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娟 冯润

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类资源不断下沉到乡村，理解社会资本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对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奎塘畈村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存量，乡村社会治理也有初步的成效，一系列措施使其在乡村治理的摸索中看似逐步走上正轨，实际上其治理成效与付出并不成正比，存在村民参与网络不健全、规范资本先天不足、乡村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优化，并指出合理引导下的存量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和完善的前提所在。

关键词：社会资本；乡村治理；社会治理；奎塘畈村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2）03-0043-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浙江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子项目“宗教科仪用书与畲族仪式生活”（20&ZD213）；2021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攀登计划”）专项资金一般项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pdjh2021b0298）

在中国社会，传统的宗族家庭本位、伦理本位、权力血缘依附的社会资本严重限制了社会管理的创新可能，然而利用社会资本庞大的关系和组织网络却可以整合各种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在新时期，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重提社会资本对改善当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实现有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资本：透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理论视角

皮埃尔·布迪厄？是最早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他明确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建立在熟悉和稳定沟通基础上的制度化网络关系。当一个人拥有这种社交网络关系时，他就有了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罗伯特·帕特南？认为，以信任、互惠规则和公民参与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的存在，有利于成员之间的协调沟通，规范彼此行为。在国内，最早系统关注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社会网络，认为社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关系资源；一些学者将社会资本看成存在于社会领域中个体之外的各种资源要素的总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它承载于诸如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仰、互惠规则和传统惯例之中。虽定义不一，但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阐述基本上都提及了社会网络资源、互惠合作、信任与规范等内容，认为这些要素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资本在中国被视为关系或关系资本，虽然这种说法是对社会资本含义的片面理解，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受到传统儒学中以“家”和“宗教”为核心思想的影响，公众非正式参与过程中的规范，包括信任、团结、互惠互助、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宗族关系等在中国社会是大量存在的[1]。由于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资本分析的起点，所以在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时，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关系”，厘清乡土社会的内涵。

二、田野点概况

（一）奎塘畈村的基本情况

水亭畲族乡奎塘畈民族村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县级市）西郊，距离兰溪市约32公里，距离杭金衢油埠通道口4公里，地处丘陵，区域土地面积159.5公顷，下设八个自然村，共有289户，人口887人，畲族人口约占全村总人口的60%，其中党员62人，村民代表40人。全村主要以苗木、水产养殖、单季水稻及棉花种植为主。

为深入了解奎塘畈村的状况，笔者对村干部、村民进行了访谈，又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该村的风俗习惯、村民的日常生活、乡村公共事务的推进状况、邻里纠纷的调节等[1]。通过参与式研究，笔者了解到以下情况。

第一，在社区服务方面，奎塘畈村设立了以“便民、利民、惠民”为主旨的社区服务中心。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妇女计生、综合服务、民政救助、党建工作、民情民访、劳动保障、法律服务等。还设立了奎塘畈村警务室，警务室设立于2017年10月，目前按照一村、一民警、一平安指导员、一警务联动员、一协辅警、多个网格员的“5+N”配置模式，负责辖区内治安管理、信息采集、防范宣传、矛盾调处、隐患排查、巡逻防控及便民服务群众等工作。

第二，在村级事务的参与度方面，为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村民和谐相处，发挥农村文化礼堂的作用，特成立“村民说事室”。村民说事范围主要包括村里发展的大事、村务公开、公益事业以及村民的疑难事。奎塘畈村村干部和党员参与村务次数比较多，而普通村民参与度较少。尤其是在外求学者和就业者由于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场”而参与较少。

