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琳　徐匋

历史上，与庄子打过交道有名有姓的，用不了一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而且就是这么为数寥寥的几个，还说不好哪位算得上是庄子真正的朋友。不过，也有一位是例外。他，就是惠子。

没错，惠子与庄子两人间确曾恶语相向，也曾相互讥讽嘲弄，惠子甚至由于担心庄子会夺了自己的相位，煞有其事地大肆搜捕前来看望他的庄子。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庄子一生中，惠子既是他的“论敌”，又是他的挚友，同样毋庸置疑。有人甚至揣测，庄子最重要的篇章之一《齐物论》很可能就是在与惠子斗嘴的过程中闹出来的一个“副产品”。这还真不是捕风捉影。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庄子》的话，不难发现，惠子是庄子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仅是庄子思想火花的点燃者，也是庄子激情的释放者、情感的寄托者。如今公认的出自庄子之手的“内七篇”文章风格，前后有着明显的不同。不能不说，早庄子20多年离世的惠子对庄子学说乃至《庄子》的诞生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同时，也正是由于有了庄子，惠子哲学的十大命题“历物十事”才得以流传。庄子与惠子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却又相互成全的交情，也算得上是名人史上独一无二的了。

《庄子·寓言》说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据此，不少庄学研究者认为《庄子》中有关庄子、孔子、颜回、惠子等人的事迹以及牵扯到的历史事件都属于寓言，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做不得数。其实，这是对庄子乃至《庄子》一书的误解。如今，《庄子》中所涉及的不少历史事件已得到学界的印证。唯一保存惠子学说的《庄子·天下》被视为是研究惠子思想的重要文献。一切有关庄子与惠子交游的记述，更成为研究庄子思想发展历程的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第一次相遇

惠子名施，与庄子是同乡，都是宋人。据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惠施年行略表”，惠子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0年，享年60。惠子仅仅年长庄子一岁。这大概是可信的。战国时期，宋国也是名人辈出的地方。先有墨子，然后就是庄子与惠子这两位“大人物”了。惠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庄子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二人年龄相近，同出一地，又都是当时独树一帜的思想领军人物。两人在世时曾有很多相遇、相识、相交的机会，其中自然也不免如同历代文人间一样，有相轻、相戏、相嘲弄的时候。于是二人也在文化史上留下了许多趣闻糗事，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惠子与庄子早年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曾发奋读书。《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无论这“五车”书是惠子自己的著述还是他所阅读收藏的，都说明惠子学问之大、读书之多，这也是成语“学富五车”的出处。当然，先秦时书多是写在竹简上，“五车书”量虽大，字数却远远无法与今人的五车书相比。而庄子号称“于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在学识上，惠子与庄子虽说不上是伯仲之间，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两位学人尽管在人生经历、政治追求、理论主张等方面相距甚远，最终却能谈到一起的原因之一。

庄子是布衣之士，惠子也是。据说魏惠王曾打算让贤于惠子，以阻止人们的贪婪争夺之心。惠子拒绝了。他说，我不过是一介布衣，假如我能拥有万乘之国而不受，岂不是更能有效地阻止人们的贪心？（《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可知惠子绝非俗人，他也是有见识、有品格的。

庄子与惠子都属于学识渊博的“布衣之士”。他们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都来自于普通家庭。家境相似，早年求学、求仕的经历也相差无几。只是庄子更不幸些，很早便不得不当了漆园小吏以求果腹;而惠子更幸运些，他似乎从来没从事过什么基层的生计，一上来的起点就颇高。史书上有关惠子的最早记载，说他曾为梁相（魏国迁都后称梁）。也就是说，当庄子失去了漆园吏的活计，还在四处寻找出路时，惠子已经高高在上，坐到梁国的相位了。

惠子虽曾位高权重，深受魏惠王的器重，但刚刚出道时，日子并不好过，更谈不上权贵所特有的骄奢专横了。孟子的弟子、时任魏国大将的匡章曾在朝堂之上当着魏惠王及百官的面嘲讽惠子是祸害庄稼、农夫见而杀之的害虫“蝗螟”。（《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而当时担任魏相的白圭对惠子提出的新政极为不满，把惠子比作是魏国刚娶进门的“新娶妇”，攻击他初来乍到，不先研习、遵守婆家的规矩，反倒对婆家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不难想见，布衣出身的惠子初到魏国时，即便有魏王的支持，仍受到来自代表魏国贵族势力的权贵们的歧视与轻蔑。

庄子与惠子相遇于何时已無从知晓。但在惠子离开宋国出任梁相（即魏相）之前，甚至早在二人求学期间，他们就应该已经相识了。不然的话，惠子任梁相时，庄子不大可能会专程去魏国见他。据《太平御览》卷四六六引《庄子》佚文说：

