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涛 龙先琼

（1. 吉首大学，湖南·吉首 416000；2.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贵州·毕节 551700）

黔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在此生活的有彝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和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其生计方式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黔西北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的生计方式在黔西北各民族中具一定的代表性。胡庆钧通过对明代水西彝族奴隶制度的研究，认为明朝中期之前黔西北彝族采取的是以牧为主，以粮为辅的生计方式，史继忠认为是农牧并重的方式；马国君认为元明清时期黔西北彝族实行的是“耕牧混成”生计；袁轶峰从文化与生态的关系对清至民国时期黔西北农业生计模式进行了研究。作为黔西北彝族生计当中与粮食作物相生相伴的漆树资源却很少被纳入农业生计来进行研究。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探究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存续与变迁，这不仅对于认识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文化生态适应内在机制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而且对于认识传统漆树种植模式的多样存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的生计方式及其特征

目前，黔西北百纳彝族生计方式属于以农为主的混合生计类型，其中，把漆树资源纳入农业系统中进行经营是百纳彝族最普遍、最稳定、最具有代表性的生计方式之一。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中的漆，是指借助雀鸟繁育在土坎上的漆树资源。粮是指当前百纳梯土中种植的包谷、荞麦、土豆、金豆及其他杂粮作物的统称。“并作”源于《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万物并作”解释为一切事物一齐生长、发展及变化。“漆粮并作”有如下内涵，一是漆和粮在百纳彝族的生计中都是重要的生计资源，粮是百纳彝族群众的食用必需品，漆是生活的必要品，含有同等重要之意；二是漆和粮分布在同一空间内，漆树分布在土坎，粮食作物分布在土间，泾渭分明，丝毫没有越界，含有并生之意；三是百纳彝族群众在土间耕作时能够兼顾到对漆树资源的维护，含有共时劳作之意。由此，笔者把它称为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

从田野调查来看，“漆粮并作”生计方式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漆粮并作”种植理念是以粮为主以漆为辅；二是“漆粮并作”中的漆树种植是借助雀鸟来自然繁育而不是人工种植；三是“漆粮并作”中漆树分布在土坎上，而土间不保留任何漆树；四是“漆粮并作”在种植权属上，漆树作为“地界”而成为各家旱地梯土分界线的文化象征。以上所描述的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是笔者在田野中直观到的现象及特征。据《大方林业志》所述，大方漆树长期栽培经验是将漆树种在旱地中，林粮间作，以耕代抚。根据《大方县志》1985年全县土壤资源调查数字显示，大方境内梯土占8.02%，坡土占59.05%。处于交通闭塞和高寒山区的百纳，坡土面积在新中国成立前肯定要高于59.05%以上。因此，《大方林业志》描述解放前漆树种植在旱地中（实际上是坡地） 而不是种植在土坎上。在田野调查中，彝族群众常说：“我们从来不种漆树，土里面的漆树苗多得很，要经常用锄头除掉，只保留土坎上的漆树。”另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发了很多漆树苗让我们种，其实都被我们丢掉了。”由此可见，人工种植漆树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百纳彝族群众的认可。漆树生长在土坎上是1970年到1978年“农业学大寨”中土改梯之后才逐步形成的，而漆树作为各家旱地梯土的地界象征是1979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逐步形成的。

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生计方式。如湖北恩施地区漆树历来是沿用“粮漆间作制”栽植，主要有漆-茶套种系统和漆-玉米(小麦、土豆、红薯、苦荞等农作物)套种系统。这种间作的主要特征是农作物中间按照一定的间距套种漆树，其种植理念是以产粮为主的间作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在同一空间内或同一地块中呈现“漆-粮-漆”或“粮-漆-粮”分布，漆树是人工种植或移栽。又如在云南怒江州福贡县也有这种传统种植漆树的方法，漆粮间作是人工把漆树定植在土坎上并成为各家梯土分界线的象征，区别在于土坎上的漆树是人工进行定植。1982年，陕西平利县也有关于“漆粮间作”的报道，是以漆为主以粮为辅在漆树下面种植低矮农作物。

