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嘉辰

摘 要：包头市妙法禅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这座寺庙不仅是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同时还以“佛道共栖”的独特现象闻名全国。但寺庙的早期历史记录因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善等原因亡佚严重，现存资料多散落于各类旅游书籍、地方志中，没有形成体系。现经多方查阅与考证，寺庙的早期历史脉络已基本清晰。今从始建年份、奠基人员与人物籍贯这三个重要问题入手，通过问题探讨继而对包头市妙法禅寺的早期历史做出一个完整且系统的解读。

关键词：包头市妙法禅寺;“走西口”;包头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4.029

1 寺庙始建年份

据包头市人民政府网信息，寺庙始建于清咸丰三年即公元1853年。①除了1853年的这一个说法，还有“公元1851～1861年，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②以及1861年始建，1863年建成的说法。③现据考证，第三种说法是准确的，即包头市妙法禅寺的前身—吕祖庙初建于1861年，至1863年修葺完毕。理由有二：

1.1 碑记的证实与合理性推断

之所以采纳“寺庙始建于1861年”的观点，是因为寺庙现今遗存的那方同治十二年季春所立的《新建妙法寺》碑碑文中明确记载：“延及同治五年间……嘱比丘经办。”④

在此碑文中明确了一个年份—同治五年，即公元1866年，这也是目前其他研究者们都认可的历史上寺庙第一次大规模扩建的时间。⑤

根据已确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扩建的时间进行推断，1863年建成的说法更为可信。如果是1853年建成，那至1866年妙法寺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已经相隔了13年，而目前现有的文献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这13年的记载，这是很可疑的。

而且还要考虑到妙法禅寺这一建筑本身的特殊性，寺庙是宗教场所，不同于其他普通居民建筑，是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的，续洲和尚在准备建庙之初应该是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的。一个有着宗教信仰的和尚不应该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草率做出诸如修建一座佛寺的决定。

根据现有的历史空白期，结合已经确凿的于1866年进行的寺庙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只能说明中间这13年续洲和尚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不合常理和逻辑的。而据第三种说法，即寺庙于1863年始建完毕，再于1866年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期间只相隔了三四年，这较合理。

1.2 对“1853”这一年份的证伪

目前在网络或者旅游书籍上查阅包头市妙法禅寺（图1）的建寺时间，很多旅游书、寺庙导航网站上都出现了“1853”这一年份，但也都缺乏有信服力的文献支撑，没有给出选取“1853”作为建寺时间的理由。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申维藩在其《妙法寺始建年代的探讨》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妙法寺）是从咸丰末年（1861）开工修建的，于同治初年即1863年建成，初建吕祖殿和山门及台阶。”⑥申氏此文收录于当时还被称为“河东区”，即今日的包头市东河区志中。

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包头市宗教问题的文献中也提及：“清咸丰末年（1861）至同治初年（1863）建成，初时只建吕祖殿（图2）和山门及台阶，名吕祖庙。”⑦可见包头市妙法禅寺的建寺时间其实一直都是明确且唯一的。

至于“1853”这一错误年份在2001年由包头市地方志編纂委员会编写的《包头市志》关于包头市妙法禅寺的介绍中有提及：“清咸丰三年（1853）只有一间土洞小庙。”⑧但是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

在《包头市文化遗产》一书关于寺庙的介绍一文中，姚旭较为可信地解释了“1853”这一年份：“（寺庙）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当时这里有咸丰三年（1853年）所建归井坪村和尚所管理的一间土洞式小庙，可以说是妙法禅寺的前身。”⑨

至于要把1853年修建的那间小庙看作是包头市妙法禅寺或是吕祖庙前身的观点，则有牵强附会之嫌。首先，1853年的这间小庙所供何神、所属何派等问题已无从稽考。当时的建庙僧人从未想过在数年后会在这座庙的原址上新建一座吕祖庙。除吕祖庙可能是在1853年这座小庙的原址上建成之外，包头市妙法禅寺便再与小庙无任何关联了。

由于史料和文献的缺乏，我们现在也无法判断吕祖庙是否真的就是在1853年建成的这间小庙原址的基础上修建的，如果是在旁边或周围修建的呢？那与包头市妙法禅寺的关系就更远了。1853年建寺僧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在未来修建吕祖庙的这一想法，可以认为寺庙的建寺年份不应是1853年。至于包头市相关政府门户网站采取“1853年建寺”的说法无非是想让古寺更“老”些，增加寺庙的知名度。但无论是从史料考察的角度，还是从妙法禅寺本身确凿的建寺年份—1861年来看，非要把寺庙始建时间提前数年到1853年的说法是无甚必要且有违历史的。

