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2022-04-26常凌翀

新闻爱好者 2022年4期

常凌翀

【摘要】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和媒体融合渠道下沉，作为地方重要的信息枢纽和内容平台，县级融媒体是基层传播的网络新单元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新平台，肩负着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使命。以媒介治理社会为逻辑起点，聚焦县级媒体传播失效与基层治理价值失能的现实问题，从治理理念、角色重塑、功能重构、治理转向和价值引导等方面审视县级融媒体赋能基层治理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指向，为重塑县级媒体功能转向和提高县级融媒体传播力拓展了新路径，旨在形成“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的治理新格局，加速提升和实现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远景目标。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基层治理;媒体融合;治理效能

互联网自由、平等、开放的连接属性和快捷、高效的技术优势为基层社会治理打开了“国家治理新疆域”。互联网平台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治理环境发生改变，为社会关系形态的重塑、传播功能的转换升级、数据资源的广泛连接和公共产品的价值提升提供可能性，进一步彰显了新媒体技术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件，倒逼政府转变管理职能并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因此，加强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双向赋能，是当下急需重视和研究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1]此番重要论述旨在强调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国家意志行为，深刻影响着社会运行的基础架构和实践平台。深度关切着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建构[2]，将县级融媒体纳入县域发展的战略体系、嵌入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类资源，进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使其成为风险防范的雷达站、矛盾化解的催化剂、协同治理的调节器和价值认同的引力场，这也恰恰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基层治理创新的双向工作。新媒介技术活性释放出了巨大的解构和重构能量，全方位重构了社会系统[3]，全景式嵌入基层社会各个领域。

一、点击县级媒体基层传播效能低下的“软肋”

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标志着新时代国家建构运动正式启幕。基层社会治理作为连接中央和地方的桥梁，是实现社会与国家同步建构、夯实执政基础的一项重要议题。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人民的生活中心和社会治理重心都在基层。因此，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多维联动、全景触发、全面协调、统筹推进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压实推进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重心下移，是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对象是人民群众，与县级融媒体的传播受众基本上同属一个群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县级媒体深度融合正是两者双向赋能和相互自洽的内在逻辑。社群传播时代的到来使县级融媒体更要致力于基层强关系生产的场景再现，强力聚合本地强关系网络用户再造，聚焦社区公共网络空间重构[4]，理应遵循媒体传播规律，探索新媒体技术融入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促使媒体融合的传播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然而，在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传播效能和治理效能并未得到有效提升，一度出现了基层政府“失语”和基层传播“失序”的现实窘况。

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社會实践中，复杂多元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现代化治理工作的重点和短板，想要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的提质增效，尤其要审慎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制度的设计嵌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联结的难题。无论是从治理制度、治理模式还是治理效能转化来说，基层社会治理时常交织并存着治理难度分层递增与治理效能转化深度递减的症结。数字信息技术在促使国家治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也在重塑着当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我们急需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的应用效能和伦理边界，着力推进基层治理“善治”与“善智”并行互构。由此看来，如何实现县级媒体深度融合与提升传播效能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转化和提升急需破解的现实难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全面融入基层治理，进一步激活了基层传播组织动能，盘活了媒体要素资源，逐步实现从纵向管理向扁平化治理的“进阶”转型，建构了全链条式传播新格局和现代传播体系，但依然局限于制度建设、内容生产、平台搭建和人才建设等方面，未能深刻认识到Web2.0时代县级媒体的全方位深度融合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革命性颠覆[5]。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功能，旨在通过县级融媒体的技术驱动而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然而由于基层管理多主体之间的多样化路径依赖，使县级媒体的基层传播效果不甚理想，致使基层民众对社区管理、基层治理、民主协商、多元认同等治理要素的绩效评估呈现出差异化考量，严重弱化了基层治理的理想成效，县级媒体面临“最后一公里传播失灵”的现实困境。随着国家治理实践的逻辑转换，如何通过基层传播的技术优势促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变成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目标和价值追求。

