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从文言到白话的嬗变，传统的旧体诗词也转型到白话新诗，而这一过程既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也不是直线进化论。从诗歌格局来看，新诗诞生以后，旧体诗并未消亡，也并未被替代，甚至出现过几次旧体诗词的高潮。尤其是在新诗的发生期，旧体诗词的力量十分强大，并非我们一般史书所描写的那样，旧体诗已经式微，好像旧诗已经不堪一击，在新文化运动的攻势下，旧体诗阵营就会自动溃散。甚至“五四”时期秉持新文化立场的《小说月报》也发表了大量旧体诗词。《申报》副刊从鸳鸯蝴蝶派阵地转型为新文化运动阵地之后，同时又创办了《春秋》副刊作为旧体诗的阵地。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旧体诗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足以说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在主流文学史上，旧体诗词并未得到尊重，甚至被严重遮蔽。

我曾在2021年7月24-26日做过一个《关于旧体诗词创作现象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从事新诗创作或新诗的研究者，回收的有效问卷共计688份。其中一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刘大白、沈尹默、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郁达夫、康白情、茅盾、郭沫若、何其芳、萧军、沈从文、老舍、臧克家等，都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您对旧体诗的创作成绩的总体评价如何？”结果令人吃惊：认为“成绩不大”的占58.3%，甚至有15.3%的答卷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也即是持否定态度者高达73.6%。

那么，这些持否定态度的问卷，是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旧体诗词有过研究呢？我们看另外一个调查数据：“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创作情况是否了解？”调查数据显示：7.3%认为“不了解”，49.4%认为“了解较少”。这样的话，就是56.7%的人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是隔膜的。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688人中有56.7%的人并不具备评价新文学史上旧体诗词现象，但是却有73.6%否定他们的成绩。这种悖谬的观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受调人员的这种判断从何而来？他们对于新文学史上旧体诗词现象的判断，只能是来源于教材和文学史的概述，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材和文学史里，旧体诗词是没有“空缺”的。这种“空缺”恰恰是文学史撰写的症结。由于被主流文学史和学术史“遮蔽”，人们就误以为进入五四新文学史以来，旧体诗词就已经式微，诗人和作品存量会越来越少。被新诗创作和研究者误以为“可以忽略不计”“成绩不大”。目前，近现代以来的旧体诗词的研究，被学术史悬置起来，成了“真空”，一方面古代文学学科认为这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时段;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认为旧体诗词属于古代文体，何况还要跨越很多学科鸿沟与知识鸿沟，如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等。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是质疑白话新诗的合法性，继而新诗确立主流位置的时候，又质疑旧体诗词的合法性。随着意识形态的介入，“新诗”代表着“进步”“激进”，而“旧体诗词”则代表着“落后”“保守”。尽管新诗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新诗的命运共识度十分牢固。新诗史也充分疊映出意识形态的发展史。这样，新诗在它的发生时期，就奠定了具有革命性质的起点，即具有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的诗歌成为正宗，于是文学启蒙便压倒了形式建构，政治上的革命论和进化论的倡导，使众人认为，一切的文化、文学、艺术都应该以革命姿态，彻底颠覆传统。于是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更多的时候演化成了与传统文化断裂的行为。

这种“断裂”行为，带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断裂说”只不过是文学史家杜撰出来的一种描述。历史有不同的形态，既指“事实层面的存在面貌”，又指“历史事实内在逻辑的抽象化概括”。所谓的“断裂”说，更多的是指的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所营造的主流文学史和学术史，都在强化新诗对于旧体诗的断裂，强调现代汉语新诗对于古典汉语诗歌的断裂。殊不知，旧诗文体一直绵延不绝，且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文学存在。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都以汉语的诗性智慧作为核心，在创作载体上，同根同源，两种诗体有时并驾齐驱，有时互相对立，而有时在同一诗人个体身上产生了反复与嬗变。新旧诗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也十分反复，不宜简单化地认定就是“断裂”。“断裂”说，其实是对极其丰富的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抽象性的概括”，而这种概括又往往带来对于旧体诗词的选择性遮蔽。

