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佳媚，王 芳

(浙江工业大学 图书馆，浙江 杭州 310023)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高等教育也在这场疫情中改变和重塑。随着疫情的发展，诸多高校迅速将课程调整为线上教学。在此之前，我国的MOOC、爱课堂等在线教育虽然已经过多年发展，但参与度和普及率仍较为有限，而疫情下在线教育的环境更加复杂。信息素养表现为一种技能，让教师与学生熟练操作和应用在线教学工具和平台；同时能帮助师生实现教育情境和教学实践的转化。因此，研究在线教育中的信息素养，能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参考，进而为我国高校制定适合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以及实施有效的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参考。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信息素养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内容，对在线教育发挥了积极影响和支持作用。如Qayyum认为信息素养能促进学习者研究行为的改变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这是教育的最终目标[1]；Rapchak提出信息素养对在线教育发挥协同作用，元认知意识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信息环境[2]；何艳平等调查了湖南大学研究生信息素养现状与能力，提出有效的能力提升策略[3]。信息素养影响在线教育用户的信息行为，为在线教育提供支持和教学创新。《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素养主席委员会最终报告》(1989)和《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2000)都将信息素养界定为识别信息需求、定位信息、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2015)展现了深刻的变化：它吸收“作为元素养的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强调信息素养对其他素养的整合，认为信息素养是学生作为信息消费者和创造者参与到合作社群的综合素养；它由六个相互联系的核心阈值概念取代《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中的能力清单，不再指定具体教学内容、预期目标或结果，而是由知识实践(Knowledge Practices)和性情(Dispositions)取而代之[4]。信息素养不再是一组独立于情境的具体技能，而是通过亲身参与实践，在教育实践中逐渐习得。多数学者结合案例分析信息素养教育的改进，如王莲提出注重高阶技能培养，融信息、研究、学术于一体[5]；徐春等提出建设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平台、组建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团队、创建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联盟等[6]；钱丹丹等以知识转化周期为研究视角，构建了“双线混融共生”教学模式[7]。随着情境化和实践的引入，信息素养教育逐渐从技能评估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图书馆员也将信息素养融入教学课程，在教授学生如何使用资源和与教师合作教授信息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8]。很多国外高校图书馆也开展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如多伦多大学“个人图书馆员”项目，将新生和图书馆员配对联系，让他们在专业的学科馆员的指引下提升学术素养[9]；由纽约州立大学等多个学院的众多图书馆员、教师和教辅人员参与的元素养学习合作组织则开发了多层级的“元素养徽章系统”(Meta-literacy Badging System)[10]。

综上，现有研究多将信息素养作为一种能力，探讨信息素养教育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帮助学生接受在线教育环境，而少有研究将信息素养置于高等教育实践中去观察其如何影响教学主体。同时，目前研究的考察对象为单一的学生或教师群体，未考虑在同一信息实践情境中教师和学生信息素养的关系和互动。本研究将师生作为在线教育实践中运用信息素养的双向互动主体进行调查和分析，考察其信息素养存在的问题，为实践中的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启发。

二、研究方法及结果分析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浙江省内一所本科院校(Z大学)的师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以下内容：(1)师生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和适应度，涉及在线教育的总体适应情况、接受度、满意度和使用意愿；(2)信息素养能力在在线教育中的体现，针对师生的信息行为调查信息能力对在线教育的影响，包括资源获取、选择和利用；(3)信息素养于在线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包括在线教学实践面临的困难及表现出的信息素养缺失。问卷设置考虑对应性，以支持教师和学生的比较研究。

(二)数据采集和样本概况

运用网络问卷调查法(2020年3月)对10名学生和8名教师进行小范围预测试，根据结果调整问卷内容，再次对全校范围师生进行正式调查(2020年3—5月)，共得到问卷840份，其中教师卷150份，学生卷690份，并使用EXCEL和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做异常值判断和无效样本处理，得到有效问卷教师卷145份，学生卷687份。其次量表问题做信度和效度分析，教师卷和学生卷信度系数值分别为0.762和0.829，分析项的CITC值均大于0.4，KMO值分别为0.726和0.791，说明研究数据质量良好。多选题用多重响应分析、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排序题采用优序图法，通过数据编码和权重计算确定选项的重要性排序。

教师样本男女比例分别为53.10%和46.90%；年龄以处于“4150岁”(42.76%)和“3140岁”(33.79%)的中青年教师居多；博士117位(80.69%)；超过一半的教师(51.72%)拥有高级职称；超过2成的教师拥有20年以上教龄。学生样本男女比例分别为43.81%和56.19%，学科专业涵盖了人文社科、理工、经管、艺术、医药等，其中50.07%的学生为“理工类”。教师的课程也以大类基础课(英语、政治、高数、计算机等)和理工类最多，这与其工科院校的属性有关。

