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洁　邓莉丽

摘要： 本文以唐宋时期的经帙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图文互证、归纳对比等方法，对这一时期经帙形制、工艺和纹饰的艺术特征进行归纳，进而分析其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因。研究表明：唐宋时期的经帙形制上分为有卷首与无卷首两种类型，工艺类别上分为竹编、织锦、缬染和刺绣四种。竹编类经帙选材优良，严谨工整;织锦类经帙富丽雅致，文质兼美;缬染及刺绣类经帙多元质朴，具有民俗意趣。造成这些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由于佛教用品设计存在“同类相从”及“节用尚本”的设计观。其二经帙的来源有三种途径，即官府提供、寺院自制和个体布施，从而使各类经帙在艺术特征上有所区别。其三唐代经帙纹饰具有明显的异域化特点，而宋代经帙纹饰则本土化风格明显，这主要是由唐代至宋代纹饰的本土化演变趋势造成。

关键词： 唐宋时期;经帙;艺术特征;工艺设计;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 TS935;K876.9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22）04013511

引用页码： 041303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2.04.018（篇序）

《说文》释“帙”云：“书衣也，从巾，失声。”[1]经帙，即经卷的书衣。本文所探讨经帙在广义上包含经袱，帙为书衣，袱为包裹经文的包袱布，也算作是书衣的一种。现今学术界对于经帙的研究以赵丰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系列为代表，汇总了法国、英国及俄罗斯所藏的唐至五代时期经帙，并将其形制、工艺及纹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外还有相关的研究，如杨汝林[2]对唐宋时期经帙的绞编工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方广锠等[3]对敦煌地区的唐代经帙根据材质不同进行梳理和归纳;史树青[4]对苏州地区出土的经帙进行一定的梳理与说明。综合来看，目前学术界对经帙的研究多集中于唐代，对辽宋时期经帙缺少关注，且对这一时期经帙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因少有论及。笔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宋经帙的艺术特征展开进一步的考察，包括对经帙形制、工艺及纹饰的艺术特征的考察。并进一步对造成唐宋经帙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因展开分析，探寻唐宋经帙承载的文化因子及设计理念。

1经帙的形制艺术特征

1.1结构合理、典范之作的有卷首经帙

经帙形制中最具有代表性及典范性的为有卷首经帙，有卷首经帙由卷首和帙身两部分组成，根据卷首造型又可分为三叉形及拱桥形。

1.1.1三叉形卷首

三叉形卷首经帙以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代联珠对狮纹锦缘经帙（图1，线描图笔者绘）为代表，其由三叉形卷首及长方形帙身组成，宽31.8 cm，与系带一起通常为99.7 cm[5]。帙身四周缝制锦缘，中部缝制条状麻布系带，旁边饰有两条缂丝装饰带。经帙卷首由垂直于短边的锦带、系带和两根斜边构成，两条斜边与短边相连构成三角形，锦带与麻布系带从中间穿过使其更加牢固与稳定。此经帙帙身长和宽的比倒也较符合视觉审美特征，已知帙身宽为31.8 cm，在Adobe Photoshop中测量帙身长度为51.6 cm，那么长宽比为0.616，接近黄金比0.618。藏于英国的锦缘深红色绮经帙[5]虽已残破，其两条短边丢失（图2），但仍可看出其形制为三叉形卷首经帙。日本正仓院所藏天平时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帙[6]，是现存三叉形经帙中最为精美完整者（图3）。