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不仅对当地的农业生态系统具有维护功能，而且能够产生三个方面的经济效益。一是漆树出租可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百纳彝族平均每家的土坎上最少都有50棵可利用漆树，有的农户甚至有上百棵的可利用漆树。上世纪80年代一棵漆树出租的租金是3～5元钱，目前出租一棵漆树在10～15元钱之间，这笔收入对于农户来说是一种固定收入。二是促进了割漆行业的发展，目前百纳割漆人约有150个左右，上世纪80年代之前，百纳割漆人常年维持在300 个以上。割漆时段为7—10月，每道漆之间间隔一周，在间隔期还能够从事其他农业生产。一个割漆人平均每年割漆收入在2～3万元之间。三是促进百纳生漆产业的兴起，目前，百纳生漆总量常年维持在25～30吨，不仅销售到四川、云南和福建等地，经加工（烤漆） 后销往日本和欧美等国家。四是漆树籽可以榨油，近年来，百纳漆籽年产量在5吨左右，每斤漆籽收购价位2元左右，每年村寨都有人来收购。收购后制成漆油（漆米油），以市场价格15元一斤进行销售。综合来计算，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所带来的经济收入能够占到当地群众总收入的20%以上，关键是，这是一笔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

二、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文化生态适应

文化生态是“关于文化的生态，是文化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制衡运行形成的、专属于某个民族的生存生境”。这个生存生境是经过民族文化系统干预过后而形成的次生生态环境，是特定民族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正是在文化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制衡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较强的区域性、民族性和稳定性。生计方式的文化生态适应判断标准是处于该生存环境中的民族能够以最小的投入而获取最大的功效，并“正处于该民族所建构的生境可以保持超长期稳态延续的能力”。

（一） 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自然逻辑

漆树属于被子植物，雌雄异株（个别同株），是漆树科漆树属的一种亚热带区系的阔叶落叶乔木，喜阳、喜湿、喜酸和排水良好的条件下生长。百纳位于大娄山脉西南端的九龙山延伸地带，也是云南高原向黔中山原过渡的斜坡地带，海拔多在1743～1980m之间，是典型的黔西北高寒生态区。从气候上来讲，百纳处于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季风的交汇区，地理环境和季风使得百纳气候呈现高寒、湿润的气候特征。地质组成以石灰岩为主，土壤钙质丰富，呈酸性，土壤类型以黄壤土为主。岩石经风化成为细砂，经过雨水冲刷被混合于土壤中，使得土壤具有很好的透风透水性，同时土壤中含有少量煤质具有吸热保温功能。其他植物长年累月的枝叶枯萎腐烂形成腐殖质，变为上等的有机肥料。在此生态背景下，不仅造就了多样态的生态系统，也为漆树提供了极具便利的生存环境和立地生长条件，也使百纳成为黔西北漆树资源最为集中和丰富的区域之一。

生态民族学揭示，自然界中的任何物种要素只有被纳入到与人的关联中才具有生境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一种生境的存在，这个经由特定文化加工的过程就是特定族群的文化生态适应过程。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起点，乃是从人的生存性需要出发会把某一自然资源纳入到人的“生存生境”当中加以利用。百纳地理气候环境为漆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空间和条件。但这样的地理环境也给百纳彝族群众生活上带来了诸多不便，空气潮湿容易使各种生活用具和生活物资发生霉变。生漆是从漆树韧皮部割口流出的乳白色乳状液体，其表面颜色因氧化会由乳白色逐渐变黄变红，最后表面形成一层黑色的结晶层，在人工的刷制下变为一层黑膜，具有较强的抗腐蚀、抗氧化作用。生漆在器具上髹漆之后能够保护器具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另外，生漆在温度25℃±5℃及相对湿度85%±5情况下最容易成膜，而百纳气候环境正好给器物髹漆提供了条件和空间。百纳区域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同样制约着百纳彝族的生计方式。高寒使百纳彝族群众只能选择为数不多的荞麦、土豆、包谷等作为主粮作物，从维持生命物质来源来讲，粮食变得尤为稀缺。同样，耕地资源稀缺迫使百纳彝族群众不断向中坡地带拓展来增加土地面积，从而形成连片的旱地梯土，为粮作物和生在山间的漆树并作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

