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学，周咏琪，卢 瑶

(1.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23；2.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

共同富裕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根本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但中国地广人多，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较大，民生保障领域还存在诸多短板，只有稳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文件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2]。长期以来，浙江省在共同富裕的先行实践中形成了既有典型区域特色又具有借鉴参考意义的“浙江经验”。新时代浙江践行“八八战略”，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3]，初步形成了以平衡、协调、包容、创新为特征的“四位一体”共富新模式。深入研究共同富裕“浙江模式”的演进过程及其新时代的内涵特征与认知评价，有助于为全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本，为进一步优化拓展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提供决策参考。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及研究前沿

(一)概念内涵

“共同富裕”顾名思义就是指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其内涵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视角来加深理解[4]。一是政治内涵。共同富裕具有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和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思想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5]。这一内涵阐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政治主张和价值取向。二是经济内涵。共同富裕意味着人民共创共享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6]。生产力发展达到“富裕”水平，国民经济高效安定发展；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经济发展成果，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城乡及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均衡。三是社会内涵。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共创共享社会财富和文化财富。首先社会结构是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和谐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大多数人就业稳定，收入和消费水平总体较高，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健全；其次是城乡区域社会生活差距消失，不再有持续大规模人口迁徙和流动。共同富裕意味着多维综合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1]。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集中体现在效率与公平统一、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统一、高质量发展目标和实现过程统一、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统一[7]。其本质特征可概括为经济社会财富总体增长的发展性、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性和发展与共享水平能够协调适应长远利益和代际繁荣的可持续性[8]。

(二)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相关研究前沿

“浙江模式”早先基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温州模式”[9]。顾益康较早基于温州模式探讨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10]；史晋川等基于温州模式总结了浙江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经验[11]；陈一新系统分析了民富省强的“浙江现象”“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城市大经济”的浙江模式以及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的浙江精神[12]；殷荣林研究了浙江模式的转型与提升过程[13]。但梳理现有文献也发现，深入研究新时代共同富裕浙江经验模式的论文相对较少，研究焦点比较分散，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相关理论与逻辑思考，包括共同富裕的测度方法[4]、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等[14-15]。二是国内外共同富裕经验研究。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社会福祉制度等先行经验，但也要警惕福利社会的高失业率、贫富差距扩大及社会阶层固化等教训[16-18]。国内相关比较研究集中在江浙粤沪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探讨区域共同富裕的现状、优势、面临的挑战及实现路径等[19]。三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经济社会背景、体制机制现状及浙江经验。唐任伍等基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探讨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20]；安蔚等通过调研分析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县区基层样本，刻画了共富时代“新浙江现象”的雏形[21]。

总体看来，现有多数研究偏重共同富裕相关理论阐释、政策解读及现状趋势的现象描述，在共同富裕相关理论及浙江先行实践有机结合方面需要开展拓展研究。特别是对于浙江共同富裕的研究，亟需基于零碎化的基层范例样本提升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进行深入系统分析，进一步总结提炼新浙江经验，为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和中国方案。

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模式”

(一)共同富裕“浙江模式”的演进过程

建国以来，浙江先行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进程，经历了共富奠基、先富带后富、初级小康、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示范区五个演进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共富“浙江模式”(图1)。

1.共富奠基期。1949—1978年为浙江共同富裕的摸索奠基阶段。这一时期浙江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指导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在共富摸索中首先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1953年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浙江众多的家庭小手工业者、小农场主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主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工人和农民翻身做主人，工商业主成为后来个体户的主体。1956年前后浙江各地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消除了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在社会治理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经济发展方面，浙江省通过实施第一至第五个“五年计划”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历史数据测算，1978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38%，与建国初期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突破2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1.9%，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先富带后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22]。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开放农村贸易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促使专业市场不断涌现，在机制体制大胆创新中探索“先富带后富”的共富路径。1978年，在浙江金华农村地区开始自发出现包产到组、到户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随着中共中央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出台，浙江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导农民发展“一优两高”效益农业，率先开启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温州农民企业家及时抓先机，凭借“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以生产消费资料的轻工业产品为中心建设专业市场，呈现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商品经济繁荣景象。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浙江率先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个私企业打破商品市场的地域限制向省外甚至国外拓展，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使商品经济实现质的飞跃，逐渐摸索出了“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镇”的先富路径。随着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以温州模式为典型出现了多种新的分配方式，将收入同劳动和经营成果紧密挂钩，将等量劳动交换与等价交换有机统一，生产要素按投入量、稀缺程度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共同参与分配。这种新型分配机制彻底打破了平均主义陋习， 有力发挥出了先富带后富的示范效应。浙江省1996年率先实现覆盖城乡的低保制度，1997年率先解决贫困县难题，2002年率先清除贫困乡镇，成为中国“先富带后富”发展的早期范本。

