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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与卫生观念的传播

2022-05-05熊陈渝芳

文教资料 2022年3期
关键词:近代中国传教士

熊陈渝芳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卫生建设事业发展迟缓、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以及民众卫生观念淡薄,传教士决定从普及卫生知识、开展卫生宣传运动、组织卫生防疫工作三方面着手,在华开展卫生教育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近代中国民众关于传染病的传统思维方式,提高了民众的卫生意识,促使国人树立卫生观念,为近代中国卫生事業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示范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 近代中国 卫生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在西方国家得到控制的传染病仍然在中国流行猖獗,主要是与当时中国卫生建设事业发展迟缓、卫生状况较为恶劣,以及民众卫生观念淡薄等多种因素有关,这时的中国也一度被西方社会称为“流行疾病的源泉”[1]。“卫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语境下用来评判中国进步与否的标准,“不洁”逐渐变成近代中国形象的代名词。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李文斯登就曾以“洁净”和“不洁净”将中国的病人分为两大类,而“不洁净”一类常常又与麻风等传染病紧密相关。[2]所以,当传教士们来到中国,让他们倍感震惊的不是中国人奇特的衣着,也不是陌生的语言,而是由不洁的卫生环境、不良的卫生习惯导致疾病丛生的苦难景象。传教医师司督阁曾明确指出结核是满洲人苦难的根源,但人们仍然缺乏疾病传染的观念,卫生状况十分糟糕。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由于习惯随地吐痰,加之很多人拥挤在一个房间里,环境中必然充斥着大量的细菌。”并且“房子周围的环境同样是脏乱和不卫生的。停滞的污水积聚在一起,各种垃圾和废品,成了狗和猪的食物”[3]。这些在传教士看来不可思议的景象却是当时中国的常态,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民众卫生观念的极度空白。近代著名医学博士伍连德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无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都十分缺乏卫生习惯。”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街上、人行道上、头等车厢里、药房里、客厅里、餐厅里到处都有人随地吐痰,有时甚至在装修豪华的客厅里也有人随地吐痰。我们发现很少进行疫苗接种,当一个家庭出现水痘病例时,病人的亲属可以随意进出病房,并不会被隔离。”[4]可见,当时中国民众卫生观念的淡薄程度。

提高当时中国民众的卫生观念,改善中国的卫生状况,也是传教士出于对未来传教事业发展的考虑。在《圣经》中,耶稣常常是以治病救人的形象出现。据《圣经·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种各样的病症。他使瞎子重获光明,使瘸子能正常走路,让麻风病人变得洁净(《马太福音》)。耶稣还差遣十二门徒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马太福音》)。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传教士们以向耶稣学习为榜样,以荣耀上帝为目标,必定会效仿耶稣积极投身于拯救世人灵魂的事业之中。因此,他们希望让每一位前来教堂的人们都能明白:“疾病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病人的活细菌或不正当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而健康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是一项道德义务。”[5]此外,中国人还习惯于将疾病的发生与神灵联系在一起,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对此深有体会:“当中国人生了病,经常求助于他们认为所患疾病有特殊控制能力的男女神祇,在神像前烧香,祈求快快康复。如果病好了,自然归功于神灵保佑……他们不明白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一样是取决于天意——都在最高主宰的掌握之中。”[6]最高主宰自然是指上帝,中国人的神灵崇拜显然与传教士宣扬基督福音的初衷相冲突。因此,在彼时的中国传播卫生观念,开展卫生教育活动,不仅有利于西医科学的传播,而且还可以为宗教福音事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传教医师巴慕德认为:“医学研究的开展和公共卫生措施的颁布是医学布道事业真正成功的关键所在。”[7]在许多传教士看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中国开始显得像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中国一样重要,有鉴于此,他们开始“为整个帝国的保健事业进行规划”[8]。

