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国际新闻“信息疫情”与世界图景建构

2022-04-26原平方王文萧梁欣彤

新闻爱好者 2022年4期

原平方王文萧梁欣彤

【摘要】作为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国际新闻信息的流动在世界图景的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的阻隔和既有的不平衡性报道秩序无疑是影响国际新闻文本差异的重要因素。但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所造成的信息封闭则进一步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信息疫情”，基于信息通信技术之上的互联网非但未能构建一个信息共享、有效交流的世界，失序、混乱的信息传播反而加剧了误解和隔膜，进而妨碍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理解。然而，真实的世界图景建构与准确的认知外部世界是国际新闻的核心要素，也是判断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排除国际范围内的谣言与不实信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国际新闻“信息疫情”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新闻;世界图景;信息疫情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与之相关的各种信息也通过主流官方媒体与各自媒体平台迅速传播。从2020年年初至今，“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成为一个重大热点话题。因此，国际新闻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成为全球受众了解世界“真相”，建构疫情下世界图景的重要信道。而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国际新闻信息主要内容及其全球流动的表现特征、影响因素及影响作用等，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与较高的研究价值。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新闻信息流动理论的表现特征

关于“国际新闻信息流动”的相关理论，西方学者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时期，西方学者在关于“国际新闻流动”的研究中认为，“国际新闻流动研究通过对新闻故事的内容分析，检验和探究了新闻的发生地、内容和传播的目的地。通过对国际新闻质和量的监控和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注意到了国际新闻报道有史以来的不平衡性，比如说记者过分扎堆于某些区域，或者说这些区域的新闻被过分大量地报道，如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然而另外一些地方却被长时间忽略，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1]。传统的国际新闻信息流动研究认为，新闻报道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偏见，同时“往往是从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且新闻趋向于用一种西方的视角来进行描写。而从西方国家新闻节目中呈现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少量的新闻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新闻大多是关于灾难性事件，以及原本就与发展中国家的刻板印象所联系起来的新闻”[2]。通过一系列国际新闻流动的研究，欧洲学者认为，这种国际新闻报道的不平衡性恰是“新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鸿沟。而自互联网时代以来，全球新闻信息的传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首先国际信息流动速度飞速加快，国际信息流动的方向及模式也出现了变化，形式更为多样。然而，互联网虽然在受众与新闻事件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并未自动地忽略国际新闻流动传播中所涉及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隔阂。[3]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际新闻信息流动具备了互联网传播时代的特征，信息流动速度快，且涉及范围广，同时关于全球疫情的信息呈现形式多样，尤其是在众多网络自媒体平台中，网络文章、短视频等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大量涌现并快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此次疫情暴发伊始，部分国外媒体对我国疫情的报道存在偏见，倾向于呈现所谓我国“灾难性的一面”，如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4]国外媒体对我国疫情的报道不乏包含着政治及种族歧视的内容，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与个别地区媒体在对我国的疫情报道方面采用了一些具有意识形态差异的报道框架[5]，同时也有一些对于我国举措解读过度而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管控的偏见。

而观察我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在我国疫情“稍霁”，全球疫情开始集中暴发时期，我国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也始终关注着全球疫情，对国外的疫情情况进行了实时的追踪报道，其中特别对美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家的疫情蔓延情况进行了关注。主流媒体通常以国外疫情數据的报道为主，同时反映一些国外疫情防控实况，而在新闻报道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例如我国主流媒体，以央视新闻为例，在报道国外疫情的选择上，通常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进行报道，重点持续报道了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疫情状况。但实际上除了上述国家疫情情况较为严重以外，南美、非洲等同样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相关报道相对较少。同时，在我国一些自媒体平台不时会出现一些骇人听闻的虚假信息加以描述国外疫情状况。[6]由此，通过研究疫情下的国际信息流动能够发现，国际新闻的传播实际上仍然受到国别、种族、政治、经济等各种要素的影响，呈现了国际新闻报道的不平衡性特征。

在原有的国界和语言造成的封闭环境基础之上，全球疫情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封闭环境的“叠加”，国际新闻信息的流动几乎成为受众唯一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然而通过上述理论研究与实际观察不难发现，国际新闻报道的不平衡性特征尽管在网络极其发达的今天仍然不可避免，这无疑会对受众世界图景的建构产生实际影响。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图景建构

（一）“世界图景”相关理论

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实际上，“新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英国传播学者霍尔也曾探索过“新闻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联系。1994年霍尔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重返》一文中提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制定“形势的定义”，给阅听人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7]。依据霍尔的观点，媒介信息是现实的建构而非现实的反映。然而新闻报道越真实客观，越能够反映现实世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音视频技术的兴起，尤其是自媒体平台的快速繁荣，现阶段新闻信息所构建的“世界图景”已经越发接近“现实世界”。

