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张倩倩

[摘 要]近代孔子形象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孔子圣人形象的几次颠覆上。太平天国时期孔子被视为妖魔作乱之源，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孔子被视为维护封建君主集权的附庸，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孔子被视为一切封建落后思想的代言人。孔子在近代百年圣人形象被颠覆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封建君主专制灭亡，二是西方科学民主思想传入，三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解体，四是儒学创新能力衰减。孔子圣人形象的颠覆是孔子形象的变异，而近代与反孔倾向一直相交织的尊孔做法，其实也是对孔子本然形象的一种变形和利用。近代孔子圣人形象的颠覆，打破了传承两千多年的“尊孔”传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对后世更加辩证客观地对待儒学和客观地评价孔子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中国； 孔子形象；变异；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4-0089-06

孔子是一位生活于春秋末期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儒学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孔子多数时间是一介布衣，一个君子，一个博学多识的智者，一个有血有肉、风趣幽默的教育家。他本人自有其本然的思想、情怀和精神风貌。然而由于时代风云的变幻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而最早的记载又相对简约和“模糊”，致使孔子去世之后，其形象就开始了被利用、改造和重塑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执政者，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变化，甚至重塑孔子的形象来为自己服务，使孔子的形象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由于孔子孝、悌、忠、信，仁者爱人等一系列思想吻合了统治者的政治诉求，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直至走上神坛，被奉为“圣人”。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在绵绵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中，孔子的形象始终是一个高高立于神坛的圣人，特别是“宋明理学”更是将孔子地位提升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所以，近代以前的孔子，总体上是坐稳了“圣人”宝座的，其形象是被神化了的。

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此中国走向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在长达百年的纷繁动乱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孔子形象发生了几次重大逆转，彻底颠覆了两千多年来孔子圣人的形象，使孔子从至尊的神坛上跌落下来。本文将着重梳理近代孔子形象的几次颠覆，并详细分析孔子形象颠覆的诸多历史因素。以期通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与传承规律，能更加辩证客观地对待儒学和客观地评价孔子。

一、近代中国孔子形象的几次变异

近代中国孔子形象的颠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妖魔作乱的根源

第一阶段（1851—1859）：太平天国创立了“拜上帝教”以对抗孔教，并明确提出“反孔”主张，孔子圣人形象在近代第一次被彻底颠覆，成为“妖魔作乱之由”。

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打倒孔家店”的第一人。四次赶考失败的洪秀全从一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物《劝世良言》中得到极大安慰。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创立了拜上帝会。首先他借用西方宗教的某些教义同自己的政治主张相融合，从而同传统的儒教相对抗。例如《太平天日》中指出“推勘妖魔作乱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1]洪秀全作为反孔的先锋，采用打、砸、烧的暴力手段，太平军所到之处，孔庙皆被捣毁，有的改为军火储藏所，有的改为马厩。其次他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对《四书》《五经》进行了多处删改。如《招书盖玺颁行论》所载：“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2]太平天国运动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孔主张，动摇了两千多年来的孔子“至圣”地位，将处于至高地位的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开启了反孔的大门。

（二）第二阶段：维护封建君主集权的附庸

第二阶段（1898—1915）：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动摇了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孔子“圣人”形象被彻底消解，成为维护封建君主集权的附庸。

维新变法之后，国人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动摇了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促进了全国反抗帝制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时期，以邹容、章太炎、陈天华等为首的民主革命派掀起了一场反孔批孔的运动，“他们抛开了维新派‘托古改制的传统形式，不要孔子，不靠经书，公开用一种‘欧洲思潮来武装自己，把批判的锋芒直指中国固有的封建意识形态。”[3]194公然指出，孔子并不是“至圣”，不过是“忠君”“法古”的老祖宗，“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君主与圣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4]揭示出了孔子圣人形象与封建君主互相作用的本质，指出孔子只不过是维护封建君主集权的附庸，将孔子从神坛拉了下来。同时，民主革命派也深刻认识到批判孔子和宋明理学的必要性，认为“要救国而不推翻清朝是做梦，要反帝而不批孔是骗人。”[3]200反帝反封建的要务就是要批孔反孔，将国人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反清反帝的目标。

