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佳玉，张晓宇，韩嘉懿，卢天凤

（同济大学 体育教学部，上海 200092）

伴随社会宏观环境的整体优化， 体育社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空前壮大，成为体育事业发展、推动社会建设和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健身需求等方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并在政治导向、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繁荣责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2］。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将社会组织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体育社会组织也由此被赋予了在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和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新任务与新使命［1］。 新时代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仍在扩展和深化，其不仅是加强社会治理和创新体育事业局部治理、提供社会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微观主体， 是刺激体育消费和创造价值的驱动器， 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体育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3］。社会各界与学界始终追寻着体育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目标与方向［4］，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资料。 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将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借鉴与经验，同时也是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演变与发展一面来自学界的 “镜子”。 因此，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94 年至2020 年期间体育社会组织研究核心类期刊文献为数据源， 借助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功能，试图分析和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进展与发展特征，并从中识别出当前的前沿动态与研究热点， 为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在预研究阶段梳理了体育社会组织的概念和类型， 明确了 “体育社会组织”这一概念下的“体育社团”“体育非民办企业单位”“体育基金会”“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4 个二级概念，以及“体育非营利组织” 这一长期惯用别称，确定了研究对象所包括的范围。预研究阶段还发现，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最早一篇体育社会组织相关研究发表于1994 年，这一特殊时期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得到进一步确立、 政治体制与社会建设进入到现代化新阶段的起步。 因此，本研究选择了1994～2020 年这一时间范围， 对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特点、热点和导向做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通过设置检索方式、检索主题词、期刊来源、时间跨度等检索条件后（如表1），初步得到了1 060 条检索结果，再排除其中政策文件通报、会议通报、新闻资讯类的非学术文献后，共获得1 047 条有效数据结果，占全部检索结果的98.77%，表明导出的Refworks 格式数据结果可以作为检索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

表1 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条件一览

1.2 研究方法

1.2.1 知识图谱分析法

学科领域总体图景、 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等往往并不直观，较难仅通过过往经验直接完成获取和分析。 但知识图谱作为一种交叉科学研究方法， 将科研工作中涉及的大量数据信息展现在可视化的图像结果中［5］。本文使用陈超美教授与大连理工大学WISE 实验室共同开发的、基于JAVA 平台的CiteSpace V（版本号CiteSpace 5.8 R2 （64-bit））软件绘制知识图谱。 该软件的各个版本通过对文献数据的聚类分析，绘制聚类视图或突变视图， 展示研究者观察某一研究领域的对象或事物等多个属性数据的隐含规律和现象， 以求完成对该领域特定时期内的发展动向、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前沿领域演进历程等的分析与洞察［5］。 本文将我国体育社会组织1994 年至2020年期间共1 047 篇核心类期刊文献研究成果导入， 针对不同的分析内容，结合Excel 软件完成制表，借助聚类分析、突现监测分析等功能获取可视化分析结果。

1.2.2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的内容要求， 首先通过同济大学图书馆登录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知识图谱”为关键词，和以“知识图谱”并含“体育”为关键词，分别检索论文、查询相关书籍，学习知识图谱与CiteSpace 的软件原理和实操案例，为本文奠定必要的研究方法的学理基础和操作基础积累。 其后，通过同济大学图书馆链接， 进入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SSCI中文社会科学文献库等中文文献数据库，搜集、阅读和梳理体育社会组织及其相关领域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 以完成对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在1994~2020 年间的研究动态、 前沿与热点的综述。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特点

2.1.1 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变化

科技文献的发文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是评价一个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对其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对评价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动态具有重要意义［6］。通过统计1994~2020 年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核心类期刊的发文量， 研究发现该领域的文献发表数量虽然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幅度的波动，但整体还是呈现了逐渐上升的趋势（如图1）。下文根据该研究领域内的相对文献发表量水平、 文献发表量的波动情况与变化速度等，将体育社会组织研究核心类期刊发文量情况大体分为了4个阶段。