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鹊耳。”坐者皆笑。

这是庄子与惠子首次相见情景的唯一记载。此时的惠子，或自誉为凤凰，或被人称为凤凰，已积攒起相当的人气，这才有了庄子所说的，我本以为今日见到的是凤凰，结果却只是“燕鹊”而已。

这段记述为我们了解庄子与惠子初识相逢的情形透露了这样几条信息。首先，这次见面的气氛，很像是一次年轻人组织的朋友聚会。惠子过来向庄子问话，庄子口无遮拦，张口便讥讽了惠子，结果引起在座熟人朋友的满堂哄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庄子与惠子二人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彼时都很年轻，说起话来毫无顾忌。第二，二人都自视颇高，学问十分了得。初次见面，惠子就先来了个当众提问，虽不知道他究竟问了什么，但想难倒庄子的意思大概也是有的。特别惠子有“学富五车”之誉，想必他的问题也不那么易于回答。然而，庄子对惠子之问或者说对他的学问却不大瞧得上。认为这样的问题，不当出自“凤凰”之口，只配来自“燕鹊”之辈。庄子的评价似乎还得到了在座熟人朋友的认可，惹得全场哄笑。看来庄子和惠子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结下了梁子。第三，庄子对人的刻薄由此可见一斑。

这也难怪惠子还有庄子认识的他人，在大富大贵之后都不免要专程去见一趟庄子，当面向他炫耀一番。

总而言之，庄子与惠子的第一次交往并没能按照朋友乡亲所设想的那样，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而是在“坐者皆笑”的氛围中结束了。

“鹓鶵”与“鸱”

想来这次不大愉快的初次见面，庄子带有羞辱性的玩笑话，在惠子心中留下了一片阴影，以致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同时，庄子的学问，他的不留情面，他的刻薄，也都让惠子从此心存芥蒂，使他不得不时时提防庄子，留意庄子，生怕再给庄子任何可乘之机。

应该是自此若干年后，惠子出仕做了梁（魏）国宰相。庄子由宋国前往梁国去见惠子。意想不到的是，庄子一踏入梁国国都，瞬间便传言四起。惠子闻讯惊恐万分，以为庄子真的是奔他的相位而来，因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活动。庄子得知，主动前去见惠子说：凤凰非梧桐树不栖息，非竹子的果实不吃，非甜美的泉水不饮。凤凰从这里飞过，正巧碰上猫头鹰捡了只腐鼠，生怕凤凰来夺，急忙发声威吓。你知道吗？你的那个相国之位不过是只腐鼠。现在你就像是猫头鹰紧紧守护着腐鼠一样，难道你是在用你的相位来威吓我吗？（《庄子·秋水》）

这很可能是庄子与惠子的第二次相见。发生这样的事对惠子、庄子都不好看。可自古以来，造谣传谣就是好事之徒的偏爱。面对满大街的传言，惠子就是再不相信，也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当作是空穴来风吧？所以他才不假思索地先搜捕一番再说。说连搜了三天三夜，不免夸张，不过，惠子对庄子的猜忌之心，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此时距二人初次相见已隔多年，尽管庄子的学识让惠子很可能有惺惺相惜之感，但庄子给惠子的第一印象肯定是极为负面的。

庄子这人的神经肯定也是十分大条。几年过去，他很可能已全然忘记自己当初与惠子开过的玩笑，忘记自己给惠子造成的难堪，断然没有想到去见一下惠子会闹到被“通缉”的地步。既然今非昔比的惠子如此对待自己，想必自己无法见容于惠子，庄子索性摆出了一副高姿态，向惠子充分显示出自己志向高洁远大的一面，好让惠子彻底放心。于是便有了这篇意味隽永、讽刺辛辣的“鹓鶵”“鸱”与“腐鼠”的故事。

第二次庄子、惠子的相见同样以不欢而散告终。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早就可以想象得到的。试想，庄子与惠子年轻时并非好友，成年后也仍未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庄子究竟为什么要去梁（魏）国？特别是为什么要去见惠子？其梁（魏）国之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二人间的关系来看，我们首先可以排除庄子去梁（魏）国见惠子是探望朋友的可能。此时二人还根本算不上是朋友。其次，庄子也还没有闲到或者富到没事儿去梁（魏）国旅游的地步。排除了这两条，再来揣摩“庄子来，欲代子相”和“惠子恐”这两句，是不是可以嗅出一点儿其他的味道了？我们应该可以隐隐地感觉到庄子到梁（魏）国来，原本是想寻找其他机会的。此刻的惠子已贵为梁相，看在二人既是同乡，又有一面之缘的份上，很可能庄子原以为惠子会引荐自己，至少可以坐下来听听自己的主张，彼此有个交流吧。这样来揣测庄子当时的真实想法，大概不算太过离谱。

