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涛 韩怡

摘 要：虎子最早可追溯到东周时期，其常常作为随葬品出现在汉至六朝时期墓葬中，其因独特造型和用途，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曾有过几次较为激烈的讨论，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虎子的命名、造型、用途等方面。文章简要梳理了近几十年来的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以期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虎子;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4.028

1 虎子的考古发现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可知，考古发现随葬虎子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珠江流域，黄河流域仅有少量发现，其行政区划归属主要包括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辽宁等。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考古发现的虎子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其他区域偶有发现，重要遗址分布于江苏江宁赵史岗①、徐州十里铺②、南京邱家山③、浙江黄岩秀岭④、淳安近郊⑤、湖南长沙五里牌⑥、广西贵县近郊⑦、北京平谷⑧、辽宁西官营子⑨等。1955年发现的江宁赵史岗4号墓，墓葬结构为砖室墓，青瓷虎子独立置于墓室一端，器形基本呈蚕茧形，管状流斜向上，背上提梁有虎头装饰，腹地附短四足，器身右侧书写有年号和制作者名，其时代为东吴时期。浙江淳安也发现了两座砖室墓分别出土有青瓷虎子和陶虎子，均呈伏虎形状，流斜向上，背有提梁，其中陶虎子提梁上划有铭文，年代分别为东吴和东汉中晚期。1956年广西贵县发现的夫妻合葬土坑墓中，出土一件六朝时期的陶质伏虎形虎子，置于后室左隅，即相当于男性左足后部，器物颈部及尾部各有一圆孔，可能用于穿绳。1959年湖南长沙五里牌发现的一座男性竖穴土坑墓中，出土一件铜质伏虎形虎子，直流朝前，腹底较平，背上有扁带状提梁，年代约为新莽时期。这一时期虎子发现相对较少，以陶质和青瓷为主，不见木质虎子，墓葬多数为砖室墓，其年代大致从东汉中晚期至六朝时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发现的虎子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偶有发现。遗址主要分布于江苏新沂⑩、扬州东风砖瓦厂k、金坛l、江陵张家山m、江宁殷巷n、镇江王家山o、丹徒p、高淳q、广州大元岗r、东山s、长沙五里牌t、火车新站u、陕西长安县南李王村v、北京順义临河村w等。1973年江苏新沂发现的一座砖室墓M4，出土了两件东汉早期的虎子：一件为陶质，略呈圆体形，素面，通体前宽后窄，口向上;一件为青瓷，呈伏虎形，头昂后转，以右耳为流，斜向上，四肢屈曲，尾巴上翘至首成把手。两件虎子均置于棺床边沿，旁无别物。1974年扬州东风砖瓦厂发现两座土坑木椁墓M3和M6，两墓各出一件东汉早期的伏虎形木质虎子，前者素面，无流，圆口斜向上，尾部上翘与首连接成把手，后者通身髹黑漆，两件虎子均置于男性墓主人右足部。1983年金坛发现的一座砖室墓中出土有一件东吴时期的蚕茧形青瓷虎子，管状流斜向上，背上有提梁，末端贴塑泥条当作虎尾，腹底附四短足，足上均有虎爪纹，虎子置于墓葬后室前端，旁无别物。1985年镇江王家山发现的一座竖穴土坑墓出土一件铜质虎子，形状呈椭圆形，流斜向上，半环形把手，器身两侧分铸有卷曲状兽足，虎子置于东侧二层台上，旁无别物，其年代为春秋晚期。

广州大元岗发现的一座木椁墓M3031，出土一件陶质虎子，形状呈伏虎形，置于男性墓主人足部后面，其年代约为西汉后期。广州东山发现的一座墓葬M4039则出土了一件铜质伏虎形虎子，置于墓葬前室东北角，其年代为东汉前期。1980年湖南长沙火车新站一座木椁墓中出土一件木质虎子，形状呈伏虎形，昂首匍匐，张口近圆，内外通体髹黑漆，尾部上卷与首相连接成把手，置于木棺左边箱近墓主人脚部，其年代为战国晚期。北京顺义临河一座砖室墓M1发现了一件铜质虎子，呈伏虎形，素面，流朝前，尾部反翘起与首部相连成把手，置于前室近墓壁处，旁无别物，其年代为东汉晚期。这一时期虎子发现较多，木质、铜质、陶质和青瓷质均有出土，墓葬形制也多样化，土坑墓、木椁墓、砖室墓等均有发现，且以木椁墓为主，其年代大致从春秋晚期至西晋时期。