把漆和粮联系在一个空间并生并存的是雀鸟。百纳民谣中有“要使漆发芽，除非鸟来啄”的说法。1973 年4月，大方县革命委员会林业局整理的《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生漆生产》中记载，该县漆树绝大部分靠“雀鸟传播，天然生长”。在田野调查中，百纳彝族群众也证实了鸦雀（喜鹊） 吃漆树籽的事实。百纳彝族群众巧妙地借助鸟繁育不仅实现了漆粮的共赢，而且很好地维持了百纳区域“漆—鸟—粮”的生态循环系统。鸟类的直肠短，需要不停地觅食，为了有利于飞行需要把消化的食物残渣及时排出体外。鸟通过消化系统吸收漆果中的少量脂肪和蛋白质，排出体外的漆核外面包裹着一层粪便，能够把漆核外层的蜡质层腐蚀掉起到催芽作用。鸟粪也是漆核发芽的养分来源，加之漆核中含有2%～4%水分，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就可发芽生长。在百纳，6—10月是当地粮食收获时节，这一段时间粮食作物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11月到来年4月份则是鸟类食物匮乏时期，而土坎上漆籽恰恰是10月成熟，这为鸟类过冬提供了丰富的食源。

生态人类学认为，人类的任何生计自然特征不纯粹是一种自然选择方式，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百纳彝族群众之所以借助雀鸟来进行繁育漆籽，这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鸟类排泄的种子更容易成活，它本来就是切合自然的一种规律，人类充分利用了这种鸟类的自然繁育形式。另外，百纳彝族群众对“漆粮并作”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系统性认识，也是在这种相对应的文化系统认知中才发现这种特征。人类传统生计方式的维持离不开自然要素本身的这种系统性观念，也就是说人类不能够随心所欲，生计方式的文化生态适应必须要建立在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适应的基础之上。

（二） 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文化逻辑

生态文化“是关于生态的文化，是特定文化应对、适应、利用生态环境的文化成果，体现了人类谋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过程和结果”。由于生计方式有较强的民族性和稳定性，生态文化自始至终会在生计方式中来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从而有效地维系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百纳彝族“漆粮并作”与其他区域漆粮种植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漆树繁育是借助雀鸟自然繁育生成漆树苗。在粮食作物成熟的季节，百纳彝族群众保护粮食所采取的措施是驱赶而不是捕杀或毒杀，从而有效地保障了漆—鸟—粮生态系统的循环。百纳彝族“漆粮并作”护养的具体做法是，只保留土坎上一定量的漆树，而土间绝不保留任何漆树。在仔细观察当地耕地的地形和参考当地的气候资料之后就能得出其合理性。百纳地域突出的生态特点是春暖迟，秋寒早，春干夏湿，昼夜温差大，采光不足。同样，地形决定了百纳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其表现在耕地不断向中坡区域延伸。地形、气候和耕地的特殊性使得当地农业产量较低，这就使得当地彝族群众始终把农作物看成生存的基本来源。在粮与漆的关系上就会形成以粮为主以漆为辅的基本理念，只保留土坎上的漆树是基于生存与生活关系的文化生态适应定位的结果。首先，影响百纳彝族区域农业收成的重要因素是采光而不是雨水。九龙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九龙山区域在夏季阴雨连绵，当地彝族群众最怕的是下雨而不是干旱。在土坎上保留一定数量的漆树而不是全部保留的合理性在于，避免造成田间作物采光的不足。其次，百纳彝族群众早已熟知漆树喜阳、喜湿和喜酸生长的特性，漆树在易排水的位置更有利生长，而土坎的位置正好为漆树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最后一个合理性在于，漆树的主根不发达而侧根发达，这就能够有效防护土坎垮塌和土间的水土流失，同时，也能够吸收土间的肥力有益自身生长。从本质上讲，这是百纳彝族传统生计方式的生态文化规约，也是人的文化属性和自然属性在空间上双重选择的统一。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各家对土坎上的漆树都是精心护养，漆树除了能够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日常生活需要和防止水土流失之外，漆树还作为各家旱地梯土地界的文化象征。在百纳区域，有两种因素会使土坎位置发生变化。一是在气候因素的影响下，梯土会受到重力的作用向下发生位移；二是人为因素，下一级农户会向上一级地坎刮土而使得自家梯土面积增加，从而使土坎的界线发生变化。漆树本身的生态属性是促进漆树为地界文化象征的重要因素，漆树主根不发达而侧根发达具有固土作用，土坎在自然和人为的条件下会发生变化，而漆树则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并会不断地更新和增加，漆树能够清晰地标定出地界的位置。“象征就是用具体的媒介物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媒介则承载了人赋予的文化信息的表达。漆树作为“生计资源空间地标”被百纳彝族群众赋予了土地权属关系确认的文化象征，然而这种文化象征的前提是必须通过社会认同才能产生“生计资源空间地标”的效应。在田野调查中并未发现有关国家法律法规、乡规民约等规定性的证据证明漆树能够作为地标标志的存在，只能是约定成俗的心理认同。对土坎漆树作为地界的心理认同来自于“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从而形成一种文化景观的现实呈现，表现出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中文化与生态的高度适应。