图1 1994～2020 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核心类期刊发文量走势图

第一个阶段为初步探索期（1994～2000 年），初级起步阶段。 1993 年，国家体委下发《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后，至1997 年底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化的改革基本完成，“中心＋协会”的体育社团治理结构正式形成，但虽然体育社团社会化、实体化改革在此期间全面推进［1］，此期间体育社会组织的改革实践并未完全、及时地反馈到核心类研究的成果中，进入2000年后文献发表量还停留在个位数， 表明1994～2000 年期间学术界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关注程度较低。

第二个阶段为缓慢增长期（2001～2007 年），社会组织发展步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稳定化阶段，在研究领域则表现出了研究热度逐渐积累、文献发表量稳步增长的特征。 国家体育总局于2001 年9 月颁布实施了《全国性体育社团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2006 年，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积极试点、逐步铺开，扩大了体育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 2007 年，民政部下发《民政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指导意见》等重要的指导意见文件［1］。 可见国家对社会组织强化管理与扶植培育同进，体育社会组织形态向良好发展，这期间体育社会组织的核心研究开始逐渐累积热度， 为后续的持续高位打下基础。

第三个阶段为缓速下降期（2008～2012 年），体育社会组织在我国体育事业里程碑——“北京奥运会” 的辐射作用、全国性政策的有力推动、 地方探索试点改革等各方因素的共同助力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优化”特征，出现了一批具有正规结构化形态的组织。 《全民健身条例》（2009 年）、《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2011 年）等都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引领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1］。 从文献发表数量看，在2008 年“奥运年”“体育热”等热潮的带领下，体育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达到了68 篇的小高峰， 但也在2008 年后经历了一个连续4 年的缓慢下降。

第四个阶段为高位波动增长期（2013～2020 年），体育社会组织在此阶段正式步入主体化发展阶段。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社会组织发展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命题，托底性资助、分权式改革、项目化治理等社会治理上的创新举措全方位地推动体育社会组织职能的更新和变革［1］。因此，这一阶段的发文量数据虽有一定波动，但年均发文量达到了70 篇的高位，并在2018 年达到了96 篇的发表量顶峰，表现出这个时期研究热度较高，发文数量持续小幅增长。

2.1.2 研究机构分布及合作关系分析

通过运行CiteSpace V 软件，选择网络节点（Node Type）中的作者（Author）和机构（institution）进行分析获取研究机构的共现图谱结果， 直观地看出参与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及其影响力的分布（如图2）。

如图2 所示， 体育社团研究机构较为丰富，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大学体育部、 咸阳市师范学院等机构形成一大合作群，依托中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合作平台张铁明、谭延敏等作者形成合作聚类群，西南财经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则多是展开机构内部合作。

通过检索结果统计和二次筛选合并一、 二级单位后，就1994 年至2020 年期间就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在核心类期刊中发表了文献的、发文量并列前20 的研究机构（如表2）。这些机构的发文量均高于10 篇，属于总体发文水平中较高的，更多研究机构的发文在1～2 篇。

结合以下图2 和表2 结果可以看出， 高校是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最重要的阵地，体育类专业院校（发文量与中心性均名列前两位的上海体育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为代表的体育学院）在体育社团科研整体能力和影响力方面的较大优势；其他师范类、综合性院校、其他专业类院校依托体育院系进行相关研究，也具有较高的发文量，华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发文量占据前列，西南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基本以各自院校为核心形成了均较为稳定的研究网络中心，且表现出一定的跨学科特征。

表2 1994~2020 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高发文量研究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 图2 中所显示聚合网络密度值（Density）仅为0.009 9，且图2 中的连线结果同样分散、连线几乎不存在。 聚合网络密度值这一指标是从分布特征来衡量该共现图谱中各节点之间的关联关系， 不同机构间合作密切程度通过连线的粗细程度展示［5］。以上两个指标结果均表现出各个机构间的整体合作程度和中心化程度偏低， 即研究机构的分布特征是比较广泛的、相互之间的联系是较为分散的。

图2 1994 年至2020 年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2.1.3 重要研究人员分布及合作关系分析

