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岚嘉 朱 乐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贵州属于古代史籍中的“西南夷”“南蛮”地区，因其山高水长，地理位置偏远，秦汉以降，随着汉族人口的迁入，使得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与中原地区彼此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贵州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36.11%，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神话传说，创造了绚烂多姿的文化宝库。何中华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立应包含自我主体的认同、实践能力的明证以及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应对世界性难题的价值确认三重意蕴，而这也是建立贵州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悠久的历史文明，多元的文化资源是贵州文化的重要特质，更是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多彩贵州”新愿景的内在生成逻辑。在贵州少数民族的韵文史诗，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节日庆典等文献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女神形象、女神信仰以及原始母神想象，展现了西南先民的生活样态与思维信仰。古贵州文化作为徐旭先生提出的史前三大族团之一，与其他集团文化（“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在不断交流与征战的过程中相互吸收、彼此融合，共同创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其传统民间文化、节日礼器中隐含着重建中华古史的重要信息。

一、创世神话与大母神原型

大母神原型是指先于父系社会的远古母系时代对自然的原始崇拜信仰，是后世神话体系的终极原型，它并非某一具体的形象，而是人类的群体心理印象，在民间传说、史诗神话及艺术作品中的女神形象里都会发现它的原型意象。埃利希·诺依曼称其为乌洛波罗斯情境，指位于意识象征之前的无意识混沌状态。乌洛波罗斯是古代北欧神话中的一条巨蛇，它首尾相连，将世界环绕其中，象征着不死、循环与永恒，是世界未分化之前的原初状态。荣格学派认为乌洛波罗斯是无意识心灵阶段的象征，是自我心理状态，首尾吞噬的符号是人类原始心理最经典的象征。与之相似的是佛教密宗中的曼荼罗意象，它以无始无终的圆形为基底，图案呈严格的对称形态排列，在藏传佛教中是美学、哲学的重要象征。诞生于冥想与幻觉的曼荼罗是外部宇宙在心灵世界的内在投射，描述了世界和自我的关系。曼荼罗不仅在佛陀、湿婆等绘画中大量出现，在中世纪基督教著作及炼金术中也会看到它的变形。荣格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现，曼荼罗通过其数学结构式的对称意象能够在对立冲突中牵引着心灵走向完整和谐，它通常出现在意识混沌无序的状态，作为秩序的象征在心灵层面起到调节和补偿作用。

乌洛波罗斯与曼荼罗的意象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先于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象征着永恒与完整的大母神原型。不同于大地原型与天空原型，作为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象征的二者是对于天地浑然一体的大母神原型的拆解，大母神原型象征着原初的混沌完整。正如盘古开天辟地前，世界混沌如鸡子的母体状态，经由分裂式的破开状态化成为天地、日月、山川等二元对立元素构成的世界。在贵州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大多将这一“混沌完整”的大母神原型作为其民族神话叙事伊始，如苗族古歌中的《开天辟地歌》，布依族古歌中的《盘果王》，侗族大歌中的《创世歌》，仡佬族古歌中的《开天辟地》，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等。西南少数民族非常重视创世神话，如在每年的庆典或祭祖时都会追本溯源，演唱创世古歌。曹端波、曾雪飞在《苗族古歌演唱传统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写道：“苗族古歌中的‘创世’不是一个简单的神话，而是建构一个社会分类体系的基础。”因而演唱创世神话这一返回的姿态并非导向混乱，而是追求秩序的体现，一方面是家族秩序和网络的整合，另一方面为社会建构提供某种合法性支持。