这一阶段，民主革命派将反孔批孔作为反清反帝制的主要手段，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思想的解放。而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使中国走向资产阶级共和。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思想上，有了大的解放和飞跃，对孔子及儒学产生了第二次冲击，使孔子的圣人形象被彻底消解。

（三）第三阶段：禁锢思想的代言人

第三阶段（1915—1919）：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使孔子“圣人”形象完全覆灭，孔子成为了代表一切封建的、落后的、禁锢的思想的代言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场更加猛烈的批孔运动应运而生。这一阶段直接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将民主、科学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将孔子彻底从圣人的至高地位拉下来。“孔老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残酷极了。”[5]31深刻揭示出孔教的残酷，及其对国民思想自由的禁锢。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投下一颗惊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将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引进中国，促成了国人精神领域的觉醒和思想世界的重塑。五四运动推崇西方科学、民主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的圣斗士，以其锋芒犀利的笔触，深刻揭示出封建纲常名教、孔教对国人的荼毒和摧残。他的《狂人日记》深刻反映出纲常名教吃人的本质，《阿Q正传》则体现了国人在封建礼教下的劣根性。他对于以孔子为首的孔教的批判振聋发聩。

二、近代中国孔子形象变异的原因分析

近代孔子形象的颠覆，是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及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政治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儒学依附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结，孔子“圣人”形象的塑造失去政治力量的支撑。文化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将反孔作为主要内容，宣传西方科学、民主的思想，促进了国民思想的觉醒。经济上，小农经济在近代的覆灭，使孔子及儒家思想失去了得以依附的土壤，在客观上促进了孔子“至圣”形象的坍塌。再就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式微，使儒学在近代失去了生命力，而儒学地位的下降则促使了孔子形象的转变。

（一）政治原因：封建君主专制灭亡，资本主义政权新生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体制下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提倡和奉行的“忠”“孝”“仁”以及“天人合一”等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权的要求相契合。“儒家的纲常名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专制主义的合理性作论证的工具。封建专制主义是儒家文化，特别是纲常名教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3]因此，儒家思想是封建君主统治国民的一种手段，而孔子自然也就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6]。封建专制在通过孔子成功统治国人思想的同时，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学，也依附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二者相辅相成。在封建君主的支持和庇护下，孔子成为中国思想的“至圣”，成为一个神明一般的存在，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不断的加强和强化。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自此中国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鸦片战争使国人逐渐对封建君主专制产生了质疑，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以及孔子的形象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鸦片战争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对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明确反抗，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彻底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使中国走向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道路。依附于皇权、封建专制制度的儒家思想的地位也随之垮台。于是孔子“至圣”的形象，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和冲击。孔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不再是“万世师表”，而成为了封建落后思想的代言人。国人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孔子。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一个新纪元，孙中山带领的革命军推翻了满清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新政权。“三民主义”成为新政权的思想主张，儒家独尊的地位走向终结。孔子的形象也从“万世师表”的高座上跌落下来。

而在蒋介石执政时期，为巩固政权，加强对于全国的统治，积极推行“力行哲学”，本质上是将孔子所提的“忠”“孝”等思想披上“民主”的外衣进行推行，以期使国民在思想上重新形成束缚，从而禁锢求新和敢于突破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此时的孔子地位又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总之，近代百年孔子形象的变异，与每一次的政治格局变动是息息相关的。孔子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每一股政治力量的利用对象，尊孔与反孔的出发点，也都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做考量。因此，孔子算得上是一个可怜的政治牺牲者。