通过运行CiteSpace V 软件，选择网络节点（Node Type）-作者（author）进行分析，可以生成我国体育社会组织重要研究人员的共现图谱（如图3）。其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测度节点的大小、 测度节点圆环的深浅程度以及测度节点之间的连线粗细等共现图谱元素的含义均与上文中研究机构共现图谱的含义相同，在此处不予赘述。

如图3，以张伟/孟欢欢、谭延敏/张铁明、周爱光/周进国、汪流/王凯珍、陈善平/潘秀刚/张中江、陈丛刊、黄亚玲等作者为核心，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于善旭、尹海立、赵子江等作者则多以独立研究为主， 也在共现网络中展现了较高的影响力。 但从整体而言，密度值（Density）为0.010 8，节点之间的连线不多等图标指示均说明，在各重要研究人员之间、各聚类群所形成的合作网络之间更为广泛的合作同样是较为独立和分散的。

图3 1994 年至2020 年体育社会组织研究重要研究人员共现图谱

根据检索结果统计所得， 共有8 位学者在核心期刊上的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发文量超过了10 篇（如表3）。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汪流学者（20 篇），其次有来自中南民族大学的张铁明学者（18 篇），来自中南民族大学谭延敏学者以16 篇位列第三，黄亚玲、周爱光王凯珍等学者的发文量均超过10 篇。 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推动了所在机构影响力的提升，同时，在这些高发文量的学者中，院校类型的组成同样是比较丰富的，除了4 所传统的体育类专业院校（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以外，还有2 所综合类院校（苏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4 所师范类院校（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韩山师范学院）和其他专业类院校（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西安工业大学）。

表3 1994～2020 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核心类期刊主要研究人员

2.2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的前沿热点分析

在学术论文中， 主题词和关键词往往是文章主题的概括和凝练， 通过统计主题词和关键词可以判别该学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趋势［6］，关键词和突变作为重要的可视化结果参考，结合文献得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热点的分析结论。 频次更高和中心性程度更高的共词节点和突现关键词， 代表了体育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前沿研究内容和研究热点方向， 结合关键词节点的中心性、突现关键词出现阶段，可将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大体分为6 个研究主题群。

图4 1994 年～2020 年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

图5 1994 年至2020 年体育社会组织研究突现关键词的时间分布

第一个研究主题群主要探讨了体育社会组织下属的不同类型。 作为体育社会组织中最主要的类型，体育社团这一研究群领域统摄了绝大部分的研究主题， 是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几乎所有的二级词汇都与之发生共现关系。 但与此同时，这一主题群中较少出现有对体育基金会、体育非民办企业单位、 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等不同体育社会组织类型的探讨［7-8］。 第二个研究主题群主要关注校园体育发展中的体育社会组织（以兴趣类体育社团为主），包括有高校、大学生、青少年，以及校园文化、体育教育等关键词。 兴趣类体育社团是学校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渠道和载体， 就其应当如何塑造学生体育兴趣、 如何提升学生体质健康以及养成学生群体的终身体育习惯，始终是该研究群中的重点主题［9-11］。此外，随着教育改革进程的推进，这个研究方向更多向如何在校园环境中利用体育社团为主的学生组织重塑对体育教育价值转移［12-13］。 第三个研究主题群重点围绕全民健身体系展开， 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群众体育等方向，集中探讨了在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作为供给主体角色和地位的体育社会组织。 体育社会组织自身的公共性和正外部性， 更灵活的手段方式和组织形式，使其更能协调政府公共服务与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需求［14-16］，体育社会组织与国民健康与群众健身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是事关群众体育权益实现的重要事项［17］。 但在全民健身的背景下，这些作用与价值的表现形式、发展路径等，都有待更多实证性案例研究来验证和讨论［18］。 第四个研究主题群是体育社会组织的管理，涉及关键词有运行机制、对策、改革、路径等。 对于体育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重新诠释的过程， 由原来的双重管理、 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到培育体育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地，作为协商者、合作者参与到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19-21］。 第五个研究主题群从体育的本质功能出发， 关注了体育运动事业中所涉及的竞技体育和体育仲裁等方向，包括体育运动与体育权利、体育仲裁、竞技体育等关键词。 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关注的话题包括：推广体育锻炼、体育竞赛等体育活动形式的价值认知过程与体育社会组织，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强化国际体育竞技事业中的话语权等等［22-23］。 第六个研究主题群是社会资本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体育社会组织， 相关关键词包括有社会治理、体育治理、社会资本等，呼应了时代背景与时代需求［24-26］，是近年来体育社会组织领域研究增长快、热度高的热点研究方向。

