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兴海

（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位于新安江上游(今安徽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又名新安。徽州古民居，指的是徽州地区特有的蕴涵着深厚地域文化特征的特色古民居。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作为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一个重要流派，建筑以高墙、天井及砖石木等为建筑营建元素，风格古朴雅致、造型奇巧独特、雕刻精美绝伦，体现了鲜明的徽州地域特色及浓厚的徽文化氛围，具备很强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主要以西递、宏村等古村落建筑为代表。厅堂空间作为徽州古民居建筑空间核心部分，其空间营建不仅反映了古徽州人独特的造物思想，更能体现徽州民间艺术丰富的文化精神内质，承载着古徽州人独特的思想情感。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空间营建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尊卑有序的建筑空间布局，二是赋景于意的装饰文化表征，三是寓教于理的心理意向特征。

一、礼制传承——尊卑有序的建筑空间布局

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古徽州人习惯利用礼制规范和儒学教义等来建立空间秩序，明确空间分野，规范人之行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独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1]“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2]。尊卑有序、德行操守、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都是每个古徽州人所必须恪守的“天理”，它与古徽州宗族制度相结合，经过不断洗礼与发展，形成了一套以“天理民彝”为核心的封建礼制与规范，几乎到了“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地步。凡事皆依文公家礼，凡书皆读朱子所注，明清时期古徽州人在强调个人品行及道德修养的同时，更是深得儒学教义影响并积极入世，将其个人思想学术付诸实践。可见，尊卑有序、德行操守、忠孝节义等礼制规范和道德标准已被古徽州人作为立身行事、营商经世的行为准则。古徽州人从生到死所行之礼无一例外的都在遵循“文公家礼”“天理民彝”的规范，不敢越雷池半步。

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空间的营建是完全以朱子家礼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体现了宗法秩序、伦理纲常的营建范式，其宣扬的儒学伦理道德秩序也是完全遵从于“天理民彝”规范和伦理道德要求的。从形制上来看，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建筑空间基本呈“口、凹、H、日”四类布局，[3]“口”型多为三间两进，一进前庭，二进厅堂，天井在前；“凹”型一般为三间，一明两暗，中为明厅，两侧暗厢，厅前天井；“H”型两座凹型背向组合，中为正厅，两侧廊房，前后各设天井；“日”型也为三间两进式，均有廊房连接，有明堂天井装饰。从总体布局分析来看，其空间营建基本都是以厅堂为中心的三间两厢式的内向小型院落组合。厅堂作为整个建筑的核心，是徽州古民居空间中最珍贵的空间，一般可分上、中、下堂，上厅明间为祖堂，俗称堂前，属至尊至上，房也分正（明）、偏（暗）、廊（厢）房，这种以中为尊、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结构布局，系完全沿袭“朝暮之制”[4]，朝即左，在东侧属上，暮即右，在西侧属下。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这种把礼制规范和伦理道德标准转化为空间秩序美的意识，表现出“中正无邪、礼之质也”思想物化，体现出古徽州人对“亲亲”思想和尊卑有序礼制规范。然而，这种追求轴线的择中论的“中为尊”空间布局形制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就有“中为尊”[5]的观念具体体现。

承志堂作为徽州古民居建筑式样的代表（如图1），其空间营造严格遵循以中为尊、尊卑有序的观念。全屋分厅堂、厢房及仓房、马厩等，厅堂就位于建筑的中轴线上，位于空间的中央，乃核心部分。前方天井，两侧厢房，并以辈分、年龄、性别等为依据，来确定和明确空间的主从关系，然后再通过严格的轴线将整个空间贯联起来，形成亲疏、高低、尊卑、男女、长幼、明暗的分野，空间的尺度、色彩、装饰，都依次分出高低贵贱，以表现出空间的主次和秩序，[6]这与宗族制度和宗法思想所倡导的以中为尊和尊卑有序礼制规范等是完全一致的，更加强调了徽州古民居建筑形制的貌严和礼规。古徽州人也正是通过这种“三纲五常”规范和主次礼规原则来不断宣扬和规范宗族内部的各种伦理道德及社会关系。可见，徽州古民居厅堂空间营造模式是在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儒学思想和理学思维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营建范式，这种儒学思想和理学思维也成为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建筑空间营造的核心思想。空间的序列变化和主从关系在徽州古民居厅堂营建过程中被演绎成一段段生动的哲理故事，反映出古徽州人对礼制的绝对遵从，并成为古徽州人普遍使用并传承的集体文化生活方式。