（二）文化原因：西方科学民主思想传入，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觉醒

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国人传统“天朝上国”的认知，人们开始对西方有了新的认识。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就是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达到富国救国的目的。虽然洋务运动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孔子的地位，但是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等一系列做法对国人的思想开化有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对西方先进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正是洋务运动，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将西方科学、民主的主张传入中国，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觉醒。于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对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打击是空前的，无比猛烈的。“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制造成一个顺民的大工厂。”[5]深刻揭示出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思想的本质，反映出“忠”“孝”等传统思想对国人的禁锢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对于孔子本人，五四运动时期对其的反抗尤为激烈。“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券证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在于宪法。”[6]对孔子在当世的作用作了较为理性的认识，认为孔子是历代帝王维护皇权的手段，对当时宪法的施行存在着阻碍作用，因此需要将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

中国近代历史上思想界的几次大运动，无疑都是从孔子及孔教开始，这源于两千多年来孔子及儒学的根深蒂固，也反映出其对国人思想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谈解放，必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每一次的思想运动，都是对孔子及儒学的拆解和重构，都是国人思想的觉醒，从而促进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经济原因：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解体，儒家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依附于封建君主专制的存在而存在的。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上的。正如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原因》中所说：“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7]李大钊从经济学角度对孔子圣人形象的产生以及孔子地位之所以崇高的原因作了解释和阐明。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南京条约》的签订，开放了通商口岸，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引入中国，使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而“使原来建立在农业经济、家族制度上的血缘伦理、忠孝仁义等儒家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3]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和倾塌，也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倾覆。因此，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逐渐接触到资本主义的西方先进文明，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其经济体制也完全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使孔子及儒家思想彻底失去了依附的土壤，从而导致了儒家思想地位的变化和孔子形象上的变异。

（四）儒学自身原因：儒学创新能力衰减，儒家文化的理论再造能力缺失

儒学自身创新能力衰减是儒学地位在近代中国不断下降的一大因素，也是孔子形象变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谈孔子，不得不谈儒学。孔子与儒学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儒学是孔子流芳百世的客观条件，孔子是儒学发展的基础。因此，历朝历代孔子形象的变化，都是与儒学的发展相关联。过去两千多年孔子形象的至高无上，得益于儒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得益于儒学自身价值的再创和重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定于一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8]106和御用之学。“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设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9]儒学在汉朝之后发展起来，成为人们获取社会地位，得到高官厚禄的途径。之所以汉朝能够独尊儒术，主要是因为汉朝在经历“文景之治”的百余年，国家得到休养生息，国力得到提升，而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成为新时代的需求。儒家思想中“忠”“孝”等思想成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有力辅助。而儒学自身，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着，“董仲舒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建立了汉代新儒学……又吸收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8]114，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君主专制的需求。儒学在汉代得到自身价值的不断再创，而孔子的形象也开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焕发光彩，成为了高高在上的“至圣”。

汉朝之后，儒学也在不断发展，不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玄学化，还是隋唐时期儒学在经学意义上的统一，都显示着儒学生生不息的再创能力，和涵盖融合其他学说的力量，而孔子的形象也随着儒学的每一次发展再创焕发着新的光芒。至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而孔子的地位也达到了顶峰。“宋代出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前所未有、博大精深的思维理论，”“新儒家学说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遗产，吸取了外来文化的理论精华，建构了融通天、地、人的精致哲学体系，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准达到了空前而全新的境界。”[8]180及至北宋时期，儒学上升至哲学的高度，涵盖了天、地、人的思想内涵，提出了“天人合一”“宇宙本体论”“三纲五常”等观点。至此，儒学的再创达到巅峰，从而影响着后世八百多年的思想建构和道德准则。“宋明理学”将儒学进行了统一，也将孔子的地位无限上升，孔子的形象，成为了“万世师表”“圣人”。

宋明之后，儒学的发展逐渐缓慢及衰退。及至近代，儒学自身的再创能力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特别是在西方科学、民主等先进的思想引入中国之后，儒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国人思想上的解放，也使儒学日渐式微。

近代时期的儒学，不断成为每一股政治力量的利用对象，成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国人的思想开化，使儒学失去了再创的安定稳定的环境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儒学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不断衰落。

