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淼 徐梓又

（1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2 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对于多数王朝来说， 巩固本朝的重要方式是优待功臣和勋亲， 因此不管是生前优待还是死后追崇，政治礼遇还是文化宣扬，都成了该中央王朝必须要认真思考和实践的一个环节， 而追谥则是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 追谥不仅是对个人生前种种行为的总结，所谓“谥者，行之迹也”[1]3，也是为了在家族、国家乃至民族中弘扬个人，起到一种文化自信和宗族榜样的作用。 学界对于谥号的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王泉根在《中国谥号的文化解析》中探讨了谥字的功能、由来和分类，认为谥法具有荣誉性和资格限制性，且私谥更要公正一些[2]。田冰对明代谥法有深入的见解，在其博士论文《明代官员谥号研究》中以时间为主线，认为洪、永时期以“武”为重，成化以后开始美谥化，嘉靖时期谥字成了皇帝专政的工具之一， 万历以后遭到严重的破坏[3]。 关于对群体谥号解读的文章有乔凤岐所撰之《唐朝追赠太子谥号及其释义》，作者对不同特点的太子进行分类并总结他们的谥号， 认为太子追谥制度是太子谥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备教育皇族子弟的社会功能[4]。 明代藩王谥号的演变与其地位的变化密切联系， 有关宗室地位变化的论文，包括宋永志在《明代宗藩制度的调适与演变：以藩王移国为例》 一文中认为 “藩屏—削藩—尊崇”是明朝藩王移国的主轴，其中人口的多少和宗禄负担是重要因素[5]。 梁曼容的博士论文《明代藩王研究》从多角度探讨了藩王权力与地位的变化，是一篇可读性较高的毕业论文[6]。本文以藩王谥号为研究目标，并将时间范围大致圈定在1644 年以前。

一、谥字在藩王中的用法

明朝谥字皆取自于《谥法解》，上到帝统，下到百官宗室的谥号多无恶谥， 春秋所定的大部分恶谥，如“胡”“灵”“幽”“炀”“剌”等都未出现，而“厉”“戾”“缪”仅出现个例。 此外西周所盛行的谥字到元明已不再出现，这种演变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明朝宗室谥号主要针对藩王， 按特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追思类，以“悼”“怀”“安”“殇”“哀”“思”等为主，多为平谥。

悼，谥法作“中年早夭”解。 亲王系统中，宣德以前多用于早卒世子，不作为二次追封谥字，正德以前用于支末宗室，万历以前用于早卒世子，且也多用作二次谥字， 万历以后的两例都是南明追谥案例。 宣德以前仅出现两例于早卒世子初封，严格而言，在目前资料记载下，他们没有被用于再次追谥，因此“悼”字仅用于郡王系统。 郡王系统主要用于：（a）始封郡王，多用于太祖诸孙，最晚可到成化末年，嘉靖前中期的代、徽、德府，这种现象再次发生。 若藩王在30 岁左右去世，则多以“悼”置于首位。 （b）早卒世子，相较于始封者而言，早卒世子使用“悼”的概率不大，成祖以下支系未曾见。 （c）早卒郡王，这一类型较少，一般用在20 岁早逝者身上。

怀，在亲王系统中，它有两个阶段，宣德以前不存有，正德以前主要是对袭封而早卒者而言，且多为支末宗室， 占比67%， 继任者一般是旁支郡王，在爵者多为1~2 年。嘉靖时多用于追封世子或世孙上，且满足二次追封即为“怀”，达四例，占比80%，摄府事一例，支末宗室一例，隆庆后不再有。郡王系统的始封郡王中，他的用法同于“悼”，但相比出现的时间要晚一些，大体从成化年开始。

安，亲王系统中，宣德以前无，正德以前两例，正德以后、隆庆以前达七例，以后为两例。 一般用于追封者， 所谓追封指本身并非作为直接继承者且早于王府大宗去世，最终并未被追封为世子，当亲王本支绝嗣， 按伦序将其子嗣作为大宗的爵位继承人，在大礼仪之争的刺激下，该宗室会被追封为亲王，并被赐予一字谥号。 隆庆以前，使用次数为十一次， 汝安王朱祐梈非早封世子和追封者，“独以寿无子”，淮安王朱见濂是早卒世子，韩安王虽是早卒世子，但该“安”字是韩王府整体的谥字使用与其初次谥号的综合产物， 是一种被迫的使用手法，其余追谥“安”者皆为旁支追封者。 万历年间追谥为衡安王的朱载封再一次打破了这项规则，他既非早卒世子，也非旁支追封者，而是旁支晋袭者。 在成祖与太祖诸子系统中的追封者中，“安”字往往是最早被使用的谥号，总共涉及六府，由于沈靖王是恭王长子， 因此沈安王仍然是沈府最早被追封为亲王的旁支。 仁宗及以下诸子系统中追封者谥号使用更为广泛，达三例，但皆与“安”无关。 由此可见使用“安”最多的次数当属隆庆以前成祖与太祖诸子系统中的旁支追封者， 且每府追封者的首位必为“安”。 “安”作为“好和不争”，其意更偏重于郡王系统，且倾向于美谥。

