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静

内容摘要：《牡丹亭》作为“临川四梦”的扛鼎之作，是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曲审美观的生动体现。“梦”作为汤显祖理想化的审美空间，承载了他以“情”为内核的生存审美化的思考。这“梦”既是以杜丽娘为代表的晚明女性的“情欲之梦”，也是汤显祖作为晚明文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自身道德碰撞产生的“闲情之梦”，还是晚明时期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任情之梦”的沉思。在对梦的书写建构中，彰显了汤显祖一再强调的“至情”理念以及他对人的生命意识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杜丽娘 梦 晚明文人 市民阶层 至情

汤显祖在《青莲阁记》中提出“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对立观，现实世界充满黑暗压迫，显然不是“有情之天下”，那只好在超现实的层面上寻求自由与突破，于是“因情成梦”。“情”是梦的主要来源，没有情，梦也就无所依。“在‘梦’中，无情之人变为有情，从而成了‘真人’。在‘梦’中，有法之天下变为有情之天下，从而有了‘春天’。所以‘梦’就是汤显祖的理想。”[1]341梦作为连接“情”与“戏”的中介和桥梁，需通过戏剧的载体来表达，因而“因梦成戏”。梦被汤显祖视为理想化的审美空间，在梦中倾注了他对于人的生存审美化的思考，最后传达的的是以“情”为终极意义的人的存在方式。

透过“梦境”这一视角，汤显祖为《牡丹亭》之“情”注入了丰富深刻的内涵。由杜丽娘这一内心渴求性欲、自然抒发本能需求的叛逆形象出发，作者所欲表达的是晚明时期深受压迫的广大女性“情欲之梦”，汤显祖通过对女性内心最真实欲望的大胆肯定，表现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人文关怀。在杜丽娘“情欲之梦”的基础上，作者投射了晚明文人的“闲情之梦”，晚明文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奇妙的半文半商的身份认同，不再把全部精力放在“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上，而是更关注自我心灵，向往“闲处唯情”的境界。市民阶层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的“任情之梦”肯定个体的感性存在及其日常娱乐，于是“一条与传统儒家尚义重德的精神路线相反的世俗化生活路线被开掘出来。”[2]28

一.晚明女性“情欲之梦”

“汤显祖藉‘梦’以示对杜丽娘的同情—在女性对自身情欲缺乏自主权的历史情境中，他让她做了一个情欲自主的梦，这其中融入了汤显祖对像杜丽娘这样的千千万万女性生命意义的关怀。”[3]透过情欲的表象，本质是人的本真生存意识的觉醒。

杜丽娘情欲之梦的觉醒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首先是在经典的阅读下产生懵懂的渴望，杜丽娘从《关雎》一诗中受到情感的启发，《肃苑》一出借丫鬟春香之口道出了杜丽娘由圣人之情联想到自身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的忧愁和苦闷，由此发出“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4]39的沉痛感叹。其次是游园引发的情感诉求。游园之旅标志着杜丽娘从沉闷压抑的深闺踏入朝气蓬勃的大自然，面对震撼人心的春景，杜丽娘的青春觉醒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4]43杜丽娘由探春、惊春转变为惜春、伤春。“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4]45杜麗娘由萧瑟的春景联想到自身命运，表面描写春景，实则表达春情。游春并没有减少杜丽娘的春情。相反，由自然春天所激起的春情，却因现实的束缚，奔流在少女的身体里，炽热地燃烧。“她因春生情，由情入梦，竟梦到与梦中情人柳梦梅宽衣解带，欢会于牡丹亭上。”[5]96杜丽娘在梦中找到了真实的自己，与现实的抑郁烦闷形成鲜明对比，她在梦中是如此的放松与满足，感受到了生命中最原始的快乐。梦醒后，杜丽娘更加意识到现实的冷酷和礼法的严峻，再次寻梦却失望而归，竟酿成伤春而亡的悲剧。至此，她的情欲之梦已经彻底觉醒，为了追求自然纯粹的真情可以由生入死、由死复生。

杜丽娘叛逆的情欲形象出现在程朱理学盛行、封建伦理强势的晚明时期是有特殊意义的。首先她代表了晚明女性追求情欲自主的理想以及挣脱身份标签向女性本体复归的价值旨趣。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女子社会地位低下，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约束人民，女子还时刻受到种种封建观念的摧残。置身于明代社会的广大女性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内则》和《女戒》等规训女性的读物禁锢晚明女性的思想，贞节牌坊的树立更是极大扼杀女性的身心自由。她们只能依附男性和家庭，按照社会与男性规范下的女性标签约束自己，渐渐忽视自己作为一个有自然属性的女性本身的情感诉求，丧失了自主性。杜丽娘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她将自己身体上对欲望的渴求与精神上对真诚爱情的追寻视为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仅将自己看作一个拥有原始情欲、渴望美好爱情的自然女性，彰显了女性本身存在的独立性，从而实现了向女性本体回归的意旨。