虽然近代儒学有过几次的兴盛时期，但是，本质上来说，兴盛也是由于政治力量的需要，而其自身，没有得到新的发展，价值没有得到重筑，孔子的形象也随着儒学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着，在近代呈现着“反孔”的表现形式。

三、近代孔子形象变异的另一面

我们先前所讨论的近代孔子形象的变异，主要是针对两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孔子圣人形象到了近代被颠覆的情形而言的。其实从更久远的历史而言，历朝历代对孔子的“有意无意”的推崇，直至把他推上圣人、神人的宝座的做法，相对于孔子的本然形象而言也无不是一种变异，也无不是对儒学和孔子的一种利用。历史上，对孔子形象的这种利用和变形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孔子的形象日渐高大，成为圣人，并延续了二千多年。到了近代，正如前文所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儒学自身等各种原因的冲击下，孔子圣人形象被彻底地颠覆了。然而期间仍然一直交织着尊孔的势力，出现过几股“尊孔”的浪潮：或将孔子作为改制立宪的先驱，或将其作为复辟称帝的助力，或用其行为准则去规范国民的思想行动，从而“尊孔”的内容又多了一些新的时代的内涵。而每一次“尊孔”活动的开展，也无不与政治权利的更迭、政治统治的需要密切相关，孔子成为政治家利用的工具。

1889—1912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主的戊戌变法，将孔子树立成一位先进的思想者。康有为指出“凡所称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功盛德，皆孔子所发也。孔子既损益而定制，弟子传其道，弥塞天下。”（《孔子纪年说》）他们笔下的孔子，成为了变法改制的先驱。实际上是重新塑造了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孔子”，称孔子为“神明圣王，改制教主”，借着孔子的外衣来推行其改革主张，这实际上是对孔子赤裸裸的利用，是借着孔子的外衣进行“托古改制”。

1912—1915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存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此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几次封建专制复辟，包括袁世凯称帝运动和张勋复辟事件。这一阶段，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被袁世凯等利用为称帝复辟、统治国民思想的工具，将孔子再次奉为“万世师表”。袁世凯在《通令尊孔圣文》中吹捧孔子“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颁布《祭孔令》，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张勋发动了武装复辟政变，拥戴清代皇帝溥仪称帝，企图将中国重新带入封建专制主义之中。在这一阶段，孔圣人的地位得到了无上的尊崇，袁世凯和保皇派深刻认识到孔子在国民思想上的至圣地位，从而以尊孔为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成功。

1934—1949年，处于南京国民政府阶段，虽然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主要思想，但是为巩固其政权，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学又一次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当局进行国民思想统治的工具。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出面参加山东曲阜组织大规模的祭孔典礼，拨付20万元孔庙修缮经费。蒋介石不仅在军界政界加紧礼制建设，更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在全国各界掀起轰轰烈烈的尊孔读经活动，旨在利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教化百姓。他说：“新生活运动的本旨，是要以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是这个运动的思想原则，始终不懈的实行下去。”企图用孔子所倡导的行为准则去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由此，孔子的形象在经历五四运动之后，再次得到了提升，成为“政治偶像”和“至圣先师”。

由上可知，近代中国孔子的形象可以说是经历了几次大开大合，表现为“反孔”与“尊孔”相交织的状态。而无论“尊孔”还是“反孔”，其所导致的孔子形象的变异却是殊途同归的。这与近代中国动荡的时局、新旧交替的环境息息相关，并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历史原因。近代孔子圣人形象的颠覆，打破了传承两千多年的“尊孔”传统，将孔子彻底拉下神坛，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对后世更加辩证客观地对待儒学和客观地评价孔子有所启发。近代孔子形象的变异再次告诉我们，孔子形象的被利用和改造不仅是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可能还将一直地持续下去。因此，只有拨开历史和现实的重重迷雾，了解儒家文化与孔子形象互为依附的密切关系，回溯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以最早、最原始的史料为依据，才能厘清何为真孔子，何为已负载了太多历史政治内涵的、被变形、改造了的孔子。而孔子形象变异历史轨迹及其原因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真假孔子，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变迁与传承规律，使我们学会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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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祁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