我们非常有必要通过学术渠道，修复文学史和学术史撰写中的这种“断裂行为”，使中国现当代新诗与旧体诗形成充分的对话关系。而修复新旧诗体之间的“断裂”行为，首先做好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为新旧诗体对话提供确凿而丰富的对象。曹辛华在与李遇春、黄仁生的三人对话里说道：“从文献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当代旧体诗词就是另一个‘敦煌，是一个有意无意被历史、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所遮蔽的‘敦煌，因为它经历了民国连绵的战火兵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向海外的流散，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曲折的洗礼。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文献资料不被重视，或弃置一旁，或散佚了，其历史也就自然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觉得当代旧体诗词‘入史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做文献、没有做研究，所以才成为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础性选本主要有：《当代诗词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五四以来诗词选》（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诗词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二十世纪名家诗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等近20种。大型文献整理方面，已经有的标志性成果有：《全民国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6册，上海书店2002）、叶嘉莹主编“民国诗学论著丛刊”、南江涛主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曹辛华主编《全民国词》（第一辑全15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李遇春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将会对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文献编纂做出重大贡献。这些文献都是代表性的基础性读本。

做深做透关于重要学案的细读与深研。这是新旧诗体对话的最切实有效的途径。通过个案研究，不仅释放旧体诗词的艺术魅力、诗人的现代人生体验、现代民族精神，而且也是对旧体诗词经典化的途径。这一点，目前的研究做得还不够。虽然有一些研究，也仅仅关注一些符号化的诗人，更多的优秀诗人，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像刘大白、沈尹默、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郁达夫、康白情、茅盾、郭沫若、何其芳、萧军、沈从文、老舍、臧克家等这种耳熟能详的诗人的旧体诗词创作，竟然还有56.7%的人感到隔膜，73.6%的人持否定态度，更不必说其他的旧体诗人了。刘大白、沈尹默等新诗发生期的旧体诗人用传统的旧体诗词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社会急遽转型时期的精神信息;在抗战时期，周作人、郭沫若等人的旧体诗词，同样表达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体思想和民族精神;在新中国时期，茅盾、沈从文、何其芳、臧克家等新诗作家则重新选择旧体诗词形式，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心灵表达式。所以，李怡认为“解读现代旧诗实际上也是进入现代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将现代新诗与现代旧诗统一观之，能够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现代诗歌建设的困难性、复杂性”。钱理群的判断比较清醒：“要通过对现代旧诗词写作实践（作品）的具体分析，找出‘现代社会下的特定的情境、‘作为现代人的诗（词）人特定的情感、思绪与‘旧诗词的特定形式这三者之间的具体联系，并在大量的细读、分析基础上，对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余地（意义、价值），限度，困惑与前景作出科学的总结。”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给出了最权威的说法：“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实际上，现代旧体诗词使用的语言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而是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带有“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内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格局中，新诗、旧体诗词、译介到中国的文学，都在共时性层面，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资源，都是检省文学史的对象。因此，我们建立一种复线历史观，对新旧诗体进行研究。美国学者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里指出：“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同时，“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在旧体诗词被遮蔽的主流文学史框架之下，我们要恢复“话语之外的历史性”，恢复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边缘化的旧体诗词与新诗文体获得同等重要的话语尊严与文体尊严，然后进行客观研究与评价。

当下对于中华诗词复兴的呼声很高，而且也有一定的大众基础。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在2017年度“节目首轮播出就在央视综合频道、科教频道累计了11.63亿人次的收看数量，最高收视率达到1.95，超过了很多黄金档电视剧的收视率”。近年旧体诗新生力量的最新展示就有诗刊社编选的《90后诗词选》（南方出版社2019）和李遇春主编的5卷本《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020）。《诗刊》上半月刊设置了大篇幅“当代诗词”版块，《星星》诗刊创办了《星星·诗词》版，《中华诗词》《中华辞赋》杂志行销稳健。关于“近年有一种中华诗词21世纪复兴论，您的态度是怎样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令人满意。仅有16.1%认为“中华诗词21世纪复兴”是“一种逆流”。不过，大家对于旧体诗词的理解，基本上仅限于古典诗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词，感到隔膜。而对于近年新锐诗人涌现的事实以及当下的旧体诗歌状态，尤其不了解，相对了解者，大概只有27.8%。