（三） 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社会逻辑

特定民族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创造适合自己的生计方式。漆树对人的有用性使得百纳彝族群众在经营农业的同时有意而为地把漆树纳入到农业系统当中，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生计需求。漆粮共适的生态环境和漆粮对人的有用性并不足以促成“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形成，因为漆树在没有人护养的情况下不能够成为可利用漆树资源。真正的推动力是生计方式背后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民族生计方式的形成更具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是通过社会整合力量形成对漆树资源护养的制度保障，同时，这种社会整合力量能够促进生漆市场的需求，以此来保障该生计方式的运行。

徐明德通过对《水西大渡河建桥碑》提供的文化事象研究，认为水西彝族妥阿哲部族从南中高原山地牧场迁入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山区的大方区域后，其生计方式逐渐由畜牧为主改变为以农耕为主。温春来认为黔西北彝族农业长期以来是“刀耕火种”，到明代时依然盛行。明后期嘉靖年间，贵州宣慰使安万銓（安氏彝族后裔）之子安仁在黑山脚下（九龙山） 开辟牛马交易市场，并逐步发展成为水西地区（大方） 最大的牛马市场。百纳劈场为“漆粮并作”提供了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在百纳建立了彝族土司统治制度，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归土司所有，由此也确认了人对漆树的权属，为漆树的护养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促进了百纳生漆对外的流通。明朝后期，地处高寒山区的百纳彝族群众普遍采取对旱地作物实施“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随着“刀耕火种”的坡土面积不断扩大，土间的粮食吸引雀鸟觅食，雀鸟把漆籽传播到刀耕火种的坡土当中，经过长期的生态适应，逐步形成了漆—雀—粮的生态循环系统。这个时期，大方的漆器产业已经形成，需要大量的生漆作为支撑。另外，水西彝族土司修建“贵州宣慰府”“慕俄格城堡”“水西宣慰府”等木制建筑所用生漆量更是大得惊人。说明明朝时期大方水西彝族“官家”已经把生漆作为一种重要资源进行管控，对生长在山间的漆树资源已经进行大面积开发利用。同时，百纳彝族群众把土中的漆树苗保留下来进行护养，清除漆树周围的杂草，放牧时防止牛马对其踩踏，从而实现了在同一空间中的漆粮并生样态。

清朝两次改土归流之后，百纳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和以“正粮”或银两计价的税收制度，直接打乱了百纳彝族复合型的生计方式。“刀耕火种”的农业也开始大面积铺开，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造形成坡土。一块块的“刀耕火种”之地由点到面逐步形成连片坡土。至清道光年间，“山民垦种，岭脚坡头层叠而上，远望如阶梯之级。”改土归流之后的百纳仍然是荒山野箐，地广人稀。于是，清政府鼓励外来移民进行开荒造田，进一步扩大了百纳的梯土面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基于土地附属物的经济价值，土地所有者会更加注重对漆树、杉树、药材等附属物的维护。清朝道光年间，大方已经成为漆器之城，生漆也成为外销的大宗产品，漆树资源的开发仍然是以山间的漆树资源为主。基于已经形成的漆—雀—粮之间形成的生物链，梯土间的漆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为清政府直接对彝族群众以“正粮”或银两计价的税收制度，百纳彝族从文化上做出调适，把梯土间的漆树砍除而只保留土坎上的漆树，以免影响粮食的产量。梯土面积的不断扩大，实际上是改变了“漆树生山间”的生长分布空间，而雀鸟粪便包裹漆籽散落空间的一部分被坡土所代替，漆和粮已经转入到在同一空间的漆粮并生并作样态。然而，这时的“漆粮并作”模式并不是提供可利用漆树资源的主要途径，只是作为辅助的可利用漆树资源。