天下事往往事与愿违。此次相见，对庄子、惠子双方来说都颇有几分尴尬。庄子大老远专程来见惠子，想必本意不是要来嘲讽惠子一番的;而贵为梁相的惠子得知庄子并不觊觎其相位，在感到释然的同时，肯定多少也会为自己的多虑、世俗生出几分愧疚。不管怎么说，此次事件之后，惠子对庄子的疑虑之心肯定减轻了许多。而让惠子彻底放弃对庄子戒心的是他们此后的再次相遇：

惠子从车百乘而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淮南子·齐俗训》）

“孟诸”在宋国蒙地。当年匡章曾当面指责惠子出行时声势浩大的排场，如今惠子衣锦还乡，自然更要大张旗鼓了。有意思的是，“孟诸”分明是庄子的故里，而非惠子的老家。惠子名曰路过，其中恐怕更有率领上百乘“豪车”特意绕道向庄子炫耀的成分在。

应该说，庄子与惠子的这次孟诸相遇在二人的交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惠子“从车百乘”的奢靡，非但没有引起庄子丝毫的羡慕之情，恰恰相反，庄子见到排场如此煊赫的惠子，赶紧把自己钓到的多余的鱼也放弃不要了。庄子的意思很明确，我所需要的不过是最基本的生存而已。尽管我贫困至此，却连几条多余的鱼都不肯要，又怎么会在乎你那“腐鼠”般的相位呢？

此次孟诸相遇，对惠子应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撼，也促使惠子开始反省，重新了解庄子、认识庄子。很可能就是这次相遇带来了惠子对庄子从相轻、相忌到相知、敬重的心态转变。

切磋学术

惠子任梁（魏）相是公元前334年的事，时年36岁，庄子35岁。而庄子去魏国见惠子应在此后不久。公元前322年，惠子48歲。魏惠王听信张仪之言，将惠子罢相放逐楚国，惠子旋即返回宋国，开始了“与庄子相晤论学”的人生新阶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惠子回到宋国故里时，庄子已经47岁。人到中年，对世间万事万物都会有与年轻时颇为不同的感悟与心境。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庄子已不再是旧时的庄子了，他对惠子，也不再那么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而此刻的惠子也不再是昔日的惠子。政坛的失意，从政的残酷，使得惠子终于不再关心出仕，转而专注于学术。战国诸子，大多做的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大梦，写的也都是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雄文”。只有庄子、惠子是名副其实的“另类”。庄子的文章当时屡屡被惠子称为“大而无用”，而惠子自己的命题，又何尝不是如此？早在惠子为梁相时，白圭就说惠子的学说华丽不实，“无所可用”（见《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可惜惠子的著作除了《庄子·天下》所记载的“历物十事”之外，几乎佚失殆尽，我们已无缘一窥全貌。不过，仅就《庄子·天下》对惠子“历物十事”的评价来看，“大而无用”的概括也还是恰如其分的。

《天下》的作者在历数惠子思想精华之后，十分感慨地总结到：太可惜啦，惠施的思路，犹如脱缰的野马狂奔让人无所得，穷究万物却不知道反思有什么意义，这简直就像是用声音去阻止声音发出的回响，也像是形体与影子在竞走追逐一样，实在太可悲啦！倘若惠子地下有知，读罢此文，再回过头来重温他对庄子的评价，会作何感想呢？是不是很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的确，若从经国济世的角度去衡量二子，不愧是惠施难为兄，庄周难为弟！

惠子离梁（魏）返宋，进入了与庄子“相晤论学”的人生阶段。这是二人交往最为密切、思想火花碰撞最为频繁、学术探讨交流最为深入、学术成就最为辉煌、“抬杠”争辩也最为精彩的一个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庄子与惠子成了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至交诤友。