图1 承志堂

二、祈求纳福——赋景于意的装饰文化表征

中原士族在经过三次大规模南迁徽州，不仅带来了先进思想文化，还有精湛的技艺水平，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山越文化在此交融并获得思辨性的发展，儒道融合，艺道相融，徽州古民居建筑及装饰进入了一个融会贯通的发展新时期。早期徽州古民居建筑形制仍采用“干栏式”木梁架结构，楼上厅宽敞明亮，砖石满铺，望砖蒙顶，极为开阔；楼下空间低矮窄小，栏栅外露，不加修饰[7]。至唐宋时期，徽州古民居建筑逐渐演变为楼下高大宽敞明朗、楼上简易的形式，楼上厅演变为楼下厅堂的过程到明末清初才基本稳定下来。

在经历了唐宋元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建筑范式表现出非常鲜明的严肃、古朴、神秘和吉祥等地域性特征。徽州古民居厅堂营建在以独特的地域文化表征传递为主要方式的文化传递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交感”式的密切关联，它们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从结构上来看，徽州古民居建筑主要为砖石、木梁架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外观朴素简洁、淡雅明朗，白墙黛瓦，黑白相间，象征了天顶的肃穆。建筑内部结构更是严谨规整，空间分野明确，序列感强，为徽州古民居建筑增添了许多严肃性和神秘感，体现出道家素玄相间的美学思想。在装饰上常见各种精美的雕刻和彩绘，令人见景生情，传递着古徽州人的对生活欲望、价值取向、处世哲学和风水意象等多层面的审美追求。特别是古徽州“邑中多巧匠”，在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交融互通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古徽州人善于在木、砖、石等立体史书上描绘属于自己的思想律动，传达对美好向往的精神寓意。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乡土赤脚工匠，完成的却是一些能与宫殿官邸相媲美的历史巨作。这些作品规整灵活，奇巧多变，造型丰满，构思得体，节奏感强，可以说是绮丽多姿、精美绝伦、寓意悠长。如徽州古民居中的木雕，是徽州古民居营建装饰中最为普遍，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徽州古民居建筑中木雕分“大木雕”和“小木雕”[8]，“大木雕”主要用在厅堂营建的梁枋、斗拱、蜀柱等建筑承重结构部分，“小木雕”指隔扇、勾栏、栏板、檐条等建筑附属装饰及维护部分，因受礼规的影响，当然对构件材质、内容及技法都有讲究，既有材美，又有工巧，等级分明，主题突出。建筑材质通常用银杏、楠木、红木等名贵木材，内容多讲故事、戏剧、传说等，装饰内容包括喜鹊牡丹、云松仙鹤、景窗海棠、万字合窗、祥云莲花等。如福禄寿喜图、三国演义戏文图、南北财神图、百子闹元宵图等（如图2），象征着福寿双全、祈福平安、吉祥如意等。然而，徽州的砖雕则表现为清新淡雅，构图夸张，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一般多用于门楼、门罩、窗楣、照壁等结构和装饰，多为渔樵耕读图、九世同居图、游春行乐图、四喜登梅图等（如图3），富有极强装饰效果，象征着多子多福、耕读传家、安居乐业、兴旺和睦等。石雕多用于台基、勾栏、柱基、柱头、花板、石鼓等，技法多以浮雕、透雕、半圆雕等为主，内容多以巨龙腾飞、龙庭舞鹰、瑞鹤祥云、鲲鹏展翅、鱼跃龙门、英姿焕发等，隐喻其平步青云、高洁脱俗、显赫身份及天下太平、年轻有为等。这些建筑构件和装饰不仅表达了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更是寄托着古徽州人求吉纳福、多子长寿及喜庆如意等美好愿望。古徽州人善于把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尺度，用装饰或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来，以追求严肃、古朴、神秘和吉祥。

