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

杜亚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教授、哲学博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中国世界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副会长、国际匈牙利历史学会（ZMTE）副主席、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研究学副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协北京分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他以中国各民族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为主要研究领域，曾在中国以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俄罗斯、蒙古国、韩国、美国、加拿大及新西兰等国做过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用中文、匈牙利文和英文撰写出版了50多部专著和2部译著，在国内外各刊物发表论文400余篇。

杜先生出生于陕西汉中，成长于甘肃兰州。少年时就展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获得过兰州市小学生歌唱比赛的一等奖和竹笛演奏比赛的二等奖。在西北师范大学附中读初中时，他加入了校民乐队，并在学校剧团吹笛子为秦腔和眉户伴奏。那时他对民间音乐“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就有了直观和深刻的体会。与当今大多数传统音乐专业的学生学习乐谱的顺序正相反，他在小学学笛子时首先学习的是工尺谱，到了初中时又学习了简谱，直到在兰州艺术学院音乐系预科班读高中时他才接触到了五线谱和钢琴。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期间，杜先生在跟随卜锡文老师进行采风时发现，许多中国民歌的节拍和旋律与欧洲音乐的节拍和旋律有很大差别，用学校视唱练耳课中学到的知识没法记录和解释这样的中国民歌。

这样的经历似乎早早预示着他必定要和中国乐理结下不解之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远大目标的树立需要知识的积累、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飞跃，而这样的转变首先是裕固族民歌带给他的。

一、裕固族民歌

1.收集裕固族民歌

1964年，他继续跟随卜锡文老师为完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出版工作去裕固族西部地区搜集民歌。但因为语言不通，首次采风一无所获。他了解到，西部裕固语[1]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为上古时代的突厥语，其古老的程度有如今天的汉族在说秦汉时代的话。那么，保留在这个地区的民歌就太珍贵了。是出于对裕固族民歌的兴趣，更是出于责任感，首次采风无果后，他就开始向西北民族学院的裕固族同学学习西部裕固语。杜先生笑谈：他最早学到的两句裕固语是“我饿得要死”和“我冻得要命”，因为在裕固族生活的祁连山区，这是冬天去采风时最有用的两句话。

当然，除了通晓西部裕固语，他还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俄语及匈牙利语。他有两部译著：一部是将《史记· 匈奴列传》[2]翻译成了匈牙利文；另一部是将英文的《二十世纪和声学——原创样式与应用》[3]与黄大同合译为中文。因此音乐学界流传着“杜亚雄是相当有语言天赋的”说法。但他自己并不认同这个说法，而始终认为“好好学”才是秘诀。他曾遗憾地表示：因为当初没有好好地学习东部裕固语，所以现在也就无法对用东部裕固语演唱的民歌进行深入的研究。

杜先生主张音乐学研究须以音乐本体为主，反对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谈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的确值得研究，但音乐学人必须从音乐的角度研究人类文化，不能脱离音乐本体。这个观念在他研究裕固族民歌的工作中早有体现。

大学寒假期间，他在裕固族同学贺玉山的帮助下，在裕固草原住了一个月，搜集到了30多首裕固族民歌。大学毕业后，他又放弃了在兰州工作的机会，转而选择去到相对艰苦、远离家乡的嘉峪关工作，因为那里距离裕固族聚居地较近。每逢节假日，他就骑上10多公里的自行车去肃南县祁丰区贺玉山的家里，记录他的母亲、裕固族西部最优秀的歌手恩情卓玛唱的民歌。通过10年的田野考察，他收集到了几百首裕固族传统民歌，并编撰成了最早的油印本《裕固族民歌集》。虽然这10年的田野对他来说是兴趣使然，但“天道酬勤”也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罢，这几百首裕固族民歌居然在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派上了大用场。

2.论文《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

带领杜先生真正走上音乐学之路的，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高厚永先生。高先生不但是我國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民族器乐的学者，且一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学家，如：李民雄、袁静芳、叶栋、杨久盛等都曾是他的学生。1978年，杜先生和沈洽先生同时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跟随导师高厚永先生学习民族音乐理论。高先生得知杜先生对裕固族民歌拥有10年扎实的田野基础之后，非常支持他将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改为《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4]，并把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上课时的讲义借给杜先生看。高先生在指定的众多论文和参考书目中特别向杜先生推荐了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5]一书。

这是一本比较音乐学界的经典著作，杜先生不但从中学会了如何进行旋律的比较研究，且这本匈牙利的专著在与杜先生收集到的裕固族民歌相遇时擦出了非比寻常的火花。杜先生发现，裕固族民歌与匈牙利民歌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他将裕固族民歌分别与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族民歌相比较（如：维吾尔族民歌等）；又将裕固族民歌与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的匈牙利民歌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裕固族民歌与同语系同语族的民歌（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歌）虽然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反而与不同语系不同语族（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的匈牙利民歌的相似点更多。这样，通过对民歌的亲缘关系的比较研究，杜先生得出了“匈牙利人的族源中有匈奴人成分”的结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匈牙利人起源于亚洲”的观点给出了证据。