此类经帙的包裹方式，应是将经卷卷好后平放于无卷首的一侧，然后从卷首处卷起经帙，将三叉形卷首留于外侧再用中部麻布系带缠绕系紧。三叉形卷首经帙除带单根系带者，亦有双根系带者。双根系带经帙并无实物可见，但可在绘画作品中一窥端倪，如元代刘贯道《消夏图》[7]中所绘三叉形卷首书帙系带即为两根（图4，线描图笔者绘）。画中所绘虽为书帙但由于形制与三叉形卷首经帙基本相似，且为同一时期物品，所以对于未发现的经帙形制也有借鉴意义，经帙也有可能出现此种类型。再如唐代孙位的《高逸图》[8]（图5，线描图笔者绘），王戎端坐于毯子正中，前方有一打开的书帙，可见其书帙卷首三叉形顶端有两根系带。在王戎身后站着一位恭敬的书童怀抱书帙，书帙是捆扎好的，其画中书帙可见一根系带且偏细，则可说明两根系带是系带朝相反方向环绕，其中一根系带环绕经帙主体部分与另一根相交捆扎。当然，具有双根系带的三叉形卷首经帙，系带亦可单向缠绕捆扎经卷。

1.1.2拱桥形卷首

此类经帙相较于三叉形经帙制作较简单，卷首系带多为绢带，又可称为绢带卷首经帙。拱桥形卷首部分由绢拼缝而成，其颜色各不相同，主要有红、黄、蓝、绿四种。拼好的绢带分别钉缝于经帙短边两端处，从而形成拱桥形卷首。绢带两头缝制为三角形，每个角都缀有彩色丝线制成的小流苏。如浅棕色点花绫经帙[9]（图6）与浅棕色绫经帙[5]（图7），卷首两端下方均有小流苏。因拱桥形卷首经帙不带系带，所以笔者推测此类经帙应是另搭配有系带，可将系带一端先固定于拱桥形卷首的中部，再缠绕捆扎经帙。如日本平安时期的经帙[10]（图8），虽材质不同，但形制基本一致，其拱桥形卷首绢带中部有一系带，以蝴蝶形金饰片固定，可用来捆扎经帙。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黄色绢带与方点绿绮带，赵丰在《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俄藏卷》[20]中根据形制推测，可能用于系缚经卷。笔者认为其使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直接系缚捆扎经卷;二为与拱桥形经帙结合使用，将系带对折，两头穿入中部环形区域固定于拱桥形系带中部。

有卷首经帙卷首的存在增加了系带的稳定性，其长方形帙身与三叉形、拱桥形卷首形成对比的同时又富有统一协调之美。尤其是三叉形卷首经帙，卷首的三叉结构给人视觉的稳定之感，且部分三叉形卷首经帙的身宽与长比接近黄金比例，亦符合视觉审美规律，这些特点都使其成为经帙中的典范之作。

1.2去繁至简、灵活使用的无卷首经帙

无卷首经帙相较于有卷首经帙，形制较为简单，仅有帙身部分，但其系結方式相较于有卷首经帙更为灵活，根据其系带类型则可分为单向系带、双向系带及无系带经帙。C1DBC135-8E36-44A9-99CE-346E800CE918

1.2.1单向系带类

此类经帙主体为长方形，系带一端固定于经帙短边中部，如唐代连珠对兽纹锦缘经帙[9]（图9）和辽代蓝色回纹绫经帙[11]（图10）。前者与后者结构相比较为复杂，前者四周有锦缘，中部有两条花纹缂丝带做装饰，绢质系带一端固定在短边中部。后者虽已残破但仍可看出长方形主体部分仅为单层织物。此类经帙的捆扎方式为单向缠绕捆扎经卷，系紧即可，与单根系带的三叉形卷首经帙捆扎方式相同，但区别在于有无卷首。无卷首单向系带经帙在功能上与三叉形卷首经帙是相同的，化繁就简，体现了古人的匠心所在。

1.2.2双向系带类

双向系带类经帙主体多为正方形，又可称之为经袱。其包裹方式如图11所示，在正方形一条边的两角各有一系带，且一长一短，包裹方式应是将有长系带的b角与斜线对角d角对折，包裹好经卷，先将系带虚放着;而后将剩余的a、c两角提起打结，将经卷轴头一同包裹在内;长系带继续向西环绕经帙，两系带从而在中心部位汇合，两带环绕捆绑打结;在c角处有经帙的经名，在包裹好经卷后刚好将经名显露出来，方便查找辨认。如麻布《华严经》经袱[9]（图12）和麻布经袱[9]（图13）均为此种形制经帙。除两根系带各在一角外，亦可于经帙的一角钉缝双根系带，如辽代红罗地绣骑马人物擎鹰纹经帙[11]（图14），其一角便缝有双根系带，经袱对角重叠将经文包裹好后，用系带单向缠绕捆扎系紧即可。此类型经帙，可将经卷连同轴头一起包裹在内，所以对经卷的保护性是最好的，除此外亦可包裹册页装经文，实用性与灵活性增强。图11双向系带包裹方式示意（笔者绘）