再重新回到当下的诗歌格局上。毋庸置疑，“汉语新诗共同体”已经形成，新诗文体雄踞的地位无法撼易。关于问卷调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致力于旧体诗词创作，您的态度是怎样的？”调查问卷的回收数据还是比较理性的：持“中立”态度者44.5%，“比较支持”和“比较反对者”分别占27.6%和11.2%，“强烈支持”和“强烈反对”分别占11%和5.7%。关于“作为一位新诗创作或研究者，您是否也写旧体诗？”，问卷数据显示：“从来不”“极少写”共占53.7%，“经常写”和“大量写”共计16.8%，这个数据比较符合预期值。关于“您创作旧体诗的态度有哪些？”，问卷数据显示：43.6%只是“感受一下而已”，不过有29.8%的受调对象认为自己“在新诗和旧体诗词两个领域都属于自觉写作”，已经是非常令人欣慰了。

具体到新诗创作来说，在多大程度上形成融合视野，以便接续旧体诗词传统，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现在，旧体诗词、现代新诗、国外诗歌，成为共时性的诗歌发展资源。我们要考察的是，旧体诗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新诗作家理解、认可、并且融合在自己的新诗创作之中。关于“作为一位新诗创作或研究者，您是否阅读古典诗歌？”的问卷调查回收数据显示：只有9.6%的受调人员“很少”或“从不”阅读旧体诗词;“作为一位新诗创作或研究者，您不喜欢读古典诗歌的原因”，选择项最多的是“形式僵化”（58.3%），其次是“古典诗歌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不适应当下的生活”（24.5%）。虽然，人们对于旧体诗词有种种质疑，但是面对问题“作为一位新诗创作或研究者，您认为古典诗歌对新诗创作有没有作用？”只有11.2的受调对象持消极态度。新诗作家对于“新诗与旧体诗是否有可能实现真正有效的对话”，数据显示强烈的积极态度，只有33.2%的受调者认为“可能性较小”“不可能”。

事实上，近年已经出现一批新诗与旧诗素养深厚的重要诗人，如洛夫、陈先发、柏桦、李少君、伊沙、杨健、潘维、晏榕等，他们提供了彰显古典风韵与现代精神兼备的范例，如洛夫的《唐诗解构》，柏桦的《水绘仙侣》，伊沙的《唐》，李少君的《自然集》，向以鲜的《我的孔子》《唐诗弥撒曲》，长征的《读经笔记》，杨健的《哭庙》，晏榕的《东风破》，李森的《屋宇》，茱萸的《九枝灯》，孟冲之的《杜诗重构》，陈先发的《写碑之心》、飞廉的《不可有悲哀》《捕风与雕龙》……

黄灿然在《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里说：“本世纪以来，整个汉语写作都处在两大传统（即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的阴影下。写作者由于自身的焦虑，经常把阴影夸大成一种压力，进而把压力本身也夸大了，却没有正确对待真正的也是必要的压力，也即汉语的压力。”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压力与焦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传统视为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庞然大物”，而感到无法穿越它。其实，古典汉诗传统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现代诗人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路径和诗学路径：洛夫、伊沙、向以鲜在与唐诗对话，晏榕在与宋词对话，长征在与《诗经》对话，柏桦在与“逸乐美学”对话，李少君在与自然文化对话，杨健在与儒道对话，陈先发在与现代意义的儒文化对话……。而“李商隐情结”则是流贯何其芳、王辛笛、王蒙、茱萸……等诸多诗人心河的隐秘通道。

每个诗人都在试图进行“新诗的自我立法”。亘古不变的是汉语母语的血液，通过诗歌（新体诗抑或旧体诗）的脉管，在每个人的精神谱系里呼吸与涌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诗作家旧体诗词创作现象的发生学研究”（16BZW165）阶段性成果。

赵思运，山东郓城人，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诗歌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诗集《一本正经》《我的墓志铭》《赵刘氏传》等、学术著作《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百年汉诗史案研究》《何其芳人格解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