二、破解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弱化的“痛点”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和神经末梢，县域基层是连接中央与地方、县域与农村的重要联结点，肩负着承上启下的中枢功能，既汇聚了国家权力，又集纳了基层社会的无规则，形成了一种相互嵌套的“结构场域”，在生产生活空间上基本是“孤立隔膜”的。纵观中国历代的社会治理实践，城乡社会历来遵循“皇权不下县，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的实践逻辑[6]，在历史更替演进和行政科层变迁过程中，县级政权相当稳固，但县以下的乡镇则多为虚悬之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县乡治理逻辑，随着国家权力日益衰减，政治权力逐渐下沉基层并延伸到广袤的农村地区，随之将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此前如费孝通先生描述的“熟人和礼俗的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一度面临“国家与农民关系失衡、乡村治理行政化、内卷化和去政治化”等诸多挑战，不仅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也钳制了乡村发展的原生动力[7]。县域以下曾经自治无为的散漫状态已变成多要素高度流动、多主体协同治理和多组织动员传播重构为新的基础单元，某种程度上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加速瓦解了长期以来过度依赖经验和依托“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以及由乡绅精英俘获支配的乡村旧秩序，个体疏离化趋势加剧，民众集体意识淡漠，社会公共精神日渐式微[8]。

长期以来，国家通过“行政下乡”的“科层制”结构管理自上而下传递国家意志和行政命令，虽然政策向下执行高效，但信息向上反馈渠道狭窄，横向信息沟通延缓迟滞，往往导致公共信息不完整，由此形成“信息孤岛”，城乡信息鸿沟不断增大、乡村社会割裂与秩序失范加剧，增加了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极易诱发深层次的社会危机和乡间矛盾。近年来，在城镇化不断加剧的进程中，农村人口大规模周期流动并在城市大量集聚，但大多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乡村土地。流动人口与乡村发展的整体利益关系日渐淡化，乡村建设内生原动力缺乏后劲，以家族血亲为纽带、乡规民约为依归的乡村社会在基层治理中势必要应对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新痛点。以地缘、血缘和亲缘维系的乡村治理结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及道德价值体系势必要应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基层传播政治生态和社会关系格局，从传播工具、治理主体、受众需求、应用场景、用户连接等多个维度重塑着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与实践方式。新媒体技术嵌入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已成为基层政府增强基层传播效能，进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基础设施与重要抓手。因此，以立足基层治理为逻辑起点，着力重建基层传播秩序，重构基层沟通机制和传播功能，转换基层政府职能，将过去行政命令或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方式转为民主协商视角下自下而上的协同治理方式已成为学界共识。

三、县级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意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和国家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中国共产党为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了长期不懈和极具创造性的深入探索与积极实践，协同治理的新发展理念渐入人心，公共事务“管理”逐渐演变为社会协同“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参与社会治理，各级各类媒体从未缺席，历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视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9]，尤其是党和政府主办的主流媒体，在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舆论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治理内容而面临着现代化转型。县域作为连接中央和地方的关键部位，自然成为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无规则的“结构场”，这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逻辑起点，也使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融合实践有了更为丰富的现实维度[10]。

哈贝马斯在提出的话语民主理论中认为，倡导公众通过平等、自由的对话和讨论来升腾思想、凝聚共识，进而形成“自由”舆论，正体现出参与式治理的公共领域思想[11]。作为党和国家最基层的舆论阵地，从县级媒体“进阶”到县级融媒体，全程见证并深度参与了从“政府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新与内涵迭代，赋予了县级融媒体更多的功能期待。随着移动互联网全面渗透到县域基层，网络空间已全然成为人民生产生活的新空间和新领地。由于县级融媒体在人文地理空间上与群众有天然的地缘关系，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将最接地气的新闻信息和民生资讯及时传播给人民群众，自觉担负起联通上下、引导舆论、服务民生、疏难解困的历史使命，深刻影响着社会系统和基层治理。悄然形成的“去中心化”社会传播网络正危及基层主流声音的传递和思想共识的凝聚[12]，致使人際传播间接弱化和大众媒体短暂性失语，逐渐兴起的社区网络或基层媒体更被寄予了民主动员和组织传播的理性期待。

（一）县级融媒体的要素聚合与功能重构

新技术的迭代升级重构了媒介生态格局，深刻影响着大众传播活动的内容创新、渠道再造及关系重塑，县域基层传播实践开始发生新的位移。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应运而生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始进入国家治理的宏阔视野，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基层主流媒体被置于助推国家善治的战略高度，也被赋予推进治国理政新平台的职能。同年，中宣部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召开的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强调要“努力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这一点深切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通过打造基层主流舆论阵地以更好地“引导群众”的现实需求，通过构建基层综合服务平台更好地实现“服务群众”的改革初衷和治国之道。通过县级融媒体重建基层政府与基层民众的双向沟通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基层媒体长期以来脱嵌于县域基层社区治理的尴尬境况。

