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婷 卞良君

摘要：《聊斋志异》中的薄情郎形象虽不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形象群体，但也不可忽略。蒲松龄笔下的薄情郎大致有三类，即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喜新厌旧的薄情郎以及卖妻牟利的薄情郎。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蒲松龄丰富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怀，表现了对当时社会薄情寡义、少廉鲜耻的男子的谴责和批判，特别是从男女关系上揭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女性弱势群体的悲惨命运。而薄情郎通常的恶报结局，则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警世意味。

关键词：《聊斋志异》;薄情郎;唐传奇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有近500篇作品，塑造了众多形象生动的人物。大多数研究者都习惯于关注那些花妖狐魅女性形象，而男性形象的研究相对滞后和薄弱。近些年来，人们对于《聊斋志异》男性形象的研究有所突破，但目前还没有对《聊斋志异》中的薄情郎形象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的成果，这给本文留下了进一步研讨的空间。

一、《聊斋志异》中的薄情郎形象

“薄情郎”现象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且出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一篇长诗《卫风·氓》，叙述了女主人公惨遭薄情丈夫抛弃的婚姻悲剧。

“薄情”，意指不念情义，一般用于男女情爱。唐代高蟾《长门怨》云：“烟翠薄情攀不得，星茫浮艳采无因。” [1]1680“薄情郎”，即指不念情义的男子。巧合的是，一般辞典之类解释该词时举例恰在《聊斋志异》中，其《武孝廉》篇中狐妇骂武孝廉石某即为“薄情郎”。下面，我们就集中分析一下《聊斋志异》中的薄情郎形象。

（一）忘恩负义的薄情郎

《聊斋志异·武孝廉》中写，石某异乡“暴病，唾血不起，长卧舟中”。仆人拿着他的银子逃跑了，石某极度愤怒，“病益加，资粮断绝”。船主打算赶他下船，幸运的是他被狐妇所救。狐妇给他药丸吃，伺候他，对他的情意胜过夫妻，方使得原本“魂魄已游墟墓”濒临死亡的石某捡回了一条命。石某病好后不胜感激，便与狐妇结成了夫妻。狐妇又拿自己的藏金给他让其进京谋求职位。石某谋得官职后，又用狐妇金买了鞍马，“冠盖赫奕”，却觉得妇人已经很老，“终非良偶”，竟完全不顾狐妇往日的救命再造之恩和临别时的约定，又用狐妇百两银子“聘王氏女为继室”，并想方设法避免再与狐妇见面。不得已见面后，挨了狐妇一顿斥骂：“薄情郎！安乐耶？试思富若贵何所自来？”石某自觉亏心，只能低声下气，长跪求饶。不过狐妇倒也宽宏，不仅不再怪石某，还与其继室王氏以姊妹相待。谁曾想当石某得知妇人是狐后，竟不听王氏劝阻，“急觅佩刀”要将其杀死，以致狐妇在极度愤恨和绝望中以法术索回石某腹中的那粒“救命丸”，一去不返;石某则“中夜旧症复作，血嗽不止，半岁而卒”。如此“虺蝮之行，而豺狼之心”的石某，难怪“异史氏”评“其负狐妇一事”，竟与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忘恩负义的李十郎（李益）“何以少异” [2]203。

《丑狐》中的穆生，家境贫寒，冬天没有棉衣穿。一天晚上有“衣服炫丽而颜色黑丑”的狐仙来自荐枕席。穆生不愿意，丑狐拿出元宝放桌上，口称如果穆生依从，便将元宝送给他。穆生贪恋钱财，欣然同意。此后穆生一家靠着狐仙的馈赠，吃穿不愁。“年余，屋庐修洁，内外皆衣文锦绣”，穆生竟成为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后来丑狐赠送给穆生的东西逐渐减少，穆生“由此心厌之”，竟聘请法师“画符”，不再让丑狐进门。丑狐破门而入，指着穆生斥责道：“背德负心，至君已极！”随着法师与狐仙斗法惨败，穆生所受狐仙之金银财物，尽数被索回，还被伤了两个手指。“异史氏”批评说：“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 [2]352明确反对穆生的忘恩负义于狐仙。