事实上，在全球疫情之下，我国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平台共同作用，利用多种技术手段，使大量相关信息迅速、立体、全方位地呈现在受众眼前，然而在国际信息流动的规则之中，建立在国家、政治、种族等多种要素影响之下，庞杂的各类信息所建构的“疫情下的世界图景”仍然是无限趋近于“现实的全球疫情景况”。这当中，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信息传播都在各自发挥其职能。

（二）职能与阻碍：新冠肺炎疫情下主流媒体国际新闻报道对世界图景建构的影响

以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来看，“在中国的媒介语境之下，国际新闻报道的目的有三个层次：一是了解国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帮助受众构建全面、准确的世界图景;二是深层次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丰富受众的知识和价值认知;三是基于国外当下和历史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当下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8]。实际上，我国主流媒体在此次疫情当中，特别是针对国际疫情新闻的报道，确实发挥了以上部分职能。主流媒体在疫情数据的发布上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此外，主流媒体充分发挥其在疫情之中的环境监控功能。由于自然与政治因素的限制，我国受众获取国外信息的渠道有限，且互联网信息冗杂，识别难度较大，疫情期间关于国外疫情的信息大量传播且难辨真假，而主流媒体借由其较高的公信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显示，“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整体判断”的可靠性从76%增加到85.6%，上涨了9.6个百分点;“地方新闻媒体”的可靠性从75.6%增加到84.2%，上涨了8.6个百分点;“知名微信公众号”的可靠性从54.2%增加到58.1%，上涨了3.9个百分点;“中央媒体，如央视、新华社、人民网”的可靠性从89.5%增加到93.3%，上涨了3.8个百分点）[9]，能够强有力地监控国内的舆论环境，及时辟谣摒除不实的国外疫情信息。

同时，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国与国之间也存在着“舆论博弈”，在国外主流媒体与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不乏诸多关于我国疫情的不实报道与虚假信息。而我国主流媒体的及时发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向全球坚定辟谣，表明国家态度。因此，主流媒体在疫情之下实际上通过其权威性与公信力，似乎能够建构较为真实客观、立体全面的世界图景。然而，尽管基于以上职能，主流媒体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实现客观公正的报道，但国际信息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其报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国际新闻报道的不平衡性对世界图景的建构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受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两国记者的国际新闻报道活动受到较大政治因素的影响。2020年2月18日，美方宣布将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美国的发行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对此中方在2月19日宣布驱逐《华尔街日报》的3名记者，原因是该媒体在2月3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报道，严重辱华，并且至今仍未道歉。3月2日，美国宣布对列管的5家媒体中国籍员工数量采取限制措施，变相驱逐约60名中国媒体记者，并要求他们在13日前离境。对于这一措施的应对，中方在3月18日针对美国政府近些年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新闻报道活动的打压行为，采取了三大措施予以反制，包括取消部分美国记者的记者证。但中方同时表示，考虑到疫情原因，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会灵活处理美国记者的离境问题。此后，美方在5月8日、6月21日相继发布《外国新闻媒体代表进入美国的许可和延长逗留时间》的新规定以及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驻美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以此针对中国媒体记者收紧签证政策并变相驱逐，7月1日中方回应并要求美国联合通讯社（AP）、美国国际合众社（UPI）、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7日内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并指出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完全是正当防卫。[10]

以上述中美双方就驻外媒体记者的相关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博弈”为例，诸如此类受到复雜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局势影响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实际上很难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其在时效性上的传播力度等均有一定缩减，因此不可避免地使国际新闻流动对世界图景的建构形成阻力，不利于世界图景向无限趋近于“真实世界”的方向进行建构。

（三）冗杂与失序：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自媒体在国际新闻信息流动中的表现

自媒体平台在全球疫情中的国际信息传播作用不容忽视。自媒体（如丁香园、支付宝）能够多样化、实时更新发布“全球疫情图景”，通过图像展示，分层级直观展示不同国家地区的疫情程度。由于自媒体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实现“信息世界”与“现实世界”同步，在官方声音之外补充“民间声音”，使疫情中的世界图景建构更为全面接近“真实”。

然而，“自媒体内容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了人们可获取信息的多元性，同时也增加了保持理性群体在不同信息间筛选验证的可能性。但是，基于对同一问题认知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存经验，以及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加持，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失序意味。传言甚至是谣言的滋生，在必然意义上误导了人们的生活，形成信息失序的景观”[11]。实际上在全球疫情肆虐的同时，全球“信息疫情”伴随而生。