《苗族古歌·开天辟地歌》中以对唱的形式逐步推演出苗族先民关于创世之初的想象，“哪个生最早？哪个算最老？云雾生最早，云雾算最老……云来诳呀诳，雾来抱呀抱，科啼和乐啼，同时生下了……科啼诳呀诳，乐啼抱呀抱，天上和地下，又生出来了”。科啼、乐啼是两种远古巨鸟，生出了天地，而在科啼、乐啼之前，宇宙呈云雾迷蒙、不分彼此的交织状态。西部苗族古歌《盘古》将宇宙之初描述为天地相连的鸡蛋形，盘古生于其中，后挣开鸡蛋，上为天下为地，盘古因力竭将其身躯化为万物。东部苗族古歌《远古纪源·世界之始》中同样将太古时期描述为天地相连，一片漆黑昏暗，后仡楼生冷造十二个太阳，十二个月亮照亮天地宇宙。如同首尾相连的乌洛波罗斯，处于无意识领域的大母神原型意象所象征的正是如此无始无终的完整与混沌状态。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写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在天地形成之前，已有一物先天地而生，寂寥空无形体，独立不改，周行无所不至、生生不息，故而不殆，是为天地之大母神原型也。老子将其称之为“道”，但道本无名，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因而“有物混成”即自在自生是为宇宙原初之“道”的解析法门。布依族古歌《造万物歌》 唱道：“远古的时候有什么？古老的年代什么样？那时没有天，那时没有地。四面八方雾腾腾，不分天和地。”仡佬族、布依族、彝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同样将“雾气”作为宇宙的原初形态。宇宙气体说一方面与云贵高原湿度大，常年云雾笼罩的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创世英雄由混沌出的想象方式与汉族神话《盘古开天地》的同源关系展现了中华民族创世神话体系多元一体的典型范式。

创世神话大致可分为“创造”和“生殖”两大母题，前者常为一男性主神以其超然能量创造出世间万物，圣经《创世纪》写道：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后者则是将世界的诞生模拟为生育过程，叶舒宪将其分为双性生殖、单性生殖，无性生殖三种类型，以生殖神话为摹本的创世神话揭示了早于父系社会之前的原始母系社会崇拜图景。《侗族远祖歌》 （嘎茫莽道时嘉） 中记叙了创世女神萨天巴凭借其生育神力创造世界的传说。萨天巴是一只体型巨大、神力非凡的蜘蛛，远古时期，世界混沌不分，萨天巴生育了天地、日月、植物和动物，后由其两个儿子姜夫和马主为世间万物制定秩序，萨犹孵化人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社会逐步过渡至父系社会，开天辟地的男性英雄神话渐渐替代母神崇拜成为创世神话母本，如女娲创世造人的传说逐步演变为盘古开天辟地、鲧腹生禹的父本神话。《侗族远祖歌》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个部分，虽然在英雄史诗或者说灾难史诗中，男性英雄已成为核心人物，但萨天巴女神作为宇宙之母在侗族信仰体系中仍然占据着最高的地位。水族创世神话中同样流传着女神“伢俣”造天造地的故事，俣的意思是大，女神伢俣及拥有巨大身体和能力的天神，她分开了天地，创造了日月，射下九个太阳后又创造了人类管理这个世界。在苗族古歌《枫树歌》中，枫树的树干和树心分别生成了妹榜和妹留也就是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了十二个蛋，人类由此孕育而出。神话学者坎贝尔认为东西方神话的差异在于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文化差异，女神崇拜体现了农耕文明对于“生殖”这一意象的崇拜观念。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以农耕文明为主，人与自然、土地联系紧密，故而诞生了丰富的母神创世神话。

大母神原型作为某种集体无意识，不仅渗透在创世神话的说唱中，更以某种广义符号象征的形式出现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及艺术创作中。苗族刺绣中的蝴蝶纹和鱼纹，蝴蝶妈妈被认为是苗人的先祖，是苗族刺绣作品中最为常见的装饰符号，而在上古时期鱼则是生殖繁衍的象征。水族、布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同样信仰鱼图腾，鱼被认为是龙的化身。布依族史诗《安王和祖王》中，安王的母亲即是龙王的女儿，其形态就是鱼。水族古歌《鲤鱼歌》，民间故事《鱼姑娘》以及节日庆典中对鱼的重视等习俗均能透露出鱼与先民生活的紧密联系。贵州少数民族大多有自己的生殖神，水族称主管生育的神为地母娘娘，布依族信仰名为“乜房”的母神，并通过“搭花桥”“作桥”等法事保佑妇女怀孕。埃利希·诺伊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中认为大母神原型意象群在先民信仰中表现为容器、月亮、地穴、大圆、植物女神、兽类女神、鸟等多种形态，象征着生殖与死亡的双重复归，而这一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心理动因以及本能的自我认知以复数形式的意象群广泛出现在贵州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中。