这时的庄子、惠子，作为哲学家、思想家，对世界、社会、万物乃至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都已臻于成熟。一方面，二人间辩论探讨的气氛情调，更趋于幽默风趣、睿智调侃;另一方面，二人思想交锋的深度、灵感的相互激发更进入互为依存、相与补充完善、互为矢的的全新层次与境界。遗憾的是，由于惠子著作的佚失，我们现在只能从《天下》保存下来的“历物十事”中了解惠子的一些主要論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惠子提出的“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日适越而昔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看法，与庄子《逍遥游》《齐物论》等篇章中所阐发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庄子要“齐物”，惠子也说“齐物”。不过，惠子的“合同异”，在强调万物之“同”的同时，也强调万物之“异”，所以“齐”得并不彻底。而且，惠子“齐物”的关键在于辨析物理。而庄子“齐物”的要旨却在于提出“人”与“万物”之一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惠子究竟是怎样论述他的命题的，但从庄子立论的角度、论辩方式来看，庄子学说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应该是在与惠子论辩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庄子的文章带有鲜明的论辩特色，特别是《齐物论》。在这篇文章中，庄子自设辩论对象并多次提到“既使我与若辩矣”一类的话，这个“若”指的究竟是谁？而在当时，能与庄子在如此深奥、抽象的理论层次上相与辩论、展开探讨的，除了惠子，别无他人。对此，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王夫之就曾说过：“或因惠子而有内七篇之作。”（《庄子解·天下》）当代哲学史学者王孝鱼甚至说庄子是在与惠子“谁都想战胜谁的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于是产生了《庄子》书的内七篇”（《庄子内篇新解》）。

读庄子文章，再来揣摩惠子的命题，很像是两位学生，就同一位老师给出的同一道作文题，作出的两篇个性鲜明的文章。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不时地相与争辩，相与碰撞，然后各自论证，各自完善论据，展开成文。对照惠子的“历物十事”，庄子的两篇代表作《逍遥游》与《齐物论》很可能就是二人“相晤论学”时期的产物，是二人思想火花相互碰撞的结晶。

交情的升华

在庄子、惠子“相晤论学”时期，二人所处社会地位相似，思想深度、思辨才能旗鼓相当，又有共同的话题，甚至有共同的游山玩水爱好，随着二人愈加熟识，相互了解与认识不断加深，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仍然见解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而独特的友谊。其中一个著名的事例便是庄子妻子死后，惠子闻讯前去吊唁，只见庄子劈着腿坐在那里，一边敲着盆子一边唱歌。看到庄子这种有悖人之常情、让人不可思议的怪诞行为，惠子十分不解地责问庄子说：一个与你共同生活了多年，为你生儿育女的人去世了，你不哭也就罢了，还要鼓盆而歌，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庄子·至乐》）

惠子的话与其说是责问，不如说是困惑、不解以及对朋友和朋友家人的由衷关切。对惠子的话外音，庄子显然是理解的，也听明白了的。所以他也一改一向的犀利辛辣、锋芒毕露，用十分真诚坦率的口吻解释说，事情并非如此啊。与自己一起生活多年的家人刚刚去世的时候，我怎么会毫无悲痛之心呢？不过，在生死问题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人的生死，就如同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变化一样，有生便有死，有死便有生。去世的人现在静静地寝卧在天地之间，假如我呜呜哭号，自认为这是不能通达天命，所以我就不再哭泣了。（《庄子·至乐》）从庄子与惠子的这段对话中，不但惠子对庄子以及庄子家人的关心与同情溢于言表，庄子对惠子的理解与信任也同样真情满满。可见此时二人的关系已经升华，已经成了可以相互交流探讨、倾诉衷肠的朋友。

此后，这两位从相轻相疑到相知相友的同乡哲人就“人与情”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辩。这段辩论见于《庄子·德充符》，应当是在惠子去庄子家吊唁庄子妻死之后发生的。惠子与庄子的生死观不同，人生观不同，对生死自然等也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像过去惠子不理解庄子为什么会把相位比作腐鼠，见到从车百乘的他要把自己手中多余的鱼都扔掉一样，惠子也很难理解庄子所说的情与无情。事实上，惠子理解的“情”与庄子所说之“情”原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或者说是出自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尽管庄子最后一句“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点点讥讽的意味，但较之过去，其口气语调已经委婉温和了太多太多。可见此刻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已经完全没有年轻时针锋相对、相互攻击的意思在，而终于能以一颗“平常心”，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相对而坐，一边品着酒，观着鱼，赏着山林风景，一边直抒胸臆、开诚布公地探讨学术。

黑暗中的一线光亮

庄子一生始终挣扎在“藐姑射之山”的理想世界与宋国叫作蒙泽的那块地方的现实生活之间。在“藐姑射之山”，庄子幻想的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而现实却是“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庄子·列御寇》）。放眼望去，满目都是“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庄子·人间世》）。尽管现实生活十分黑暗，但庄子确实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那便是晚年与惠子的交往。这段生活经历，成为庄子真实人生中的一线光亮。

庄子与惠子是“诤友”。所谓“诤友”，就是这样的朋友：他们在你遇到人生难题，感到迷惑困顿，或误入歧途而浑然不知，仍自以为是的时候，善意直言，毫无私念地帮你分析利害得失，与你推心置腹地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就是被误解被斥责也无怨无悔。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庄子与惠子是怎样相互排难解惑的吧。