一、利用新式媒介普及卫生知识

报刊一直是在华传教士开展宣教事业的重要战略要地,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喜欢阅读的民族”,进行文字宣传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传教途径。[9]晚清时,西方文化大多借助书籍、报刊等新式媒介传入中国,西方卫生知识也不例外。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德贞首先在《中国教会新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牛痘接种的文章,介绍了牛痘自西向东传入的过程。牛痘接种术是当时预防天花的有效措施,德贞在文章中不仅指出天花的危害性,“况天花为时毒所引,若任其自发,则历代相传。各处类及,由近至远,愈演愈盛,无所底止”,而且呼吁中国的贤士大夫要积极劝导百姓,向各州府县推广牛痘接种术。[10]由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分别于1880年和1890年刊登连载《化学卫生论》和《居宅卫生论》两篇文章。其中,《化学卫生论》以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来解释空气、水、土壤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人体所需的食物,以及人体消化、呼吸、循环等生理原理。该文章一经连载便受到广泛追捧,“外另订数百本,早已不胫而走,阅者咸推为有用之书,不可不广其流传”[11],后遂独立成书。译者傅兰雅也表示:“读者从此有得精明卫生之术,咸登仁寿之域。”[12]而《居宅卫生论》则主要从环境卫生的角度论述了卫生环境对人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可谓是当时介绍公共卫生之开风气译作。[13]最重要的是该篇文章将卫生之道与国家衰亡联系起来,“如不慎免病自保其身,不惟有害于己,且能留毒于人,甚而幸乎国家衰盛之体”[14],进而提出国家应当承担管理公共卫生的职责,推行卫生教育,普及卫生知识。这一点,与近代知识分子宣扬的“以卫生之法求强国之道”的观点不谋而合。另外,由上海广学会编辑出版的《大同报》专门开辟卫生学板块,用于翻译介绍国外卫生学的著作。如英国医学家玛克斐的《致病之微生物》《总论微生物界》;英国卫生学家鸟德赫的《卫生物考:喉痧症》《微生物考》《微生物学》等,这些文章详细介绍了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致病性,并揭示了导致传染病暴发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界中某些微生物细菌的存在,有助于打破中国民众关于传染病的迷信思想。后来,嘉约翰医师、德贞医师、马雅各医师等都编译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其中包括梅毒、眼病、卫生学等,这些译著的出版有益于更多的中国人接触西方卫生知识。

二、举办形式多样的卫生宣传活动

进入20世纪后,传教士们愈加认识到,此时中国的卫生问题不单是一个孤立的、与其他事物不相联系的问题,疾病、贫困和愚昧通常相伴而生,因此,深入广大群众开展卫生宣传运动是改善中国卫生状况的必要途径。考虑到当时中国教育普及程度较低,大部分民众都不识字的情况,传教士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开展卫生宣传运动。第一,向民众分发卫生小册子和卫生宣传单。1920年,卫生教育协进会成立后,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印刷品以供医生、教师、宣教师以及任何希望深入了解现有卫生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人们使用。除了一般的印刷品以外,还备有宣传画、图表、幻灯片、电影、模型和展览等材料。这些材料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疾病的致病原理与预防方法,主要涉及结核病、天花、鼠疫、霍乱卫生与成药等内容。该年,卫生教育协进会共计散发书籍5963册,会刊404758册,传单133356张,宣传画5763张。[15]与此同时,各地教会组织和教会医院也纷纷展开了向民众发放卫生宣传册子的活动。1922年底,由于天花在芜湖地区泛滥,芜湖教会决定在圣诞节期间开展天花防治运动,共分发35000张宣传单,将与天花有关的信函和其他资料通过学校寄给了城里所有学生的家长。宣传单上用简明扼要的话语介绍了天花的危害以及接种疫苗的好处,并解释了诸如孩子出生一年后才应该接种疫苗的问题,随之还附有接种疫苗和患有天花孩子的对比照片。这种直观的强烈对比更能引起普通民众对于卫生问题的重视。[16]为了防止结核病和梅毒在中国的蔓延,长沙雅礼医院特别向患有结核病和梅毒的病人发放了关于《免传染肺痨症之法》和《免传染杨梅症之法》的传单[17],希望人们认识到这些疾病的危害,并熟悉各种感染途径和疾病防治的方法。

第二,举办卫生演讲和展览也是开展卫生宣传活动的有效手段。为了提高人们对卫生问题的关注度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卫生活动,策划者往往会别出心裁准备种类丰富的展品。彼得博士在策划卫生展览时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他一共准备了38箱用于展览的模型和图表,并招募附近的大学生负责为观众讲解各种展品。彼得博士借助巧妙的机械模型、幻灯片和电影画面,成功地将公共卫生这一话题传遍了整个城市。[18]相较于筹备卫生展览的繁杂,卫生演讲则较易开展。1922年,湖州基督教青年会大力提倡卫生道德教育,并邀请名流学士随时讲演,以期开通人民智识。不仅如此,该会还组织灭除蚊蝇游行会,专门制作蚊蝇鼠三种纸灯,“自十一日起,每晚游行街市……开演卫生活动影戏,俾阅者深知个中利害状况”[19]。除此之外,有些传教医生还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卫生宣传。1913年,湖南常德广德医院的传教医师罗感恩有感于当地霍乱频发,意识到“如果有可能对人们进行疾病预防方面的教育,这将比我们所能做的其他事情对民众更有益处”。为此,一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被他们委以重任。这位被委托者手持锣鼓,身上还挂有一块写有卫生标语的牌子,并将这些卫生信息传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牌子上写着:“如果你想躲避霍乱,无论如何都不要喝生水;如果你吃水果或者其他生的食物,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如果有人感染霍乱,请立即将他们送往广德医院。”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两位助手,帮忙分发附有科普霍乱病症的宣传单,成千上万的宣传单被贴在了城市各个醒目的地方,引起了全城人的注意。[20]通过此次卫生宣传运动,不但使更多的民众免于此病,而且还打破了本地人将霍乱与外国人相联系的“谣言”。