有种学术观点认为：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并不是一个学科，但《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这篇论文既可以看作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又可以看作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像前两个学科中的个别论文那样脱离音乐本体去空谈文化，而是履行了音乐学论文的职责，是一篇从音乐学的角度对文化展开研究的经典范本。论文一经发表，遂引起音乐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一举拿下了“百年民俗学最佳论文”和“中国音协金钟奖理论奖银奖”两个奖项。其学术观点被美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阿根廷等国家的报刊相继报道，匈牙利国家电视台特别到北京采访了他，并录制了节目。节目在匈牙利播出后，匈牙利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柯塞里博士亲自到北京和他交流，并代表匈牙利科学院邀请杜先生前往该院任访问学者，以共同对匈牙利民族的起源问题进行研究。在匈牙利访问期间，他用匈牙利文撰写了《匈牙利民歌和中国北方民歌的亲缘关系》一书，获得了匈牙利共和国政府颁发的“社会主义文化勋章”。

二、音乐教育

由于在本科学习音乐教育，又当过十多年中学音乐教员，杜先生始终认为自己也是个音乐教育工作者。除了音乐学研究工作之外，他还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

1.专业音乐理论教材的编写

1981年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杜先生被分配到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工作。由于他是当时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历最高的教师，领导任命他担任了中国音乐教研组组长的职务。当时中国音乐教研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中国民族音乐（现在称“中国传统音乐”）教材的建设工作。教师们基本都同意将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学分为汉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两部分，但当时学校几乎没有涉及过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内容，更没有相关教材，于是他主动承担了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编写任务。他去边疆地区采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单位查阅资料，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历经10年的打磨，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6]的撰写，于1993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外，杜先生还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以及世界民族音乐等多个方向的教材和专著。如：《中国民族器乐概论》[7]《中国传统音乐概论》[8]《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9]《民族音乐学概论》[10]等，都成为了许多专业艺术院校的重要教材。

2.柯达伊教学法中国化的探索

杜先生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不仅是在专业艺术院校，更应该从中小学生抓起。2014年他谢绝了去新成立的浙江音乐学院担任特聘教授的邀请，反而选择了去杭州育华学校担任音乐教学总监。这所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到学校任职后，他不但指导全校音乐老师学习柯达伊教学法，而且亲自为中小学生上课，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位在中小学任职并亲自授课的博士生导师。

他认为柯达伊教学法的精髓是“母语音乐教育”，将其中国化，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都会大有裨益。于是在育华学校任职期间，他和该校的音乐老师陈烨等共同撰写了许多中小学音乐教材。

他撰写的第一本针对小学生的音乐教材是《琴乐蒙学》[11]，以吟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主要内容。“三百千”自古就是“蒙学”读物，且中国诗词必须吟唱，于是他用传统方法教唱，并为诗、词、曲创作了旋律，最后撰写成了以文字谱为乐谱的《琴乐蒙学》。之所以定名为“琴乐”，是因为这本教材以古琴为教学乐器；“蒙学”，即为学习音乐的孩子开蒙的意思。教师可采用极易掌握的散勾、散挑两种简单的方法演奏古琴，带领学生边弹边唱，在弹唱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感性认识，同时还可以了解一些中国乐理的基本知识。这本教材在杭州的胜利小学和育华小学等学校都获得了很好的实验效果，并获得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一等奖，师生们还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演。

中国儿童的音乐教育当中还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孩子们唱的儿歌多数是以欧洲音乐素材创作的，或者根本就是外来传入的。这种现象引起了杜先生的反思，他认为我们56个民族的传统民歌当中有那么多好听的经典儿歌，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唱自己的儿歌呢？于是他又编撰了《游戏儿歌》[12]这本教材，当中收录了来自全国各族的儿童歌曲，如：维吾尔族的《哪里来得骆驼客》、锡伯族的《小蝌蚪找妈妈》和根据俄罗斯族歌曲改编的《找朋友》等，以求用这样的方式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中国传统音乐的种子。

此外，他还撰写了《国风吟唱》[13]和《音乐的认读唱写——走近柯达伊教学法》[14]等面向更高年龄段学生、内容更加复杂的音乐教材，旨在结合中国的音乐思维，教会学生识谱和乐理知识。