3.初级小康社会。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总结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八八战略”。优势方面强调将浙江在先富带后富的发展中已经显现出来的体制机制、产业特色、协调发展、生态、文化等优势发挥好，将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为此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的八大举措，具体提出了文化大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人才强省等一系列发展要求，体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效益均衡协调的发展理念，标志着浙江的共富发展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和整体推进的新阶段。这个时期，浙江乡镇企业、个私企业集聚的产业园区逐步与小城镇建设互为依托、互相促进、集中连片、协调发展。在义乌，过去的“鸡毛换糖”催生形成了农工商相结合新格局。新一代浙商发扬“新四千精神”，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创建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将富民强市的“义乌经验”归纳为“兴商建市、产业联动、城乡统筹、和谐发展、丰厚底蕴、党政有为”六大内涵，实践中义乌也成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乡一体化、宅基地改革等多项国家政策先行先试的试验田。这个时期，践行“八八战略”全面建设经济强省、法治浙江、文化强省、生态浙江，积极打造创新型省份，增强全社会人民民主与法制意识，加强浙江凝聚力。2012年浙江全省初级小康实现度已达90%以上，共同富裕的实践由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全面铺开，为全面实现小康奠定的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4.全面小康社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浙江秉承“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先行踏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途。2013年至2015年浙江省全面推进“三改一拆”，改造旧住宅区、改造旧厂区和城中村，拆除违法建筑，使城乡居住环境大为改善；同时开展“五水共治”先行探索生态治理创新路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后，浙江全面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增强“民营民富民享”获得感，真正做到藏富于民。为此，浙江持续加大民生支出，制定落实各项惠农强农富农政策，在2016年率先取得脱贫攻坚战胜利的基础上以精准扶贫打造富民样本，建立重点帮扶村，大力发展村域经济，帮助百万农民完成异地搬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走上致富之路。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浙江省以“电商之都”杭州为中心，大力发展以智慧型互联网产业为主体的数字经济，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催生了引人注目的“杭州现象”，并辐射浙江全域。这个时期，浙江通过推行“亩产论英雄”促进传统工业园改造和转型升级；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服务型政府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通过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近年来，浙江主要市县都将工农产业与城乡一体化相结合，将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相结合，将“扩中”和“提低”相结合，将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相结合，义乌、慈溪、余姚、诸暨、乐清、瑞安、温岭、桐乡、海宁等县市长期居于全国百强县前列，为浙江迈向共同富裕更高阶段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

5.共同富裕示范区。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该意见紧扣推动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提出6方面20条重大举措，支持浙江省于2025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并于2035年基本建成共同富裕示范样本。目前，浙江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显著先行优势，但也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体挑战体现在，目前26个山区县发展总体还较为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城乡差距仍然较大。此外，近年来浙江省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有较大人口流入，浙江外来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也较为突出，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和人群差距，这已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必须破解的课题。为此，浙江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提升区域治理创新能力，以数字创新改革为抓手，以“两高三均衡”为核心探索新时代共富之路。“两高”即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打造高品质生活，通过建设未来社区和乡村，探索公共服务共享路径，建立现代生活的幸福家园。“三均衡”着眼于区域、城乡、收入均衡，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渠道，同时持续完善帮扶机制，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先行先试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力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等各方面为全社会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和中国方案。

(二)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及其特征

1.四位一体的“浙江模式”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政府有为+市场高效+人民共创+社会有利”四位一体的复合发展模式(图2)。

