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广宇

经过42天的调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被训诫”一事终于有了结果。

3月19日，国家监委调查组发布了《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并提出工作建议：由于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已建议湖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当日，武汉市公安局撤销了训诫书并向李文亮的家属郑重道歉，相关的两位责任人分别被处分、警告处理。

被病毒夺去生命的李文亮终于等来了那声迟来的道歉，但人们还是不禁追問：事件中暴露出的更多问题是否还要继续挖掘与问责？是否还有更多同样被训诫的“吹哨人”的问题没解决？诸多评论中，知乎认证为“西政硕士”的一位从事法律研究的网友提出的建议颇为亮眼，他指出，是不是应该借此机会将“训诫”也一并规范？

训诫指的是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实施的一种轻微的强制措施，由公安机关实施的训诫很多是“口头教育”，一般是针对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采取的，比如违反交规被教育。2006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后，取消了其中有关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该条例后可免于处罚，但可以训诫的规定。此后，训诫一词被明确不是一种治安处罚的手段，更不是一种制度，而大多数业内人士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教育手段。

2月7日，一些市民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门口悼念李文亮。摄影/长江日报 陈卓

如上所述，在实践操作中，“训诫”由于没有明确定义范围和方式而容易被滥用，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急于求政绩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筐”。比如今年2月15日，有视频爆出湖北安陆市某地一家四口因为在家打扑克被要求公开朗诵检查的训诫场景，被网友吐槽“荒谬”。2014年，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更是出现过“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这种套着训诫外壳的疑似非法拘禁行为。

出具训诫书，让训诫这种教育手段变得与治安处罚手段中的警告无差别，这也是中南路派出所行为中的问题。错误的训诫被错误传播，更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在针对此事受访时表示，训诫书在派出所存档，对当事人会造成声誉影响。事后的新闻采访证明，李文亮的姓名虽然没有在一开始被曝光，但“武汉市民转发SARS信息被约谈”的事件在媒体上多次传播，对他的工作和身心状态确实产生了影响。

回顾整个事件，人们之所以称李文亮为“吹哨人”，并非仅仅因为他好心提醒身边人注意防疫的行为和白衣天使的身份，更因为他和身边同事对于疫情敢于传递信息，敢于求证后说出实情。对他，以及他背后更多被错误训诫人员的平反和道歉，并不断反思某些行政行为是否有法可依，是否存在滥用，进一步对“训诫”进行规范，才能彰显法律的公正、公平。

希望这迟来的道歉不是事情的结束，更是反思问题的良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