1.2.3无系带

无卷首无系带经帙，形制有长方形亦有正方形，此类经帙材质较为多样，有竹、草、麻、绢、锦、纸等。如唐代花卉纹绞编经帙（表1中2#）、草编经帙（表1中1#）等，均为长方形;再如发现于苏州虎丘云岩寺的宋代残锦包竹帘经帙（表1中6#）亦为长方形;除此外，此寺庙亦出土有正方形的宋代经帙（表3中5#）。无卷首无系带的长方形经帙包裹方式可分为两种：其一，一帙一卷将经卷放于平铺的竹帙上，从竹帙尾部向上卷起，直接将经卷包裹于内。其二，一帙十卷配合系带捆扎使用。无卷首无系带的正方形经帙对角相互挽结即可。

2经帙的工艺及纹饰艺术特征

经帙发展到了唐宋时期，不论是织物的工艺还是装饰纹样，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帙纹饰设计与其工艺息息相关，不同的工艺所展示出来的纹饰也大相径庭，其代表着不同时期的审美特征与技术发展，也体现出古人择材施技的智慧所在。现存实物中由于修复及保存得当，诸多经帙至今仍纹饰清晰，工艺明确可辨。本文根据经帙材料与制作工艺艺术特征的异同，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2.1优良选材、严谨工整的竹编经帙

竹子自古以来，便作为包装容器的优良选材，将毛竹剖劈成竹篾后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古人在其上髹涂生漆，又具有抗腐的作用。竹子作为包装材料的使用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用来盛放梳妆用具的竹笥[12]。竹子材质天然，具有吸湿吸热、抗压抗弯等特性，作为编织材料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梁昭明太子在《赋书帙》中写道：“擢影兔园池，挺茎淇水侧。幸杂湘囊用，聊因班女织。”[13]说明书帙也可由细竹蔑编织而成。由于竹篾较为硬挺，若全部使用竹篾编织经帙，经帙的柔韧度则较为欠缺，所以竹编经帙使用丝线为经，竹篾为纬，运用经绞编组织编成。竹编经帙的编织图案一般呈带状，由上而下一宽一窄交错分布排列，除中间一条装饰带外，其余装饰带纹饰两两对应。相比其他工艺纹饰的自由洒脱，绞编工艺所表现出来的纹饰则更加整齐规则，纹饰以几何纹与花卉纹为主，如新疆出土的唐代竹编奁盖正中编有二十五宫格菱形图案，每空格内及相交处缀一小花[14]。竹编经帙的纹饰亦以几何及花卉纹为主，骨骼上多呈二方连续的波纹式、散点式等，如表1所示。其中，几何纹多为菱格纹，花卉纹有折枝花卉纹、团花纹、宝花纹等，在装饰手法上采用晕间，颜色过渡柔和自然。竹编经帙在唐代发现较多，其纹饰风格于绮丽繁复中又透露出严谨工整。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花卉纹绞编经帙则非常具有代表性。与此纹饰相同的是，现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锦缘花卉纹绞编经帙（表1中3#），虽纹样形式稍有变化但依旧由花卉纹与几何纹组合而成。此类工艺中也不乏无纹饰的绞编经帙出现，如素面绞编经帙（表1中4#）仅用彩色丝线将其连接，并无纹饰的变化与表达。根据资料记载及考古报告搜集发现绞编经帙多出现于盛唐至中唐时期，宋代亦发现绞编经帙但为素面，且仅有一例（表1中5#）。