尽管十分热爱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杜先生从不排斥外来文化，反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忠实践行者。他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钢琴在中国也越发普及。中国的音乐教育中，钢琴教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中国的孩子们热衷于钢琴比赛和钢琴考级的同时，他们对外国名曲如数家珍、十分熟悉，但对中国的传统音乐知之甚少。针对这种状况，杜先生还是采用了“母语音乐教育”的手段。他将中国民歌改编成钢琴曲，并请育华学校的音乐老师陈烨编订了指法，于2018年出版了《中国民歌钢琴教程》[15]（共3册），又于2020年出版了《中國民歌钢琴》[16]（中国音乐学院钢琴考级辅助教材，共10级，分2册）。当中的曲目由简到繁，适合不同程度的学生弹奏。他曾狡黠地说道：“你要是弹会了这里的一首钢琴曲子，是不是就记住了一首中国民歌？”

三、中国乐理

杜先生励志搞好中国乐理的缘起要追溯到1985年去突尼斯访问的时候。在那里，他看到突尼斯还有着异于欧洲的、属于自己本民族的乐理体系和课本。这让一直苦恼于既有的欧洲乐理知识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音乐现象的杜先生豁然开朗，他决定也搞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乐理体系。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国音乐》杂志副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音乐编辑薛良先生的支持。但建立一套课程体系可没那么容易，用杜先生的话说：“当时许多问题我自己还没搞清楚”。于是他又开启了查阅资料和田野调查模式。幸运的是，在1988年他发现了“北京大兴县长子营乡北辛庄音乐会”使得他的田野调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于有小学时学过笛子和工尺谱的基础，他很快就学会了农民音乐家们使用的乐谱，还能跟着他们一起演奏。这段扎实的田野经历，使他能把古籍中记载的许多内容同当今的音乐实践联系起来，搞清了不少问题。

1994年秋天，薛良先生告知杜先生自己已身患重病，但对于中国乐理一事始终放心不下。他催促杜先生赶紧撰写中国乐理，好趁着自己还有能力，尽快帮助这本书顺利出版。于是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杜先生仅用14天的时间撰写出了第一版的中国乐理教材，并由薛良先生亲自为其定名为《中国民族基本乐理》[17]，于1995年10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至此，我国有了第一本由本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乐理专著，被誉为“音乐界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是“中国乐理逐步走向体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8]。1996年，这本教材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基金的资助，然后他又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于1999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欧亚研究年鉴》上发表。

当然，由于撰写得太过仓促，书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引来不少质疑和非议。但这恰恰成为他在往后的26年中不断去修正和完善这本教材的动力。1999年，《中国乐理常识》被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中国传统乐理教程》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007年，与秦德祥合作，再次修改其中内容，并更名为《中国乐理》，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2008年，被翻译成匈牙利文的《中国乐理及其文化基础》由匈牙利福拉古斯出版社出版。此后的2012年和2014年，这本教材一直在被修改和再版。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台湾艺术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等都选用过这26年间的其中一个版本作为学校课程的教材。

直到2021年，这本教材迎来了第10个版本，即《中国基本乐理》，此时他对这部教材才算基本满意。但他认为当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要在未来解决的，他说：“比如有些问题，在中国古代的说法就不大统一。但是教材不能各说各的，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所以我只能暂时选择一个普遍认为合理的说法写入教材。当然，要是随着科研的进展，发现我所选择的说法不对，那么这本教材的内容还是要再调整的。”

结语

2021年，《中国基本乐理》入选了“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尽管杜先生得过国内外不少研究基金和奖项（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各种荣誉，他还获得过加拿大伊萨可可轮基金会研究基金、中国文联德艺双馨会员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美国富尔布赖特基金高级研究奖金、加拿大柯树特基金会研究基金、中国政府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民族艺术终身贡献荣誉”称号等），但在76岁时，他倾注最大心血的《中国基本乐理》能够入选“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着实让励志搞好这门课程体系的杜先生又振奋了一把。

纵观杜先生的学术经历，他用十年收集裕固族民歌；经十年撰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又十次打磨修改中国乐理。既然与“十”这么有缘，那么就把唐代贾岛的一篇《剑客》送给杜先生：“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祝先生在探索中国乐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再创佳绩。

注释：

[1]裕固族有两种本民族的语言，它们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和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

[2]杜亚雄译：《史记· 匈奴列传》，匈牙利出版社，2002年版。

[3][美]文森特· 佩尔西凯蒂：《二十世纪和声学——原创样式与应用》，杜亚雄、黄大同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4]杜亚雄：《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

[5][匈 ]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

[6]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

[7]杜亚雄：《中国民族器乐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9]杜亚雄、王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

[10]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概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1]杜亚雄：《琴乐蒙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

[12]杜亚雄：《游戏儿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

[13]杜亚雄：《国风吟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

[14]杜亚雄：《音乐的认读唱写——走近柯达伊教学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5]杜亚雄、陈烨：《中国民歌钢琴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版。

[16]杜亞雄、陈烨：《中国民歌钢琴》，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

[17]杜亚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18]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李 放 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