《庄子·逍遥游》中有一段庄惠对话。对话开始，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就像无用的“大瓠”，试图劝诫庄子放弃，但他并没有单刀直入提出问题，而是含蓄巧妙地先讲了个小故事。惠子说魏王给了他一个大葫芦种，种下之后结出了一个巨大的葫芦。可是这个葫芦很不结实，盛不了任何东西，一无所用，空占地方，惠子只好把它砸碎了。惠子借此隐喻庄子的学说伟大是伟大，但假如于世无补，无所可用，那就怨不得必将被抛弃的命运。于是，庄子也采用了同样的迂回策略，讲了个做护肤药的故事作为回答。庄子说，宋人有家传秘方制作不龟手药。所谓不龟手药其实就是一种冬天防手冻裂的护肤品。这家人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生。有“客”听说了这种药，出价百金买下药方，然后借此游说吴王。正好此时越人进犯，吴王就让他率吴军与越人展开水战，结果大败越人。“客”因此获得了吴王丰厚的封赏，裂地封侯。在庄子看来，不龟手药是相同的，可是在漂洗丝絮的人那里，只是一帖防手冻裂的药方，而到了买药方的“客”手中，却凭着药方获得封赏。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在不同人手中，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呢？庄子认为这就涉及是否懂得如何用大的问题。庄子还进一步试图打开惠子的思路，建议他把大葫芦系在身上当作舟船来用，浮游于江河湖海之上。这样，不就可以变无用为有用，也就不必再担心葫芦盛不了东西了吗？

这段对话中，双方虽都略带“机锋”却丝毫没有剑拔驽张、相互攻击讥讽的味道。恰恰相反，双方都更像是在就人生难题进行一场推心置腹的探讨，甚至就连庄子最后一句“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也并不像某些白话译注的那样，是讥讽惠子“心地过于浅陋狭隘”，只不过是指出惠子思想受局限的根源在于“蓬草堵塞了思路”而已，并不带有任何恶意。

解读这段对话中蕴含的玄机是件有意思且耐人琢磨的事。

首先，惠子为什么要提到魏王？让我们猜想一下。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此刻惠子刚刚返宋不久，正处于与庄子“相晤论学”的初期。聯系之前“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与“庄子衣大布而过魏王”两段轶事来看，庄子去魏国应当不止一次。当初，庄子去见惠子曾引起惠子惊恐，搜了三日三夜，闹得满城风雨;而那时朝堂上还有白圭、匡章之流政敌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惠子。惠子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不可能不传到魏王耳中的。那次庄子去魏国见惠子虽然在仕途上一无所获，但利用这个机会得以向惠子表白自己，澄清误会，想来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惠子的信任。后来，庄子第二次去魏国得以“过魏王”，很可能是在惠子的举荐下，才受到了魏惠王的召见。不过，庄子见魏王仍以失败告终。一句“何先生之惫也”，足以显示魏惠王并不理解庄子。

其次，这个“大葫芦”的隐喻也很值得玩味。惠子强调的是种子虽来自魏王，大葫芦却是经过他精心培育才长成的。不是他不要用这个葫芦，实在是因为葫芦过大，既没地方安置，也无所可用，不得已才砸碎了之。这个大葫芦，不就是庄子以及庄子学说的写照！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读？惠子是借大葫芦的故事含蓄地向庄子解释了为什么他当年见魏王没有任何结果，暗示这仅仅是由于庄子的主张大而无用，无法经国济世，与惠子无关。这样，惠子既可以为自己开脱，又向庄子表明了心迹，还顺带着替魏惠王打了个圆场。

人到中年的庄子，再不是当年嘲讽惠子为“燕鹊”或者“鸱鸺”的庄子了，也没有了见监河侯时那种强烈的“愤青”心态。此刻的庄子早已将往事统统抛到了脑后。特别是面对失意返乡的惠子，他的胸襟与气度都不允许自己再去计较惠子过去的褊狭与猜忌。不过，把话憋在肚子里隐忍下去当然也不是庄子的性格。于是他也借题发挥，不疾不徐地讲了个不龟手药的故事，说明问题并不出在大葫芦身上，而是由于给葫芦籽的人还有那个种葫芦的人都不会“用大”，也不善于“用大”。庄子在叙述过程中不露声色，口气和缓委婉，可见他是有意克制自己不要刺激惠子，同时又为自己申辩。

