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宏 马 宏

（1.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北京100081；2.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近些年有关“海外民族志”的讨论颇为热烈。笔者之所以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放在“海外民族志”话题中，一是缘于多年从事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经历，二者恰恰在“海外”这个点上相聚合；二是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视角看，海外民族志，这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特点密切相关。包括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海外“田野”从事各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本身也脱离不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条件、学科视野及现实需要。

一、“海外民族志”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海外民族志”这一概念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是因为缘自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是以描述“他者”“异域”为对象而产生的学问。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人类学原本是本世纪（20世纪）初年白种人到他们的殖民地（非西方的文化环境）去研究那里的部落人的生活的一门学科”。相较于西方传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主要研究“自我”，既包括“汉人社会”，也包括“少数民族”。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研究，如李安宅对祖尼人的研究（1937 年）、费孝通对美国人的研究（1945 年） 等，但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该学科在中国发展初期的客观条件、现实需要，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立足国内，重视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应用。“在学科建立之初，先有清末民初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需要，后有抗日战争救亡图存、保卫和建设边疆的目标。于是，学者们更多把学科看成一种服务社会的实用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领域”。第一代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多留学西方，抱有学术救国之志，将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应用到中国社会实际研究中。特别是伴随着外敌入侵而引发的边疆危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更多关注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延续至今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学在民族识别、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等工作中大显身手，得到了国家框架内的资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自身也出现了大的转型，其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同时，全面接受苏维埃民族学派。至于海外研究，虽然深受苏联民族学影响的中国民族学也非常重视“世界民族研究”，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国民族学的海外研究主要倚重于文献资料、译介，少有实地调研。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积极开展并逐渐形成规模与我国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社会全球化进程加快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林耀华、金天明两位教授就在《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强调，“开展对世界民族的研究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对世界民族的研究，我们应该不失时机，根据现有的人力和条件按轻重缓急，逐步展开。例如，在我国国境附近的一些民族，可以先进行，继而亚、非、拉各民族，逐渐扩及对全世界各洲各民族的研究。”但“海外民族志”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真正走出国门并进行扎实的海外田野工作，则是到了20世纪末期。1998年，王铭铭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海外民族志”课程，并在研究中提出所谓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三圈说”，即“核心圈”的中国农民社会；“中间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外圈”的中国疆域以外的社会。他指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类学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他者的眼光”并没有打开，强调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20世纪末期始，高丙中已经开始考虑并着手启动符合学科规范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计划，并派遣学生到蒙古、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开展田野工作，指导学生完成了30多项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部分专著成果已收入“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高丙中从人类学学科视角讨论海外民族志的重要性，指出“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是一个从学科规范的角度来做的事情。只有规范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学术产出，才能更多地在社会科学里面发挥人类学学科的作用，也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发挥人类学知识群体的作用，也才能够让‘中国人类学’在世界人类学中有一个新机会。”

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海外民族志经历了从点到面、从学者个人的研究到组织学术团队，甚至成为某些单位的重要研究方向，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等，均在海外民族志研究中有所作为并有大量成果发表。如今，“海外民族志”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关注度较高的研究领域，说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过100余年的发展，顺应时代的进程，以及学者对于学科建设的省思，其学术视野特别是学术田野出现了“由外而内”向“由内而外”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拓宽了学科研究对象的范围，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体系中，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已经有条件走出去，“正在成为强大、独立和自信的知识生产主体”。

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海外民族志研究

虽然海外民族志强调“他者”研究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意义，但主要针对的是地域上的“异域”（海外），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移居海外的“海外华人”自然涵盖在“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中。

事实上，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来讲，海外华人研究也有传统的延续。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田汝康在英国伦敦留学期间，曾到砂捞越研究华人社会，并于1953年出版《沙捞越华人社会结构研究报告》一书，成为华人人类学家研究海外华人的经典民族志著作。特别是港台民族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比较重视海外华人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自1962年起，开始从事华侨社会研究。自此之后，该所“始终以华侨社会研究为研究的重点之一”。1999 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成立了“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2 年3月，在该中心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具体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对其也有关注，但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民族学所做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往往被归于“跨界（国、境） 民族”研究的范围。早期提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学者，如向大有、李安山、赵和曼等则多是从海外华人研究视角关注这个问题。“跨界民族”“跨国民族”或“跨境民族”这样的概念，虽然措辞略有不同，但都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预设前提来界定那些因国家划界而产生的在政治上归属不同国家的相关人群。“跨界（国、境） 而居”的同一民族，由于其各自所在国的历史进程、政治与文化的差异，其族群文化与认同也会导向不同的方向。虽然部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国、境） 民族”会有重合，但并不适合纳入与之相关的问题中去讨论。首先，“跨界（国、境） 民族”的“跨界（国、境） 而居”的现象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边界的划定紧密关联，有着自然地理或政治等因素参与其中。其次，“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一种移民类型，虽然旧时也有因为天灾人祸被迫迁移的原因，但主观、主动因素往往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少数民族”。进而言之，在界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时，不宜不加讨论地使用“跨界（国、境） 民族”概念，而是应该将那些以往被归类于“跨界（国、境） 民族”范畴之下的中国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重新纳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讨论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学术层面海外华人研究的影响更大，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纳入其中，不仅能够增加其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更好地诠释“华人”所具有的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以此彰显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丰富内涵及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