2.2富丽雅致、文质兼美的织锦经帙

唐代织锦类经帙多以联珠纹、团窠纹、宝花与团花纹为主，如表2所示。织锦的工艺有平纹纬锦、平纹经锦、斜纹经锦及少量的斜纹纬锦等。联珠纹是织锦中较为常见的纹饰，其由大小相同的圆点排列而成，圆点形成不同的几何骨架，如若形成圆形的骨架则为盛唐流行的团窠环，除此外还有小花环、瓣形环、月桂环等。如联珠对兽纹锦缘经帙（表2中2#）则是以联珠纹构成的团窠环，窠中是对羊。盛唐至中唐时期，以团窠纹、宝花与团花纹最具有代表性，如花卉纹锦缘经帙（表2中3#）上的纹样团窠宝花与陵羊公样织锦的宾花十样花。除此外，团花也常见于织锦类经帙上，如红底团花对鸟纹锦（表2中4#）。宝花与团花二者均为圆形，但前者元素及形式上更为多样。织锦类经帙一般由几种不同的织物构成，有纹饰的织锦和素面的绢麻结合使用，织锦一般装饰于经帙的边缘部分，中部采用素面的绢，繁简有度的装饰更突出其富丽雅致的特征，富丽于纹饰的装点，雅致在留白的艺术。因宋代出土经帙质料上多以绢为主，工艺上多使用刺绣，织锦类发现极少，所以在此不多做提及。值得注意的是，织锦类经帙在制作过程中会将纸放入其长方形主体中部，主要是用来使帙皮变得更加结实牢固。在先秦造物观中，孔子曾提出文质彬彬的造物理念，出自《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6]，通过文质彬彬这一词汇表达出孔子审美治世的中庸之道。织锦类经帙，以华丽繁复的装饰纹样作为其外在的装饰，细腻精湛的工艺和以纸固形的精妙巧思作為其内在的品质表达，以达到“文”与“质”二者的统一，是以“文”显“质”、文质兼美的代表。C1DBC135-8E36-44A9-99CE-346E800CE918

2.3多元质朴、民俗意趣的缬染及刺绣经帙

除竹编与织锦类经帙，此时还有缬染及刺绣工艺的经帙。目前考古发现及资料遗存缬染经帙较少，如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唐代缬染经袱一件（表3中1#），现藏于甘肃博物馆;除此外，日本镰仓时期发现三件唐代绞染经帙（表3中2#）。前者呈长方形，外覆以绢，内里为麻。图案以满幅四方连续展开，以暖黄色为整体基调，单位图案为菱形，橘红色做底，菱形中间为海绿色的四叶簇点图案，中部有一橙色圆形点缀，画面整体构图繁复不失秀雅，色彩明艳不失柔和。后者采用绞缬染，平绢上呈现出红色绞染的花纹，纹饰以双线菱形格纹内配圆形为主，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双层同心圆一大一小套合而成，二为单圆，但圆绗缝的边缘较长，所呈现出来的圆的留白区域较多，给人以质朴清新之感。辽宋时期，中国刺绣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辽代红罗地绣骑马人物擎鹰纹经帙便是代表（表3中3#），其纹饰表现契丹骑马纵鹰捕猎的场景，表现技法上以平针为主，落针不密，用线稍粗，刺绣针法中透露出契丹民族粗放的风格。此纹饰非常生动地还原了当时契丹民族擎鹰打猎的场景，富有民俗意趣。再如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的北宋时期的红罗对飞鸾纹经帙为正方形（表3中4#），纹样采用平针双面绣的表现技法，以黄色与白色粗绒绣制而成，绣面平整精细，针脚齐密匀顺。此经帙团鸾纹采用“喜相逢”式结构，两只飞鸾对舞呈圆形，呈散点式错位斜接排列，共二十五个团鸾图案。刺绣图案使用黄、白色绒线，单丝罗地呈杏红色，整体色调典雅、清淡。团鸾纹为民间喜闻乐见的纹样，有成双成对、吉祥圆满之意。