虽然2003年县级报、刊、台在经过整顿后形成了“四级办台”的传媒架构，但基层传播并没有得到切实加强。大多县级媒体仍偏重传统的内容生产和浓重的新闻宣传，尤其频发的农村群体事件更是折射出县域基层传播失效的不良后果。县级融媒体的“出场”突破思维定式，聚焦群众真正关心的现实问题，充分讨论涉及公共利益的热点话题，正是对乡村传播主导权弱化的积极回应和有效落实。从媒介逻辑和治理本质上看，县级媒体除了发挥自身的舆论宣传功能外，还参与民主政治和生活实践，关系国家治理和大局稳定，要比以往肩负更多的治理责任，因此，推进县级媒体融合创新的内在逻辑不仅是一个传媒话题，更是一个治理命题。县级融媒体的基层传播既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对象和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工具和方式，更是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源动力[13]。无形中被赋予了创新基础理论、参与社会实践、回应民众召唤等多重功能期待。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申明，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自此县级融媒体进入了“十四五”时期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和国家视野。“建强”是平台技术保障，“用好”是目标愿景，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强烈的现实紧迫性，从空间维度上体现了深厚宏阔的实践性。从“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折射出当前的媒体融合做得还远远不够;从“扎实抓好”到“建强用好”，反映出县级融媒体要更加注重内容生产质量和平台建设成效。县级融媒体的功能重构更多体现在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场景的无限连接、全面融合与精准服务之中，其媒体融合创新实践的成效不仅关乎基层主流舆论引导，还与基层公共服务和网络空间治理密切相关，并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二）县级媒体融入基层社会的角色重塑与治理转向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不断完善“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科技支撑”彰显了信息技术在支撑社会治理体系中催化创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我们党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信息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深刻揭示了媒体信息的单向传播到组织动员双向互动对社会治理的深远影响，意味着县级媒体作为重要的多元治理主体之一，急需从旁观记录者转向深度参与者，此举也正暗含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县级融媒体夯实基础底座、创新基层治理的角色期待。

以往国家治理多从法律法规、政府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等视角进行制度分析，基于媒体深度融合的传播语境，以各级各类政务社交新媒体为代表的“两微一端”日渐勃发，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然诉求与实然常态。根植基层社会，深耕细作本地信息成为打通基层传播的重要路径。经过三年多的高位推进，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经系统性地完成了组织聚合、业务耦合和文化融合。从基层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引发的巨大变革来看，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县级融媒体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和角色功能。如何通过“参与式融合”更好地实现“深度治理”，这就需要对县级融合媒体在信息传播、渠道拓展和平台搭建方面进行角色重塑：通过公共议题的设计引导加强基层传播，通过畅通参政议政渠道积极表达利益诉求，通过搭建互动平台提高民主协商沟通质量，通过组织动员提升群众行动成效。随着传播边界的日渐消弭，除了需要在根本上处理好信息传播“上下沟通”和内容生产“内外相通”的问题，更需要解决好基层群众服务“左右相接”的问题。

传播学视野下，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媒体融合通过物理“相加”逐步实现化学“相融”，从技术更迭的传媒业态转变为动态演进的社会形态，更深度地参与社会治理。一方面，数字化技术拓展了传播渠道，增强了多元主体的“赋权”功能;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作为基层治理的工具，提升了治理主体的“赋能”功能，真正实现了从信息传播到舆论引导的角色重塑，以及从组织动员到协同共治的治理转换，彰显出县级媒体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担当。从制度逻辑出发，科学评估基层媒体的传播效果，必须重点考察影响县级媒体传播效果的政治、经济、地域、文化等不同驱动要素的现实差异性，兼具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的多重属性，县级媒体融合必将超越现行的行政逻辑和媒介逻辑，重新确立县级媒体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14]，重新凝练一套媒体运行的多重逻辑，重构联结群众、服从群众的网络平台，积极引导主流舆论、弘扬时代价值、凝聚社会共识，使县级融媒体真正成为引导基层舆论的“蓄水池”和创新基层治理的“助推器”。