殇，终明一朝不曾出现于藩王谥号中；哀只出现三次，即徐、蓟、邠，都为早卒追封皇子。

思，均王朱载珟为世宗幼子，在世不满一年，王世贞将其置于“思”，曰“追悔前过”，似有不妥，根据世宗余子之谥为“殇”“怀”“哀”，则“思”也为追思，但谥法无此意。

隐，用于郡王但不限于早卒长子，凡两例，作“怀情不尽”。

第二类为总结类，数量占一字谥号的七成。

（a）礼仪类，是朝廷对行为的认可，美平兼有。“简”曰“平易不訾”，分为两个时期，成化以前多用在始封亲王，嘉靖时期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敬”曰“夙兴恭事”，夙夜警戒君王而有敬畏心，国家以其善，定为合法。 “端”曰“守礼执义”，集中出现在嘉靖时期。 “恭”曰“敬顺事上”，古同“共”，与“敬”“顺”同义，但起身较早，在完备的王府系统中一般都有“恭”谥，集中分布在嘉靖时期。 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相似，“恭”已从美谥转变为尊崇。 礼仪类美谥主要集中在嘉靖时期是因为世宗由藩府登基，对于藩王有倚仗和尊崇之意， 尤其对于嘉靖十八年的兴庙祭祀时朝廷对表现恭敬者都赐予了极高的尊崇，如赵康王朱厚煜、汝安王朱祐梈、郑恭王朱厚烷、徽恭王朱厚爝、唐敬王朱宇温、周庄王朱朝堈、伊敬王朱訏淳、崇庄王朱载境[7]1249-1250，其中凡是追谥为“庄”“敬”者皆是其祖已取有“恭”谥。

荣，谥法作“宠禄光大”，未曾用于亲王，多用于郡王的第一个谥字中， 表明他在所有谥字中起身最早，主要集中于嘉靖及以后。 汪受宽认为“荣本来是美谥，但是明宗室中凡拥有谥号‘荣’者皆事迹平常，甚至有恶迹之人”[8]118，“荣”的目标是被承受的对象，所以应是平谥。 “荣”最早被用在宗室中是在宋朝，在宫崎市定的理论中，宋朝是社会转型后“近世”的开端，贵族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型，皇族的地位从政治主导向血缘主导转变， 他们的生杀宠辱取决于皇帝和祖制[9]，因此“荣”的出现即反映了宗室地位的变迁，明承宋制，宗室的优崇和地位的程度进一步交错演进。

（b）知过类，多为美谥。 “思”曰“追悔前愆”，亲王一例，代王朱聪沫，“定”曰“追补前过”，亲王两例，晋王朱济熺和庆王朱台浤，主要用于宣德至嘉靖时犯错亲王，体现朝廷的宽大鸿恩。 “戾”曰“不悔前过”，亲王三例，代王朱逊煓、景泰帝朱祁钰与湘王朱柏， 主要存在于明前期政治事变之后对宗室不满的发泄。

（c）技能类，多为美谥。 “宪”曰“博文多能”，《弇山堂别集》只举“周王朱有燉”。

（d）政治类，多为美谥。 “成”曰“安民立政”，只用在亲王，凡两例，都在嘉靖时期。 “惠”曰“柔质慈民”，亲王系统中集中出现于正德以前。

（e）人性类，主要讲述宗王本身的性格特点。美谥中，“献”曰“聪明睿智”，凡出现四例是用在始封亲王：蜀、湘、宁、兴。 此外还有“顺”“懿”“宪”“僖”“简”“定”。 恶谥较少，一般出现在明前期的北方王府系统， 多是对处于政治环境约束下的政治评论和对犯罪宗室的评论，前者以鲁荒王为主，后者有广灵荣虚王、代戾王，以及参与郑府关于摄府事地位竞争的庐江、繁昌二王等。 一部分平谥多偏向罪人，如“隐”古同“偃”，谥解“隐拂不成”，刘熙认为是才能被蒙蔽而不能施展其美。 亲王两例：秦隐王朱尚炳因不出迎成祖使者而来朝谢罪、 代隐王朱仕多次请求出兵讨虏，符合“隐”之词，但也体现出二者性质的不同，成祖之赐似乎很公正，但带有政治偏见， 英宗之赐是因为有违藩王不可带兵之祖制，他更倾向于听话的藩王。 郡王7 例多违制者，如海阳王朱安漨“私拷无辜人”、武邑王朱聪沫“有罪革爵”、华阳王朱悦燿“执奏（蜀嗣王）友堉前过”。

（f）外貌类，“昭”曰“容仪恭美”，亲王系统中，嘉靖以后多用于追封长子。 郡王系统，从成化至嘉靖，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穆”作“中情见貌”“情貌相符，表里若一，皆敬以成之”，即“敬”在外貌的表现， 亲王系统中主要出现于万历时期，2 例发生在晋与赵府的早卒世子初次追谥中， 在郡王系统中则使用较为频繁。