由此，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撰写，不能只是“将每个民族作为单体来研究，而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特别是要看到每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所具有的共通性的一面，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联。正如赵和曼所言：“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为了寻找生计，为了政治避难，人数众多的中国人飘洋过海或翻山越岭，来到异国他乡定居而成为华侨。以上根本原因，少数民族华侨与汉族华侨是共同的”。按照著名海外华人研究学者王赓武的观点，近现代海外华人移民类型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华商型、华工型、华侨型及华裔或再移民型。在少数民族移民类型中，以上这四种类型都是存在的。历史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因劳工输出而定居国外。据《新疆通志·侨务志》记录，1928—1930年间，苏联修筑土西铁路时招募了大量华工，其中包括一些维吾尔人。广西、云南边境的一些少数民族分别去越南、缅甸开采矿场，其中有些人后来留居国外。包括在中国海外华人最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在历次华人移民过程中，也有来自云南、福建、广东的回族移民，他们和汉族一样，也是因“经济因素”移民国外。如从福建惠安的百奇移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郭姓回民有130多户、600多人。钱江通过介绍马来文《三宝垄纪年》 与《井里汶纪年》这两部源自早期爪哇华人档案的相关记载，得以从一个以往为学术界所忽视的层面初见明朝初年郑和及其船队在印尼群岛的活动情况，以及不为朝廷正史所记载的有关早期爪哇穆斯林华人的历史。他写道：“以往国内学者在研究印尼华侨史时，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福建漳泉人和广东潮汕人并非唯一的最早在印尼定居的华人方言群体。实际上，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来自云南的中国穆斯林曾大批地经由中南半岛进入印尼群岛。他们在印尼尤其是在爪哇岛华人中的统治地位曾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淡目王国衰亡前夕，以闽南方言群体为主的非穆斯林的中国移民(包括福建的漳泉人与广东的潮汕人)才在爪哇等地的华人侨居社区中逐渐重新占居主导地位。”廖大珂在《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穆斯林》一文中也强调：“当年华人中穆斯林不在少数，他们对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都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比较而言，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定居在中国周边国家，与所移居地区带有某种历史或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历史上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移居过程多取陆路，东南亚、中亚地区是其居住最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移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选择移居地时往往注重文化上的联系，如中亚与东南亚一些民族与我国西北和西南诸多少数民族之间共享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包括语言、宗教与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二是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如历史上苗族从中国西南地区向东南亚迁徙中许多是在大家族的引导下进行的，他们在老挝等国家生活中也形成许多苗寨，这种特点的形成也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居方式分不开。相比较而言，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因此形成了不少“民族村”，这一现象与遍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相对应，值得研究；三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适应、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保持着民族传统文化。与移出地的同一民族文化相比，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文化在吸纳了移居地文化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姿，但环境的变化并没有使其丢掉文化深层中的传统文化精髓，相反他们始终将固守、传承民族文化作为维护民族凝聚力的根源所在。如移居老挝的苗族人、瑶族人，在承认自己为“老挝人”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保持了高度的自豪，并通过家庭、家族、宗族等内部社会单元和组织形式将其传统保留、传承，由此强化着其祖先来自中国的历史记忆和他们对中国境内同一民族群体文化的认同。

以上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基本特点”的总结有一定代表性，但由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多样性、关联的密切性以及时间长度、空间跨度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对其特点做归纳性总结。如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生活方式上“聚族而居”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专业化分工对其影响都很大，交通的便利及个体的自由流动将过去各民族彼此相对隔离的状态打破。包括伴随着“再移民”现象，许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移居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地区，其生计方式、分布特点都会发生改变。所以随时空变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之间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正因为如此，撰写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要考虑以下几个背景：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即要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移民的原因、对历史故国的认同以及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联有所认识；二是移居国的背景。不能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只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延伸，而要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脉络里来进行探讨，旨在说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一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融合才能存在；三是全球化的背景。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而移民作为全球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它改变了世界民族的分布，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冲突。所以要深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必须将其放在全球化过程中，放在国际移民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对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以上三个“背景”，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民族志写作中田野地点的选择提出更高要求。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的书写过程，注重文化的整体性，也强调文化比较的价值。所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民族志研究的田野点选择时，既要考虑境外不同国家同一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如中亚、中东、东南亚的回族华侨华人）、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此外在同一国家、地区所进行的调研还要考虑城乡、聚居、散居等因素。我们曾经在哈萨克斯坦做过当地东干人等的比较研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移民中亚的几个少数民族群体，其生存状况呈现的差异性与该国的政策、民族构成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对其纵向历史发展过程的比较中，中亚地区的社会变革，包括苏联解体、中亚五个共和国的建立等因素对移民中亚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机会及生计方式等均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历史上是外来人，地理上是边疆人，数量上是少数人，政治上是边缘人的移民群体，如何有效争取生存资源并获得生存空间对于当地东干人等华侨华人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相比较而言，中国哈萨克族新移民在哈萨克斯坦具有了天然的优势和资本。然而由于语言、资源竞争特别是其“后来者”的标签，使得哈萨克族“新移民”通常很难融入当地社会，更难以跻身哈萨克斯坦的权力机构和决策部门。加之哈萨克斯坦社会上失业问题较为严重，移民会受到当地人的排挤，一些已迁移来哈的中国哈萨克族人由于生活困难及适应上的问题，又返迁回中国原居住地。