2021年1月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突出强调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这两者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治理效能上，而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心和难点都在基层。治理层级越高，治理目标更应侧重于政策公平性和秩序合法性;反之，治理目标更应侧重于具体社会事务的治理效能和社会效率。在基层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下，努力打破“条块分割”，有效连通“数据孤岛”，注重共享公共资源，融合创新内容生产，以“基层之治”夯实“中国之治”，通过数字新技术不断推进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着力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基层治理精准化和民众服务高效化。

四、县级融媒体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路径选择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以及“加强基层治理平台建设，鼓励基层治理改革创新”，这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明确了目标任务书、计划时间表和工作路线图，也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正成为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国家治理大格局的顶层设计和托底工程，县级媒体正步入融合发展深水区的关键期。深入探索并凝练其功能定位与实践指向、不断强化县级融媒体的传播功用、切实提高基层社会的治理精度和运行效率、凝聚基层民众核心价值认同和思想共识，这些都已成为县级融媒体嵌入基层治理的必由路径和内在要求。

（一）创新“互联网+基层治理”的理念，促使基层传播效能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实现需要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加持和引导。建设县级融媒体已成为巩固执政基础和拓展执政资源的重大必然[15]。作为国家治理的远端末梢，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的时空境遇和基础架构已然发生根本性变革。然而，长久以来，一些基层政府依旧抱守“管控思维”的思维定式，把普通民众当作“被管理者”实施上情下达，时常出现执政缺位、管理越位、操作弱位、治理失位的显性问题，抑制了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发展空间。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一度板结的国家体系和社会结构有所松动，并产生了渐进式的解构与重建。基础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促使社会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据此深度挖掘，能够窥见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基于新媒体的不断兴盛，社区（街道）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居委会”“村委会”向整个社会开放的“扁平化社会”转型[16]。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政治沟通，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组织动员和社会整合，并将其纳入党和政府双轨管理体制中，使“党管媒体”体制成为执政党进行合法性传递和价值供给的重要制度安排[17]。

伴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多样化公共需求与多元化社会思潮交织叠加，给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带来了许多现实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治理视野下，四级传播体系的建立使县级融媒体成为基层治理的“桥头堡”和“神经末梢”，我们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促使媒体资源下沉基层，推动服务功能下移群众，切实将媒介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基层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进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成效。罗伯特·B.登哈特指出，公共组织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必须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期望。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出了“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明确了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角色定位[18]。作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和治理工具，“互联网+基层治理”就是要在推进治理现代化变革、优化基层治理路径的过程中，跳出基层政府的行政框架和管理桎梏，以“以变应变”的思维来替代“以不变应万变”，从“稳固（性）崇尚者”转变为“流动（性）倡导者”，始终站在“变”的立场来从容应对社会危机、灵活处理基层矛盾、有效理顺各种治理力量的关系，真正实现传播信息、监测环境、协调关系的媒体功能[19]。这就要求县级融媒体要勇于跳脱出在宏观层面上以核心价值观去引导群众的意识形态领域，要实现从高高在上的“舆论说教者”向“实践行动者”的姿态转变，自愿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潜沉入社会基层的“毛细血管”，全面参与具体事务[20]，通过“互联网+基层治理+党建”，激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内生动力，使县级融媒体引导和服务群众真正落实到基层治理的中观和微观层面。