第三类为去世类，点明死亡的方式，以“愍”“靖”为主。 “愍”作“在国逢难”，平谥，楚王朱显榕为世子所弑， 衡王朱允熞是靖难之变的牺牲者。“靖”作“宽乐令终”，美谥，亲王系统中，永乐时期较为公正，郢王朱栋在国开垦农田，但早卒，符合“靖”之意。 嘉靖以前多用于微有罪过而死于爵位者，“靖” 仅用作微美之词以表示朝廷对威过者的“宽容”，如岷王朱彦汰在嘉靖五年革爵，十年后复爵，庆王朱在宣德时被人告造戎器、购天书等非法事[10]1231，宁王朱奠培“学瞻才致，恣睢罔利”，此外又坐有与人奏讦、不修祖庙、迫死宫女等罪[10]1235，弘治至嘉靖年间多用于早卒世子， 仅作为普通的追思平谥，仅肃世子朱真淤之“靖”另有他意，以上均出现在太祖诸王系统。 《弇山堂别集》卷70“靖”条下有阳山荣康王朱祐楬， 但在卷33 又作 “惠王”，《明谥纪汇编》同后者，而“靖”加在朱载尧上。如果同卷70，那么朱祐楬为靖王，惠王又是何人，如果同卷33，弇本之错漏尚可理解，朱载尧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去世，超出该书时间范畴，王世贞又是如何得知襄府下一个谥字为“靖”呢？ 借于卷70“惠”条下也有“朱祐楬”，笔者倾向于后者，而朱载尧的谥字很可能不是“靖”，《明神宗实录》未载，甚至在记载朱载尧第二子被封为兰阳王时也没有谥字记录[11]，此时距离朱载尧死亡的时间达10 年，因此“靖”字是毫无根据的，王世贞是被“嘉靖”的“靖”所误扰，郭良翰又受之引导，虽注意到此处的偏误，于是换“朱祐楬”为“朱载尧”，实际仍不确。

在封谥中，尤其是诸侯王的封谥，经历了几次变动，其中“孝”的变化尤其明显，“孝”作为谥号始于春秋时期的陈突，汉朝十分注重“孝”，当儒学家成为国家政治学派的主流时，“孝” 的价值无论如何在各方面被强调，如董仲舒提倡的春秋决狱等，其目的在于建立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秩序， 维护小农经济的发展，巩固统治基础[12]。 西汉惠帝以来的皇帝追谥皆带有“孝”，甚至匈奴也借鉴中原的礼治文化，在谥号上着重阐明了“孝”的含义，不过因为语言的因素而被记为“若鞮”，南匈奴时期简称“鞮”，自汉宣帝时期的呼韩邪单于始，至南匈奴伊陵尸逐就单于止， 达16 任匈奴单于的谥号记有“鞮”[13]，汉代以后诸王的谥号也多带有“孝”，宋朝太祖之孙广陵王赵宗谊及其子英国公赵仲谕等52人的谥号都带有“孝”字。 但是在明朝的谥号中，只有朱佑樘的庙号带有“孝”，此外只用在皇帝、后妃的谥号上，似乎成了二者的专属。 郭良翰称“国朝用汉制，帝谥皆称孝，又袭唐故以字繁为贵”[14]462，这与同样注重礼制的明朝格格不入了。 除了明朝专注在礼制上加重集权化外， 我们从元朝的谥号中不难发现，明朝继承了宋、元朝的谥号体系，体现出极强的承接性。 宋朝宗室减少了以往的谥字种类，“元”“平”“文” 等春秋时的常谥更是在宋朝时消失了，以至于元明也不再使用，而“恪”“靖”“恭”“僖”“安”等因此大盛。 元朝以武功征服中原后，始终倚仗武力，因而“武”又兴起，然而明朝再次不许宗室参与军事，“武”“敏”“烈” 不再出现在皇族谥号中，而“毅”“襄”通过转换谥意各出现一例。 元朝似乎并不关注藩王赐谥制度，一则元朝藩王分封一方，手握军事重权，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蒙古内部的兄终弟及制和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宗法制之间的斗争而成为潜在的继承者， 因此始终是中原王朝的防备对象， 二则元宗王长期处于藩外，与朝廷沟通甚少，三则元朝诸帝在位多短暂，而皇位的间期又时常发生斗争，因此《谥法通考》只载有4 名元朝宗室被赐谥， 其中三人是发生在顺帝时期，顺帝时宗室被迫与王室发生联系，因而有此例。 若对元朝大臣的谥号进行观察可知“武”“惠”“文”“庄”“献”等占多数，实际上明朝完全继承了元朝谥法制度，谥“文”是文官的专属，王世贞提出明朝谥“文”几乎被翰林官所专用的结论，同时他提出了20 例非翰林官谥“文”者及7 例翰林官不谥文者，其中有两例不谥文者在于避名讳[7]170-171。“武”“毅”“烈”“忠”也都是武官专用，皆与藩王相悖。 “孝”字同理，尽管元朝也十分注重儒家，但也只是作为开国的统治工具，世宗后期，军事贵族势力压制儒士，“孝”的理念不再适用于上层贵族，在宗室追谥中也不再使用，因此与“武”“毅”这种讲求武功的谥字一样在明朝只作为皇帝的私人追尊品。 “元”“文”的所有谥解都与统治相关，明朝藩王既无封地， 也不临民， 自然与这些谥字无任何关系，其中“文”的谥解偏向于皇帝而非皇族，“经纬天地”指代皇帝，与“学勤好问”一样都不是藩王能够享受到的，朝廷所重视的是藩礼和恭顺，可由其他谥字来取代。 于是明朝藩王的谥字缩减到二十余个，由于恶谥的使用次数少，真正能用到的有20个，当然随着谥字无法满足部分王府人员的需要，“裕”“贞”“思”“宣” 等谥字也在明后期开始出现。明朝又十分排斥恶谥而倾向美谥，因此“灵”“胡”“炀”“幽”“懿”“剌” 等谥字在藩王层面上未曾出现，甚至在周时习用偏贬义的“平”也不再使用。