从文化的角度说，传统中国有所谓“正面文化”，如仁爱、重义、报恩等等;自然也有“负面文化”，如自私自利、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等等。“负面文化是与积极的、正确的、光亮的社会意识相抗衡和相否定的观念形态或精神现象，是社会经验的背向积累和腐蚀性变异，是影响社会进步、健康与和谐的消极力量和病毒。” [3]2严重者，会使人们丧失自我，沦为禽兽。《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忘恩负义的薄情郎，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上的负面文化现象。他们的行为不仅害自己（一般都没有好下场），而且会腐蚀社会的正面文化，使世风日下，威胁社会文明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蒲松龄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些堪称社会毒瘤的薄情郎们。

（二）喜新厌旧的薄情郎

喜新厌旧，如果是面对物件用品，倒也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在对待男女感情上，却纯属做人厚道与否的原则性问题，不可跨越的“红线”，否则即为“薄情女”或“薄情郎”，招人唾弃。《聊斋志异》中喜新厌旧的薄情郎有《阿霞》中的景星、《姚安》中的姚安等。

已婚男子景星喜欢上了一位叫阿霞的女子，两人“欢爱甚笃”，阿霞许诺“相从以终”。景星怕妻子妒忌，思虑着不如把她赶出家门干净利索，就对妻子动辄厉声诟骂，找茬儿拳脚相加。妻子不堪其辱，啼哭着想要寻死，景星的反应竟没有一点人情味：“死恐见累，请早归。”终于残忍地将妻子赶出家门。此正如其妻的哀怨之詞：“从子十年，未尝有失德，何决绝如此！”

《姚安》中的姚安，生得秀美，风度潇洒。同村有绿娥姑娘，姿容标致，通晓诗书，其母声称非姚安一样的男子不嫁女。姚安听说了，就骗妻子去水井边，将其挤到井里淹死，娶了绿娥。姚安的行为较景星更为阴损恶毒，令人发指，故“异史氏”谴责曰：“爱新而杀其旧，忍乎哉！”

还有《窦氏》中“失偶”的南三复，千方百计想占有“年十五六，端妙无比”的窦氏女。为了达到目的，他指天发誓，“以坚永约”，骗得了窦氏女的芳心和玉体，可心里想的却是“农家岂堪匹偶”，所以当有人给他说媒，开始时还有点犹豫;当听说女子“貌美财丰”，立即同意并抛弃了窦氏。此时窦氏已有身孕，南三复竟与其断绝往来;窦氏生下孩子，他还是脚踪不送，不认孩子;窦父打骂女儿，抛弃外孙，窦氏逃出家门，救起孩子，到南三复门前抱儿哀哭，他更是不管不顾，最后母子俩僵死在南三复门前！“异史氏”曰：“始乱之而终成之，非德也，况誓于初而绝于后乎？挞于室，听之;哭于门，仍听之：抑何其忍！”表达了作者对喜新厌旧、毫无人性的薄情郎南三复的强烈谴责与不齿。

林语堂《中国人》中说：“在中国，妇女们缺乏她们的西方姐妹那种独立精神：被遗弃的妻子总是处在一种无限悲惨的境地。社会地位丢掉了，家庭也破碎了。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的妇女，就有一个不幸福的妇女。无论怎样的社会安排都不能使她幸福。” [4]169在传统中国的家庭中，男人背弃夫妻恩义，不负责任，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妇女境地的无限悲惨。蒲松龄在正面揭露薄情郎的丑恶嘴脸基础上，也充满悲悯情怀地描述了受害妇女的境况，借以强烈谴责薄情郎喜新厌旧、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