三、积极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之所以被称作“流行疾病的源泉”,是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国外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流行着,没有受到制止,即便肺炎性和淋巴腺鼠疫、斑疹伤寒、霍乱、天花、伤寒和许多其他疾病每年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却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制止它们的灾害。[21]而接种疫苗是传染病防治的关键环节,长期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传教士深知其重要性。嘉约翰医生在接管广东博济医院后便着手筹建一个疫苗部,不仅提供免费的防疫接种,还储备新鲜的病毒,以便随时可以分发给华南各地使用。[22]因此,各教会组织和传教士都非常注重推广疫苗接种工作,并且在各地开展疫苗接种运动。当时,上海基督教普益社每年春天都会组织种痘运动,所以“防祸于未发也”,并决议自1926年阳历4月7号至5月8号开展种痘运动。本次运动共设有种痘机关9处,同时由各机关学校于各地分发种痘券,“得券者俱得往就近机关种痘,不须付费”。方便各地民众就近接种,提高种痘率。[23]其他各地的教会组织也纷纷投身于种痘运动之中。烟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为预防天花起见,于当地各处分区施种牛痘,三日内共有五百余人接种。[24]“天花一症,在中国流行最盛,冬季尤多。”为此,上海扶轮社随即请求卫生教育会制作宣传图以述“快种牛痘之重要”,并报告了各地接种牛痘的实际情况。“在福建,种痘彩图张贴了八个星期,一共有163人来院种痘,往年此时,只有9人。成都商民则捐助二千金以备种痘之需,一共接种两万人。”[25]经过社会各界的联合协作,此次种痘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除了教会各团体之间的联合之外,传教士还积极向相关政府寻求支持与合作。为预防天花的大规模传播,广州基督教联合会协同广州市卫生局举行种痘大运动。共设有种痘点54处,同时由教会安排男女招待员,组成宣传队,刊发宣传单。据统计,七日之内,共接种牛痘14515人,“比较上为别种团体冠,社会得益不少”[26]。不仅如此,传教士还在乡村地区开展预防接种运动。1930年春,临清纪念医院院长建议在山东临清县组织疫苗接种工作,医院的医务人员被任命为该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通过对學生进行预防天花、种痘操作的课程训练,以达到预防接种的目的。这些学生一般由两人组成医疗小组,其中有9支队伍分配至9个乡村,其余3队则留在县城内工作,随队都配有消毒棉花、酒精、几十支疫苗以及用于宣传天花防疫的彩图,随行的记录簿则详细登记每位接种者的具体情况。在该县的521个村庄中,除了其中65个村庄以外,对剩下所有的村庄都进行了访问和接种工作,“村民们似乎对此项工作非常满意”[27]。传教士医师在培养百姓公共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的实践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客观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落后地区百姓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28]

四、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传教士致力于在华普及卫生知识、举办卫生宣传活动、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传染病的传统思维习惯,培养了民众的卫生意识。在面对疾病侵扰时,民众不再一味相信是鬼神作祟,而是有意识地尝试用卫生知识来重新审视传染病的发生。1920年,福州成立抗霍乱协会并举行预防霍乱运动,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成效。“餐馆和茶馆用罩子盖住桌子上或放置在其他地方的食物,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苍蝇携带细菌;即使是居住在巷子里的人家关于食物的清洁度也有明显差别;人们鲜少看到用水浸泡的水果在街上售卖;今年的霍乱病例明显减少。”[29]这不仅使霍乱得到有效控制,民众的卫生观念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促进了近代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传教士发起的卫生运动警醒了当时一众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卫生不仅仅只是一家之事,更是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强种保国的观念蔚然成风。维新派刊物《知新报》发表评论:“故卫生之道,日精一日。英国之强,始于强种。善哉此举,本原之道。”[30]于是,“卫生”与“强国”开始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国之文明程度,可以其卫生之程度测之”[31],卫生问题是为强国之重要道路。与此同时,在华传教士开展的卫生活动也引起了当时部分中国政府官员的注意。“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32],中国政府和有识之士们逐渐开始了探索和建设近代卫生事业的历程。

总而言之,在华传教士们所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既是考虑到中国当时落后的卫生境遇,也是出于发展传教事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卫生知识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培养了民众的卫生意識,促使国人树立卫生观念,为后来中国卫生事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随着近代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西医事业的发展与成熟,近代中国医师群体逐渐壮大并承担起建设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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