20世纪90年代，考古发现较少，且分布不集中，主要遗址分布于陕西临潼鸿门村x、安徽天长三角圩y、河北迁安于家村z、江苏南京城东太平门等。如1990年临潼鸿门村发现的一件铜质虎子，呈长方形，素面，背上有长方形提梁，平底，出土位置不详，其年代为西汉早期。1991年天长三角圩发现的一座男性木椁墓M1发现一件木质虎子，呈伏虎形，通体髹黑漆，背上有弯柄，其年代为西汉中期。同年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砖室墓发现了一件陶质虎子，呈蚕茧形，通体饰朱绘花纹，外表磨光，肩部昂起，腰部下收，平底，颈部后有提梁，其年代为东汉晚期。

21世纪以来，考古公布的相关资料较少，暂不论述。

2 虎子的研究现状

有关虎子的研究可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叶，学术界对虎子的用途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其中，倪振逵先生通过分析南京发现的一件带年号、地名和制作者的青瓷虎子，认为虎子作为亵器与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不合。曾凡先生分析了福州文林山和闽侯溪头村六朝时期墓葬中出土虎子的摆放位置和周围相近随葬品情况，认为虎子不是便器，而是酒器或茶具。梁友仁先生分析了广西贵县出土的一件陶虎子的摆放位置，认为虎子可能是便器。孙桂恩先生认为解决青瓷虎子用途问题，除了考虑其在墓葬的位置或结合伴随物外，也要从自身的发展系统和过程来做比较、探索。孙先生认为兽体长形的青瓷虎子是盛水用器，并以一件曾刻有“赤鸟十四年会稽上虞师□□宜作”文字的青瓷虎子和出土位置以及伴随器物相印证，还从兽体长形虎子的器形推测它的来源，认为这类青瓷虎子是由铜器中的匜演变而来。孙先生还认为圆体形的青瓷虎子是便溺用器。黄文宽先生根据广州出土的虎子，从文献记载方面讨论了虎子的命名问题，认为东汉至西晋时期，均有虎子称呼，作溺器，到了唐朝，虎子被改名为“兽子”，还认为“文献中溺器虎子和墓葬出土的虎子是否同一种东西，需要更详细、深入的研究，等待更多的出土资料来作根据，把各地和各时代的墓葬做比较，才可以下结论”。

通过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可知，学术界探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了虎子的使用功能方面，研究的角度也多是从虎子出土位置、造型等方面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关于虎子的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讨论。黄纲正先生简要介绍了长沙火车新站一座战国时期木椁墓中出土的彩绘漆虎子，认为虎子作为亵器的意见应该是正确的，还认为虎子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至魏晋时期普遍流行。周燕儿在其文中简要分析了虎子从东汉至东晋时期造型特征的演变过程，还分析了青瓷虎子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并结合文献记载，论证认为青瓷虎子应属溺器，而不是水器。李正中先生通过分析虎子的造型特征和南京赵史岗吴墓出土的虎子，认为虎子的用途不是便器，而是盛水器或酒器。郑岩先生通过分析文献中关于虎子的记载和山东沂南汉画像室，认为虎子作为溲溺之器的说法可以成立。王业友先生通过分析南京赵史岗出土的虎子上的铭文，认为虎子是一种清洁用的洒水器。黄展岳先生通过总结分析考古发现的虎子，并结合文献记载，认为伏虎形器即是虎子，作溺器之用。李铧、郑淑霞两位先生在其文中简要分析了关于虎子用途的诸多说法，并通过文献记载、出土材料、民俗等，分析认为虎子是溺器。李小鹏简要分析了李正中、王业友等人的观点之后认为，虎子作为溲溺之器的说法是不可否定的。

以上学者通过考古材料和文献相结合方法，主要探讨虎子的命名、造型特征、用途等，关于其用途，主要提出了溺器说、水器说、酒器说等，其中以溺器说者为多。

进入21世纪，容达贤先生在其文中探讨了虎子的演变，认为魏晋时期墓葬中的青瓷虎子是由战国及汉代的铜虎子发展而来的，经历了无虎形特征—有虎形特征—虎形特征消失的演变过程，还认为虎子是作为溺器之用。李晖先生在其文章中通过对文献记载分析认为，虎子作为溺器，其名称在唐代及以后改称为了“马子”，而非“兽子”。程瑞秀先生通过简要介绍考古发现材料，重点分析了不同时期虎子的造型特征，并认为虎子是作溺器之用。邢琳通过对江西地区出土汉晋时期的虎子进行分型、分式的研究，认为虎子是一种实用器，经历了从木质到青铜再到瓷器等阶段，主要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使用。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虎子的探讨逐渐深入，研究的重点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其功能和造型方面，还逐渐深入到了其来源、演变特征等方面。

3 虎子的主要特征

根據以上考古发现及研究，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出虎子的特征，本文认为虎子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虎子的质料主要有铜质、木质、陶质、瓷质等，早期多见铜质、陶质和木质，魏晋时期以后主要以瓷质为主，少见铜质和陶质。虎子造型依据考古资料称谓，可知有伏虎形、蚕茧形、圆形或椭圆形、长方形等（表1）。