《庄子》中记录的许多有关庄子与人相交的言行，大都尖刻愤激，火药味十足。估计庄子后来也意识到这其实是与自己提出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养生主》）的平和心境相矛盾的。所以此刻的庄子，虽仍改不了“杠精”的脾气，不时地要与惠子杠上几句，心态却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他只能单打独斗地面对一个丑恶肮脏的现实，现在他终于可以躲进思想的象牙塔，尽情游荡于思想碰撞所带来的遐想，去享受智慧间的一次次“较量”。在庄子的一生中，似乎只有后来与惠子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透出了一线亮色。与惠子抬杠斗嘴也就成了庄子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也是他一生中最阳光的时刻。

当然，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永远都像《逍遥游》中“魏王贻我大瓠之种”那样和风细雨，他们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诤友”。庄子、惠子间的思想交锋往往是坦率真诚却又短兵相接，他们针锋相对，却从不夹杂个人恩怨，去刻意抹黑对方。一次，惠子又直言批评庄子的学说大而无用。庄子立即答到，只有跟懂得“无用”的人才能谈论“有用”。第一句看似无关紧要，却首先肯定了惠子与自己对话的平等地位，然后庄子才举例展开自己的论点。他说，大地不可谓不宽广，可真正有用的不过是人脚下小小的立足之地。这就是“有用”。但倘若在这块地周边都深挖至黄泉，只留下这一小块，现在这块立足之地还有用吗？惠子只好回答说“无用”。庄子这才推出重点，总结到，这就很明白地说明什么是“无用之用”。（《庄子·外物》）

这段对话的前因是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从这样的辩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庄子有着过人的思辨能力，他善于用先扬后抑、给对方下套的论辩方法，层层推进，引人入彀，让论辩的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无用”与“有用”是庄子与惠子时常讨论的又一个中心话题。二人曾就此展开过多次辩论。还有一次惠子把庄子的学说比喻为“大而无用”的樗树，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不要落到“众所同去”的地步。庄子深知惠子用心良苦，但他怀着同样的善意，更带着对理想的憧憬，向惠子展现出一幅令人陶醉向往的世外桃源画面：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

这，就是庄子心向往之的理想世界。那里，没有伤害，没有困苦，人们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仰卧于大树之下，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惠子一定会为庄子所描绘的动人画面所打动，也一定会为他超凡脱俗的追求所感染。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有关庄子与惠子交游的记载，由于大都出自庄子弟子或后学之手，其叙述的角度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无论辩论什么话题，必定是以庄子完胜、惠子完败告终。当然，很有可能庄子的辩才的确高惠子一筹。不过，惠子也是战国时期名副其实的辩论家，其辩才足以与孟子抗衡。而且惠子涉及的辩论话题之广更是令人乍舌。什么“卵有毛。鸡有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如此等等，海阔天空，千奇百怪，世间万物，惠子都插得上嘴。惠子参与的辩坛，实在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就辩才而言，惠施自认为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庄子·天下》）据说惠子辩论累了，也不回家，只需要在大树下闭目养神稍作歇息便可再战。（《庄子·德充符》）在先秦的辩论奇才中，惠子的确战绩辉煌，他不仅每天背靠大树“打擂台”，挑战天下群士，俨然成了辩论专业户。可就是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辨论家惠子却屡屡败在了当时在辩论界不见经传的庄子口下。

随着庄子、惠子交往的愈加密切，辩论更加出彩，谈论的话题也越发广泛起来。二人之间的联系，也就不仅仅局限于关起门来，就双方各自感兴趣的话题侃侃而谈，他们还不时一起徜徉于大自然中，欣赏山林水泽、自然风光。这样的情景，也是最能见出两位老顽童真性情的时候。

宋国的蒙地虽算不上是旅游胜地，却也有水可观。《庄子》中多次写到水，多次写到钓鱼，可见蒙地也是个怡养人性情的好地方。况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特别有庄子、惠子这两条“龙”在，任何不起眼的地方都有可能发展成未来的旅游胜地。一天，二人来到“濠梁之上”，庄子与惠子交往史上最著名也最令人得意的杰作便在这里诞生了：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简直太精彩了！眼前轻松闲适，悠然自得，逍遥而游的鱼，一下子让庄子沉浸在幻化的境界中。如同他“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一样，似乎顷刻间他自己也化身为鱼，不知庄周与惠子的存在，而只与逍遥的鱼同乐于水中。于是“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的经典便脱口而出。这是一种只有诗人、达人才可进入的心灵世界！无法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是绝对享受不到这样精美绝妙、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这些后代文人骚客的名句中多多少少折射出庄子“濠梁观鱼”的痕迹！