（三）卖妻牟利的薄情郎

《素秋》《仇大娘》《云翠仙》这三篇都刻画了卖妻牟利的薄情郎形象。

《素秋》中，故尚书之孙某甲，“秀雅如处子”，且“甲第云连”，“将娶而妇忽卒”，派媒人前往，想娶素秋。素秋原本不愿意嫁入富贵之家，只希望嫁个穷书生，在同姓兄长俞慎的坚持下勉强同意，嫁给了某甲。某甲从小被寡母溺爱，不知自律，经常和坏人接触，逐渐开始嫖妓赌博，家里珍贵的古玩书画都给他拿去卖掉还债了。俞慎的妻弟韩荃借机对某甲说愿用两个小妾和500两银子换得素秋，并唤两个侍妾盛装出来劝酒，某甲果然将妻子给卖了，回家骗素秋说其兄长得了急病，素秋“未遑理妆，草草遂出”。要不是因为素秋并非人类且能够略施“小术”，其结果恐不堪设想。

《仇大娘》里，仇福16岁那年，母亲患病“委身床榻”，“因缝纫无人，遂急为毕姻。妇，姜秀才屺瞻之女，颇称贤能，百事赖以经纪。”可仇福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大肆嫖赌，将田产败得干干净净，就想“券妻贷资”，但苦于无人还价。后来他还是将妻子骗出来卖给了“漏网之巨盗”赵阎罗。“姜女至赵家，始知为婿所卖，大哭，但欲觅死。赵初慰谕之，不听;既而威逼之，益骂;大怒，鞭挞之，终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真是作孽。

《云翠仙》中的梁有才，流寓他乡，“作小负贩。无妻子田产。”在泰山上参加“佛诞节”，“视众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悦之。诈为香客，近女郎跪;又伪为膝困无力状，故以手据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远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间，又据之。……”种种轻薄下流的行为，表明这个“光棍儿”加“穷鬼”的梁有才居然还是个“撩妹”的高手。云翠仙则因为看出梁有才“寡福，又荡无行，轻薄之心，还易翻覆”，是个“遢伎儿”（巧佞轻佻的人），不足以托付终身，无奈母亲被梁有才巴结讨好，竟答应嫁女给他，不仅送女到门，还遣“男女数辈，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满之”，并留下一婢。梁有才“由此坐温饱”，每日与市井无赖喝酒赌博，还把妻子的首饰偷了充当赌资，以致听信人言卖妻为娼。此正如云翠仙所斥责的：“鬻妻子已大恶，犹未便是剧;何忍以同衾人赚作娼！”实在是薄情寡义至极。

二、《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中薄情郎形象比较

同样作为文言短篇小说，唐人传奇中有几篇男女婚姻爱情小说的角色设定即为“痴情女子负心汉”：男子多风流轻佻，对爱情不够专一，见异思迁;女子则被男子的风度、才华所吸引，一见倾心，但最终惨遭抛弃。出现得比较早的是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和蒋防的《霍小玉传》。下面分别比较《聊斋志异》与《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中的薄情郎形象。

（一）《聊斋志异》与《莺莺传》中薄情郎形象的比较

《莺莺传》 [5]4012-4017讲述了张生与表妹崔莺莺相识相恋，张生“始乱终弃”的故事。崔莺莺是封建家庭中长大的女子，从小到大受到母亲的严厉训教和管束，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她虽然矛盾过，犹豫过，但还是勇敢地拥抱爱情，主动走向张生。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莺莺竟终遭遗弃，爱情以悲剧收场，从而给古往今来的广大读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并且强烈谴责张生这个薄情郎。

《莺莺传》中的张生与《聊斋志异》薄情郎形象是有着共同点的。

其一，见色起意。张生自称是“真好色者”，对于美女“未嘗不留连于心”，乃“非忘情者”。所以当他一见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心里便放她不下，央求红娘帮他与莺莺先行苟且，“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看他那种“猴儿急”的性子也不像是把爱情放在第一位的人，充其量是个“风流才子”而已。这也为他后来与莺莺的关系不了了之预先做好了铺垫。张生追求莺莺，即始于爱其“色”，十足是“风流才子”惯常的“艳遇”心态。这种所谓“爱情”不可能牢靠，很容易有始无终，所以最后张生“志亦绝矣”，还不忘给自己找借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无独有偶，《聊斋志异》里薄情郎南三复初见窦氏女，“年十五六，端妙无比，南心动。……系念綦切”，便开始追求此女，“睨之，则低鬟微笑。南益惑焉，无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窦不在，坐良久，女出应客。南捉臂狎之”，其轻佻无赖的行为，倒是跟张生初见莺莺即有意“以词导之”，以及嗣后“因梯其树而逾”，“达于西厢”，有得一拼。可是得逞后，一旦有媒提亲旁人，南三复便同意了，这回不仅是因为对方“貌美”，而且因为对方“财丰”，顺理成章地无情抛弃了已有身孕的窦氏女。可见南三复也是见“色”起意的风流浪子，与张生有共同之处，无怪乎其名曰“三复”。