(三)师生在线教育的总体适应性和接受度

1.平台和工具的选择。教师选择官方平台“超星学习通”的比例最高(67.59%)，其次是微信群(25.52%)。其他平台则更受学生欢迎，尤其是钉钉，学生的选择比例为61.72%，远超教师(30.34%)，说明选择在线教育的平台和工具时，教师偏向权威和保守，而学生则更加灵活。

2.变化的适应性。32.41%的教师需花费更多时间重新组织教学资源，认为学科素材库、案例以及教学工具和模板是较有用的资源，教学内容调整最多的是和学生的互动以及教学大纲和课件。学生认为平台功能的完备程度、方便程度及学习内容的趣味性和难易程度对在线教育有不同程度的影响。65.50%和61.43%的学生认为课外学习资源和公共选修课资源更适合在线学习，倾向于选择视频、文本和练习测试结合(57.79%)以及视频和微课(54.73%)两种资源呈现形式，更希望得到针对学习内容的有效辅导(59.53%)、学习计划的制定(43.96%)和自我监控、评价工具(53.71%)等方面的帮助，认为在线教育的配套服务应包括课后作业区、教学课程区、考点汇总区和师生交流区。

3.在线教育的接受度。方差分析显示师生对于“原先就有在线学习的经验，能熟练运用网络资源”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1)，学生的平均值(0.30)高于教师(0.10)，而对另两个选项表现出一致性(p>0.05)，如表1所示。说明师生一致认同在线教育只能作为线下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和辅助，同时学生对于在线教育工具的实际应用经验比教师更加丰富。同时，学生在资源和在线教育满意度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女生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略高于男生。而教师群体中性别、学历和职称对在线教育的接受度、满意度和使用意愿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男教师的接受度低于女教师；硕士学历教师的接受度和使用意愿均高于博士和本科学历的教师；随着职称从低到高，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对在线教育的总体满意度呈递减趋势。

表1 教师和学生对在线教育的认知和态度对比

如表2所示，师生对在线教育接受度、资源满意度和在线教育总体满意度的平均值依次递减，而学生的平均值分别为3.76，3.54和3.49，高于教师的平均值(3.34，3.30和3.18)，说明师生都对在线教育有较高的认知，但实际应用时资源满意度较低。而学生的接受度和满意度高于教师，原因可能是历来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学生而忽略了教师，影响了后者对资源和在线教育的满意度。同时，师生对在线教育继续使用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不使用”和“倾向于融合使用”的教师比例(分别为22.07%和77.24%)高于学生(分别为18.63%和71.76%)。

表2 教师和学生对在线教育接受度、资源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的对比

(四)信息素养能力对在线教育的影响

1.信息素养能力有助于信息的选择和组织。教师备课花费时间最长的是“选择和组织课程学习资源”以及“适应和调试网络教学工具和资源”，权重值都为37.50%，其次是“课件资源更新”(18.75%)；教学内容调整最多的是“学生的互动设计”，权重值为36.00%，其次是“学习评价和测试”(28.00%)及“教学大纲和课件”(20.00%)。学生选择资源的主要依据是真实权威性(30.56%)和丰富性(20.00%)，其次是获取的便利性(19.44%)和教师指定(13.89%)，品牌和口碑则显得没那么重要，权重值仅为8.33%和2.78%。运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分析，发现在线课程网站和在线APP软件这两项的响应率和普及率明显较高；大一学生未使用过电子数据库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而大三和大四学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应该是新生信息资源的需求不大，而且没接受过系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对电子数据库比较陌生，使用相对较少；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由于学习阶段层次较高，专业课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促使他们有更高的信息需求，同时信息素养课程也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搜寻能力，因而信息资源的选择和利用更加专业。

2. 信息素养能力有助于信息获取。利用帕累托法则(Pareto’s principle)研究师生在获取信息资源时的困难，累计比率为080%的选项是“至关重要项”，80%100%的选项为“微不足道项”。结果显示信息组织(49.74%)与信息获取(75.38%)是教师遇到的主要困难。学生存在的主要困难包括：信息选择(24.66%)、信息利用(41.24%)和信息获取(55.87%)。由此可见，教师和学生都存在面对大量复杂无序的信息如何进行选择、获取、组织和利用的问题，反映出信息素养能力方面的缺失。虽然他们都关注信息资源的免费方便获取，但教师更侧重于资源的组织和整合，学生则更关心资源的选择和利用。