②虎子均有朝前或斜向上的流或口，流多见管状，背部均有提梁或穿孔，以提梁多见，腹底多数附有四短足，少见平底无足者。

③虎子腹部均中空，仅首部有口或流，尾部多数无口，极少见有注口者。

4 相关问题讨论

以上诸多学者对于虎子的探讨，重点主要集中于其命名、造型特征、用途，近年来对其渊源和演变特征也有所涉及，研究方法也从过去仅以考古材料为主过渡到了考古、文献和民俗等材料相结合。

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是较为明显的。

首先，对于虎子演变特征和来源问题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并没有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即使有学者在研究中涉及虎子来源等问题，也仅是根据考古材料，从造型特征相似性方面追究其渊源，往往忽略了对不同时期和地域虎子的比较，如南方和北方地区的虎子在相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差异等。

其次，虎子在汉至魏晋时期及其以后作为墓葬中普遍使用的随葬品，其葬俗特征值得深入研究。另外，虎子作为随葬品在南方发现较为普遍，而北方地区发现较少，其是地域特征或是时代特征？此问题同样值得思考。

最后，对于文献记载的使用应当有所甄别，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时应从考古材料实际出发，而非生搬硬套。■

注释

①朱江，李昭，倪振逵.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J].考古学报，1957（1）：187-191，264-265.

②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J].考古，1966（2）：66-83，91，5-7.

③王文辉.南京邱家山汉墓[J].考古，1963（8）：[页码不详].

④朱伯议.黄岩秀岭水库古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8（1）：111-129，173-178，180-181.

⑤赵人俊.浙江淳安古墓发掘[J].考古，1959（9）：464-468.

⑥罗张.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J].文物，1960（3）：38-50.

⑦梁友仁.广西贵县发现的陶“虎子”[J].考古通讯，1957（6）：44-45.

⑧向群.北京平谷县西柏店和唐庄子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2（5）：240-245，8-10.

⑨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3）：2-28，65-69.

⑩吴文信.江苏新沂东汉墓[J].考古，1979（2）：188-189.

k李久海.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J].考古，1980（5）：417-425，405，491.

l徐伯元.江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J].文物，1989（8）：69-78，96.

m阮文清.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J].文物，1985（1）：1-11，98-99.

n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M]//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o刘建国，谈三平.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J].文物，1987（12）：24-37，97，102.

pq刘建国.镇江东吴西晋墓[J].考古，1984（6）：528-545，514，581-583.

rs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t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辑刊（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2.

u黄纲正.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J].文物，1986（9）：86-91.

v马志军.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0（4）：[页码不详].

w黄秀纯.北京顺义临河村东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7（6）：376-381，436.

x由更新.临潼出土的几件铜器[J].考古与文物，1995（5）：37.

y杨德标，贾庆元，杨鸠霞.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J].文物，1993（9）：1-31，97-102.

z李宗山，王兴明，尹晓燕.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清理[J].文物，1996（10）：30-42.

祁海宁，华国荣，张金喜.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98（8）：35-47，100.

倪振逵.关于“青瓷虎子”问题[J].考古通讯，1956（5）：58-60，20-21.

曾凡.关于“青瓷虎子”用途的新发现[J].考古通讯，1957（2）：92-93.

梁友仁.广西贵县发现的陶“虎子”[J].考古通讯，1957（6）：44-45.

孙桂恩.谈谈青瓷虎子的两种用途[J].考古通讯，1957（6）：52-54.

黄文宽.从广州出土的虎子谈虎子的考证[J].考古通讯，1957（6）：55-60.

黃纲正.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J].文物，1986（9）：86-91.

周燕儿.刍议青瓷虎子的用途[J].东南文化，1992（6）：256-257.

李正中.关于虎子的用途和造型[N].中国文物报，1994-07-31（001）.

郑岩.也谈虎子的用途[N].中国文物报，1994-09-18（001）.

王业友.也谈虎子[N].中国文物报，1994-10-23（001）.

黄展岳.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J].文物，1999（5）：55-60.

李铧，郑淑霞.“虎子”的用途及相关文化[J].文物春秋，1999（2）：20-24.

李小鹏.关于虎子的用途之考辨[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5）：69-70.

容达贤.青瓷“虎子”用途问题的再研究[N].中国文物报，2002-12-13（001）.

李晖.溺器“虎子”之后，当称“马子”！[J].东南文化，2003（4）：36-38;李晖.“虎子被改称为‘兽子’”的商榷[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6）：51-52.

程瑞秀.试析虎子的用途与造型[C]//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邢琳.江西出土虎子的初步研究[J].文物天地，2021（1）：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