图2 新时代共同富裕“浙江模式”四位一体结构

(1)“政府有为”是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政治支撑。20世纪70年代浙江率先开展简政放权改革， 1993年浙江重新对政府机构定职定岗定编，到1999年机构设置已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约束，初步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服务管理机制。2008年以后，浙江率先开展大部门体制改革，建立部门间协调联动合作机制，全面打通部门间信息壁垒，提高了政府工作效能和服务能力。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以电子政务改革赋予政府治理全新生命力。2014年起浙江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改革，从“四张清单一张网”模式厘清政府职责，到“最多跑一次”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浙江各级政府将数字化服务作为政府治理创新生态系统优化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优质高效服务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新路径，助力浙江形成以创新、开放、共享、包容为特征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23-24]。如果从经济地理看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共富探索之路由南向北历经了1980年代的“温州模式”、1990年代的“义乌经验”及21世纪的“杭州现象”叠加演进的过程，那么其中折射出的政府行为，便是1.0的“无为而治”、2.0的“适度有为”与3.0的“有限有为有效”政府定位的渐进式演变，而且逐渐呈现出“小政府、大市场”的清晰特征。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需要“有为政府”的力量。新时代浙江各级政府把有限有为有效政府定位为引导全体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行为方向，致力于提供包括市场经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丰富优质的社会公共产品，营造保护民营产权、推进有序高效社会组织治理等公共制度与公共秩序，构建有利于社会财富在人与人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科学合理再分配，有利于社会高质量和谐发展的系统性制度安排[25]。

(2)“市场高效”是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源泉。浙江经济从个私经济起步，随着乡镇企业、专业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并逐步走向国内外。浙江经验表明，“小政府”推动市场力量成为了全社会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主角；活力勃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同富裕的体制基石；基于契约、规则、法治的市场经济以公平竞争推动效率，为共同富裕奠定了财富之源。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上市乡镇企业万向集团、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例如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市场等，这些都成为引领中国中小民营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行范例。进入新时代，浙江的数字经济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资本、人才、技术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发挥小企业和小商品的大作用，激发创新创业与成长活力。阿里巴巴、网易、考拉海购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引领发展新零售、农村电商与跨境电商，积极拓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通过畅通国内国外双循环，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3)“人民共创”是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靠。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总书记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26]。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将“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写进了浙江精神的血脉里，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大胆闯大胆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了浙江示范。传统浙商从小手工业者、小作坊主、推销员成长为大企业家，浙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浙江走向全国走向全球，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基础。新一代浙商发扬“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的新四千精神，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以“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把小商品市场发展为世界商品集散中心，又闯出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富之路。如今，走出去的浙商回归反哺浙江本土，在资金、技术和资源等方面为新时代共同富裕贡献了浙商共创新价值。

(4)“社会有利”是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浙江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还在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是浙江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推动山区26县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制定一县一策，深入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念好新时代“山海经”，通过结对帮扶打造共同体，让基础公共服务更加均衡。二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增强群众获得感，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群众有尊严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试点第三次分配改革，打造“善行浙江”，宁波“善缘网”、杭州民生直达慈善公益模块、“云上公益大脑”及 “指尖公益”等。三是建设“浙里安居”，以民众美好生活追求为中心，以人本化、数字化和生态化为指导，打造高质量生活场景，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浙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出绿色浙江、建设生态浙江、“两美”浙江等重大战略，创新实施“河长制”，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了浙江示范。此外，在全国对口帮扶方面，“十三五”期间浙江先后帮扶4省8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就是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在初次分配的公平竞争、二次社会财富合理转移的公平再分配及依道德力量引领的第三次分配中，做到对社会全体有利。

2.新时代共同富裕“浙江模式”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浙江从“温州1.0”到“大杭州2.0”，是传统制造业致敬现代新兴产业的华丽升级，也体现了乡村浙江嬗变为都市化浙江的共富社会创新特征[27]。

(1)平衡性。浙江富裕程度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山海协作均衡发展。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举措，围绕山区26县发展突出短板，亲自部署实施了山海协作、百亿帮扶致富等重大工程，在共同富裕探索实践中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浙江GDP达6.46万亿元，人均GDP增至1.46万美元，人均GDP最高的杭州和最低的丽水两市相差1.21倍，较2019年差距进一步缩小。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城乡居民收入超过20年连续位于全国各省区第1位，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呈现缩小的趋势，2020年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11个设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比缩小到1.64。淳安县下姜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基层联系点。调研了解到，近年来下姜村正在把致富经验辐射出去，与周边24个村组成“大下姜”乡村联合体。2021年上半年，“大下姜”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近44%，强弱村差距逐渐缩小，“一处富变为处处富”渐成现实。

(2)协调性。浙江注重产业经济、自然、人的和谐发展。首先，浙江有较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浙江坚持贯彻“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据统计数据测算，202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3.3∶40.9∶55.8，促进产业结构的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是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比GDP高9.4%，其中高新技术、装备和战略新兴产业等高端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增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浙江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据统计，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同比下降0.1%，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4.3%，同时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9.4%，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居全国重点区域第一，成为首个通过国家生态验收的省份。2003年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谋划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农村人居环境系统整治。2018年浙江“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2020年浙江人均寿命提高到79岁，最低生活保障提高到城乡同标886元，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提升到97.25%，浙江省已成为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浙江率先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新路子。目前，浙江正围绕“环境美、产业旺、活力足、风尚好、韵味浓、服务优、价值高、机制畅”，绘制新时代美丽乡村新图景，将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市民旅游休闲的理想乐园、大众创业创新的希望热土、浙江共同富裕的展示窗口。