尽管各个谥字有自己的含义和使用方法，但是在不同朝代的严格礼仪程序和宽纵的礼仪认知下， 习惯用法最终只会造成礼仪的荒废和谥号的趋同性，正如《续通志》对不同时代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而对宋室有如下所言：“宋宗室豫章王赵宗谔谥荣孝、定王赵允良谥荣易、吴王赵颢谥荣、怀王赵宗晖谥荣穆， 此外谥荣者甚多， 盖宋代习用。 ”[1]24这种现象不光是宋代，明代也普遍存在，这就可以解释大部分人员的行与名不符的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在于皇权集中干预下礼仪过程的松弛、瘫痪和长久的惯性作用。 尽管如此，在普遍化下仍然存在细小的特殊规律， 这也是本文所探究的主旨。

二、藩王谥号的使用特点

自春秋（一说西周）始谥号一直在持续发展，诸如“釐”演化为“僖”等文字异化或分离，以及诸如“良”“恭”“温”“荣”等褒义形容词性的谥号不断出现，以及“戴”等谥号的逐渐消失，在当局政策的驱使下，总体呈现多样化、褒义化的趋势。 明朝王府的取谥制度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偏向，如极端性偏向于前期，褒义性偏向于中期，随意性偏向于后期，整体呈现先严后宽的特点，但都是皇权集中的表现。

现以正统、 正德和隆庆作为分界线， 正统以前，早卒世子、长子无追谥，正统以后太祖诸孙进入封藩行列，成祖、太祖诸子相继去世，同时仁宗诸子开始分封； 正德以后， 亲王追封现象开始出现，郡王冒袭进入繁盛阶段，隆庆以后，国家进入衰弱期，赐谥制度被忽视，正德以前和隆庆以后无旁支追封、谥。 这四个阶段的谥号整体特点是从美恶参半向尊崇和称恭趋近， 从众数来看亲王系统中，四个阶段谥字比重最大依次是：靖或简（3）、惠（10）、恭（14）、恭（9）。 郡王系统中，四个阶段谥字比重最大依次是悼（7）、庄（38）、恭（94）、恭（53），二字谥号比重最大依次是怀简（2）、安惠（8）、恭裕（15）、恭懿（15）。 从众数可以体现明朝藩王用字谥号的顺序为：平谥、庄惠字词、恭顺字词。 横向来看，不管是亲王还是郡王系统，追思类谥号逐渐被恭顺类美谥取代，比重依次降低（表1）。

表1 藩王谥字特性占比（以《诸王世表》为依据，早卒太子、庶人及无谥者不计）

谥字的分布特点具体如下：

对于用谥整体而言， 在亲王系统的王爵继承中，支末成员多用平谥“怀”，旁支追谥中一般对象为两人，第一人多以“安”为首，第二人以“惠”“恭”“顺”等美谥，体现了宗室先安祖、后尊父的特点。郡王系统中， 正统至正德年间早卒世子的二字谥号多以平谥加美谥组成，如悼、怀与顺、简组合，或者端、顺与隐组合。 与历代宗室谥号中的“忠”“恭”“安”“纯”“贤”占比居多的特点不同的是，受到规定谥号的局限， 明代亲王以 “恭”“庄”“靖”“定”“简”为多，朝廷只需要求宗室恭顺朝廷，安分守己即可。 亲、郡王谥号性质虽整体相似，但在具体用法实有不同。

（一）亲王

在册封谥号时， 对于亲王世子多数会出现两次册封，第一次是以亲王世子的名义，当世子之子孙袭王爵后，会上奏朝廷为世子请封为王，朝廷为遵从祖训中的“亲亲之道”表示许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明史·诸王世表》中的请封亲王爵的案例可以发现（表2），嘉靖以前亲王嫡世子早卒可追封为亲王，嘉靖以后，旁支庶子才逐渐允许追封为亲王，并赐谥，甚且受世宗承祧的影响，已封为郡王者也因为其支裔承祧亲王支而被追封为亲王并赐谥，极大增加了亲王赐谥的数量，这不仅影响了爵位承袭下的礼治， 而且混乱了谥号原本的意义所在。 原先武邑王朱聪沫有罪降爵，后恢复冠带，因其子袭代王爵而追封为亲王，赐谥“思”，认为有悔过之迹象。 代世子朱逊煓有罪，死后被赐谥为“悼戾太子”作为其主要的评价。 后来不管是沈府还是襄府，由承祧被追封亲王的小宗，其谥号不是作为追思的“安”就是褒义的“恭”“惠”。 此外世子最终追谥中，“安”字比重最大，可见除了“悼”字作为早夭者的评论外，“安” 是从侧面来评述早卒亲王世子的。