第三，在基层民主自治建设方面，奎塘畈村采用“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模式，即将自治、法治、德治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首先，在自治方面成立“平安卫士”党小组，由调节主任担任小组组长，以德高望重的党员为组员，负责村里矛盾化解、治安、消防和信访工作。其次，在法治方面成立“平安志愿”党小组、“平安宣传”党小组，“平安志愿”党小组由团委书记担任小组组长，以年轻党员、预备党员、团员为组员，负责开展平安宣传、交通劝导、美丽乡村环境整治、垃圾分类、关爱儿童妇女老人等活动；“平安宣传”党小组由专职网格员担任小组组长，以妇女、儿童等村民为组员，主要开展平安家庭、平安校园、平安社区等平安创建的宣传工作。再次，在德治方面成立“清廉村居”党小组，由村监会主任担任小组组长，以村主职干部及退休村干部为组员，负责党员管理等党内事务的监督管理。另外，“村民代跑”党小组由村文书或者妇女主任担任小组组长，主要从各自然村挑选1位村民代表任代跑员，负责本自然村的村民业务办理，帮助高龄、独居、困难群众及在外务工人员等代办业务。

第四，在制度架构方面，奎塘畈村也被纳入网格化管理的治理模式中。并分別明确规定了网格长工作职责、专职网格员工作职责、网格指导员工作职责等。如网格长需要牵头处置群众反映和排查出来的各类问题，在职责范围内及时给予处理，超出职责范围的及时上报网格指导员和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并跟踪反馈处理结果等。

第五，在文化建设方面，建立奎塘畈畲族村文化礼堂，社区服务中心还设有“读书吧”，主张“以书求知、以书求真、以书求进”。此外，村民恪守家风家训，力求弘扬传统美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标志牌也随处可见。

第六，在环境卫生整治方面，奎塘畈村实行“门前三包”（包洁化、包绿化、包秩序），每家每户门前树立一块卫生责任牌，户主做好“三包”，另派有一名党员和责任人进行协助与监督。

本研究选择奎塘畈村为调查点，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奎塘畈村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体现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概况。如治理主体“相对”多元（实际上单一且参与较少），包括政府、市场、村级组织、村民等。治理客体既有与公共设施建设的“大事”，如修路、环境治理等；又有由邻里纠纷而牵扯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家畜饲养规范等“小事”。二是奎塘畈村受社会资本影响比较大，位于相对发达地区的奎塘畈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村，受到传统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的双重挑战。

（二）奎塘畈村的乡村治理成效与问题

第一，村民参与网络不健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离开乡村，而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人才和资源的推动作用[2]。乡村治理需要村民的深度参与，然而外出求学、务工人员等基本丧失参与本土乡村治理的机会和能力。虽然奎塘畈村“村民代跑”党小组能够帮助在外务工人员等代办业务，但这只是简单事务的代办，村民的绝大部分诉求没有得到解决。另外通过与村干部的交流和走访发现，一些村民已经和村庄“彻底”失去了联系，村里联络薄上的号码也无法打通。城市化使乡村社会的活力无法激发，给乡村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带来困难。所以，需要构建异质型网络社会资本，健全村民参与网络，对村民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这不仅有利于外出人员融入当地生活，还可以帮助本地村民有效获取日常生活和就业相关信息。

第二，规范资本先天不足。奎塘畈村有畲、汉、土家和苗等多个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汇聚地，但形态各异的文化较难形成一致的文化认同。一方面，容易产生文化保守心理，排斥、拒绝非本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民族间文化碰撞也可能激生各种矛盾冲突，影响乡村的和谐稳定。从村委会得知，奎塘畈村少数民族总人口210人，其中畲族197人，其祖先是从广东潮州凤凰山迁徙而来，村民姓氏以“蓝、雷、钟”最多。因此，奎塘畈村的社会资本大多以宗族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深刻影响着其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社会结构还是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由此衍生出的社会资本相对封闭，延伸半径有限，弱化了社会总体层面的聚合能力，不利于奎塘畈村社会治理的长远发展和良性循环。所以要重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性作用。

第三，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奎塘畈村虽然在基层民主自治方面运用了“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模式，但实际上乡村治理主体单一，主要负责人和行动人就是村干部和党员，普通村民参与度极低。乡村治理应该强调政府主导，而不是大包大揽，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其他非政府主体在治理中的作用。此外，这些相关主体的地位必须平等。治理承认差异和多样性，它应该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交互，通过多元合作和共同参与来寻求共识，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三、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优化

社会资本的效用和功能几乎是所有社会资本研究者的共识[3]。结合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性，社会资本理论在提高乡村治理绩效和水平、促进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奎塘畈村治理成效与付出不成正比的现象，笔者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其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优化。

