迹。吴澄特别喜欢凸显道士、医士、相士、地理师、篆刻工、墨工、编辑、琴士、和尚、画师们的“儒士”出身，甚至详细描述儒士们是如何转业的，如他细述临川西乡查林曾氏唯斋翁专治《周官》六典考取进士的经历，并指出他的三位儿子能够在改朝换代后随世择术以干名利：一以儒得仕，一以卖卦为生，一以阴阳家得仕。他还指出：“予特叙其家系大概，俾人知其为儒官之胄，而非止伎术之流也。”{25} 再如，他指出，上饶尹国寿乃儒宦名家，易代之后，世官不可复叙，试图作吏也不成功，只好专治篆学，游士大夫之门以谋生。对于他的职业转向，吴澄是这么认识的：“然则国寿之不用于时，未为不幸也”，“是学也，久则神，神则天。如其未也，亦将齐名于冰、铉，而所以光其先世。人不溃其家声者，与为刀笔吏于一时，其得丧荣辱，岂不相去万万哉”。{26} 凡此种种，都是在为儒士的职业转向作辩护。吴澄特别喜欢强调这些人受到世儒家风的熏陶因而在学识、品行上与儒士无异。他指出：医士陈景和有恒心有士行，“躬士之行，执医之伎，是岂专方伎者所可等伦哉？”{27} 高仙观道士黄平仲“劬书工诗”，“与之语，见其为儒流，不见其为道士也”。{28} 玄教高道吴全节“虽游方之外，而事亲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顺，其事师也无违礼，盖在三如一矣。而又通儒好文，乐道人善。凡所尊所嘉，所容所矜，一一各得其欢心。是以无贵贱、无长少、无远近，翕然称之曰贤。”{29} 不仅品行如儒士，而且能够庇护儒士。吴澄还特别倾向于从道与术、理与术的层面强调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和儒生的工作无异，甚至更优于儒生。他在《赠医家吴教授序》《赠建昌医家吴学录序》《赠张希徳序》中反复指出，儒之道无所不通，医之道不过一技尔，但儒之道在于以仁济天下，医之技也在于以仁济天下，因此是相通的。王元直五世业医，举止儒雅，属于“世医也，儒医也”，因此，“习于术而精于理，其表然出乎俗医之右也固宜。”{30} 在吴澄看来，这些术业其实都是道和理的体现。在《赠郑子才序》《送王东野序》《送方实翁序》《送谢见山序》等文中，吴澄甚至认为文中所述医生、篆刻工的品行、能力远远超过了儒士。

吴澄为这些谋求别业的儒士写序，一方面反映了吴澄对这些术业知识的深刻体悟和笃信不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吴澄调整知识结构以应对世变的处世策略。在《赠道士谢敬学序》《赠医士章伯明序》等文中，吴澄不仅一再宣示自己曾博观医书，而且对医学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吴澄深通《周易》，深信相术，特别推崇邵雍之数学，认为“康节之心如明镜止水，不尘不波，凡物无以遁其形，所谓至诚如神者”{31}。从《赠王用可序》《赠葬师赖山泉序》《赠相士吴景行序》等文可以看出，吴澄对郭璞以来的葬术深信不疑，认为葬师之法可以改神功、夺天命，儒士们改业为地理师，“抑亦光于祖矣”{32}。吴澄的这些认识，是他于长期治学生涯和教育生涯中积累体悟所得，亦是在铨改举废背景下思考儒士命运的结果。1311年63岁的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一年，他撰写了《学基》《学统》《教法》，试图进行教学改革，推行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教学理念：《学基》辑录四书五经以及宋儒语录;《教法》包括四个方面，即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学统》按照重要程度开列书单：本言包括四书五经和《孝经》，干言包括宋儒周、张、邵、程的著作，支言包括《国语》《国策》《史记》《老子》《庄子》《孙子》（《八阵图》附）《楚辞》（《楚辞后语》附）《太玄》（司马光《潜虚》附），末言包括《阴阳大论》《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论》《周易参同契》《葬书》。这三篇文章的内容体现了吴澄融理论与实践、儒学与术数、道学与文学、世儒与别业为一体的教育理念，是理学家吴澄人间情怀的体现。这些理念在吴澄的赠送序中有全方位的体现，是吴澄对朋友、同道、晚辈的谆谆告诫。