表2 亲王谥字分布（以《诸王世表》为依据，早卒太子、庶人及无谥者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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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封的亲王世子谥号中，一般而言，第一次册封为二字谥号， 第二次赐谥时依照该府有无重复赐谥而对原二字进行删减。 根据追悼性谥号的特点可知，追封世子（孙）的第二次一字亲王谥号多以“悼”“怀”“安”为主，方法为：第一，以第一次世子谥号中两字择一为准， 再根据谥号是否为前王所使用，如没有，首先考虑朝廷对世子的印象为依据，如代世子朱逊煓为人狠戾，朝廷依照礼部建议追谥为“悼戾”，明前期的谥法注重公正，因此以突出人性却极少使用的 “戾” 为准， 与鲁荒王的“荒”成了明朝藩王谥号中独特的一笔，也体现了明初统治者将谥号融于政治铁腕中， 以此达到用法律和礼治文化约束藩王的目的。 到了明中期，以追思为主要特点的世子谥号盛行，犹以“安”为多，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靖”能与“安”互通。 肃安和世子朱真淤被追谥为“靖”，原因在于“安”通“靖”，“靖”者，“竫”也，《续通志》曰：“古‘静’与‘靖’通，故谥作‘靖’者，皆即‘静’字……又与‘靓’通，周慎靓王，即慎靖王也。 ”《正义》又称同“安”，谓“立容安竫”[15]，二者不管在用法还是搭配上都极其相似，但是所不同的是 “安” 更倾向于亲王中的早卒世子。 朱真淤之所以没有被追谥为“安”，在于他去世前不久为父代行王府礼仪事务， 明朝谥例中一字谥号规定“靖”有“恭己鲜言”和“宽乐令终”之名，而朱真淤恰在前者之列[7]1317，“鲜言” 即表示了“安”，“安”为“不争”，但“靖”更具备了一种主观褒义情感，而“安”仅仅是广义上的“宁静”，偏义于“早卒”。 此外笔者认为，此处追谥为“靖”有其必然性，再由必然性造成了谥号变化的特殊性，其一，太祖诸子所在王国大多数都有 “靖”， 凡19 王府中，湘、代、安、伊外，余 15 王府皆有，该 15 个王府中，“靖”列第一有2 个，列第二有2 个，列第三有2个，列第四有4 个，列第五有4 个（包括朱真淤），占比93%（仅仅只是秦王府的“靖”排第16）。 其余四府中，湘、安传一世即除，代府多空缺，并不能说明没有“靖”，而伊府有“敬”，是为同音，且中绝，也不能代表以后不会有“靖”。 其二，“安”多用在追封之旁支上，而朱真淤是嫡一子，是传统的继承者并在代理一事中已崭露头角， 他的两个孙子相继成为肃王加重了他本人的影响力。 “靖”主要用在传统的直接继承者上，这是可以确定的，唯有一例用在追封郡王而非世子， 即沈靖王在去世前始终为福山王的身份， 但他是恭王庶一子， 是恭王的长子，因此他被列载于《世表》中且在其未有子嗣承袭的情况下被追封、追谥，显见他的地位优崇，与普通旁支被追封迥然不同。 明后期，鉴于史料的疏缺， 部分早卒世子的谥号只能通过他的初次追谥来摸索。 与魏晋时期有极大不一样的地方是，魏晋亲王之下有嗣王， 位于二字郡王之上， 却没有谥字，而明朝不管是亲王世子还是郡王长子，都是郡王级别，因此都有二字谥号，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亲王府不容易国绝，规格也更大，也就意味着亲王府中的早卒世子仍会被视为亲王， 由此他的二次追封谥字也应满足亲王府整体的排列次序， 但又与初次追谥不能有过大差别。 当前王已使用该世子的二字谥号之一，则取余者，岷世子朱干跬初封僖靖世子，因其三世祖已取“靖”字，于是取“僖”为谥号。 第三，二字若都被前王所取，则取合音或合字，但这种情况的两例都似乎不能很贴切来证明，韩世子朱璟浤初封敬安世子，其中“安”已为其祖所用，但“敬”在韩府中未被使用，朱璟浤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被追封为亲王，赐谥“简”，“简”可以认为是“敬”和“安”的合音，但《绥寇纪略》却记载为“敬”[16]，使得笔者认为“敬”反而更贴切。 又如吉安惠世子朱常淳在《崇祯长沙府志》中作“宪”，认为这是天启年间追谥的亲王谥号， 尽管万历以后“宪”开始广泛用在亲王上，但在已知资料中没有一例用在追谥上，之所以安惠世子会被追谥为“安惠”，很可能是“宪”是上安下惠的合成字，然而奇怪的是，吉府没有出现过“安”王和“惠”王，而惠王在嘉靖以后很少使用，更别说用在追谥上。 因此如果《崇祯长沙府志》所说的“宪”是正确的，即说明了合成字的存在且万历后期已不遵从谥号的一般规则，“安”的用法多为追封旁支，但死于嘉靖后期的韩安王一例反映了“安”也适用于早卒长子，使得笔者怀疑，吉王府的“宪”字很有可能是追谥世子时的抄写错误， 朱常淳很可能只是被追谥为“安”。 最后，若二字不仅被前王所取，且无法组成新的字和音， 则另封追思之谥号， 如韩世子朱谟初封悼恭世子， 其叔祖和五世祖已分别被赐“悼”和“恭”的谥号，甚至使用次数最多的“靖”也已被使用，因此别赐“安”。 此外，当追思谥号已全部使用完，而二字谥号在亲王系统中不常用，则取以他字，主要存在于韩府，韩世孙朱逵杞最初被册封为温穆世子，而“温”“穆”在亲王谥号中不常用，于是改谥“庄”，但在大多数亲王府中早薨者较少，世系传代不频繁，因此追思谥号足够使用，大体不存在这种另取谥字的情况。