（一）微观层面

一是要保证奎塘畈村全体村民都参与到社会网络中。奎塘畈村村委会可加强村民互动活动的组织力度。村民与村委会，或村民之间的互动越多，该村的自由民主氛围就越浓厚，村民也更愿意在良好的氛围中自主参与村级事务的制定决策与实施，相互尊重和信任，自愿遵守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这是因为群体活动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基本载体与来源，通过对其加以合理引导，可以达到对社会资本多元化与合作治理的目的。反过来，良好的乡土民风也使得乡村的各项活动比较容易推进，如奎塘畈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成效显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村民整体较高的参与度和配合程度。二是要加强信任资本的提供。信任就像润滑剂，可以让任何团体或单位更高效地运行。在奎塘畈民族村，传统社会资本要素一直居于较高的地位，整个村落都非常讲究人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因此在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可以灵活灌入一些传统社会资本要素。为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村民和谐相处，奎塘畈成立“村民说事室”本是创新之举，可由于凝聚力低下、信任不足等原因，村民很少参与讨论村里发展的大事，也不愿意将自身的疑难事说出来。针对这一点，可以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老担任“村民说事室”的调解员来增加凝聚力，获取村民的信任。信任资本下各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将激发村民组织和村民个人参与事务、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可以有效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此外，需要培养一批精英成员，如专业能力强的村委会干部或致富典型的村民，使他们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楷模，在为乡村社会管理奉献力量的同时，又能对他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带动群体的发展[4]。三是要畅通获取有效信息和社会机会的渠道。奎塘畈村应不断完善村民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例如可以通過乡村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公共交往活动，挖掘具有区域特色的治理资源，从而建构乡村互助组织网络。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引入让人们意识到，资源配置的手段除了国家和市场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方也就是社会，实现善治必须要建立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良好的共存关系，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

（二）宏观层面

一是要加大乡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力度。将以民众的信任意识、诚实守信和积极参与为基本元素组成的社会创新资本的发展建立在教育事业的进步上，以此发展促使彼发展，在良好的教育氛围下使广大村民遵守约定。诚实守信的意识得到提高，使村民彼此之间合作互动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发展[4]。当村民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得到一定程度塑造以后，会将外在规范内化为自觉行为，更加理性地考虑特定行为的影响、责任和后果，行为和态度会更加谨慎。二是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引导和突破对传统血缘关系和地理关系的依赖，完善乡村规章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和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奎塘畈村的传统社会资本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其中依附的有效信息不多，故需要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性转化，既要改造、优化和传承本地区以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权威和习惯为特色的社会资本。三是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法律保障。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也取决于规范，无论是具有刚性约束的政治、法律等正式性规范，还是社会道德等非正式规范，都对社会关系中个体的交往活动和行为存在约束和规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欠发达、经济活动范围有限和社会互动不足的年代，奎塘畈民族村形成了较多的族内婚家庭并延续至今，所以传统社会资本一旦缺乏合理的引导，就容易发展成本土大家庭势力，不利于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保障司法立法体系，应大力培养村民的法治意识，鼓励其与不法行为作斗争，为本地区的法治构建适宜的发展环境。

总之，合理引导之下的存量社会资本，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土壤和生态，是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和提高的前提所在，也使现代性背景下的增量社会资本的培育变为可能。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乡村社会治理既需要契合社会治理理念一般价值，也需要尊重本地区的客观现实和历史情境。

四、结语

合理引导之下的存量社会资本，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土壤和生态，是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和提高的前提所在，也使现代性背景下的增量社会资本的培育变为可能。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丰厚，但在新时期，如何发挥既有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规避消极的后果，使得社会资本理论适用于中国乡村治理现实，还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李颖超.转型期社会资本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0.

[2]任晓利.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困境及途径分析[J].山西农经，2020（16）：19-20.

[3]郭玉栋.社会资本与农户借贷行为的实证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8.

[4]周奕.社会资本理论下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治理创新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6）：47-50.

（责任编辑：董维）

①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

② 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会前任主席，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