其二，始乱终弃。《莺莺传》中，由于莺莺早就预感到与张生的关系不会长久，所以除了当初在红娘的鼓动下她“自荐枕席”，其后便绝不主动，以至于“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分别以后，莺莺虽然心有不舍，但更认定“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本来，莺莺的认命已在无形中消解了一部分读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不满，谁料张生事后竟大放厥词为自己“找辙”并“洗白”，即读者熟知的所谓“尤物”、“善补过”之说，其虚伪无耻的态度与心理，令人作呕。张生的这种“始乱终弃”，本质上与南三复背负窦氏女是相同的，只是后者比前者在薄幸之外多了一层狠毒，直接造成窦氏女母子僵死在门前。如此说来，其实张生虽然并未因其薄幸而让莺莺付出生命的代价，却使莺莺“没身永恨”，早已“心死”，岂非张生作孽所致之严重后果？

当然，尽管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郎行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较之《聊斋志异》的薄情郎也有不同之处。元稹笔下的张生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对于莺莺，他曾经展开过热烈甚至是疯狂的追求;追到手后，也试探性地向姨母郑氏提出娶莺莺为妻的意愿，说明张生追求莺莺也不全是“风流才子”的癫狂行为。特别是他在莺莺另嫁之后还请求以表兄的身份与之见面，遭到婉拒而“怨念之诚，动于颜色”，说明他心里对莺莺还是放不下的。这与《聊斋志异》中诸如石某、穆生、景星、姚安、某甲、仇福、梁有才等一众薄情郎最后的彻底绝情绝义还是有所不同的。正因为如此，“西厢故事”给董解元、王实甫留下了再创作的艺术空间，张生形象也被逐步提升再造，终于由“风流才子”演变为一个“情种”。

（二）《聊斋志异》与《霍小玉传》中薄情郎形象的比较

《霍小玉传》 [5]4006-4011描述的是艺妓霍小玉与书生李益凄婉的爱情悲剧。霍小玉是昔日霍王与其宠婢生的女儿，因庶出而在霍王死后被诸弟兄逐出家门，沦为教坊艺妓。李益“少有才思”“进士擢第”，经人介绍，与小玉“婉娈相得”整整两年。其后李益再战科场得官，其母作主订下豪门卢氏女与李益的婚事。“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终竟迎娶卢氏女而残忍抛弃了在家望眼欲穿“遂成沉疾”的霍小玉。

比较起来，李益的薄幸与《聊斋志异》中的薄情郎们也存在着共同点。一如《莺莺传》张生与《聊斋志异》薄情郎们，李益也十足是一个见色起意、始乱终弃的负心汉。他初见霍小玉，便毫不隐晦甚至近乎无耻地声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难怪他一入长安便“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如此“重色”之徒，尽管“引谕山河，指诚日月”，书于“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立字为信，自然也化解不掉小玉“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的隐忧。果然，他不出意料地也像张生以及景星、姚安、南三复等一样无情地抛弃了旧欢，而投入了新人的怀抱。

