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　刘瑞璞

摘要： 文章以王金华、王小潇两位收藏家的代表性二十四孝情境纹服饰为研究样本，结合文献研究，分析这一时期汉族女装二十四孝纹样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深入研究晚清时期汉族女德教化的物质形态。研究表明：晚清時期汉族女装二十四孝纹样是对唐、宋、元、明等时期不同二十四孝故事的发展性继承，此时期的二十四孝纹样已成为一种“孝文化符号”，其“情境式”的表现形式成为这个时代女德教化的教科书。三件标本为解读晚清时期孝文化形态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就其所崇尚的中华儒道孝德精神而言，对当今践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二十四孝纹样;女德教化;孝文化符号;中华儒道;孝德精神;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TS935.1;K892.23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22）04015307

引用页码： 041305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2.04.020（篇序）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国祚276年。清代实行的服饰变革以男性为主，汉人男子穿满装蓄辫子，这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集权制中第四次服饰变革，也是最为激烈的服饰变革[1]。其结果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为缓和矛盾清政府推行“十从十不从”政策[2]，其中“男从女不从”使汉族女服影响较小，不仅承袭“上衣下裳”旧制[3]，礼制的教化功能可谓进入集大成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情境式的二十四孝纹样在女服上得以呈现。女装“上衣下裳”是对旧制的显性表现，而隐性表现则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孝”是伦理的核心，“夫孝父母，妻孝从夫”这便是女德教化的根本。《孝经》中也有提到，开篇即讲述了孝的三重境界：事亲、事君、立身[4]。“二十四孝”是对《孝经》中“事亲”的具体化、世俗化表现，内容描写了二十四位孝子贤孙“行孝于亲”的故事。对于二十四孝是从何时开始流传的，目前尚无定论。笔者就关于二十四孝相关文献整理后发现，学界对其已形成：“启于唐，传于宋，成于元，定于明，盛于清。”的普遍认识。因此，二十四孝志通常以明刊本《日记故事》为蓝本，根据时俗发展有所调整。本文通过对三件二十四孝纹样服饰进行研究，发现服饰标本与文献的相关记载存在异同。

1玄缎百鸟朝凤二十四孝团纹女褂的“爱亲”孝行主题

玄缎百鸟朝凤二十四孝团纹女褂是收藏家王小潇先生收藏的晚清服饰中的精品（图1）。此标本以玄缎为面料，配月白缎里料，前中盘扣处饰有子孙带。整件服装刺绣技艺精湛，主图为二十四孝故事纹样，分别列在十二个团纹中（图2）。前中的团纹被分割为左右两半，其中左半团内容是吴猛恣蚊饱血，右半团内容是唐夫人乳姑不怠。前身左袖团纹为朱寿昌弃官寻母和王裒闻雷泣墓，右袖团纹为郭巨埋儿奉母和曾参啮指痛心;前身左下团纹为董永卖身葬父和丁兰刻木事亲，右下团纹为陆绩怀橘遗亲和江革行佣供母;后中团纹为赵毓孝烈萃一门和韩伯俞受杖感衰;后左袖团纹为老莱子戏彩娱亲和郯子鹿乳奉亲，右袖团纹为黄庭坚涤亲溺器和庾黔娄尝粪忧心;后左下团纹为虞舜孝感动天和黄香扇枕温衾，右下团纹为杨香扼虎救父和王祥卧冰求鲤。左肩团纹为孟宗哭竹生笋和薛包洒扫回亲心，右肩团纹为蔡顺拾葚异器和曹王皋鱼笏慰母。除十二团纹外，还配以百鸟朝凤纹样。前中被分割的团纹下方为凤和凰，做相互追逐嬉戏状，动感十足。其他鸟有做振翅欲飞状，有枝头站立状，还有下降滑翔状等，姿态万千。鸟的羽翼绣法丰富，突显了清代刺绣高超的工艺水准。

比较标本中二十四孝人物故事，韩伯俞、薛包和曹王皋三个人物均不在明刊本《日记故事》人物之内。韩伯俞汉时梁人，生性纯孝。母亲性情严厉，常举拐杖鞭打。伯俞则躬身俯首受打，从不哭泣。后因母年事已高，责打无力，伯俞痛哭不止。母亲问他原因，伯俞说：“往日您打我，我都是很痛的，知道母亲身体康健，儿心欣幸。而今日毫不觉痛，见母筋力衰迈，心中悲伤难言。”[5]孔子曾对此有过言论：“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不使吾亲负杀子之名也。”[6]伯俞母亲因为年老生气时杖打伯俞是小杖，伯俞怡然敬受，所以能让母亲平息怒火，体现“养则致其乐”重在表现“悦亲”这一孝行，并在标本中是被强调的。因服装为对襟十字型结构，团纹被分割后置于背部中央处，体现着人们对这一孝行的重视。