所谓“信息疫情”的说法最早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在疫情暴发之下，科学力量尚未发生明确作用，全球情绪共振，没有根据的猜测、流言和谎言有了可乘之机，形成“信息疫情”。正如前文中提到的诸多国外网络自媒体对我国疫情的不实报道以及非理性的、污名化的众多说法一般，在我国自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同样存在对国外疫情的一些不当或失实的带有主观色彩的言论，如2020年3月，在美国疫情暴发初期，我国自媒体不乏对美国病例及死亡人数的夸张报道，出现诸如“美国某医院门外停靠多辆冷藏车用于存放新冠肺炎患者尸体”“美国将新冠肺炎死者尸体制成汉堡”等耸人听闻的谣言。此后受到多国国际关系变化以及美国当地发生的“警察执法过当导致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的影响，我国自媒体中又出现夸张报道和过度渲染美国民众对该事件抗议游行事件的信息;同时个别自媒体利用“印度疫情较重”“中印边境冲突”等中印关系僵化事件，在中印关系释缓之时，仍旧持续发布挑唆多国之间国际关系的言论等。

而恰是由于以上自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不实言论冗杂且失序，致使我国受众获取有效国际信息的渠道“拥堵”，使我国受众无法判断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因此，要获得与真实世界相符合的世界图景，我们需要客观公正的国际新闻，用来脱离臆想了解真实世界，构建对真实世界的正确认识。

三、真实、客观、及时：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需要的国际新闻

在《大图景：为什么民主需要卓越的新闻》一书中，美国媒体评论家、学者舒尔茨提出了新闻的三大责任：求真的道义责任、提供背景知识的责任、提供舆论阵地的组织和政治责任。[12]求真的责任被摆在了首位，其对新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充分保证新闻事件的公开传播，甚至存在刻意隐瞒和歪曲新闻事实的行为，那么不仅无法有效地进行信息的交流与传播，还会对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公开、透明、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2020年1月3日，相关部门对不明原因肺炎作出研判后，进行主动通报，分离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后，于1月12日向国际社会发布。[13]1月23日关闭离开武汉通道后，每天都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重要信息和防控措施，不仅为中国抗疫，也为世界抗疫提供了参考。公开透明是政府公信力法宝之一，也是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渠道。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久远的命题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禁止在报道中直接、公开地采取带有撰稿人主观倾向的立场。国际新闻流通是最具国际意义的一种国际新闻传播方式，在这一传播方式下，其新闻传播范围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因而拥有更为庞大的受众群体。[14]某种程度上来说，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新闻信息，国际新闻能够做到公正客观更加难得可贵。处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对新闻的解读会不自觉地掺杂主观色彩，这样的国际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遭遇误读和扭曲，滋生一些不正确的言论甚至是谣言。此次疫情，不少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在偏见，将中国政府为抗击疫情所采取的措施放在西方文化视域下解读阐释，认为强制人们戴口罩、封城等行为有违“自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甚至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这样的信息出现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中不利于全球的疫情防控和治理，也有损相关国家的国际形象，更与我们所倡导的国际新闻的客观性原则相背离，最终会影响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

时效性是国际新闻生命力的体现，直接关系到国际新闻的价值。时效性强调的是时间新、内容新，即新闻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应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争取在社会公众知晓前将事件真相公之于众，从而争取引导舆论走向。[15]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国际新闻报道需要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同时，不断提高报道的实效性，快速高效地完成新闻报道，让全球受众第一时间了解到新闻内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的主流媒体再次显示出对新闻时效性强有力的把控，新华社2020年1月25日就成立了武汉前方报道指挥部，2月3日又增派力量从北京驰援一线，至2月底，短短1个月时间，就播发各类报道近5000条，单篇最高总采用量达4127家。可以说，正是主流媒体对于时效性的坚持，让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始终掌控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语权，有效地向世界解释目前正在发生的状况，最大限度消除了各国的疑虑，并帮助疫区从全球获得物资和情感支持。