(3)包容性。浙江模式的包容性突出体现在对个私经济的支持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上。浙江人民创业热情高，个私经济活力强。据统计，2020年在册市场主体达803.2万个，新设企业50.3万家，其中，民营企业47.6万家，占全部新设企业的94.8%；新设个体工商户117.9万户，增长26.1%。浙江省广泛组织结队扶贫，进一步激活了后进地区的经济活力。浙江民政工作聚焦特殊群体和群众关切，2021年完成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7万余户，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竣工验收360家，康养联合体试点建设143个，做到了11个设区市慈善基地全覆盖[28]。新时代浙江通过数字化改革打造无差别城乡，实现各类人群信息共享，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4)创新性。浙江的发展模式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从小手工业者到乡镇企业到个私经济民营经济再到电子商务，创新是“浙江模式”得以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近年来，浙江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统筹利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认知，把“城市大脑+产业大脑+未来社区+未来乡村”的核心场景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载体。根据统计数据，202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去年同比增长18.0%，研发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2.6%，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电气机械、通用设备对研发费用的增长贡献最大。2020年浙江新产品产值增长率为5.1%，新产品产值率为39.0%，其中有11种新产品被列入国家“三新”统计中。2020年全省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5年的57%提高至65%，“十三五”期间实现约1.6%的年均增长率。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的显著特征。

三、新时代共同富裕“浙江模式”的认知评价

为及时了解浙江省当地群众及企业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认知评价，准确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浙江模式”的适用性，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课题组先后在2021年5月和8—9月针对浙江省11个地市2 500名城乡居民及1 350家民营企业开展了新时代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相关专题问卷调查和线上线下访谈调查，回收得到2 500份有效城乡居民访谈调研数据和1 345份有效企业问卷数据。调研结果显示，对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企业和城乡居民群众都充满了信心，企业受访人员中表示非常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高达81.6%，持有相同看法的民众高达94.3%。

(一)浙江民营企业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认知评价

调查显示，浙江民营企业普遍认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助于强化民营经济区域比较优势、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对于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主要诉求及关心的重点建设目标集中在：第一，政策机制诉求。理顺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的机制，助力中小企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75.65%)、精准落实减税降费(70.71%)、加强诚信体系建设(67.71%)、完善创新体系(61.71%)等；第二，全面协调发展。追求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55.17%)，促进社会和谐发展(66.11%)，保持生态环境优美(61.57%)，加强精神文明建设(52.17%)等；第三，发展成果共享。持续提升企业盈利与抗风险能力(63.58%)，同时进一步增加员工收入(77.85%)，增强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62.44%)、推进优质公共服务共享(55.17%)等(图3)。

(二)浙江民众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认知评价

调研发现，浙江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民众与共同富裕示范目标差距的自我评价认知有所不同(图4a)。一方面，城市民众自我评价认为自身所处的地区及个人与共同富裕示范目标差距不大的占比超过45%，说明浙江城市地区共同富裕程度较高，农村民众自我评价差距不大的占近40%，而且城乡个人自我评价差距不大的占比较高，折射出浙江藏富于民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农村民众自我评价认为所在区域与共同富裕目标还有较大和很大差距的合计占64.2%，而城市居民持相同看法的占54.6%；认为个人与共同富裕目标还有较大和很大差距的居民，农村为61.4%，城市为50.1%，都超过半数，反映出城乡个人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差距都还比较明显。为了加快缩小区域及个人差距，民众的期待首先集中在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37.0%)和收入平等(18.6%)上，其次为社会和谐(9.8%)与区域协调发展(9.6%)，其他还包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图4b)，这反映了浙江民众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探索中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

四、扎实有效推进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课题组基于系统梳理研究共同富裕“浙江模式”的演进过程及其内涵特征，结合调研分析和国内外比较研究，就扎实有效推进新时代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出对策建议。

(一)发挥绿色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做大高质量发展“蛋糕”

