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晓辉

绥德县非遗传承秧歌队表演的男扮女装“蛮婆”

2019 年2 月15—20 日，我参加了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省文联联合举办的“2019 我们的节日·陕北过大年——榆林年文化考察调研采风暨中国年俗文化传承与创新研讨会”，在榆林、绥德、清涧、米脂、神木高家堡等地考察了陕北年俗文化活动。

2 月16 日是农历正月十二，傍晚我们来到绥德县崔家湾镇朱家寨村参加当地搭火塔、转九曲和放鞭炮的年俗文化活动。这里人头攒动，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路口和戏台等公共场所共同营造并感受红红火火的年节气氛。我从村里食堂大师傅和派出所所长那里了解到，本次活动主要由朱家寨村筹办，2 月19 日即正月十五的活动将由崔家湾村筹办。两个村子在暗中比赛，看谁出的钱更多，办的阵势更大。

陕北年俗当然少不了家文化，甚至可能以家文化为主，但其中已经不仅仅有家文化，而是超越了家文化。在举办年俗活动时，人们不再只是宅在家里，也不限于一家一族的往来，而是在大家共同营造和分享的年节仪式和公共活动中分享并体验更加浓厚的节日气氛，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除了仪式程序之外，现场的人群略显随意和无序，是因为这种年俗活动向当地所有人开放，并且邀请人们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正像中国其他地方的年俗一样，陕北的年俗文化正在逐渐从家庭走向公共领域。在这种公共领域的年俗活动中，一家一户一族的意识暂时被弱化，人们对家族和熟人圈子之外的陌生人有了平等相待的意识和觉悟，这正是萌发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的契机。

榆林民俗风情秧歌队表演

能够体现潜在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的还有大秧歌。陕北秧歌分大场子和小场子。我们在榆林市、米脂县看到的都是在过街及广场上扭的大场子秧歌，也叫大秧歌。扭秧歌的女子以鲜艳的扇子、妩媚的喇叭裤和舒展的步态展现婀娜的身姿，无论长相是否俊俏，都散发着女人的娇柔气息；男子则以左右平移的笑脸来夸张地表达喜悦的心情。在震天鼓声和昂扬的唢呐节奏中，男男女女变换着各种阵势，大幅度扭着身体，两性之间不乏眉目传情和阴阳互补。秧歌队列中还穿插着跑旱船、跑毛驴和蛮婆蛮汉的扮相表演者，他们的打情骂俏和相互挑逗为秧歌表演平添了诙谐情趣和节日气氛。“陕北秧歌中的丑角与观众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平等的、无距离的交流互动状态。这种无舞台、开放性的民间表演是全民参与式的，达到了融入式、共享性的瞬间体验的艺术效果。”表演者之间以及他们与观众之间的交互关系正如伞头秧歌中的对唱比拼一样，“我不计较你在表演时说的伤心话、伤人语是因为我不把你看作现实角色的她或她，所以也就不把这些话当真，我知道在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的对抗中我们都已经不是现实中的各种角色，我们都已经从他或她变成了你，我与他或她的关系都已经变成了我与你的关系”。这就进一步表明，尽管秧歌表演的现场常常是与观众相对隔离的，而且表演者在现实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纠葛和利益冲突，但从表演现场的内在关系来看，秧歌表演的基础并非现实中不平等的角色区隔，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格关系。它的潜在前提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而不是彼此伤害和算计，更不是用任何形式的集体来埋没个体。由此看来，“陕北秧歌在历史传承中不断修正变革，口口相传，是家族、社区、街坊自发性参与的民俗文化活动。秧歌活动将平时缺少联系的村民、街坊聚集到一起，成为乡村共同体联系和交流的特殊形式。这种富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群体民俗行为，巩固了社会安全阀机制，增强了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维护了乡村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陕北秧歌和信天游都具有势不可挡的爆发力与倔强劲，它们释放了压抑已久的生命力和憋闷气，它们的红火劲儿仿佛足以让周围荒凉僻静的古老山村翻天覆地。在场的每个观众无不受到这种炽烈气氛和冲天激情的感染与感召。在榆林非遗传承秧歌队的表演快结束时，我们一起来的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秧歌表演，手舞足蹈地跳起来，连笨手笨脚的我也在心里跟着这种生命力节奏跃跃欲试。陕北的闹秧歌和年俗活动堪称陕北人的狂欢节。在这个时刻，人们宣泄出被压抑已久的狂欢情绪，表达出对神圣性和人的生命力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渴望。扭秧歌不当吃、不当喝，却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最贴切的东西。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年俗文化中的陕北秧歌也是一种信仰仪式。正像多数中国人一样，陕北人在年俗文化的艺术表演中大胆、泼辣，但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中又是习惯于隐忍和偏于保守的。陕北年俗文化表达的是一代代陕北人的信仰和希望，这种信仰和希望与陕北人的社会现实有明显反差：在年俗文化中的陕北人具有艺术审美的超越性，而在现实中却显得保守，理性现实。他们更多地把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对神仙的信仰与对生命的希望之中，而疏于以制度建设的现实保障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艺术与现实的明显反差造就了包括民歌和秧歌在内的陕北年俗文化直接、直白的奔放力与冲击力，也让我在其中体味到柔韧、苍凉、酸楚、凄惶、惆怅、悲情、无奈又无助的复杂况味。我看到和感受到的不仅是陕北人的个性，更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国人的共性。