图2 百子闹元宵图（局部）

图3 四喜登梅图

天井厅堂，财禄之所，明堂供奉，厢房聚财，三雕装饰，富贵吉祥等等，这种赋景于意的求平安、祈祥瑞“交感”式的密切精神关联，完美地体现出古徽州人祈求纳福精神场域。古徽州人相信只要声相同意投合，就一定能彼此间产生精神共振、心意共鸣，并发生相互渗透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意念合二为一的物化关联，这种关联在明清时期古徽州社会嬗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与文化同生、与装饰同在、与生活一体等特征。

三、人伦教化——寓教于理的心理意向特征

来自中原的世家大族，本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习惯以“宗法思想”“理学思维”“诗书训子弟”等“成人伦”“助教化”。传统持久的民间“宗法思想”“理学思维”，使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空间营造思想得以持续发展。徽州古民居厅堂营造特征反映的是古徽州人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愿望和信仰追求，既是古徽州社会“宗法思想”“理学思维”的一面镜子，又是古徽州独特文化形态的构成要素，其必然也带有成人伦、助教化等心理意向特征。关于这一点，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的结构功能、装饰审美、造型色彩等都有所体现，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营建过程中厅堂布局和中堂装饰最具代表性。

一方面，古徽州人营建厅堂空间有悬挂立轴字画的习俗，这是古徽州人独特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的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同时也是古徽州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厅堂悬挂立轴字画，称之为“中堂”，一般悬挂于厅堂后壁正中，两侧配以堂联相称，并与天井相望，采用对景、对比等手法，力求在心理上寻平静，在视觉上求平衡。从其装饰题材来看，多以青山绿水、鳜鱼锦鲤、健康长寿、梅兰竹菊等吉祥题材为主，正所谓“山”发人丁“水”聚财，“山”即“坐”，“水”即“向”。古徽州人认为，人丁、健康、财富及官运等都与“山”“水”坐向有关[9]。如山水画之作，“山”代表健康、添丁等，“水”管财富，代表财势和官运等，流入乃进财，流出即丧财等，最不宜描写秋风萧瑟、隆冬荒野、古藤老树等。这种寓情于景、寓情于物对古徽州人提振精神、营造祥瑞氛围极为重要。画以抒情、画以言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古徽州人将其心中所思、所想、所欲寄予家乡的山水之间，融于翰墨丹青之中。另一方面，厅堂空间的楹联更是古徽州人对品德家风和孝悌传家等教化内容最生动的阐述。当然，对于重视品德家风和孝悌传家的古徽州人来说，其堂联内容是因人而异的，但也必须遵循传统礼制和道德观念，遵从宗法思想，符合宅主人身份地位、精神追求及观念信仰等。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堂联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为抒情言志，寄予意趣和情思。如承志堂堂联“门地清华敬承先泽，室地雍睦毕致诸祥”，宏村敬修堂堂联“得山水清气，极天地大观”等（如图4），这种情思意趣是符合古徽州借物抒情心理追求的。二则教化子孙做人处事营商之道。如“能吃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孝悌传家根本，诗书经世文章”“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蕴含着古徽州人的处世原则、治家方略，体现出古徽州良好的社会品德家风和淳朴的孝悌传家的思想；又有“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上联通过“快”少了一点，“辛”多了一横，下联以“多”少了一点，“亏”多了一点，来表达宅主人豁达坦然的乐观处世心度[10]。虽为书法走笔之妙，实为教化入世之需，是符合古徽州托物言志之“正人君子”意向气质的。

图4 敬修堂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中堂装饰“成人伦”意向表达已成为古徽州人传播家庭礼制，进行伦理教化的重要方式，其宣扬的“成人伦”“助教化”观念成为徽州古民居厅堂营建的重要特征，渗透着古徽州人孝悌传家、积德行善的品德家风情怀，具有明显的重精神意向表现，与徽州古民居建筑形制、空间、审美等一起共同作用，发挥着强大的民俗伦理教化功能。作为古徽州人家族式的礼俗规范，这既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精神力量，促使古徽州人自律、自重、自省、自警，起到了法律所不能及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论，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营建承载着古徽州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具有丰富的文化精神内质。从徽州古民居尊卑有序的建筑空间布局，赋景于意的装饰文化表征，寓教于理的思想意向特征可以看出，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和理学思维已成为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厅堂空间营建的核心思想，其宣扬的儒学伦理道德秩序是完全遵从于礼制规范和道德要求的。作为一种地域性行为，具有明显的严肃、古朴、神秘和吉祥等多层面地域性特征，已成为维系宗族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