（二）重视并重建用户开放连接，增强“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多维功能

在大众传播不发达的时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长期居于优势地位，而传播权利相对偏弱。当网络媒体发展成为治国理政新平台后，互联网遵循传播权利的演进逻辑，逐渐打破权利旧秩序，重新调配媒体资源，积极拓展传播渠道，着力优化传播内容，重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种变量要素的结构关系与组织形态，改写了媒体行业的传媒业态与传播格局。虽然媒体融合在不断向纵深推进过程中已卓有成效，但县域基层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城乡社区仍然是社会矛盾的集聚点，县级媒体作为政治资源的价值释放呈现出“脱嵌”基层和“失语”群众的社会化趋势。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才能让“脱嵌”的基层传播机构得以重新“回笼”并得以加固实现逆势蝶变。要充分发挥县级融媒体在“中国之治”体系中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统领性政治功能，超常发挥统领基层复杂事务的国家治理战略功能，力求贯通自上而下的政治通道和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使党的创新理论通过群众叙事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远程控制和基层治理的有效整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020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坚持效果导向，增强服务意识，强化用户理念。如果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上半场旨在强调传统媒体重构策采编发的技术革新和流程再造，那么下半场则主要聚焦如何在“移动优先、数据优先、用户优先”战略指引下更好地提高县级融媒体的传播效能。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行为整合系统没有所谓的中心，每一个行动者都是网络系统的一分子，每一种个体行为在整个网络中都处于平权地位的平行节点，参与主体间是一种相互认同、互为依存、彼此影响的主体间性的互补关系[21]。在合理扩大内容生产的同时，必须考量用户的实践效能，一定要避免“有内容没流量，有流量没连接”的现象。用户关系网络构建是县级融媒体基础性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急需突破的重要关口，增强县级融媒体实际连接用户网络的能力，有助于实现内容生产和关系连接的双轮驱动。新媒体技术的行动逻辑就是基于场景的个性化服务，通过链接、互动和开放重构与基层用户的关系，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社会体制理论认为，成熟稳健的社会关系模式，应是由两个以上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多能聚合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动，处于“复杂社会”中的个体通过互联网技术打通了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的活动通道，注重编织人们之间的社交联结，进而形成以信息化、数据化、智慧化为支撑的社会循环系统，借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互联网通过数字技术经由时间和空间结构进而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22]。因此，新发展阶段搭建并完善“熟人”与“陌生人”共享共治的新型社区就成为互联网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期待。提升县级融媒体的传播力，要把满足用户需求作为根本着力点，牢固树立“公民本位”的服务理念、重视用户沉浸式体验、盘活“在地化”媒体资源、挖掘内容生产的创造潜力、提供精准的实用信息、提高用户对本地信息的持续关注度、增强用户对县级媒体平台的使用黏性和价值认同。通过嵌入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加强数据互享、平台互通、服务互补，在“去中心化”的治理语境中重新积聚离散的媒体内容与社会资源，不断增强“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功能，真正实现“再中心化”的现实回归[23]。

（三）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建构“一核多元、融合共治”治理新格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相较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网络时代的基层智慧治理核心在于充分利用智慧技术完成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层民生、消防、公安、民政、交通等海量数据的全面整合与深度分析，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提升基础数据价值、构建基层社区数据资源体系、推动基层治理方式变革，以期实现数据库资源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建共享。在“拉新促活”的基层治理背景下，县级融媒体的重要职能在于最大限度汇聚各类内容要素，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实现不同用户与海量资源的精准对接和优化配置，以“标签”的形式对用户画像进行跟踪分析和行为预判，实现用户数据向用户资源的转化，进而实现用户成长与平台建设的双向赋能[24]。在互联网的技术变革过程中，县级媒体处于整个传媒体系中的基础底座，必将迎来系统重组和结构转换，赋予基层治理主体以新的内涵、功能和連接方式，加速形成媒介平台化和平台媒介化的互构共生。

互联网技术为基层治理赋能增势，恰是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技术嵌入进而实现治理效能优化，达致县级媒体最大限度的基层善治，此时县级媒体的平台化功能就成为增强基层治理效果的必备条件。从新型城镇化建设到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从国家治理工程到基层治理活动，基层媒体始终担负着舆论“强化引导”和基层“减负松绑”的社会协调功能。重视县级融媒体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对于重建基层信息传播秩序与舆论生态空间意义非凡，有助于实现舆论治理职能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县级融媒体中心并非功能单一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机构，而是依托于党的执政优势，基于应用场景的移动拓展，能够提供政务服务、进行执政资源整合、汇聚人民群众力量的新媒体平台。

从县域社区向乡镇（街道）延伸，通过定位提升和功能聚合，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政策宣传、民情沟通、便民服务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方位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让治国理政新平台成为疏通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和夯实国家治理体系根基的“触角”，在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中发挥价值整合、舆论导向和行为规范的核心作用，生动体现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价值基础和实践旨归。特别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处置过程中，互联网平台作为社情民意集散地的汇聚整合作用凸显，成为影响社会舆论走向的重要力量。县级融媒体通过完善细分各类智慧平台和传播载体，全方位动态汇聚了出行记录、健康数据、核酸检测数据、疫苗注射数据等海量信息于共享平台上，使整个社会疫情状况得到全景监测和高效处理，真正打通了城乡基层疫情防控宣传引导的“最后一公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县级融媒体传播力研究”（19BXW02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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