其次在她身上体现了人的本真生存意识的觉醒。杜丽娘是一位在晚明时代背景下情欲意识觉醒的女性，但她更是一个具有原始欲望、渴望自由的“自然人”。抛开女性的身份认同，在梦境中大胆体验性爱带来的欢愉，这是作为一个最原始意义上的“人”之真情的自然流露。被汤显祖视作“情之化身”塑造出来的杜丽娘，代表的正是人欲的普遍性。这种欲望由人生理上对性行为的冲动、心理上对性欲的强烈渴求出发，是作为一个健全的人所必需的生命要求。透过杜丽娘这一“情欲载体”，汤显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晚明女性作为“自然人”本能追求性欲、自由舒展天性的窗口。虽然晚明封建社会女性的身体和行为活动受到严格的压迫，但她们对爱、自由和欲望的深切追求是她们作为人的独特心理感受，任何无理桎梏都无法扼杀。《牡丹亭》的进步意义，鲜明表现在其敢于大胆宣扬和鼓吹情欲，为压抑的人性发声，特别是为人类自然欲望的合理化呐喊方面。

二.晚明文人“闲情之梦”

中国古代士大夫确立自身价值的方式是以思想的议论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可是面对高度集权的封建政体，士大夫一直处于被冷落的边缘状态，在进退两难中，文人们逐渐形成内敛自省的道德品质。至明代中后期，形势与以往大有不同。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阶层作为一支新生力量正慢慢崛起。社会上形成一股追慕富商巨贾的风气，传统社会等级次序受到冲击。士人阶层内部也产生分化，一些在仕途、田产、商业等方面发家致富的士人，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取向，走出了相对封闭的学术圈。他们留恋市井，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平民化。而一些士人对此感到震惊，并予以严厉批判。由此在文人身上两种伦理道德即严谨自省的士人道德和沾染世俗的市民道德发生碰撞，这使得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存在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人生立足于“功名”境界还是灵魂寄托于“闲”逸的世界，这是始终萦绕在汤显祖一类晚明文人心中的问题。汤显祖作为晚明文人的一份子，在经历宦海浮沉、归隐田园后，渐渐找到心灵的依托—在“闲情”的自由状态下，将情感倾注在天然纯粹的山水世界，实现旷达自适的生存方式。

透过杜丽娘的“情欲之梦”，汤显祖在杜丽娘这一情欲形象上投射了晚明文人的“闲情之梦”，熔铸了自己对文人阶层的深刻思考。首先杜丽娘被锁在深闺，不能踏入自家后花园的凄惨境地与汤显祖为代表的晚明文人在朝野与市镇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类似。深闺是封建礼教的桎梏，它限制人的身心自由、压抑人格的发展。花园是通往理想世界的神秘空间，那里百花盛开，春意盎然。杜丽娘在勇敢迈出反抗的第一步后，发现了真实的被遮蔽的自我，由此迎来了情欲意识觉醒的“春梦”。“梦”已经成为个人自由、人格解放的象征。汤显祖作为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士大夫，与多数文人一样，怀有抒发才能、报效国家的人生志向，但皇帝的提防歧视、八股文僵化的体制、程朱理学思想的高压束缚为文人建构了一个峻法禁言的世界，再加上其本人刚正不阿、恃才傲物的性格，导致他仕途上屡屡受挫。在政治理想国彻底破灭后，他毅然辞官回乡，将精力放在戏剧创作上。“对于此时的他来说，与现实的不可苟合使他寄情于非现实、超现实的‘至情’—理想而浪漫的自我情感追求。”[2]224晚明文人以身心俱闲作为终极的生命追求，一方面，晚明文人的“闲情”是适性而发，自然天真的;另一方面则是建构超然绝俗的境界，突出与世俗的区别，以达到心境的平和。

其次，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大胆结合是汤显祖个人心灵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心理补偿。现实生活充满压迫束缚，难觅良缘，于是杜丽娘转向梦境排解情欲。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6]404。这场梦，既是杜丽娘内心激情的一次大胆释放，也是汤显祖思考晚明文人自我价值所引发的焦虑心理的宣泄。作品第一出《蝶恋花》曲唱“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汤显祖凭曲寄情，自述舍弃忙碌的仕宦生活而投闲置散。”[7]“投闲”希望抛掉从官场上带来的身心疲惫，憧憬弃官归隐带来的心灵舒展和精神愉悦。居家后接触到的“闲人闲境”使他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纯粹的充溢情感的生活方式。名利的背后是礼法，山水的背后是情感，心灵只有安放于自然纯真的山水世界，才能达到“闲处唯情”的境界。他进入审美情趣的世界，深入文人的生活，将自己融入自然和人文环境中，通过戏剧将自己的思考付诸笔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藉由情欲追求的力度所凸显与完成的个人自我价值、定义及塑造，这样的至情观与人生观，可提供他所渴望的精神慰藉。情欲书写成为他的心灵救赎。”[8]103