2 寺庙奠基人员

现有许多资料认为续洲和尚是寺庙奠基僧人，此观点是错误的。续洲和尚只参与了清同治五年（1866）妙法禅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在此之前寺庙的前身—吕祖庙已初成规模。而吕祖庙的修建与续洲和尚无关，和儒善、巨川等人有关。

至于还有一些文章提及王纯德与续洲见面，并且将最初的寺基赠予了续洲。⑩笔者认为这完全是对已有文献的错误解读和对王纯德老人的过度美化。王纯德很可能在妙法禅寺未建成前就已离世，而在1866年前续洲和尚并没有出现在妙法禅寺的历史中，“王纯德与续洲见面交谈”是不成立的，目前关于王纯德与续洲见面并亲赠寺基的观点是对文献的误读。且申维藩在他的《包头的妙法寺》一文中提及，初建寺者是一位俗姓“王”的云游和尚，他从蒙古族巴家那里购买了一块四亩三分三厘的土地。k这位王和尚是否为续洲和尚已无从考证，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推测这位王姓和尚很可能不是续洲。

且申氏认为妙法寺基是买来的，而不是给来的。这与“王纯德老人将土地赠予续洲和尚”的说法相差甚远。依照目前最为可信的文献—清同治十二年季春所立的《新建妙法寺》碑碑文，从吕祖庙嬗变为包头市妙法禅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王纯德老人想要在自己的一块土地上修建一座庙宇：“妆塑古佛韦陀，孚佑帝君，以妥神灵。”l但由于种种原因，“事有未遂”，m没有建成。

第二阶段，“迨至咸丰季年间”，n也是寺庙真实的建寺时间（1861—1863）。这时，“方托施于儒善、巨川等人”，o王纯德选择了以儒善、巨川为代表的第一批建寺人员，但结果“无如善缘难逢”p，还是没有遇到好的时机，妙法禅寺依然没有完全建成。但我们需注意，碑文记载的对象是“妙法寺”，即包头市妙法禅寺，而不是吕祖庙，所以建成与否的标准完全是以妙法禅寺作为基础，而这样就忽略了儒善、巨川等人做出的努力。

在寺庙遗存的另一座石碑—清光绪十年立《吕祖庙前筑台碑》碑文中记载：“咸丰季年，即其上建庙以祀吕祖，规模粗具。”q这说明在咸丰季年间妙法禅寺的前身—吕祖庙已然“规模粗具”。而建成吕祖庙的人极有可能便是目前众多文献中忽略的儒善、巨川诸众。

根据《新》碑记载，儒善、巨川是经王纯德老人的委托，由于王纯德老人的自身信仰，在庙中祭祀“孚佑帝君”（即吕祖）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忽略儒善、巨川等人对吕祖庙的初建工作而去探讨寺庙的早期历史是不完整、不严谨的。以儒善、巨川为代表人物的第二阶段是寺庙建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在从吕祖庙变为包头市妙法禅寺的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正因为儒善等人在咸丰季年接受了王公的委托，使妙法禅寺的前身—吕祖庙“规模粗具”，r才能够让处于第三阶段的续洲和尚在他们建成的吕祖庙这一现有基础上主持并完成寺庙的第一次大规模扩建。

第三阶段，据《新》碑：“延及同治五年间，比丘续洲……适修炼在包，继有包镇封人朱公轻财好施，欲留善果，推王公之志，囑比丘经办……数月之间，已成平原洞府，不啻岩山仙居。”s

至此，吕祖庙不再是一个仅祀有吕祖的小庙宇，寺庙中的佛教形象在续洲的努力下也一一建塑，妙法禅寺的前身才算作建成。后又在时任驻包头大同镇总兵—马升的资助募集下，于清同治九年（1870）扩建吕祖庙为妙法寺。t据前人考证，寺庙寺名即为马升所题，取“佛法无限，妙化无穷”之义。u马升亲题寺匾这件事标志着自吕祖庙嬗变至包头市妙法禅寺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包头市妙法禅寺这一寺名也一直延续至今。至此，包头市妙法禅寺的早期建寺历史基本梳理完成。