二、洪水神话与兄妹婚配

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都普遍存在着有关大洪水的远古记忆，伴随着灾难主题的通常是以兄妹婚配为内容的救世神话。作为大灾难的幸存者，这对兄妹因受到神的眷顾肩负起繁衍人类的重任。向柏松认为洪水神话并无人类再生的内容，在于强调自然的恐怖力量及人类战胜灾难的渴望，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地因此斗转星移引发大洪水的神话，以及女娲、鲧、禹治理洪水的神话。水既是吞噬万物的大灾难，又是孕育生命的源泉，原型洪水神话与人类再生主题的复合演变正是由于生命产生自水这一人类始祖想象。在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广泛存在着生命起源于水、雾气、云、雪等说法，而葫芦生人神话则是由于葫芦被当作躲避洪水的工具。

汉代墓穴的砖画、石刻中蛇身人首的伏羲、女娲形象不但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同时也是亡灵的保护神，他们彼此缠绕以对偶神姿态呈现。关于伏羲女娲兄妹婚的信仰起源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关注，如苗族、瑶族、壮族、侗族、布依族等民族的始祖神话中都有兄妹婚的版本流传。大致内容是洪水暴发，人类灭绝，兄妹二人因躲在葫芦里成为了仅存的人类，后结为夫妇再造人烟。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认为伏羲神话与西南地区流传的盘瓠神话应属同源，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与盘瓠狗头人身的形象均产生自原始先民“人的拟兽化”想象。吴晓东根据“伏羲、女娲”语音、字形的演变结合汉代砖画中常伴着日月出现的伏羲女娲形象提出“羲娲”即日月的意思，认为盘瓠神话分为“狗”“蛙”两种版本即“日月”古音在演变过程中的偶合。兄妹婚神话作为自然生人、天神创人、人兽婚的下一阶段，产生自人类主体意识更为明确的社会阶段，已形成以乱伦禁忌为核心的伦理结构和道德意识。表现为兄妹成婚的达成常常受到其中一方或双方的强烈反对，需要通过反复考验证明为天意所为后方能完婚，且婚后所生多为怪胎。如苗族古歌《兄妹结婚》中的“相两与相芒”，仡佬族《阿力和达勒》中的“阿力和达勒”，侗族古歌《洪水滔天》中的张良和张妹，彝族史诗《梅葛》、《查姆》等。以《梅葛》为例，该史诗叙述了洪水来袭，小弟小妹在天神的指引下搬进了葫芦躲过了这场灭绝人类的大灾难，天神吩咐仅存的兄妹俩人成亲繁衍人烟。兄妹俩连忙拒绝，声称人与动物不同，同胞兄妹不能成亲，说道：“我们两兄妹,同胞父母生，成亲太害羞。要传人烟有办法，属狗那一天，哥哥河头洗身子，属猪那一天，妹妹河尾捧水吃，吃水来怀孕。一月吃一次，吃了九个月，妹妹怀孕了，怀孕九个月，生下一个怪葫芦。哥哥不在家，妹妹好害怕，把葫芦丢在河里边。”戳开葫芦，里面即是各族人民的始祖。狗符号的出现以及拘禁天神武姆勒娃的情节与盘瓠神话中拘禁雷神的情节彼此呼应，再次说明了伏羲女娲始祖神话与盘瓠神话的同源关系。

我们注意到兄妹成亲神话已具备较为完整的人伦观念，有学者认为兄妹婚是血缘家庭婚姻制度的原型，表亲婚习俗以及西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龙凤胎信仰均与此相关。随着父权社会的形成，开天辟地、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天神女娲形象逐渐退隐，代之以伏羲女娲兄妹婚配的神话传说，并形成了鲜明的性别等级，完成了女神向女人的落地。《山海经》中“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惨”的西王母在汉代已变为“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霭，容颜绝世”的女神形象，在唐以后的民间信仰中逐渐化为玉帝之妻王母娘娘。而偷食不死药最终被困月宫终身寂寥的嫦娥其最初原型也应与女娲同源，娥与娲同属“呙”古韵，以月亮为象征符号出现的女娲与月神嫦娥则是后世层累演变而成的想象变体。西汉《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东汉高诱作注曰: “姮娥，羿妻”。张衡所著《灵宪》中也认为嫦娥为羿之妻，后托身于月，化作蟾蜍。但在秦简《归藏易》中的《归妹》卦辞中并未提及嫦娥作为后羿妻子的身份，并且将嫦娥奔月的神话推至战国时期。戴霖，蔡运章在《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中认为嫦娥为后羿之妻的说法实则为两汉时的杜撰，其原型是《山海经》中的帝俊之妻月母常羲，嫦娥奔月的目的在于使月亮获得永生。