三.晚明社会市民“任情之梦”

杜丽娘因现实社会的残酷压迫不能自由舒展性情，于是转向梦中寻求理想世界。在梦中，杜丽娘成为“真我”，梦境中的世界就是人们渴望的“春天”。透过杜丽娘的“情欲之梦”，汤显祖希望为广大的市民阶层构建一个至情至真的美好社会，市民阶层因其群体的广泛性与普遍性，更能彰显作为个体的“自由人”的理想诉求，更能彰显原初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意识。市民作为人的性情至真，是汤显祖对人的生命审美化的思考。

汤显祖通过梦境的书写和建构，以表达对个体生命意识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明代特定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首先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唯一指定哲学与政治结合紧密，统治集团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利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禁锢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自愿服从儒家伦理道德。直到阳明心学和异端思想的出现，才透露个性解放的曙光。王阳明反对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学路线，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理学思想，“这一理学观点要求人们由心外求理转向心内求理，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启发了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和内心自觉。”[2]24李贽的“童心说”批判“存天理，灭人欲”，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扼杀人的生命欲望，这使他的理论具有鲜明的反叛精神和个性解放的启蒙色彩。其次，经济的繁荣带动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晚明商品经济发达，集镇和城市大量出现，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市民阶级经济上相对富足，与之相对应也渴望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转型时期，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体系已不能满足广大市民的要求，一些文人受到市民思想、感情、艺术品位的影响，创作上为了迎合市民读者的要求，作品更加通俗易懂。在文学作品内容的浸染下，人们的艺术格调也渐趋世俗化。小说和戏曲两种“俗文学”艺术样式的振兴，充分反映了晚明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发展。

这种世俗化的生活使得明代晚期刮起一阵闲适消遣之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市民对器物清玩的赏玩。“从生活美学的意义上来说，器物清玩在晚明社会的流行，表明了晚明士民整体日常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实质是物质性在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全面凸显。”[9]晚明时期，这股生活美学潮流首先受到士大夫的拥护追捧，“物”被文人士大夫推举到相当的高度，因为他们能从对“物”的建构中获得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情境，从而寄托人生理想、表达艺术才能。例如，文震亨的小品文《长物志》，论述内容涉及范围广泛，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文人在论述这些事物时，是把自己的审美体验倾注到客观对象上，由“物”唤起内心的自然感受，从而获得主客交融的艺术效果。在晚明文人眼中，日常生活是他们得以施展才学、情趣的“作品”，因此日常生活具有了与“艺术”双管齐下的地位。这种对“物”的持有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为了享受其中的“情”。

随着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引领，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再加上商人以资本介入，使得原本局限于文人阶层的古玩、书画、收藏等审美活动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原来那些仅供少数上层文人自娱自乐的艺术品，也越来越多地走进普通人的家庭。人们越发意识到艺术品怡情、养生的功能。晚明的生活美学不仅仅体现在器物清玩上，还渗透在晚明市民的饮食、服饰、家居等方面，可以说蓬勃发展的市民文化开启了晚明独树一帜的艺术化生活潮流。“‘晚明趣味’之所以得以全方位的呈现， 那是由于日常生活意识逐渐获得了自觉， 审美化的生活成了正当的生活目的追求。”[10]总之，这是个以“生活”本身为美的时代，以“情”为核心的时代。市民在生活美学的潮流下，可以恣意的抒发感情，把情感熔铸到对物的鉴赏、对通俗文学的阅读、对日常生活的吟咏上。这种世俗化的审美趣味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宣泄情感的出口，人们在日常娱乐中就能获得个体存在的满足。晚明时期的市民阶层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体会着世俗生活带来的“任情之梦”。

综上所述，汤显祖对《牡丹亭》梦境的书写和构建，具有丰富的内蕴。对杜丽娘“情欲之梦”的书写，既是基于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生命意识的人文关怀，也透过这一“情欲之梦”融入了对晚明文人的生命境界、市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注与思考。不论是晚明女性、晚明文人还是晚明市民阶层，他们都是生存于晚明社會这一特定背景下的“人”，汤显祖通过“梦”这一审美空间最终彰显了对人的自然存在和人性的考量。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肖鹰、叶朗.中国美学通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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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蔺文锐.牡丹亭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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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司徒秀英.汤显祖“闲”的美学[J].文化遗产，2016（06）：18-29.

[8]华玮.走进汤显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9]赵强.物、生活与艺术—晚明生活美学的观念、趣味与表征[J].江汉学术， 2014，33（06）：73-76.

[10]刘悦笛.中国“生活美学”的物体系——明清趣味与赏物之美[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04）：18-26.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