3经帙的艺术特征成因

3.1“同类相从”与“节用尚本”的设计观

《庄子·渔父》言：“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19]其中“同类相从”意为物之同类者相互依从。这种观点在佛教用品的设计上也有所体现，即部分佛教用品在工艺、形制及纹饰设计上存在相通之处。具体到经帙来说，其与佛幡、微型伞布等佛教用品设计上就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一则从形制上看，如三叉形卷首经帙，其卷首与佛幡的幡头形制基本相同。唐代佛幡主要由幡头、幡身与幡足三部分组成，其中幡头由悬袢、幡头斜边及幡面构成，如花卉纹夹缬绢幡（（图15（a））[20]。再如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7世纪后半叶的広東小幡（图15（b））[6]，其无幡面，整个幡头部分与三叉形卷首经帙形制也近乎一致。经帙的三叉形卷首主要是为了使经帙系带更为牢固，除此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而佛幡的幡头主要是使其可以更好地悬挂，二者形制相似，但功用上有所不同。二则从佛教用品的装饰细节上看，如朵花团窠对鹿纹夹缬绢残幡（图15（c））[21]幡头斜边末端与浅棕色点花纹经帙（图15（d））[21]绢带末端处均缝制彩色小流苏，且斜边与绢带末端均为三角形，流苏三角各一，另外一佛教用品微型伞布上亦有流苏（图15（e））[21]。从三角均有流苏可看出，佛教用品的装饰细节是有所联系的且会互相借鉴。三则从织物用料上看，经帙与佛幡均会采用多种织物来进行制作，如联珠对狮纹锦缘经帙与彩绘地藏菩萨绢幡，前者使用织物有绢、麻及纸，后者为绢和绮。从龙兴寺点检历可知，敦煌寺院会将不能继续使用的破旧的佛幡保留下来，这些残幡会被裁剪用来制作经帙，这也是经帙与佛幡面料相似的原因之一。另外，从经帙的颜色上看，其多以砖红、土黄为主色，这一点与僧衣、蒲团、宝盖等佛教用品在色彩的配置上，也相统一的。

此外，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寺庙，如敦煌地区的寺庙，虽有帝王官府财力、物力及人力上的资助，亦有个体施主的布施捐赠，但由于其地处偏远，物资匮乏，经帙得来不易，僧人们经常会对经帙进行修补，延长其使用期限。如竹制经帙虽本身材质较为硬挺，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因丝线磨损断裂而变得不牢固，又因纸在当时较为昂贵，所以僧人便会搜集废弃纸张将其裱糊在经帙背面，如花卉纹绞编经帙，其背面便裱糊废弃纸质文书《令狐怀寂告身》。除此，寺院经常会对经帙进行修补，可以看到很多經帙背面及锦缘处均有补丁，此种做法亦反映出佛教主张朴素简易且致用的设计观。汉代《盐铁论》中提出“节用尚本”及“不珍无用”的理民之道，在佛教设计观中很好地体现出来，对废弃的文书物尽其用及保留残幡用作经帙制作，无一不体现出其节俭和朴素的设计观。

3.2官方提供、寺院自制与个体布施的多重渠道来源

总体来看，经帙的来源主要有官方提供、寺院自制及个体布施三个方面，这与其制作工艺及艺术风格的形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隋唐时期佛教作为统治者强化思想统治的工具，上层阶级间较为流行。唐代寺庙经帙的来源多为帝王及官方机构提供，所以此时经帙大都选材优良、制作精美，以竹编及织锦类经帙为主。如唐代宗曾为女儿琼华真人祈福而赐予大兴善寺的不空大内藏经一部，不空在感谢中写道：“并是旃檀香轴，织成彩帙。”[22]由此可知，经帙和大藏经是一同被赐予不空。再如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曾添造经帙赠予寺庙，《曹元忠布施疏》：“施红锦壹匹（疋），新造经帙贰拾个（充龙兴寺经儭）。楼机绫一匹（疋），经帙拾个（充灵图寺经儭），生绢壹匹（疋）、经帙拾伍个（充三界寺经儭），马壹匹（疋）（充见前僧儭）。”[21]曹宗寿与其夫人汜氏也曾“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23]，施舍经帙被视为有功德的善举，被敦煌遗书记录在册。官府机构编造的经帙一般材质讲究、制作精美，数量也较多，更为整体系统化。一部大藏经所用经帙也应该是一致的，大藏经一部约五百帙以上，也就需要五百多个帙皮。