旁支因其支裔承袭王位而被追封为王者，其谥号的特点大致同世子追封， 但是由于在嘉靖后这类情况显著增加， 因此拥有自身的特殊性。 第一， 它没有世子谥号， 也就不存在依照二字谥号了，即使他拥有郡王的谥号，当被追赠了亲王的谥号，即以亲王为准；第二，以追思谥号为主；第三，与避讳制度相比[17]，避谥手段更为灵活，如运用谐音异体字，主要体现在“靖”“敬”和“景”上。 《续通志》考察了先秦晋国的谥字，发现同时存在“靖”和“静”，但二字是为同谥而字异，而在明诸王，除去伊府，“敬”字兴于嘉靖，盛于万历，但必须依托于“靖”的存在，而“景”字又必须建立在前二者的存在上，这似乎说明“敬”“景”除了有各自的表达外，它们的出现是针对“靖”的变异。

（二）郡王

与亲王追谥相似，郡王的追谥也存在阶段性，从上文可知，对于正统年间去世的初封郡王，年幼去世者以“悼”起头，这在明中期只适用于早卒未封之长子，对于一般成员而言，“靖”字的用法最为普遍，以楚庄王八子为例，早卒者如巴陵、岳阳以“悼”起头，其余四人皆有“靖”，这一方面说明了朝廷注重郡王层面的礼节，并以美谥相赠，另一方面太祖诸孙总体表现一种谨慎的政治态度。 以上所阐述的是单向联系和特殊性，并不包括全部。

从整体来看， 郡王追谥的重复率可能不如亲王， 郡王谥号由二字组成， 其组合排列的方式多样，很多时候根本无需担心重谥，但是朝廷似乎也在努力避免单个谥字的重复， 一般追思类谥字可能会出现在同一王府中。 无论从谥字深度还是用字的时间范围，郡王都比亲王宽纵，但也必须处于国家意志中。 郡王系统同样具有阶梯性，前期以追思谥号居多，后期“端”“恭”等美谥居上，打乱了谥号的初衷。 而在追思谥号中， 前期对于早卒者而言，“悼”出现最早，不管在亲王的早卒者还是郡王系统的始封早卒者中，“悼”的比率很大，但是至成化年后中止，与此同时，“怀”和“安”比率提高，“怀”用于亲王支末世子和郡王早卒者身上，隆庆以后中止，而“安”多用于旁支并在明后期在悼思谥字中列第一。

根据《明谥纪汇编》对郡王谥法的整理和笔者对个案的分析，发现在明朝藩王层面上，谥法是讲究层次性的。 上文讲明，亲王的谥法重于“恭顺”，当“恭顺”和“悼怀”之谥字用尽，则选用不常用的谥字，这些不常用的谥字用于郡王远早于亲王上，尽管如此， 终明一朝仍然有许多谥字不曾出现在亲王上却广泛用于郡王， 如 “荣”“温”“僖”“宣”“恪”等。 在郡王层面上，谥字采用二字法，前后两字是并列关系， 有各自的解释， 但也可能是近义字，如悼怀、温恭等。 二字之间一般是不能颠倒的，笔者根据这一特点列出谥号的一般使用顺序（图1）：

图1 郡王谥号的一般使用顺序

以上的谥字搭配排序是在整体框架下进行的，在特殊时期和特殊地区，这些排序可能会出现偏差， 但是其中一部分似乎可以归纳为是文献的错载，如“惠荣”，按照谥法的归类，“荣”属于平谥，用词量广，《谥纪汇编》 载有与24 个谥字相配对，而“惠”是美谥，只出现8 个配对词，因此当是“荣”先“惠”后，但是鲁府第五任巨野王在诸本作“惠荣”，且仅此一例，郭良翰注称“隆庆一作荣惠”，“僖康”也是如此，可见在多数情况下谥字的组合是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的，仅在各案存在不同，这种不同也可能是传抄所致。 谥字排列的有序性保证了谥字的可用率与多样性， 在一定情况下弥补了一字谥号在数量上带来的程序僵硬， 但是仍然难以弥补美谥和朝廷不重视宗室所带来的名实不符。 由于版本的不同，谥号记载也有所偏差，郭良翰在综合考察每种记载后记下了他所认为准确的谥号，同时不忘将异说作为注称，对于后世研究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 整体而言，平谥的使用顺序一般在前，美谥或恶谥在后，原因在于朝廷更多关注的是藩王个人的整体表现和年龄， 甚至在后期连行径都已被忽视。 而大数据下年轻去世者并不少见，因此往往因为年龄而被赐予平谥也就很平常，后期一律赐予美谥， 以至于同一亲王府下的郡王之谥号出奇的相同。 朝廷更多看重个人的整体表现而不能从细节看待每个人， 一方面朝廷内部事务多，党争频繁，机构叠层，因而简化手续，另一方面是皇帝出于对藩王的尊崇和倚仗， 通过已垄断的权力赐予他们更好的优崇待遇。

