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斌

我与老作家孙犁较多的接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孙犁虽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的主席，编制和组织关系却在天津日报社。为便于工作，就必须安排一个中间联络人。不知是何原因，孙犁竟然相中了我。

一天，我在作协发现一封几个农民写给孙犁的求助信。信中说，为摆脱贫困他们几个人合伙办了个开发山货的小公司。因缺乏运输工具，收上来的山珍干果都积压在库房里。困境中，便把希望寄托于他们最景仰的大作家孙犁。希望他能慷慨解囊，赞助一辆“解放”或“130”的大汽车。孙犁看了哈哈大笑说：“口气不小啊，嘿，要头小毛驴儿还差不多。”然后，又感慨不尽地说，这几个农民并没错。坏就坏在某些所谓的现代派作家为抬高身价，到处吹嘘自己的一本书拿了几十万上百万元的稿费，于是人们都以为作家是大款。

那又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他说，找他的人太多了。而且，除了要钱，再就是求他写序借此出名的。对此，他都尽力而为给以最大的帮助。但这次，因情况不明亦不便于与其接触，只能委托我代其回信示以歉意。但说罢又再三嘱咐，要与人为善。即，多同情、多鼓劲，不能有丝毫情感和心理的歧视。结果，还真感动了这几个农民。回信说他们将另作他谋，一定会冲出目前的困境。

无独有偶，跟着另一个求助者又出现了。一天，突然接到著名作家丁玲写给孙犁的信，说她想来天津看老朋友。于是，孙犁就让我代表他和天津作家协会去北京接丁玲。正在此时，一位老编辑急匆匆跑来说，一个背着行李从外地来的小伙子蹲在报社传达室闹着要找孙犁。问他有什么事，说家里太穷，只上到初中毕业就失了学，从小就做的作家梦也不可能实现了。绝望中自然就想到他最崇敬的孙犁，并希望孙犁能给自己最大的帮助。

孙犁听说以后，沉默良久才唉了一声说：“先把他安排到招待所住下。”說着，又从钱包中取出20元钱，“找个饭馆把肚子填饱了再送他回家。”老编辑走时孙犁又嘱咐：“告诉他，当作家，首先也该是个好农民。”

20元在当时是我全家一个星期的菜钱。想起那时天天喝小米粥的孙犁，更让我不能不多有感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