古时，寺院中有专门的僧人管理佛经，也会自己制作一些经帙。敦煌藏经洞中保留下来的纸质经帙数量可观[3]，因其制作简单，将若干废弃张纸粘贴在一起即可，笔者猜测其多为寺院自制。再如前文所提及寺院用废弃文书来加固竹帙，此为僧人对经帙的二次加工与制作。宋代经帙多发现以个体布施为主，多为当地的善男信女所捐赠，且为孤例，如苏州虎丘云岩寺出土的经帙。此处出土的经帙的材质多为绢、罗等，纹样工艺有刺绣、缬染、彩绘等，纹样类型有折枝花、宝相莲花等，个性化风格明显，经帙上往往有施主提名，如“女弟子于八娘舍裹金字法华经永供养”，说明这批经帙来源于不同的布施者。以上两种经帙来源地不同，前者为寺院自制，遵循佛教器物节用尚本、简易至用的设计观，所制作的经帙以简单实用为主。后者因多为个体制作，所以呈现出来的经帙样式比较多元化，且个性化风格明显。C1DBC135-8E36-44A9-99CE-346E800CE918

3.3唐宋之际外来艺术本土化的演变趋势

唐朝是中国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高峰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和艺术交流更为密切，来自西方的中亚系统织锦占据了中国织锦的绝大部分市场。此时织锦类经帙的纹饰类型，如“陵羊公样、联珠团窠、翼马奔狮”均反映出由唐文化所主导的异域审美风格。辽宋时期，具有明显异域风格的纹样开始减少，为迎合时代审美，人们在设计时对异域风格的纹样进行本土化改造。如前文所述辽代庆州白塔寺出土红罗地绣骑马人物擎鹰纹经帙，以正方形红罗为底，正中饰以团窠联珠纹，窠内绣一骑马人物，马尾扎结，马做奔跑状。人物侧骑正视戴裘帽，帽两边饰有羽翅，其身披铠甲，着棕色长靴，脸型方正高颧骨，身材魁梧，为典型的契丹族男子形象，其坐于马上双手各擎鹰一只。这一纹饰题材与安纳托利亚塞尔柱时期的一面带柄铁镜[24]纹饰相同（图16，线描图笔者绘），均为骑马猎人图。后者镜背中间饰以骑马猎人，其圆脸长发的面部特征及服装形式均表示他为塞尔柱贵族，而前者骑马人物为契丹族男子形象。说明当一个新的装饰题材流行并传播的时候，不同地域的人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观念对纹样进行解读，结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异同进行有选择的改造。宋代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与外来民族长期对抗及变法的先后失败，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宋朝更加怀疑排斥外来文化，更加固守和坚定本土文化[25]。宋代的经帙纹样上多使用宝相莲花纹或团鸾纹样，较少出现域外纹饰，如苏州虎丘云岩寺发现的经帙，其中大部分为宝相莲花纹;再如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的北宋红罗经帙上的团鸾纹[26]，此类纹样均为本土化纹样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唐宋之际外来艺术本土化的发展趋势，是造成唐宋经帙纹样题材及表现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