可惜，惠子不是诗人，也不是达人。他走进不了庄子诗意盎然的审美世界。他是一位讲究逻辑、只会从认知的角度寻求事物真相的哲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在诗人听来，面对此情此景，这样的问题岂不是太煞风景了？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不正是惠子的可爱之处吗？从惠子跟庄子讲大葫芦的故事开始，我们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惠子其实是个实话实说的老实人，他喜欢较真，但做事却是务实的。一句“子非鱼”的反问，足见出惠子堪与庄子相匹敌的机敏与智慧。本来，庄子是无法证明自己是否了解“鱼之乐”的，但他却巧妙地抓住惠子立论的疏忽，采取了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的策略，辩解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这一回合，表面上看似乎是庄子赢了，其实未必。在我们看来，惠子的回答仍然是推理严密，无懈可击：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之乐，但你本来就不是鱼，自然不知道“鱼之乐”，事情就是这样。至此，庄子终于只能诡辩了。他不得不偷换概念，利用“安”的多义性，把惠子的“你如何知道鱼之乐”改换成“你从何知道鱼之乐”，这下，惠子终于不再分辨。想必像惠子这样拘泥于事实，缺乏诗人想象力的辩者，即便思维缜密、逻辑推理超强，但面对有着葱茏想象力、思维随意跳跃、不受现实局限的庄子，也只能败下阵来。

应该说，惠子返宋，与庄子“相晤论学”的这几年，是庄子一生中最为阳光、最为欢乐的日子，庄子最重要的著作应当大都完成于这一阶段。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惠子48岁时（公元前322）回到宋国，公元前310年辞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惠施年行略表”），他与庄子交游往来的时光最多只有12年。

12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也不算长。对庄子与惠子来说，12年已足以建立起二人间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谊。这样的知己之情弥漫在一部《庄子》之中，随处可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运斤成风”的典故了：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

庄子对惠子的一片深情在这一段描述中抒发得淋漓尽致。他们之间互为存在，配合默契，绝对信任。一方以疾风般的速度，挥斧砍削落在对方鼻子上的一点白灰，而对方坦然镇定，“立不失容”，眼都不眨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间的心灵契合可以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有朋友相互信任至此，何所求哉？难怪庄子会如此感慨、如此动情地说，从此，我再也没有搭档，再也没有可以交谈的人了。“吾无与言之矣！”这是庄子发自内心深处的由衷慨叹，细细品来，一股浓郁的凄婉悲凉之情油然而生，足以见出惠子在庄子心中的地位以及庄子对这段友情的珍视。显然，这段轶事绝不是寓言，而是庄子与惠子交往的实录。

惠子去世时，庄子59岁。此后的24年，庄子是在失去惠子的孤独寂寞中度过的。在“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的世界，失去了惠子的庄子，再也没有人可以与他产生思想火花的碰撞与心灵的交流。

庄子与惠子从相交初始时的相讽相忌到后来互以为质，再到惠子身后，庄子对惠子流露出的深深怀念，可以说，惠子是唯一伴随了庄子大半生的人。惠子身前，也曾风云一时。在政坛上，他出任魏国宰相，推行新政，虽屡遭权贵排挤打压，却受到了社会下层的欢迎。在思想界，惠子是名震一时的名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遗憾的是，惠子言行仅散见于先秦及汉代的某些典籍中。而最能代表惠子思想的“历物十事”全靠《庄子》杂篇所收的《天下》才得以保存。或许这竟是冥冥之中，苍天为庄子与惠子之相交所做的一种特别安排？

令人费解的是，惠子在世时，名头远在庄子之上，可身后却甚是凄凉。曾经享有盛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辩论家，卻少有人真正去研究他，最悲催的是惠子竟连一篇文章也没有传下来。而庄子的命运，恰恰与惠子相反。庄子在世时，除了惠子，很少有人搭理他。但是在沉寂了几百年之后的魏晋时期，庄子却突然大放异彩，备受文人士子的追捧，以至于最终竟得以与孔子的儒学并驾齐驱，成了道家的领军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后代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庄子与惠子身后截然不同的遭遇，恐怕是他们生前谁也没有想到的。

