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艺 徐伟

近两年来，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李文亮医生被公安机关训诫一事展开了广泛讨论，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实质意义上的行政处罚说，认为公安机关的训诫行为对当事人在声誉和言论自由方面造成直接不利影响，具有制裁性，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处罚。①杨解君：《受罚性行为与行政处罚的判断及其适用——关于李文亮“训诫”案中的行为及相关争论问题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6 期。由于事实上产生了处罚效果，且属于法外处罚、超越职权，故应予撤销。②高一飞：《公安机关治安管理中训诫的规范性思考》，《中州学刊》2020 年第2 期。二是行政指导说，将训诫定位为行政事实行为基础上的综合性行政指导行为，其兼具规制性行政指导与助成性行政指导的特征。③易明佳：《论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宁夏党校学报》2020 年第5 期。三是行政命令说，认为训诫使当事人承担自行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与行政命令的法律特征高度契合，同时具有可诉性，能够最大限度保持我国行政法体系的稳定性。④周舜、李若愚：《公安训诫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完善》，《上海公安学院学报》2021 年第2 期。四是准行政法律行为说，认为训诫分别吸纳了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的成分，使自身具备了“观念表示性”和“间接法律效果性”的特征。⑤曾文远：《论行政训诫》，《学术交流》2021 年第1 期。

以上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但要准确定位训诫制度的功能，还应坚持以下基本立场：一方面，应在现有行政法理论体系中努力找到最适切的制度支点，通过探寻其发展脉络，进而加厚或延伸相关知识内容，而不是轻易地自创概念分类，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