所以说，由于移民是个动态的概念，它涉及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跨度都很大，且与国际、国别政治文化因素联系密切，所以想通过一个国家、地区展现不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全貌既不可能，也不符合文化的适应、整合及变迁的特点。所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研究，存在“点”和“面”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就在于能否以“点”概“面”。田野点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包括多点民族志的比较方法，对于理解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文化变迁与社会文化适应的动态性提供更为全面的视野。此外民族志着重于同时限的长期田野调查研究，其所获得的资料虽然深入、详尽，但也存在缺乏时间深度的缺点，所以如何实现空间的“宽度”与时间的“长（深） 度”的结合，也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民族志研究应该注意的。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要去国外做调研，所以研究也要反映当地视角，包括当地研究的成果。如中亚东干人是一个回族移民群体，我国学者将其语言作为中国西北方言来看待，但东干学者坚决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东干人使用的汉语，其中夹杂着许多俄语、突厥语族语言的借词，有苏联时期政府帮助他们创制的文字，有相对成熟的语法、正字法，并由此产生了东干人自己的报纸、广播及学校，东干知识分子通过这些媒体及教育机构传达所在国的价值观，引导、建构着东干人的文化、国家认同。如今东干人的语言与西北回族相比，其差异性显而易见，虽然东干人保持着对于历史故国——中国的深厚情感及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坚守，但东干文化与回族文化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意义与现实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使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这一概念，它标志着这一概念被纳入到了国家关于民族工作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分类体系之中。所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之下加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有关海外民族志的讨论、调研主要还是停留在学科视角的思考，对于国家现实需要的关切还体现得不是特别充分。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讲，海外民族志的重要关注点如人群迁徙、文化流动、本土化、族际关系及认同等，涵盖了该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祖源中国，他们自身所承载的文化各具特色，但都属于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迁移和本土化进一步导致了其文化的再造，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及观念的变化，并由此延伸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认同问题。认同包括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对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而言，他们会从不同方面表述其认同，这种表述不仅基于其自身的生活经验，更与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与历史故国——中国的关系息息相关。通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可以分析中华文化传统在其他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变化过程，从而可以从更广阔的角度讨论文化的交往、交流及交融问题。由于文化的边界是流动的，以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变迁的内在机制，所以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会有冲突，但其“相处之道”首先是交融共生，这是融入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所在。从另一角度看，民族学人类学注重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关注人群、人性及其群体的文化变迁、适应及对外交流的研究内容，注重文化比较并从中总结规律、经验以求人类文化互相借鉴、互相欣赏、互相学习的学术理念等，都使这一学科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方面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讨论话题。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研究，对于从理论上解释民族学人类学涵化、本土化及文化认同等理论问题、难题，将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广阔的视野。

然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海外转向，不仅仅是为了符合“学理回归”的需求，更是一种现实关切，后者恰恰反映民族学人类学服务社会现实的学科取向。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海外殖民的需要密切相关，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事实上海外民族志也应该是民族学人类学“应用性”的体现。特别是当今社会的开放与发展，使得民族、国家间的来往更加频繁，彼此了解、理解非常重要，而民族学人类学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民族志知识可以增强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为国际交流提供知识储备，为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有学者强调，中国的海外文化调查及学术研究现状尚落后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海外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肩负着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等重任，应从国家发展层面上高度重视。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学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激发了新的活力，推动学界要将中国放在世界这个大框架中去思考。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应的研究储备。这种储备涉及历史问题、地区问题、环境问题，但更多是文化乃至价值观的问题。面对一个多样性的环境，我们要在“民心相通”的基础上主张构建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要去了解、学习并理解文化如何共生共荣。

具体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在经济、贸易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越来越多地在其居住国与中国之间扮演着经济、文化上“中间人”的角色。他们行走于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中国的发展对于他们无论从物质利益上讲，还是从社会地位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也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及参与中国建设的愿望。特别是在今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以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帮助实现“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精准对接，在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重要桥梁作用。所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要体现这种作用和贡献，这既可以增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自豪感及对于历史故国的认同，增加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