3 问题与展望

3.1 问题

3.1.1 研究发文数量不均衡， 近年来研究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在核心期刊上文献发表量基本呈现了逐年递增的趋势，并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期（1994～2000）、缓慢增长期（2001～2007）、缓速下降期（2008～2012），和高位波动增长期（2013～2020）4 个阶段。 近年来，随着体育社会组织社会角色进入新阶段，却暂未有研究人员取得具有广泛认可的、有影响力的理论突破， 这一现象可能对下一步研究深度围绕时代需求和时代动态进行深入开展产生一定的限制。 同时本研究也认识到，这可能是研究时间段较短、研究还需进一步积累，或是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分支不断细化的结果，也可能和国家战略层面树立新的治理思路与体育社团调整自身角色适应国家与地区治理方式的政治与经济、 文化大环境的条件有关， 有待其他研究引用更多数据和文本分析结果开展进一步分析。

3.1.2 研究主体类型分布不平衡

根据研究主题和研究热点分析，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体育社团这一类型， 表现出对体育社团研究的高度集中，这其中尤以校园体育社团为领先，研究主体类型的分布较不均衡。 近年来，通过政策规定和法律文件明确了体育社会组织中除体育社团外的其他组织类型的含义和概念，研究应当结合新的分类标准， 关注这些组织参与体育事业参与的不同手段和实践工作积累， 对不同类型体育社会组织的实践活动开展更多研究。

3.1.3 合作网络结构不显著，合作关系分散

在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方面，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仅形成了较为显著的点状式的合作网络关系和若干独立学者发表核心，达成资源的共享与互通，整体数量偏低。 但从聚合网络密度值和连线的粗细程度结果， 均表现出各机构间的整体合作程度和中心化程度偏低， 即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的合作网络比较分散，合作关系广泛和独立的。

3.1.4 研究学科基础与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

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不同学科的交融能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 和对实际问题的观察与分析的深入，也有助于相关研究提升影响力与传播。 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体育学科领域，较少有其他学科视角引入，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研究影响力的提升。 例如，体育社会组织对角色定位、未来发展、路径选择、模式改革的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要求研究者运用战略管理、行政管理、宏观经济学等研究基础和知识来对体育社会组织的管理开展研究。

3.2 展望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我国也随之更显著地步入了社会结构转型、主要矛盾变化、政府职能也随之转变的新时代［27-28］，这一宏观背景的复杂推力使得我国的体育社会组织一方面在数量与规模上不断扩大［29］，而在发展态势上也随之呈现出多领域、多样态、多方面交叉并进的复杂特征［22］。 然而，研究结果和实践成果却提醒研究者与从业者， 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尚不能与时代提出的全新的、更高的要求相适应、相协同、相互动。 体育社会组织研究需要与国家、社会进步产生深度互动，回应时代的需求、适应国家社会治理体制变革的要求。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者应当紧跟国家对体育社会组织分类的指导意见和政策指南， 在继续关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体育社团的同时， 拓展对体育社会组织中不同类型机构与组织的研究视角。 此外，研究者也应当积极呼应时代号召，紧跟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体育社会组织与其所代表的更广大的、更多层次的、极具力量的社会资本，应当如何融入到新时代下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体制建设进程中， 无疑将是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研究下一阶段的主流与热点。 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和合作关系有助于研究领域成果的进一步深化， 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分布与合作关系来看， 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是较为分散的， 应更多开展必要的交流合作，并继续拓展全球化视野，促进各个机构与研究人员之间的融合和碰撞，推动知识成果的创新与传播。 最后，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应当在继续夯实母学科基础的同时， 进一步与多元学科互动，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丰富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视角， 寻找与更多元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