四、真实与虚构：可信的国际新闻信息获取

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不断加深，公众获取国际新闻的途径和手段也越来越多样。然而由于国际新闻信息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因此就算公众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容易受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缺乏客观、公正、可信的国际新闻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笔者认为，这些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混乱的国际新闻报道不利于全球信息的传播，会出现一些违背事实真相的言论，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当复杂的信息景观，影响着全球民众对于国际新闻信息的感受与判断，最终造成国际新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失序”。[16]第二，不客观、不公正的国际新闻也容易使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国际新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如果有失公允或掺杂明显的主观色彩，那么国家意志就会变成个人主观情绪的宣泄，失去国际新闻应有的重量，也失去了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最终将威胁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第三，客观、公正、可信的国际新闻的缺失也不利于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国际新闻其实充当着“文化解码”的角色，它是不同国家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桥梁，一旦这座桥梁遭到损坏，文化解码存在偏差，那么公众对于文化内核的理解即存在不准确性。国际新闻的传播实际上隐含着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当这种碰撞与原本的文化内核有所出入，背离了原本的精神和意图，这种碰撞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17]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选择正确的途径与渠道，对一些权威媒体保持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态度。另外，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提升他们的跨文化解读能力，从而获取可信的国际新闻。

首先，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是获取可信的国际新闻的前提，一些主流媒体和官方媒体不失为好的选择。像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环球网、央视新闻等媒体依靠国家强有力的支撑，往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公开、客观的报道。当面对国际上的无端指责，CGTN等媒体也通过发表文章、开设相关栏目等方式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另外，相较于自媒体而言，主流媒体拥有更专业化的采编人才队伍、权威的信息渠道、规范的采编流程、有着自媒体无法比拟的原创内容生产优势。因此，选择正确的途径和渠道对我们获得可信的国际新闻大有帮助，只有获得了可信的国际新闻，公众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才会清晰明确。

其次，我们需要对权威媒体、影响力大的国际媒体持有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态度。像路透社、美联社这一类国际新闻媒体，考虑到它所代表的主流立场以及它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我们在对待其新闻报道时要秉持一种去中心化的态度，抽离掉其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主体，扒掉其权力话语的外衣，此时我们才能够真正客观地审视其所发表的观点、观點中所包含的客观事实，以及那些虚构的虚假的部分，深入挖掘被遮蔽的真相。

再次，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提升他们的跨文化解读能力，也是我们获取可信的国际新闻的保证。国际新闻报道需要注重跨文化问题，为受众解释清楚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思维模式和方式，从而获取可信的国际新闻信息。在此次关于国外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一些国内媒体缺乏对跨文化语境的认知，也缺乏跨文化解读能力，用国内思维解决国际新闻。国内一些媒体基于流量等商业考虑，在报道国外疫情时故意夸大事实，片面解读，甚至将国外疫情“妖魔化”，这就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无疑打破了人类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疫情蔓延的同时，国内外各大媒体争相对此次疫情进行报道。然而国际新闻信息在流动过程中带有先天的不平衡性，西方国家惯用西方视角来报道新闻信息，加之互联网所固有的传播特性，使得疫情下的国际新闻出现了失序意味，一些不实言论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严重扰乱了国际秩序，也为疫情防控增添了难度。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内主流媒体以及各大自媒体应充分发挥其职能和作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切实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同样，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国际新闻也提出了真实、客观、及时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建构一个相对真实的世界图景，我们必须通过正确途径、秉持去中心化的态度、提高从业人员的跨文化解读能力等方式方法，以获取可信的国际新闻信息。在虚假的信息中甄别客观事物，进而实现视野的开阔与客观独立的思考，只有这样，当大众、媒体集体发声的时刻，我们才能够获取客观有效的信息，才能不被误导与偏离事实，从而实现更高水准的信息获取能力，以便可以更好地认知自己、认知世界。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编号：18BXW07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许方亮.新闻信息流动理论视野中的《环球时报》与《环球邮报》国际新闻比较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许方亮.新闻信息流动理论视野中的《环球时报》与《环球邮报》国际新闻比较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许方亮.新闻信息流动理论视野中的《环球时报》与《环球邮报》国际新闻比较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张毓强.信息失序与沟通可能：疫情中的中国与世界自媒体景观[J].对外传播，2020（5）：53-56+1.

[5]张毓强.信息失序与沟通可能：疫情中的中国与世界自媒体景观[J].对外传播，2020（5）：53-56+1.

[6]李宇.报道国外新冠肺炎疫情要有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J].中国记者，2020（5）：70-72.

[7]郝雨.“世界图景”：新闻学哲学化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J].当代传播，2005（2）：10-13.

[8]李宇.报道国外新冠肺炎疫情要有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J].中国记者，2020（5）：70-72.

[9]肖珺.全员媒体的信息流动与公众的信息安全感[J].青年记者，2020（6）：17-18.

[10]被“驱逐”出境的美国驻华记者：离开之后依然眷恋[EB/OL].https：//3g.163.com/war/article_cambrian/FI0EGQOA0514DTH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