三、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存续性

文化具有能动性的自我调适，从形式上来看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化自觉。“粮漆并作”生计方式是百纳彝族文化与当地生态系统长期磨合的结果，模式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可存续性。

新中国成立后，百纳彝族群众采取的依然是以“农主牧辅”的复合生计方式。由于百纳地处高寒地区，农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产量不高，农业生计只占到70%，而畜牧业、割漆、采药、种果树等副业收入能够到达3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大方县在1970年至1978年间掀起全县“农业学大寨”，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中，百纳的坡土全部被改造为梯土。坡改梯对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生计方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一是修通了通往坡面的田间小道，便于漆工的生产操作；二是增加了土坎的数量，长期的漆—雀—粮生态循环系统的形成，使田坎上的漆树也随之增加。1982年，大方县政府下达《关于打漆树移栽歼灭战的通知》明确规定：“凡在退耕还林的责任耕地上新栽的漆树，收益全部归社员所有，不再搞分成，实行谁造、谁管、谁有的原则。”明确了漆树的所有权的归属。由于生漆在20 世纪80年代是百纳的支柱产业，生漆价格一直昂贵，因此，百纳彝族群众对漆树的护养更加精心细致。1991年之后，随着生漆市场的放开，生漆市场风险增加，加之外出务工比割漆挣钱更快，百纳区域漆工数量急剧减少。另外，割漆工作费时费力，很多人不愿到山间割漆，而土坎上的漆树由于操作方便，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土坎上的漆树资源成为生漆最主要的来源，以至于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所看到“漆粮并作”生计方式所呈现的4个特种。

目前，田野调查中的百纳彝族生计和生活情况是，农业收入已退居到外出务工收入之后，处于家庭收入的第二位置。吃的主粮以大米为主，而包谷、土豆和荞麦变为辅助粮，之所以还要种植包谷、土豆和荞麦等传统作物，是因为除了人的需要之外主要是养殖家畜的需要。塑料制品几乎替代了当地以漆髹饰的木制品，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高寒气候对生活物资的腐蚀性。然而，用生漆漆棺的传统似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按市场运行规律推理，化学漆对生漆市场的冲击、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流动和各种农粮在市场上自由交易，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漆粮并作”模式的稳定性。在漆、粮市场放开的情况下，笔者曾认为彝族会放弃传统“漆粮并作”而顺应市场的需求，如会重漆轻粮。然而，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并未因市场的冲击而造成漆与粮的分离，“漆粮并作”模式似乎更加趋于稳定。

百纳的地理环境使工业现代化对于百纳区域的农业几乎没有太大影响，田间几乎看不到机械化的影子，偶尔会看到较为平缓耕地上小微型机械操作。农业用到的化肥微乎其微，只是在播种时或中耕时施少量化肥，大部分还是使用传统的农家肥。田间管理从不用农药，而播种的种子还是用自家上年收获的种子。也就是说农业几乎保持了传统的耕作模式，为“漆粮并作”奠定了稳定的基础。虽然生漆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但从历时性来看，生漆一直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并且价格昂贵，保留漆树资源是一种投入少见效多，并且是十分稳定的经济收入。从百纳彝族生态价值观考虑，漆树不仅能够保护耕地不发生水土流失，对于维护本地鸟类与农业和外部生态系统的循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漆树、农业和彝族俨然已经形成为“文化生态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稳定性即使在工业文明强烈的冲击下，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背景下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其本质原因是百纳彝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已经达到高度适应。即使外部文化强烈干扰，百纳彝族群众仍然会在文化上积极作出相应调适，使漆与粮在生态系统承受范围之内达到一个平衡点，但绝不会超出生态系统承受范围之外。

四、结语

当前，在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引导和诱惑下，规模化和品种单一化种植漆树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思想。规模化和品种单一化的种植模式是为了满足个人以占有为目的的需求，而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对保持可利用漆树资源稳定的重要作用。黔西北百纳彝族“漆粮并作”的生计方式是民族文化与生态长期适应的结果，其本质意义则反映了百纳彝族传统生计方式存续与变迁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生态适应的内力与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