(五)信息素养在实践中的应用

1.信息素养在实践应用中的困难。在教与学的实践中，教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师生互动，权重值达30.56%，其次是网速(25.00%)和教学资源(19.44%)，而自身在线教学技术运用(8.33%)的权重值并不高。学生的困难是自制力差(60.41%)，网上干扰性信息过多(48.33%)，找不到合适资源(45.27%)，缺乏互动交流(41.78%)。将困难作为自变量、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值依次为-0.223，-0.259，-0.135，-0.141，-0.187和-0.195，且p值均小于0.05，表明困难对在线教育的总体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可见教师对在线教学技术的运用具备一定的信心，但失去传统课堂的面对面授课，师生间的互动受到阻碍。教师为难的是如何保证在线教学反馈和教学质量，而学生更多的是自身缺乏监督而无法有效学习。

2.信息素养在实践应用中存在问题的类型。师生信息素养存在问题可归为能力型和实践型。能力型针对标准化技能，包括信息搜寻和在线技术的运用；实践型是非标准化的嵌入在实践中的一系列运用。教师实践型信息素养问题的权重平均值(18.06%)高于能力型(13.89%)，学生实践型信息素养问题的平均值高达44.077%，远超能力型(32.39%)。可见，相对于能力型的不足，师生信息素养存在的缺失重点是实践上的不足。

综上，信息素养对在线教育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内部自身因素和外部客观因素两大方面。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在线学习经验和信息能力，以及教学实践中是否能利用能力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外部客观因素包括疫情这个特殊情境让学生只能接受在线教育，并在实践中获得交互性体验。

三、研究结论及调整策略

师生信息素养状况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师生基本都能适应不同的在线教育平台，但在信息的选择和获取方面都存在问题。学生缺乏对自身知识水平和学习目标的认识，无法找到适合的学习资源，而教师目的相对明确，但查询和获取有效信息资源的能力相对不足。学生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自主学习，教师则更加关注教学过程的实施。可见，师生信息素养的缺失呈现出普适技能与嵌入实践并存的复合性。信息素养的多范式共存意味着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延伸到具体的教与学过程中，关注师生信息素养在实践中的应用。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已经进行了嵌入式教育、学科服务等信息素养教育的改革尝试，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开拓信息素养教育的创新实践，全方位嵌入学校人才培养流程，有效融入学校学术生态[11]。在新的教学环境中，教学互动是师生都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沟通方式，与线下课堂相比，学生信息反馈常常具有延时性，且教师无法边教学边观察学生的表情、体态等反映；其次是沟通效果，线上教学的师生交流有阻碍且较为单一，课堂中学生遇到的学习问题可能就会转向课后沟通或学生课后自学弥补。这些都需要信息素养中的信息沟通素养，反映出信息素养不能独立于社会实践，而是作为一种“元素养”，辅助人们掌握如何从事具体的信息活动。

在信息素养的培养中，高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信息素养教育策略。一是打造学习社区中的信息素养教育群。信息素养需求连接着教师和学生、课堂内外、线上和线下、互动式教学和自主学习，因此，信息素养教育需无缝嵌入到整个实践的应用中，扎根于实际的在线教育环境中，成为在线教育环境的一部分。高校信息素养教育需介入到教师和学生构成的教学社区中，参与实际教学过程，在教学评估体系中以可衡量的方式证明信息素养的接受度和效用度。二是将信息素养嵌入到专业课程学习中。高校信息素养教育需要从内容到方式全方位变革，将师生作为发展中的个体，将信息素养教育从关注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会不会”转变到关注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的“用不用”。现有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环境较少关注师生的互动性，因此需要用更多元和灵活的方式引导师生合作，将信息素养嵌入到专业课学习实践中。三是实现从信息技能到实践应用的渐进式转化。信息素养能力“达标”是应用信息素养解决问题和自主学习的基础条件。在本次调查中，不同年级学生对在线教育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的差异也反映出这一点。高校信息素养教育要建立相对完善的信息素养能力培养体系，并帮助教师和学生完成信息素养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受制于调查对象的范围和数量，本研究揭示的是某个特定时间点的状态，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作为一项探索式启发性研究，本研究期望打破以往单一的研究视角，关注具体信息实践情境下师生的交互作用。在新的教学环境中，信息素养呈现多范式复合需求，呈现出课程教学实践的社区化，需要师生提升信息素养教育以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并和教学目标达成一致。今后要重点研究如何优化和调整当前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在师生具备一定信息能力的前提下，探索植入教学实践中的信息素养教育，以更好发挥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在信息实践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