4结语

唐代经帙“华丽繁复、色彩丰满、瑰丽工巧”反映出唐文化所主导的富丽丰满的审美，极具艺术表现力。宋代经帙“清新典雅、色彩明快、简洁质朴”反映出宋文化所主导的尚意古雅的审美，富有时代之特色。本文通过将古籍记载、出土实物、图像资料结合起来进行互相考证比较，归纳出唐宋经帙可分为两类五型，即有卷首与无卷首两大类，前者可分为三叉形与拱桥形卷首两种类型，后者可分为单向系带、双向系带及无系带三种类型。有卷首经帙结构合理，造型符合视觉审美特点;无卷首经帙去繁至简，使用方法上更为灵活多样。由于经帙在设计上遵循“同类相从”的设计观，所以部分经帙，如经帙在形制、面料及装饰细节上与佛幡、微型伞布等佛教用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由于佛教推崇“节用尚本”的朴素设计观，所以僧人多会对残破的经帙以废旧纸张或残幡进行修补，以延长使用周期。唐代经帙来源多为官方提供，所以其多选材优良、工艺精美;宋代经帙多为个体布施，所以其样式较多元，且具有一定的民俗意趣，其中有一部分经帙为寺庙自制，遵循简易至用的原则，造型简洁，质料普通。唐宋之际外来艺术本土化的演变趋势，是造成唐宋经帙纹样题材及形式不同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经帙艺术特征及其成因探析，重新审视古人在器物设计中的智慧，有利于完善唐宋时期经帙所传达出来的审美特征及文化价值，为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及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53.XU She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aracter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3： 253.

[2]杨汝林. 中国古代绞编技艺研究： 以唐宋经帙为主要对象[D]. 上海： 东华大学， 2012.YANG Rulin.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Twisting Skills： Taking the Sutra Wrapper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s the Main Object[D].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2012.

[3]方廣锠， 许培铃. 敦煌经帙[J]. 敦煌学辑刊. 1995（1）： 1-7.FANG Guangchang， XU Peiling. Dunhuang sutra wrapper[J]. Dunhuang Science Series， 1995（1）： 1-7.

[4]史树青. 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经袱”和“经帙”[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3）： 64.SHI Shuqing. Sutra wrapper discovered in Yunyan temple tower in Huqiu， Suzhou[J]. Cultural Relics Reference Materials， 1958（3）： 64.

[5]赵丰.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英藏卷[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0： 94-96.ZHAO Feng. Textiles from Dunhuang in UK Collections[M].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0： 94-96.

[6]松本包夫. 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の染织 （7—8世纪染织）[M]. 京都： 紫红社， 1984： 160.KANEO MATSUMOTO. 7th and 8th the Century Textiles in Japan from the Shōsō-in and Hōryū-ji[M]. Kyoto： Shikosha， 1984： 160.

[7]伍蠡甫. 中国名画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3： 478.WU Lifu. Dictionary of Appreciation of Famous Chinese Paintings[M]. Shanghai： Shanghai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1993： 478.C1DBC135-8E36-44A9-99CE-346E800CE918

[8]子衿. 中国名画世界名画全鉴[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253.ZI Jin. A Complete Review of Chinese and World Famous Paintings[M].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253.

[9]赵丰.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法藏卷[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7： 141.ZHAO Feng. Textiles from Dunhuang Dans Les： Collections Francaises[M].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1.

[10]京都国立博物馆. 日本の染织： 技与美[M]. 东京： 京都国立博物馆， 2014： 63.Kyoto National Museum. Special Exhibition Japanese Textiles： Beauty and Skill[M]. Tokyo： Kyoto National Museum， 2014： 63.

[11]巴林右旗博物馆. 天宫法藏： 辽庆州塔天宫出土文物菁华[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98-99.Bahrain Right Banner Museum. Selected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Liaoqing Tower Palac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7： 98-99.

[1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89.Hubei Jingzhou Regional Museum. Chu Tomb No. 1， Mashan， Jiangling[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89.

[13]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65.ZHANG Pu. Selected Works of One Hundred and Three Schools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465.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出土文物[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5： 122.The Museum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in Xinjiang[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75： 122.

[15]苏州博物馆. 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塔文物[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60.Suzhou Museum.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Pagoda of Yunyan Temple and the Pagoda of Ruiguang Temple （Tiger Hill， Suzhou） Collected by Suzhou Museum[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60.