从洪水神话中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人类始祖传说到月亮-天狗-蟾蜍之间的符号联结以及女娲、西王母、嫦娥等形象的原型演变，要理解西南少数民族信仰中的女娲崇拜需与流传于民间的盘瓠神话、月神崇拜相联结。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布依族的逛场节也就是布依族“情人节”，青年男女在月下尽情歌舞，寻找情投意合的心上人。苗族农历二月有跳月的习俗，称为“跳芦笙舞”，盛装的青年男女在母亲的陪同下相聚在跳月场，围成圆圈伴着悠扬的芦笙翩翩起舞。古籍《黔南识略》 中记载道：“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青树束植于地，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曰跳花。跳毕，女视所欢，或巾或带与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妁，议聘资，以妍媸为盈缩。”跳月为青年男女提供了相识相恋的场所，此外，相传芦笙即为女娲所做，古称“笙簧”。女娲化作月神以媒人的身份流传于西南地区的民间信仰中，《路史·后记二》中称女娲为皋禖之神，即婚神，青年男女在仲春之月踏春相会，自由恋爱。女娲也是生育女神，女娲庙、女娲祠在各地均有分布，关于“娲”的出处，有来自婴儿啼哭声“呱”以及原始部落“蛙崇拜”等多种说法。

三、传统节日与女神崇拜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水相隔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地图。民族节日作为民风民俗的重要表现形式，其诞生和演变不仅受到自然环境、语言文化、生产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的结果。对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研究，一方面要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关注其层累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应从共时的角度出发，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特色、原始信仰进行横向比较，在多元共融、民族一体的视角下进行理解和探究。贵州由于少数民族众多，节日集会因此也名目繁多、异彩纷呈，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节日时间、庆典祭祀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其中大部分节日跟日常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春节”意味着春耕的开始，包括布依族的“了年节”“了月节”，侗族、苗族的“春社节”等。另外一部分节日与民间信仰、祭祀活动相关，如苗族、布依族的“牛王节”，水族、苗族的“祭雷节”等。还有一部分节日的诞生与各民族神话传说相关，其中仍然保留着女神崇拜的民间思维信仰，母系社会的原始形态及其婚恋传统。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中的歌舞表演，其形式活泼热烈，延续了先民社会“奔者不禁，恋爱自由”的浪漫传统，民间文学创作多以女性形象为主，情感歌词自然大方、真挚坦率。

苗族民间节日“吃姐妹饭”起源于母系社会时期的外婚制，后演变为姊妹节，主要流行于清水江流域，是姐妹之间聚会联谊的节日。大致分为两个时间段，一是农历二三月，二是秋收以后，不同地区的苗族节日时间不同，参与前者的多是青年女性，后者为中年妇女休息聚会的节日。与吃姐妹饭紧密相关的一个活动叫做“游方”，是青年男女交往、恋爱的重要方式，分为平日与节庆两种形式。“游方”时，青年男子结伴出行，邀请心爱的女子对歌传情，订立婚约。不同于平日的游方，姊妹节的时候，村寨里的未婚女青年可以以聚会为名公开宴请“游方客”。在台江县革一地区，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有一个苗寨因为村里的男青年常常要去遥远的地方打猎，留下姐妹们劳作织布，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于是，村里的姐妹们决定聚集在一起，酿糯米酒，做糯米饭，捉鱼捉虾招待远方的男青年。后形成习俗，每年春回大地之时，男青年们前来游方，姐妹们组织招待，进而建立感情。关于“姊妹饭”和“游方”的习俗起源，说法各异，但仍能从中窥见到对于“蝴蝶妈妈”以及“水生人”神话原型的影响。传说蝴蝶妈妈“妹榜妹留”长大后与水中泡沫“游方”结婚，生下了十二个蛋即为苗族先祖。关于蝴蝶妈妈的祭祖仪式每十三年举办一次，祈求先祖庇荫后世子孙，是苗族最为重要的祭祀之一。在举行姊妹节招待以及游方活动时，通常都有家族长辈在一旁监督，而“游方”又与苗人严格的血缘外婚制度紧密相关。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人类学研究中将女性视为部族之间慷慨交换的“礼物”，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巩固父权社会的亲属网络及财产继承关系，展现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社会发展历程。