三、儒学与吏事

元廷除了实行根脚制、族群等级制等政治制度外，还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从吏员中选拔官员，儒生屡被嘲笑为迂阔无用，导致以儒入仕之路颇为艰辛。吴澄写给政事官、教官和吏员的89篇赠送序不仅清晰地揭示了元代特殊选举制度下士人的仕宦路径，而且凸显了吴澄对儒学与吏事（政事）的辩证思考。这些思考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特征和现实主义情怀，既援引古代典范为当下儒士辩护，也清醒地认识到吏事（政事）需要实学实能。

吴澄对元代士人的入仕困境有着清晰的认识，因而援引古典为士人提供榜样，为士人以儒入仕进行辩护。63岁那年，吴澄在国子监倡导教学改革，其教法四条包括经传、行实、艺文、治事，目的在于培养儒吏合一的官员。78岁那年，他在《送崔知州序》中坦陈：“夫侯以才吏，而有志于儒术;予以腐儒，而亦有志于吏事。侯屡底绩，而予老不能有试。”{33} 年近80的一代大儒竟然为自己无缘试吏而遗憾不已！在为士人撰写赠送序时，吴澄往往援引古典强调古代儒门圣贤其实是文章与政事、儒学与吏事合一的典范：其《送皮昭德序》云：“圣门之可使从政者，赐之达、求之艺、由之果也”{34};又其《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云：“文学足以发身，政事足以涖官。既在人之先矣，又将可为圣门四科之首，非但为一族儒林之最而已也”{35}。吴澄推举这些典范，是为了推介笔下的当今儒士。吴澄也坦言：“世以儒为无用久矣，惟撰述编纂之职、讲论传授之事不得不归之儒，是所谓无用之用者。噫！有用之用难也，而无用之用岂易哉？予观儒以无用之用用于世而无愧焉者几希，则儒之见轻，未必皆轻之者之过也，殆亦由己取之，而于人也何尤？”{36} 故而当他发现邓善之在国史翰林院靠才学获得巨大声誉时，不仅认为邓善之实现了无用之用，洗刷了儒者见轻之耻，而且认为如果给邓善之提供有用之用的舞台，他亦能够获得成功。

由于援引古代儒家典范为士人辩护，吴澄也特别赞赏古代的选举制度。在他看来，古代选举制度能够选拔儒学与吏事（政事）合一的贤才。他指出：“古之为士者，苟可以仕，则选于里，举于乡，而长治其乡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己志，在私得以资禄养。此古之士所以自安于分内，而无愿外之想也。后世取士之法不一，虽存选举之名，而实与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实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虚伎;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37} 在吴澄看来，古代的选举非常得法，推举出来的人才，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吏，均德才兼备。

在思考士人出路时，吴澄特别赞赏元廷的以儒补吏政策。在他看来，以儒补吏能够从儒治、儒品层面提升吏员（官员）的素质。所谓儒治，是指仁政之推行。如他指出，刘安世在国子学担任过十年教职，“儒而才”，其出任行台监察御史，能够精确把握儒家仁政的精髓：“夫澄源正本，使人相率为善者，上也;发奸擿伏，使人不敢为恶者，下也。”{38} 兵部侍郎崔耐卿东归高丽时，吴澄特意列举他的两件政事，以见其仁义、忠孝，并“赠之以言，而勉之以晞贤晞圣之学，俾益扩其仁义之良心，益敦其忠孝之善行，庶几他日遂为中国名卿云。”{39} 所谓儒品，是指清廉之养成。在《赠豫章高晋序》中，吴澄认为高晋以儒试吏，品行高尚，因此外术不足以移其心;在《送常宁州判官熊昶之序》中，吴澄称道金谿县尹李有仲有五善，即廉、明、仁、能、公，而这五善正是儒品、吏才的绝佳体现。在《赠梁教谕序》中，他甚至将为官大要说成是儒廉、吏能的统一。他也正是从这个层面去理解仁宗的贵儒抑吏政策的：“我仁宗皇帝之贵儒抑吏也，盖以吏多贪残，而儒流知有仁义故也”{40}，“当今贵儒而贱吏。贵儒者，非徒贵其能，盖贵其廉也。贱吏者，岂谓其不能哉？恶其不廉耳”{41}，“今日以儒为吏，上之人盖欲革吏之心也”。{42}