三、藩王谥号的阶段性特点

从给谥号的特点来看， 宣德以前具有极端性与公平性，中期有褒义性，后期有随意性。

（1）极端性与公平性是指谥号极容易由皇帝的偏好而发生转向，但所概括的特点较为公正，主要发生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 与其他时期主要由礼部主持，“而祠曹为之查核品隲， 以与大宗伯衡量”[14]418不同， 但是在制度初步建立且皇权对选拔掌有绝对黜陟权的明太祖、成祖时期，帝王的偏向更具有话语权， 因此诸王的行为一旦倾向或违背帝王的性格，极端的手段即会出现。 重者无谥，轻者给予恶谥，这一过程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明太祖时期，太祖疑心较重，但又注重亲情，以至于常常宠与罚并用，第八子潭王朱梓有罪自杀，太祖听其国除，第二子秦王朱樉在世多罪，第十子鲁王朱檀又好金石， 太祖皆恨之， 赐以恶谥作为惩戒。 细品起来诸王的事迹符合其谥号，但是明末士人査继佐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鲁王好金石在于其文弱多病，且“国于诗礼之遗”，那么金石和诗礼又是如何连接在朱檀身上的呢？ 从西汉后期的赤眉军到明末的白莲教， 甚至兴盛于清末的义和团都说明了山东的宗教信仰十分兴盛，由于靠近大海，南有泰山，大地崇拜超过了其他姓氏崇拜，逐渐发展成多式多样的民间信仰， 春秋时期礼治的兴起促成了齐国以方士为核心的儒道治国模式。 东汉后期五斗米教大盛， 在动乱局势和移民浪潮的推动下，宗教与山东士族结合[18]，陈寅恪先生曾按语“琅邪为于吉、 宫崇之本土， 实天师道之发源地……孙秀为琅邪土著， 其信奉天师道由于地域关系，更不待言”[19]。 因此鲁王檀“文弱，好诗歌，颇饵金石”当是融合于山东儒道系统的结果，与崇尚儒法的太祖格格不入，反被赐予了一个表达“在位怠政”的恶谥，君主的主观性发挥到极致。 王世贞也有相同的看法，“且夫鲁王爱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册，曰‘不敢以子故而废天下公’，其余宗室诸子王尚有评也。 ”[7]1303王世贞对此提出自己的疑问，如上文对“隐”所述，为了加强皇权专制， 公平性的背后往往存在强大的政治偏见，成祖即位，拂礼者被赐予极端性的谥号，秦隐王也是如此。 湘王朱柏涉及到一次换朝后的宗室改革而自杀，被惠帝谥为“戾”，惠帝所给出的罪状对査继佐而言多是无实，“伪造宝钞或有之，招士马，缘之以命而曰谋，是明无其实矣”。 成祖改谥曰“献”，符合“读书能韵，篝灯警枕，囊书自随，被服儒雅”的特点[10]1225，虽较为公平，但也存在对建文帝的政治偏见。 由此可见，明初带有恶谥的藩王谥号制度是政治初创时的摸索， 甚至能表现出最高地位的政治斗争。 不管怎样，明初的宗室谥号虽有极端和个人偏私，但总体呈现公平，正如皇甫录所言：“我朝之谥，国初犹存公道。 ”[20]

（2）褒义性是指原是为总结个人生平的谥号逐渐倾向于赞美，主要体现在明中期，尤其在嘉靖时期最盛，此时有罪幽禁者无谥，悔过者却可追谥相应的谥号。 历朝宗室不乏恶谥者，尤其是通过禅让方式篡位得来的政权往往将前朝宗王赐予恶谥，如隋篡周，北周诸王被诛杀后皆被赐予恶谥，然而这在明朝并未发生，除了以追悼为念的“怀”“悼”外，有恶迹昭著者顶多被废为庶人而已，庶人是没有爵位的，更没有谥号，因此明朝中后期多为了维护藩王的名声， 甚至由于藩王与朝廷之间的联系甚少，朝廷根本不了解藩王而赐予美谥。 嘉靖时有司请求增加恶谥，世宗称：“与其恶谥，孰若不谥。 ”[21]462王世贞曾经对于嘉靖皇帝赐予作恶多端的鲁王朱观淀为“端”，“端”总体而言是美谥，似乎与实际不符[7]284。 汪受宽认为，宗室藩王都是与皇帝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只要他们服从皇权，再大的错误都会被原谅[8]116，出现这种情况在于成祖以后的皇帝缺乏铁腕手段， 但大体遵从永乐制度而又鉴于成祖、郕王故事，要求宗室听从朝廷的号令即为合格，明世宗即位，缺乏一定的导向，加之自己生于藩王家庭，因而更重视藩王存在的意义。 朝廷淡化藩王个人的品德，重视整体的恭顺态度，赐予藩王极大的尊崇，美谥的数量因而急剧增加，当时给藩王的册制都有“夫为子莫先乎孝，为臣莫大乎忠，惟忠惟孝可以立身而永禄，尚克时忱以膺宠命”一语，除了崇尚孝义在于稳定世宗的宗法统治外，还在于强调君臣之间的忠诚。