当然，既然各自出于独立的文学作品，李益与《聊斋志异》中的薄情郎们也有一些同中有异或者不尽相同的方面。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结局的同中有异。首先我们看到，李益的结局不同于张生的无关痛痒，而是遭到霍小玉冤魂的报复，使其对后续的妻妾恶意猜忌，疑神疑鬼（还真是的，都是冤魂小玉的“杰作”）。休了卢氏女不算，“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凡是他“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弄得余生不得安宁，也算是恶有恶报了。李益的这种结局与《聊斋志异》中薄情郎们大都没有好下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也有差异：后者很多都为自己的薄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石某、姚安、梁有才等;而李益倒还苟活到最后，但生不如死，也许这恰是小玉冤魂惩罚他的独特方式。与此相类的倒是《聊斋志异》中姚安的经历。为了另娶“艳而知书”的绿娥，姚安昧着良心将妻子推下井底溺死。如愿娶了绿娥后，“以其美也，故疑之”，关门守着，寸步不离;绿娥要回娘家，他用两只胳膊支起袍子将其遮蔽着出门;绿娥上了轿子，他就把轿门封好做记号，然后紧随其后，陪着绿娥住一宿，就“促与俱归”;若有事外出，他就把绿娥关在家中不让她及旁人出入——其多疑猥琐、违逆人情，简直就是李益的翻版，以至误杀绿娥，吃了官司，破了产，并被绿娥的鬼魂捉弄得“精神迷惘”，“忿恚而死”。此外，《聊斋志异·窦氏》中负心郎南三复逼死窦氏女母子后所遭报复，也与李益相似而且更为严厉。从南三复迎娶新人开始，倒霉的事便接连不断地随之而来，直到窦氏女的冤魂以盗尸罪嫁祸给他，最终导致其被判处了极刑，就连作者也不由得感叹：“所以报之者，亦比李十郎惨矣！”

二是负心后的心虚闪躲。李益背信弃义，另聘大家闺秀，自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为了使霍小玉对他断了念想，不给她寄书信，还千方百计有意对其封锁消息，甚至“遥托亲故，不遗漏言”，连亲戚朋友都动员上了。他一边忙着迎娶新人，一边谨慎小心地“潛卜静居，不令人知”。小玉多方打探，求神问卜，“资用屡空”，“遂成沉疾”。终于得知消息，恨叹事出荒唐，“遍请亲朋，多方召致”，李益则“晨出暮归，欲以回避”，导致小玉“冤愤益深，委顿床枕”，使得长安城“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要不是富有同情心的黄衫豪客挟持李益前来，恐怕小玉有生之年再难与李益见面矣！李益如此回避，展闪腾挪，无疑是因为做贼心虚，不敢面对，实于薄情寡义之中又添一段猥琐暧昧，属于如假包换的“渣男”。与此相类的是《聊斋志异·武孝廉》中的石某，受狐妇救命之恩，却用妇银聘娶新人。因“心中悚怯，恐妇闻知”，便绕道而行，前往赴任，如此一年多“不通音耗”。狐妇托人带信，他不予理睬;狐妇找到他，他还拒绝见面。以致狐妇闹上门来，指着正在饮酒作乐的石某大骂“薄情郎”。因此作者认为石某的背负狐妇，与李十郎（李益）没有两样。

三、结语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多是有意识地结撰奇异故事，连同其中的神仙、狐、鬼、花妖，都是出自他个人的心灵的创造，个中便有所寄托、寓意。” [6]265其《聊斋志异·自序》中也明确表示：“集腋为裘，妄继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2]1现在看来，《聊斋志异》的确寄寓了蒲松龄丰富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怀以及愤世、警世的意味。从其对薄情郎形象的描述和刻画中，便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蒲氏对当时社会薄情寡义、少廉鲜耻不良风气与道德现状的极度不满和坚决的批判态度，这已然成为了《聊斋志异》创作的重要主体意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用深刻的笔触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男女的不平等恰是薄情郎得以滋生繁衍的现实土壤。

参考文献：

[1][清]曹寅，等.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4]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

[5][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On the Image of Heartless Man in Liaozhai Zhiyi

YE Xiao-ting  BIAN Liang-jun

（School of Culture and Media，Zha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anjiang 524003，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image of heartless man in Liaozhai Zhiyi is not the image group concerned by researchers，t can 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heartless man in Pu Songling's works：ungrateful heartless man，those who like the new and dislike the old，and those who sell their wives for profit. These characters embody Pu Songling's rich thoughts，feelings and moral feelin？蛳gs，and show his condemna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fickle and unjust men at that time. Especiall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it reveals the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tragic fate of female vulnerable groups. However，Bo's usual bad ending clearly expresses the author's sense of warning to the world.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Heartless Man;Legend of Tang Dynasty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