一个大胆的猜测

作为庄子唯一的挚友，现存33篇《庄子》中有10篇13段文字谈到惠子与庄子的交往。而《庄子》全书涉及庄子本人的记载，总共也只有16篇30段而已。也就是说，在这30段有关庄子的记述中，将近一半的内容与惠子有关。要知道，《庄子》收集的是庄子、庄子弟子、后学以及与庄子学派相关的文章。在庄子弟子中，只有一位蔺且在《庄子》中留下了姓名，而惠子却频繁地出现于《庄子》各篇，足见惠子与庄子渊源、交情之一斑。乃至惠子死后多年，庄子经过惠子墓，一提到惠子，还是那么痛彻心扉，悲恸不已：“自夫子（惠子）之死也……吾无与言之矣！”这一番令人动容的真情告白，倘若惠子地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动得老泪纵横，倍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不过，值得研究的是，庄子所说的“吾无与言之矣”，究竟当如何解读？虽然字面的意思很容易理解，但庄子所说的“言”，一定不是指二人每天见面扯闲篇，而应该是有所专指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曾将散落的庄子及庄子学派文章编纂在一起，说：“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淮南子·修务训》）。刘向甚至将庄子与惠子的关系比作钟子期和俞伯牙：“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可为鼓也;惠施卒而庄子深暝不言，见世莫可语也。”（《说苑·谈丛》）由此，我们是否将刘安与刘向的记述解读为由于惠子之死，庄子再没有人可以一起探讨学问，交流见解，就社会人生各种问题展开论辩了？而用刘安、刘向的话来注解“吾无与言之矣”，是不是说惠子死后，庄子就此罢笔，连文章也不写了？

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庄子的文章是写到哪章哪节的时候，惠子去世的呢？

《齐物论》为我们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

对这段话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却是学界公认的，那就是此时惠子已死，所谓“以坚白之昧终”就是说惠子至死都沉迷于“坚白”之论。

假如惠子死后，庄子真的掷笔，从此什么都不写了，那么《齐物论》之后的五篇文章又是怎么来的呢？

读《庄子》的人可能都已经注意到，《庄子》内七篇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逍遥游》与《齐物论》更接近，而自《养生主》以下的五篇，却别具特色。前两篇文章很明显与惠子有关。惠子在“历物十事”中所表露的看法都可以在《逍遥游》与《齐物论》中寻到踪迹。我们已经说过，《齐物论》的论题本身与惠子“历物十事”所表述的看法关系密切，此处姑且不论。就是《逍遥游》，也与惠子的看法难解难分。惠子“历物十事”第一条谈论的是大与小，所谓“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第二条还是与“大”有关，“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样的说法本身不正是与《逍遥游》开篇说的那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鱼卵鲲，却可化身为奇大无比的鹏相呼应？而庄子所说的游荡于空气中的野马尘埃，不也正是承袭着“至小无内”而来？比照《逍遥游》与惠子的“历物十事”，我们不能不承认《逍遥游》的论题本身，甚至某些表述方式都与惠子息息相关。

此外，庄子《逍遥游》《齐物论》汪洋恣肆的写作风格，与《寓言》所说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十分吻合;而后五篇中，除了《大宗师》中有关“真知”一段文字与极富思辨的《齐物论》一脉相承之外，其他篇章再没有《逍遥游》与《齐物论》那样的写法了。

庄子说惠子死后“吾无与言之矣”，不是说他从此掷笔，再也不写文章，而是说没有了与惠子心灵、思想的交流，没有了与棋逢对手的惠子的“斗嘴”“抬杠”，庄子再也没有兴趣或心情写《逍遥游》《齐物论》那样需要呕心沥血才可能写出的宏篇巨制了。退一万步说，即便写出来，又哪里去找像惠子这样的诤友，可以一起争辩，一起欣赏，一起探讨呢？在庄子的时代写文章，大概不会像今人那样，著书尚可“为稻粱谋”。但不管怎么说，惠子死后，庄子都还得好好活着。于是庄子靠开学馆教书，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教学生是可以“述而不作”的。然而，像庄子这样的写作高手，为学生编点儿教材，解说一下自己“汪洋恣肆”的“异端学说”，顺带传播一下自己的人生体验，岂不是小菜一碟？因此，我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自《养生主》以下五篇文章，很可能是庄子在惠子死后用于教学的部分教材。

《庄子·山木》中有一段关于庄子现场施教的故事，与《庄子·人间世》所描述的商丘之木、栎社树等情景十分相似。显然，庄子教弟子，不可能总是天南海北，什么大鹏小鲲、蜩与学鸠、朝菌蟪蛄、万窍怒呺等如天马行空，也不可能总是“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总得有更多适于宣讲的“干货”，有更多能抓住人眼球的故事才行。

于是，我们看到庄子与惠子辩论的文章多用辩论体，而用于教学生明事理的文章多用叙述体。我们猜想这很可能是《逍遥游》《齐物论》两篇与其他五篇文风颇为不同的原因之一。

作者：王景琳，加拿大政府外語学院汉语言文化教师。徐匋，现任教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外语系。自1983年以来，王、徐二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分别或合作出版《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鬼神的魔力：汉民族的鬼神信仰》《中国鬼神文化溯源》《庄子文学及其思想研究》《缘分》《庄子的世界》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