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前人把第一阶段的王纯德与第三阶段的主要人物续洲和尚联系起来，而忽略或是刻意跳过了以儒善、巨川等人为代表的具有衔接意义的第二阶段，造成了许多现行的讹误说法。

3 王纯德的籍贯

关于王纯德是山西人还是陕西人这一观点目前已有定论。但还是有一些研究者采取了错误说法，且目前无人研究这一说法混淆的原因，文章在此稍做解释。

首先需要说明，王纯德是山西人，这一结论是肯定无误的。根据《新》碑第一句话：“妙法寺基系保郡吉士王公纯德之善区也。”v保郡便是今天的山西保德县，其他研究者也对此表示认同。w也有学者做过“走西口”路线的大致勾勒，其中明确提出山西保德是晋移民走西口的一个重要出发点。x张雄艳也指出：“晋西北河曲、偏关、保德县走西口移民人数众多，在内蒙古地区的分布也极为广泛。”y但以往研究没有论及为什么会出现王纯德籍贯的混淆，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走西口”移民的主体是晋陕移民，而且山西和陕西地区都有着较为浓厚的吕祖信仰，在不细致考察文献的情况下，容易误把山西混淆成陕西。

二是更具体的一个原因，大概率因包头本地的方言导致的。包头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入声字，z直至今日在上了年纪的老包头东河人的言语中依然可以听到他们包含大量入声字的方言语音。在包头市东河区的方言中，“山”“陕”二字的音调听上去十分相似，而非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阴平声和上声那样有明确的区分，所以很可能是在当地人的口耳相传中误把“山西”听作了“陕西”，造成了现今部分资料中关于王纯德籍贯的错误说法。且包头方言与山西方言又有诸多共同点，“是‘走西口’的移民活动造就了包头方言”。从语言上也可看出包头深受“走西口”中山西移民的影响。

目前关于王纯德老人的资料只依赖于《新建妙法寺》碑，而碑文中只记有“王纯德”和“保郡”，因其在寺庙早期历史上的重要性，应明确王纯德的籍贯，为合理解释寺庙“佛道共栖”现象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4 余论

对于包头市妙法禅寺这一名称，以往许多研究资料包括《新建妙法寺》碑中也将包头市妙法禅寺描述或者简称为“妙法寺”，而现认为将包头市妙法禅寺去掉“包头市”或是简称为“妙法寺”的说法都是有失妥当的。我国寺庙众多，称为“妙法寺”的寺庙也有许多。如位于香港屯门的妙法寺。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重名，如位于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市的妙法寺。

此外，不加地理区域的限制说成是“妙法禅寺”也是不妥的，因为有建寺时间远早于包头市妙法禅寺的贵州安顺妙法禅寺。

综上，关于文章探讨对象最准确具体的称呼应为“包头市妙法禅寺”这七个字。这样，“包头市妙法禅寺”才算是一个专有名词，具有了全国唯一的独特性。另外，“吕祖庙”确是包头市老东河居民对妙法禅寺的另一更为普遍的称呼，但根据上述内容，“吕祖庙”应是寺庙的一个过去时期使用名，在马升题匾后吕祖庙就已完全蜕变为包头市妙法禅寺了。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有数量庞大的名为“吕祖庙”的寺庙道观，关于包头市妙法禅寺的研究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吕祖庙”一词，除非在解释寺庙历史演变等特殊语境下，以防造成混淆。■

注释

①包头市人民政府.旅游景区基本情况登记表—妙法禅寺[EB/OL].（2018-08-10）[2021-12-15].http：//www.baotou.gov.cn/info/1799/17235.htm.

②东河区志编纂委员会.东河区志[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360.

③⑥k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东文史：第四辑[M].[出版单位不详]，1986：117.

④lmnopsv包头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协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包头宗教史料[M].[出版单位不详]，1990：105.

⑤张琛凯.妙法禅寺折射出的多元文化融合[J].文艺生活，2018（9）：71;张海斌，姚桂轩，郭建中.包头主要寺庙教堂调查[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1）：133-145.

⑦包头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协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包头宗教史料[M].[出版单位不详]，1990：102.

⑧包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包头市志卷五[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509.

⑨陈永志，吉平，张文平.内蒙古文化遗产丛书：包头文化遗产[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83.

⑩张婷婷.最大的汉佛寺[N].包头日报，2014-02-10（002）.

qr东河区志编纂委员会.东河区志[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1391-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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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段友文，高瑞芬.“走西口”习俗对蒙汉交汇区村落文化构建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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