有学者统计，在苗族神话传说中共有185位女神。除始祖女神“蝴蝶妈妈”外，美神和爱情女神仰阿莎在其民间信仰中也十分重要。叙事神话《仰阿莎》中记载，水一样柔美的仰阿莎被太阳看中，但是太阳懒惰又贪财，成婚不久便抛弃仰阿莎外出经商。太阳家的长工月亮踏实勤劳，两人终日厮守，日久生情最终决定为爱私奔。日月因此打官司，最终月亮获胜。仰阿莎作为爱情女神，勇敢追求婚恋自由的传说故事与蝴蝶妈妈的始祖神话一道向我们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及早期先民的社会状态。侗族民俗“行歌坐月”，布依族民俗“浪哨”等婚恋方式与“吃姊妹饭”“游方”相似，描绘了西南地区开放的婚恋观念。苗族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可谓是绚烂多姿，除了蝴蝶妈妈、仰阿莎之外，还有和造天公公一同开辟天地的制地婆婆，生出山川植物鸟兽的门吾婆婆，天地初建时奔走各地提醒众人躲避灾害的鸟可奶，金属女神诺婆婆，刺绣女神妮巫娘等。

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动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因此形成了许多历史悠久、结构严密的祭祀节日。“萨”或“萨玛”是侗族的始祖女神，侗族民间信仰中最高的主神，承载着祈福和惩戒的双重功能，是一种由生殖信仰演变出的祖母神崇拜。“萨”在侗语中是“祖母”的意思，“萨玛”即大祖母神，关于“萨”信仰的起源，有以下三种说法，其一即《侗族远古歌》中所唱的“萨天巴”，此外还有孟获之妻“孟婆”说和“杏妮”说。“杏妮”说流传于侗族南部地区，传说唐初时期，杏妮因获萨天巴女神所赐神兵率领侗族民众抵抗官兵围剿，保卫家园却寡不敌众英勇牺牲。此后，人们便设立“萨坛”，尊称杏妮为“萨玛”，“萨”信仰也由此演变为某种促进民族团结，鼓舞民族精神的英雄崇拜。除了平日的祭祀活动，每年正月，各个侗寨都会举行庄严盛大的祭“萨”活动。“萨”信仰融合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英雄崇拜，构成了侗族地区最为重要始祖神和保护神信仰，其女神体系还包括萨狁、松桑、萨当等十二位女神，对侗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上而论，贵州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展示了该地区历史悠久、纷繁复杂的女神信仰体系。从创世神话、人祖神话、英雄神话到民间信仰、传统节日，西南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鲜明的母系社会生活遗迹，对于该地区女神原型的研究不仅再现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样态，更有利于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信仰禁忌及生活习惯，丰富完善了多元一体的中国女神神话体系。过伟在《中国女神》中所述，中国女神大多具有“一体多功能”的发展特征，贵州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同样如此。女娲信仰及其变形体系兼具始祖女神、婚神、生育神以至于祈福安康的多重功能，侗族“萨”信仰因融合了创世神话、灾害神话、英雄神话等多元神话逐渐成为该地区最为重要的全能神和保护神。各民族、地区的交往交流促进发展了不同信仰体系的融合与吸收，如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广泛存在的宇宙雾气说及“混沌完整”的大母神原型意象群，又如女娲伏羲神话与盘瓠神话、月神崇拜的同源关系等。神话是原始初民对于自然万物最初的象征语言，以某种无意识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如今仍以活态艺术的表现形式丰富着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