吴澄为儒生辩护的同时，也发现吏进的人才制度更有利于选拔具有实学、实能的人才。他指出，“先汉之初任文吏，宰相往往由吏起。吏贵重，故吏亦自贵重。严酷者或有之，而贪浊者鲜有也。其后重者浸浸以贱，逮宋之季极矣。”他还指出，元廷用吏颇类汉朝，并以自己在京师的见闻说明这种用吏制度的优越性：“至元间，予尝游京师，获接中朝诸公卿，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皆以吏发身。盖当时儒者进无它途，惟吏而已。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临也。而其时之吏多修洁。”在他看来，吏习败坏，吏职遭人轻视，是“杂以南土旧日之吏故也”{43}。透过《送申屠子迪序》《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可知，北方的世家子弟、根脚儒臣申屠子迪、卢挚确实有实学实能，儒学、吏事俱佳。像卢挚为“亲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宫禁事耳闻目见熟矣。凡宏规远范、深谋密虑，有人不及知，而公独知之者。事或昔然而今不然，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议，公援故事以对，言信而有证，听者乐而行者不疑，其与疏逖之臣执经泥古、师心创说，而于成宪无所稽者，相去万万也”{44}。透过《赠张嘉符序》《赠王士温序》可知，世家子弟本可以直接担任品官，可他们的父母却特意让他们担任吏职，走儒学涵养与吏事历练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吴澄看来，这种教育观念是特别具有远见卓识的。

四、小结

吴澄在入元后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创作了193篇赠送序，居元代文人之冠。这些赠送序不仅全方位地反映了元廷根脚世袭制、族群等级制、吏进制等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下儒士的入世面向，而且呈现了一代理学家、教育家对儒士入世的理论思考和人间关怀。他援引孟子的“天爵”“人爵”命题来观照儒士的命运，认为道德修养比功名利禄的追求更为重要，也更有利于儒士在特殊的制度下安身立命;他不仅揭示了儒士应对世变时在教学、仕宦上的不懈努力以及利用原有知识体系改从别业的路径，而且流露出强烈的世儒情结，在为从事别业的儒士进行辩护的同时试图教导儒士调整知识结构以应对世变;他援引儒家古典，对元代的儒进与吏进制度进行了辩证思考，用儒廉和吏能来阐释为官之道，在为儒士入仕进行辩护的同时也看到吏進更有利于选拔具有实学、实能的人才。作为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吴澄在学术、教育、文化、文学上的影响颇为深远，目前的相关研究远远不够。就本论文对吴澄赠送序的研究来看，吴澄不仅是一个善于和会传统资源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有着强烈人间关怀的作家，他对元代儒士命运的思考对于我们认识元代文化和元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全元文》据康熙五十九年刻《西江志》辑录吴澄集外文《送艾庭梧序》，该文所述作者经历与吴澄经历不符，而与程钜夫经历颇为吻合，且收录于《雪楼集》，当为程钜夫之作。因此，本文统计吴澄赠送序将这篇文章剔除。

② 参见李宜蓬：《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完美结合——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的文学价值》，《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周兴陆：《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本事钩沉》，《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

③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83、136、103、88—89、195、233、141、144、104、247、116、151—152、13、217、173、221、186、183—184、154、172—173、81—82、123、218、150、241、231、110、96、128、190、176、163、237、82、147、94、148、87、92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2页。

{22} 吴澄曾给个别士人写过多篇赠序，但每次的身份均不同，为统计赠送对象的身份起见，每序均算作一人。

作者简介：左丹丹，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