我不否认陕北秧歌和陕北民歌中具有凝重的生命力和信仰力基调以及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我在其中也常常能够感受到一种直摄心魄的震撼，但我更想在此基础上强调它对当代社会和谐与社会治理可能具有的精神文明价值。世世代代生活在相对贫瘠和荒凉之地的陕北人，不仅没有生产眼泪和悲伤，反而产生了如此赤诚和炽烈的热情与希望，尤其是产生了理性信仰的自由潜力。在我看来，陕北年俗文化的自由潜力至少具有三个层次：

。尽管这是各地年俗共同具有的原始底色，但它在陕北年俗文化中体现得尤其强烈和显豁。正如在陕北信天游中，“那些充盈着青春激情的人，常常要直面自由生命不得正常伸展的悲苦境遇。于是，信天游作为人类渲泄生命自由性情的最好方式，便成了陕北人生活的必要组成。”

锣鼓喧天，陕北秧歌扭起来

。陕北人在包括秧歌在内的年俗文化中以象征和替代的方式实现了他们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得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东西。所以，陕北的年俗文化和信天游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表演者与欣赏者的共同需求，同时也体现了陕北人不为外物所役、所限的自由意志。正如王二妮在陕北民歌《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中所唱：

一对对那个鸳鸯水上漂

人家那个都说是咱们俩个好

你要是有那心思咱就慢慢交

你没有那心思就呀嘛就拉倒

你说那个拉倒就拉倒

世上那个好人有那多少

谁要是有那良心咱就一辈辈的好

谁没有那良心就叫鸦雀雀掏

山呐在水在人常在

一对对鸳鸯水呀嘛水上漂

你在那山呐我在沟

拉不上话话真呀真难受

山呐在水在人常在

一对对鸳鸯水呀嘛水上漂

说山挡不住那云彩树挡不住那风

神仙佬家也挡不住人呐想人

宁叫那玉皇大帝的江山乱

万不能叫咱二人关系那个断

“谁要是有那良心咱就一辈辈的好，谁没有那良心就叫鸦雀雀掏”“宁叫那玉皇大帝的江山乱，万不能叫咱二人关系那个断”——这实际上表达并宣示了一种不受外界和他人干扰而单凭“良心”来自己做决定的自由意志。这种表白和宣示不仅表现在陕北民歌和信天游中，也表现在包括秧歌在内的陕北年俗文化中，