创新发展是浙江共同富裕的鲜明特征。发挥之江实验室、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和宁波新材料科技城等一大批科创高地的创新引领作用，推进企业朝着智能化、高端化和绿色化方向跃升发展，探索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产业体系。为此，一要提高行业供应链产业链绿色化水平，促进区域企业全生命周期绿色高质量发展；二要强化绿色产业链协同治理，发挥浙江先行优势引领建设“数字长三角”，协同攻关“绿科技”，建设“碳谷绿湾”特色产业示范区，打造长三角“中国环境谷”；三是以绿色创新驱动国内大循环。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辐射推动区域内循环及国内大循环，建议浙江加快发展“五大绿色经济”(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型服务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前沿型创新经济和生态型山区经济)，形成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于一体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新动力源；四是创新经贸合作模式，联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借势2022年1月1日全面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议浙江先行打造基于杭州—宁波(舟山)—金华(义乌)自贸金三角的RCEP经贸合作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枢纽。促进浙企“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加速重构区域产业，同时积极“引进来”优化资源能源结构、弥补高端制造短板。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海内外浙商浙侨为纽带，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的显著优势，做大高质量发展的“蛋糕”。

(二)探索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分好高质量发展“蛋糕”

收入水平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共富“硬”指标。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居民增收长效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示范区。一是增加收入“提低扩中”。借势数字化改革推动更充分就业，依法维护劳动者收入权益，限制不合理收入，帮扶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形成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导的橄榄型社会经济结构。二是缩小“新剪刀差”，运用大数据优化乡村资源配置，建立耕地林地等资源流转资讯平台，完善乡村资源市场定价机制，提升农村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缩小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工农业产品之间、城乡之间的“新剪刀差”。同时，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力薪酬比例，加快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三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建议在减免其他税种或降低税率前提下，面向高收入人群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赠予税等财产税。四是探索三次分配调节机制，激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规范社会慈善行为，鼓励有余力的捐赠，促使个人和企业形成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此进一步创新慈善模式，引导慈善资源助力后进地区和弱势群体共同富裕，分好高质量发展“蛋糕”。

(三)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需求

民生是群众幸福生活的保障网。一是加强基础性民生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最基础、最普遍、最迫切的需求。实现均质教育，以教师轮岗、倡导实学、提升教师福利待遇等多种形式，探索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实现均质医疗，促进优质就医资源沉淀，建设优质社区医院、乡镇医院、专科医院、保健所，试点家庭医护工人资质认定制度；实现均质住房，加快推广“浙里安居”工程，实现全体人民住有宜居。二是把解决普惠性需求与个性化需求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切实共享发展成果。普惠金融强化面向中小微企业服务，构建村镇社区银行体系，实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助力新时代乡村工商业振兴与财富创造；发挥浙江“小政府”数字化服务企业和民众的优势，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三是加强兜底性保障建设，保证共富路上不落一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民众生活安全网和企业经营倒闭安全网，防止脱贫群众因病因灾返贫，切实防范企业连环倒闭破产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系统性风险。

(四)打造无差别城乡现代化单元样本，推进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

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包括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和山海协作。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政策及技术上的无差别化。一是突出区域发展优势，根据山区26县的特点和资源优势，建立发展战略支点，强化地方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等项目合作，引导龙头企业产品转化，推动当地产业结构提升。二是坚持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建议借鉴日本“里山”模式，把生态、文旅、体育、产业融入建设全过程，盘活山区闲置土地和水资源资源，串联“山水林田湖、城镇乡村景、畅安舒美绿”，打造从山水供给—山水生产—山水销售—山水增值—山水保护的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三是创新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参与山海协作的实现路径，利用各类平台组织引导开展山海协作相关的支医支教、社工和志愿服务等帮扶协作活动。四是推进县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造无差别城乡。为此要力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强高效、生态、智慧、融合型农村产业；推进城乡环境协同治理，变“城乡二元”为“一体化发展”，要充分有效利用数字化技术，为城乡企业及民众提供优质均衡的生产生活服务，消除数字鸿沟，打造无差别城乡现代化单元样本。

(五)建设精神文明高地，实现“口袋”“脑袋”共同富裕

一是以理论立魂，打造思想理论高地。深刻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践行“八八战略”的浙江定力。二是以精神立德，打造精神力量高地。传承发扬红船精神，倡导“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浙江价值观，提炼新时代浙江创新创业精神元素，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三是以人文立身，打造文化和谐高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信用浙江品牌。四是以环境立功，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拓展公众和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打造绿色低碳智慧的有机生命体和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共同体。五是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创建文旅融合共富示范区。以数智立新，推动文化与制造业、服务业、教育业和金融业等领域跨界融合双向赋能，鼓励文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向世界发出浙江声音，提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高度有机统一的中国省域范本和共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