（3）随意性是指一个王府系统的谥号不符合个人生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明后期的亲王府，具体为美谥的普遍性进一步加深，甚至于趋同。 原因有二：一，礼制的混乱，主要指世宗的礼制改革带动了取谥的泛滥， 间接对谥字的取用次数产生了影响。 二，王府谥号的僵化和重复，主要指在王府中，谥字的唯一取用性导致朝廷不得不借“谥”。 明代藩王宗室谥字是有极大限制的， 亲王前期所能用的谥字屈指可数， 且同一时期的亲王取谥又大体趋同，当王府的繁衍速度过快，加上藩王寿命普遍缩短的情况下，原本的谥字不够使用，再加上部分王府旁支的袭封加重了该旁支本系的追谥数量，谥字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因而扩大谥字充量可以缓解谥字危机。 扩充谥字的方法包括：谐音法，“靖”“敬”“景”“敏”“愍”“闵”等；借用郡王谥字法，如“宣”“裕”等；借用其他群体谥法，如“贞”“忠”等；甚至在嘉靖以后借用帝谥，如“成”等。 借谥法在短时间内同时被各王府所利用，如“裕”在崇祯时被四王府使用，“敬” 虽然在嘉靖时就已出现，但在万历时却被五王府使用，“端”在嘉靖时使用次数为5，万历为2，崇祯为3。 万历时期的文化随意性还体现在避讳上， 藩王对于先皇名讳需要特意关注，帝谥和庙号自然也是如此，尤其是关于对本朝先帝的追谥上，以此体现皇权的独断性，但自嘉靖以后，藩王取谥无需特意避讳，相反，君主取谥字需要慎重选择以避开宗室谥字， 从进步意义来看，打破了帝谥的专断性，但加重了藩王谥字的随意性与名实不符。 崇祯时期，思宗甚至借佛、道思想追封第五子朱慈焕道号为 “孺孝悼灵王玄机慈应真君”，后进行了简化，但仍保留了“悼灵王”的封谥，在“悼”谥的基础上还借用了“灵”，“灵”曰“死而志成”，同时又追封第六子为悼怀王，完全不符原来的起谥规则。

《明史·光宗诸子传》记载光宗季子由橏的爵号为惠昭王，然神宗有子已封于惠，不应再有“惠王”爵号，若与崇祯时期的“悼王”以谥作爵同解的话，光宗第四子当为“惠怀王”而非“怀惠王”了，因此此处的“惠昭王”当为“昭惠王”。 明朝王爵多仿唐制，以州名为号，唐代宗第六子封简王，与明光宗第二子同，唐宣宗第八子封怀王，与明光宗第四子同，以此类推，则唐宣宗第十子昭王李汭也应与光宗第七子同，即“昭”为爵，“惠”为谥，而只有在崇祯时因君王过于集权而出现了以谥作爵、 邪教乱徽为特色的礼制悖坏情形。

郡王系统同样鲜见恶谥， 平谥也只出现几例“怀”， 通过表1 可计算得美谥在所有藩王中的占比为78.40%。 相较于亲王，郡王的谥字整体呈现灵活性，两个谥字的组合能解决谥字危机，也能涵盖更多的尊崇信息，但也有借谥的痕迹，如借用经过演化后的“缪”和“穆”等。

四、结语

明朝藩王谥号制度延续并发展了以往各朝的礼制制度，它严格遵循等级划分，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证了其使用价值， 同时也达到了统治阶层尊崇皇族的目的。 但是明朝的礼仪制度随政治波动而发生变化，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前期，它具备公正性，但随着尊崇的加强，褒谥占据上风，其中的恭顺类美谥逐渐取代平谥和其他类型的美谥，造成名与实不相符，使谥号完全成了追崇的工具。 亲王系统中，谥字不足，往往借用郡王、文臣、武官等的谥字，逐渐呈现趋同性，违背了国初维护谥号制度的初衷。 世宗即位，他的一连串礼制改革带动了藩王支系改革，尤其体现在追谥上，从英宗时期针对早卒世子采取二次追谥外， 旁支的追封与封谥、 支末世子的追谥以及管理府事的追谥在世宗时瞬然爆发。 万历以后基于谥字制度的僵化和借谥的出现，美谥化和趋同化已十分严重。 谥字的泛滥化与明朝相始终， 不再出现有价值的改革行动，并成为明朝统治阶层慵懒腐朽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