东汉薛包的孝行属于“感亲”。唐朝曹王皋虽为宗室却非常孝顺，他担任衡州刺史时，治绩卓著，人民爱戴，这一故事表现的是“爱亲”主题。标本中其他二十一个孝行人物与《日记故事》相同，虽然每个人物代表性不同，但整合的主题集中在“爱亲”孝行上，如“帝孝”的虞舜，“贤孝”的曾参，“贫养”的郭巨，“嗜养”的仲由、王祥、郯子、孟宗、唐夫人，“爱亲娱亲”的吴猛、黄庭坚、黄香、老莱子、陆绩，“拯难”的杨香，“感暴”的蔡顺、江革，“营葬”的董永，“追思”的丁兰、王裒，“寻亲”的朱寿昌。整体来看孝亲内容更加全面，孝道内涵更加丰富。而且通过“嗜养”“悦亲娱亲”不同题材表现“爱亲”主题，每个团纹题材由两个孝子故事组成，突显出服装主人对“爱亲”孝行的重视。

2晚清孝文化符号化趋势的启示

玄缎二十四孝团纹女褂是清代民间织绣服饰收藏家王小潇的藏品（图3），标本形制为圆领对襟女褂，无如意云头装饰，采用极简的缘饰。将团纹内的二十四孝人物与明代《日记故事》对照发现：服饰纹样中并非完整的二十四孝内容，而是二十二位孝子，减去的分别为“庾黔娄尝粪忧心”和“仲由百里负米”，其余故事皆同（图4）。团纹总数有八个，在进行组合时，有的团内表现两个故事，有的三个，有的四个。表面上看有些随意，事实上这与标本属便服有关，充分说明二十四孝对燕居（日常服）女德日常行为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女装的发展来看，清末民初由于西学东渐影响，宗族礼教传统开始瓦解，对二十四孝传统的继承进入有选择的“符号化”时代，有些甚至被放弃，这个标本明显具有清末民初“符号化”的特征。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对于二十四孝文化的传承已经失去官方的主导意志，在民间也就不再恪守它的系统性，更不拘泥于数量上的限制，甚至不关注它的具体内容，而逐渐成为抽象的“孝文化符号”。31E668FF-DCFD-4C32-A744-ACCEFD91CC8F

就当今而言，它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孝行的悦亲、感亲、爱亲、嗜养等;悌行的兄友弟恭、家庭和睦等，只是从孝文化的图像符号变成了孝文化的传统意志，人们坚定文化自信，其中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要堅持“以德治国”，“德”的根本便是“孝”。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讲：“古人讲，‘夫孝，德之本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7]标本中的二十四孝纹样就是对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孝德”品格的最佳佐证。3二十四孝纹“情境剧”的修身教化

玄缎二十四孝情境纹女褂是收藏家王金华先生的精品（图5）。标本为玄缎面料，配以月白缎里料，对襟且肩部和左右下摆处饰以如意云头。肩部的云头为四个大云头，每个大云头间夹小云头，突显了清代女装缘饰的精美。此标本中的二十四孝人物形象并不是惯常的团纹形式，而是将人物故事像戏剧一样，一幕幕地呈现于前后衣身中，并通过故事之间的人物动态组合成了二十四孝，既独立又关联成“连续剧”，赋予服饰纹样生动琪美的装饰效果，内容仍为典型的孝道文化。此类纹样是传统修身教化智慧在服饰文化中的物化，能够较好地表达穿着者传承孝道精神，力行孝道的心理特征。

二十四孝故事以十字线为界分列在前后左右四个区域，每个区域置陈六个孝行故事，人物置身于设计的场景之中，没有多余装饰，使得服饰纹样看起来丰富耐看。标本的前身分别为薛包洒扫回亲心、杨香扼虎救父、老莱子戏彩娱亲、虞舜孝感动天、仲由百里负米、蔡顺拾葚异器、唐夫人乳姑不怠、董永卖身葬父、曾参啮指痛心、闵损芦衣顺母、王祥卧冰求鲤、杜孝筒鱼奉亲;后身为丁兰刻木事亲、黄香扇枕温衾、汉文帝亲尝汤药、郭巨埋儿奉母、孟宗哭竹生笋、江革行佣供母、黄庭坚涤亲溺器、陆绩怀橘遗亲、吴猛恣蚊饱血、郯子鹿乳奉亲、姜诗涌泉跃鲤、王裒闻雷泣墓，共计二十四则孝道故事。

这些故事如同影视剧中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者面前，色彩明艳，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难看出孝文化对清代女性的教化至深。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样本选择了二十四孝中不常用的“杜孝筒鱼奉亲”的故事。此故事强调孝行“嗜亲”的执着、耐心和虔诚，充分体现了“爱亲”的主题。虽然“杜孝筒鱼奉亲”纹样并不在重要位置，却体现了“二十四孝情境纹”在经营位置上的智慧。整件服装中的二十四孝纹样就是一部写在衣服上生动的孝行情境剧。