。年俗文化中的秧歌比平日里的广场秧歌更具有仪式化和神圣化色彩，是陕北人平素沉闷的时间流中突起的狂欢时刻，是凝聚着陕北人日常生活憧憬与希望的乌托邦。陕北年俗文化潜在地展示了陕北人突破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条件的束缚所释放出来的自由精神，这也是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自由意志。就拿信天游来说，“信天游是陕北人自由天性的结晶，是陕北人敢说敢干，咋想咋说，咋说咋唱的天性的真实展现。它从形式、语言到内容都是自由的、开放的，每一个陕北人都可以把自己知道的话，自己想表达的感情，自己创造出来的字句格式加到信天游中，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无限情感。”也就是说，“陕北‘人’创造了自由世界的恋歌信天游，信天游折射出了陕北‘人’从自身之内开启的基于自由的绝对尊严——绵延起伏的黄土，斜阳脉脉的荒原，也许他们一无所有，但是他们无可替代”。

我一直对陕北民歌和陕北年俗情有独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这样三个潜在的精神层次。

从实践理性的立场可以看出，包括秧歌在内的陕北年俗文化潜在地具有邀请在场的每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而平等参与并由此达致共舞、共建、共筹、共享的现代文化价值内涵，这与现实中的某些世俗的等级观念与不公平现象形成明显反差。如果说恰恰是这种反差造就了陕北年俗文化的某些传统，一旦缩小或消除这种反差，这种传统就可能随之消亡，具体而言，尽管吸引并邀请普通人的平等参与和共同欣赏、尊重个人的文化权利只是陕北年俗文化的潜在属性，但这种潜在属性恰恰是陕北年俗文化需要深入挖掘才能发扬光大的现代价值内涵。进而言之，陕北的年俗文化固然遵循着特定的仪式程序和习俗规矩，而且其中的现代文化价值内涵仍然是自发的和隐性的，但是，如果要切实“推动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通、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协调，不断赋予传统节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呈现样式”，而且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倡导理性、文明、健康的节日消费和人情往来”，那我们就有必要让陕北年俗文化中的这些现代价值内涵从潜在走向显在、从规矩走向规范、从礼俗秩序走向法理秩序、从集体权力回归个体权利，把它们从艺术和文化领域推广到全社会的观念领域和制度领域，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民主和更加符合人性的制度程序来保障每个普通人在生活的现实中实现自己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而不是让他们更多地把希望寄托给神仙或来世。现在更为重要和更为紧迫的问题是让陕北年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感性的自发阶段走向理性的自觉阶段，让它们的现代价值内涵和自由潜力在现实的公共领域和制度设计中更充分地实现出来并且努力为这种实现创造正义程序和制度条件。尽管这样的实践在目前难免会遇到误解和重重阻力，甚至可能被认为“超前”，但却有必要尽快开展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乡村建设为不仅有好山好水好地方的风景，而且有好人好事好制度的家乡，让乡村能够留住年轻人并且能够承载他们的青春、梦想和希望”。

陕北年俗文化也能够表明，只要有机会，只要“搭建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平台载体”，普通民众完全具有自己选择合理生活方式的意愿、能力和权利。切实把陕北年俗文化中的现代价值内涵和自由潜力发扬光大并且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的公共文化建设和制度设计，是贯彻并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①于丽：《论陕北秧歌的社会文化功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 年第1 期，第74 页。

②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153 页。

③于丽：《论陕北秧歌的社会文化功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 年第1 期，第73 页。

④高杰：《陕北信天游源流疏》，《延安大学学报》1998 年第4 期，第49 页。

⑤冯金磊：《自由中的反抗：漫谈信天游》，《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 年第1 期，第47 页。

⑥惠嘉：《信天游词文本研究：以体裁学为视角》，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年，第149 页。

⑦2019 年1 月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关于组织开展2019 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通知》。

⑧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333 页。

⑨2019 年1 月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关于组织开展2019 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