[16]戴楠， 任仲才. 论语[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1： 6.DAI Nan， REN Zhongcai. Analects of Confucius[M]. Beijing：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2011： 6.

[17]张立胜. 物华天宝[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0： 383.ZHANG Lisheng. Wuhua Tianbao[M]. Lanzhou：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383.

[18]罗世平.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 329.LUO Shiping. World Buddhist Art Exposition[M]. Changsha： Hu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7： 329.

[19]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027.GUO Qingfan. Zhuangzi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 1027.

[20]趙丰.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 俄藏卷[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4： 75.ZHAO Feng. Complete Works of Dunhuang Silk Art： Russian Collection[M].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 75.

[22]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19辑[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29.The Institute of Chinas Third to Ninth Centuries， Wuhan Universit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Vol 19[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129.C1DBC135-8E36-44A9-99CE-346E800CE918

[21]王慧民. 敦煌佛教與石窟营建[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7： 551.WANG Huimin. Dunhuang Buddhism and Grotto Construction[M]. Lanzhou： Gansu Education Press， 2017： 551

[23]唐耕耦， 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中心， 1990： 415.TANG Gengou， LU Hongji. Interpretation of Authentic Dunhuang Socio-Economic Documents[M]. Beijing： Bibliographic Literature Publishing Center， 1990： 415.

[24]DAVID J R.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M]. London： Royal Academy Books， 2005： 123.

[25]邓莉丽， 顾平. 宋代金银器中土化及其成因探析[J]. 装饰， 2012（5）： 96-97.DENG Lili， GU Ping. Localiz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ware in Song Dynasty and its causes[J]. ZHUANGSHI， 2012（5）： 96-97.

[26]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J]. 文物， 1973（1）： 48-58.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Huiguang tower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Ruian， Zhejiang[J]. Cultural Relics， 1973 （1）： 48-58.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causes of sutra wrapper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DUAN Yujie， DENG Lili（Art School，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00， China）

Abstract：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re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As a key wrapper of Buddhist scriptures， sutra wrappers remained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during that stage. The sutra wrappers in both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re highly valuable in research， as they are diverse in styles， abundant in materials， and exquisite in workmanship.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traits of sutra wrappers in both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analysis on their forming reasons， we can get a rough picture of the social landscape， ideology， and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among "objects" "people"， and "environment" during that historical stag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utra wrapper literature and object information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is paper reclassified sutra wrappers types via induc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oncluded their artistic features. Then，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the sutra wrapper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which th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pictures and text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probe into the reasons why their artistic traits were formed.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utra wrapp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with a prefix and those without a prefix in shape，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bamboo-woven sutra wrappers， brocade sutra wrappers， valerian dyed sutra wrappers and embroidery sutra wrappers in craft. Bamboo-woven sutra wrappers are excellent in material selection， rigorous and neat; brocade sutra wrappers are sumptuous and refined; valerian dyed and embroidery ones are diverse and simple， with folk fun.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se artistic features. Firstly， the design of Buddhist articles has the design concept of "the same kind compling with each other" and "economy and simpleness". Secondly， as the sutra wrappers are either provided by government， made by monastery or donated by individuals， they are different in artistic features. Thirdly， the ornamentation of sutra wrappers in the Tang Dynasty has obvious exotic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at of the Song Dynasty has obvious localization style，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evolution trend of its localization.C1DBC135-8E36-44A9-99CE-346E800CE918

In addition to tha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real objects and image case of sutra wrappers in both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classifies the sutra wrappers in line with their formation and workmanship， explains how each type of sutra wrappers is used， and concludes the artistic traits in each type of sutra wrappers.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idea of Buddhist supplies， origin of such supplie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render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Tang-and-Song sutra wrapper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sutra wrappers between the two dynasties. It also expounds the discrepancy of artistic features in both the dynasties， and various factors from society and culture triggering such discrepancy.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ang-and-Song sutra wrappers， the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it are gradually turning to be clear， thereby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fabric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utra wrappers; artistic features; process design; cultural valueC1DBC135-8E36-44A9-99CE-346E800CE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