4二十四孝何以在清代成为穿在身上的服饰纹样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也成为影响深远的主要传统文化[8]。《孝经》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融六经之精华所论著，被称为“传之万世而不衰”的不朽之作[9]，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清代的统治者亦不例外，顺治皇帝亲自为《孝经》作注，钦定“六谕”;康熙皇帝进一步颁布《圣谕十六条》首条便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第二条“笃宗族以昭雍睦”详见，将孝悌宗族置于首位;雍正皇帝敕撰《孝经集注》。同时，清代还效仿明代举孝廉的措施，设立孝廉方正科，“孝”成为选官和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准。除此之外，清代还大力旌表孝子，也运用法律手段对“不孝”之人进行严厉惩处，对“不孝子妇”与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加以明文规定，强调尊老、敬老等。如《大清律例》规定，因触忤导致父母轻生者拟以斩决，而“基本无触忤情节，但其行为违犯教令，以致抱忿轻生自尽者，拟以绞候”[10]。这些文献充分表明，清代对于孝道文化的推崇已经成为社会习俗，尤其对女性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整个社会形成了严苛的女性行为规范。

清代女性受儒家教义影响颇深，整个社会从上层到下层都将“贞女烈妇”看作家族最大的荣誉，将传统女德推向极致。历代的“孝子传”和元“二十四孝”、清《弟子规》等作品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使清朝的普通民众纷纷以行孝悌而为荣，孝悌观念可谓深入民心。女性作为女德教化的主体，要依从社会道德准绳，衣食住行皆应顺天理、合人伦。服装自古就被统治阶级用来表达政治思想，普通民众利用服装表达孝悌观念也顺理成章。由于满汉文化的交融，在资料中也有北京汉族女子婚嫁时穿绣八团红青褂的记载[11]，加之清代刺绣艺术已成登峰造极之势，民间绣工良匠辈出，形成了独特的人物纹样绣制工艺，这是前代不能比拟的。清代对于刺绣工艺的推崇自上而下流传于民间，据工艺家口述，此时人物绣制中有专攻人物面部绣制的工匠，对人物面部的绣制也有了专属名词“开脸”，由于这样细化的分工，让刺绣艺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绣工们就能将反映孝悌题材的二十四孝人物纹样生动地呈现在服装上，成为女性表达行孝决心的主要题材。

5结语

通过对晚清时期汉族女装二十四孝纹样的解析可以得出：第一，晚清二十四孝在女装中具有明显的“符号化”时代特征。一方面强调女德日常教化的表象，另一方面在数量上也不拘泥于“二十四”，或增加，或减少，或相同。表现出清代对孝文化的继承不再是一味的“模古求同”，发展性继承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这对当今孝文化的弘扬很有启发。第二，在纹样内容上，已经不再局限于明代定型的《日记故事》中二十四个孝悌形象，而是从宋以后历代的孝行典籍中汲取营养，不断充实新内容，丰富孝行题材，可以看出清代对于孝文化已经形成自上而下的教化体系。二十四孝纹样集中表现在女装上，又是那个时代女德教化的特殊表现。当然，这些故事看起来有很多内容与当今的时代主题已格格不入，但本质上她们所崇尚的是儒道孝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需要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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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nlightenment effect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situational patterns ofwomens cloth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from specimen studyLI Zhen LIU Ruipu（1.Institute for Design and Art， He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Shijiazhuang 050700， China; 2.School of Fash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twenty-four stories about filial piety are widely circulated among the people， reflecting the custom of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filial piety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they were written in Yazuo and diary stor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dynasties， these stories of filial piety appeared in stone frescoes， engravings， Chinese paintings， etc. In the Qing Dynasty， they appeared in folk womens clothing and became a unique patter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y marked the pinnacle of embroidery art in the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extremely high requirements for embroidery workers， there are few handed down work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presentative gowns with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situational patterns of the two collectors Wang Jinhua and Wang Xiaoxiao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combines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patterns of twenty-four stories about filial piety on Han womens clothing during this period， and deeply studies the physical form of Han womens moral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31E668FF-DCFD-4C32-A744-ACCEFD91CC8F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pecime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article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atterns of twenty-four stories about filial piety of the three specimens and the Diary Storie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lusions： ⅰ） The patterns of twenty-four stories about filial piety of Han womens clot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twenty-four stories about filial piety in the Tang，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stories concerning these patterns mainly sourced from Diary Stories are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ntegrate the image of filial persons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here are slightly differences on the content emphasized by each specimen，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intentionality" of folk costumes which are not bound by specific model norms. ⅱ） The patterns of twenty-four stories about filial piety on folk womens clothing in the Qing Dynasty become a cultural symbol of filial piety， and its situational expression becomes a textbook for womens moral education in this era. ⅲ） The embroidery of patterns about 24 filial figures shows that the embroidery skills of the Qing Dynasty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and the embroidery techniques were mature and refined. These three specimens are an epito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embroidery cultur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collects，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atterns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stories in womens cloth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hree specimens provide vivid evidence for interpreting the form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 Confucian and Taoist filial piety spirit they advocate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actic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oday.

Key words： patterns of twenty-four stories about filial piety; moral education of women; cultural symbols of filial piety; Chinese Confucianism; filial piety spiri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31E668FF-DCFD-4C32-A744-ACCEFD91CC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