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重点，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动能。碳中和目标的设定既对农业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具有特殊地推动作用。碳中和目标下，农业绿色技术创新需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同时需要警觉“伪生态农业技术”冒用，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多源、分散性的碳排放，积极促进农业生产中闭环式的物质能量流动，避免“物质变换断裂”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只有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动能，促进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三重和谐。

关键词：碳中和;农业绿色发展;绿色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2-098-008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深层结构性变革下四川农村未来绿色发展走势研究”（2020JDR0093）、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詢委员会软科学项目“构建城乡消费双循环深化拓展消费帮扶研究”（202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芙蕊（1977- ），女，黑龙江海伦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廉玛丽学院访问学者，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

2021年9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重点，对‘十四五时期农业绿色发展作出了系统安排”[1]，同时提出要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动能。在双碳目标下构建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不仅要实现农产品的绿色化，还要提升农业生产资源利用水平、产地环境质量和减排固碳能力。相比而言，农业领域属于碳排放源最为分散，也是最难减排的领域，这使得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途径、意义和方式都有其独特性。

一、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需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

从历史发展来看，贫困与环境破坏增加紧密相连。首先，不摆脱贫困就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在贫困阶段，生存成为人的首要目标，当“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围绕生存而展开时，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就会成为次要甚至是可忽略的目标。其次，摆脱贫困的路径选择不当也会引发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矛盾，进而加剧人的贫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2]，人类如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摆脱贫困，最终只会导致贫困加剧。最后，即使在人类摆脱贫困后，如果不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良性互动，当自然再次遭到破坏时也会重新导致人的贫困。在国际上，因气候变化所导致或使贫困加剧的现象，被称为“气候贫困”。2021年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指出，全球气温升高，将加剧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带来更频繁的干旱、热浪、暴雨等极端天气，并由此引发洪灾等问题。例如，自2021年2月起全球极端气候现象频发，南半球的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经历了较大旱灾，导致当地环境退化严重，国家粮食收成不足过去5年平均水平的一半。此外，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反复以及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全球贫困现象可能会持续呈现加剧的趋势。

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2020年已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改变了世界贫困格局。从具体数据上看，2021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持续努力，到2020年底中国已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但是，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不是终点，而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起点，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起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起点。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防止局部性返贫。因此，农业技术的使用既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又要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技术应用中，人们习惯性地有一种错觉，认为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难以同时兼顾。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效益在资本逐利目标的推动下，已然成为技术应用中首要和唯一的目标，导致了技术应用中其它效益为经济效益让步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和技术功能浪费。如果从哲学角度分析其原因，我们会发现，尽管技术水平的进步与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但同时也受到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更深一步讲，就是技术功能的发挥在一定意义上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核心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持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过度积累，这使技术在使用时也被社会赋予了单一的经济目标。在生产过程中，所有的一切，包括技术和自然都沦为资本的奴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3]但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速度、生态资源和能源的再生速度，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实现速度等方面却无法跟上资本扩张的速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恢复速度和替代资源的发现速度，人类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已超过了自然界本身的自净能力，造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物质变换断裂”。人们没有意识到“长期不思考一件事情是错误的思考习惯，给了认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外在感觉，并力图捍卫这种思维习惯”[4]，最终导致形成社会发展的错误共识：只要获取经济效益，所有一切负面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滞后期较长的生态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增值的目的不会变，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也不会变，所以生态环境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资本主义内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这也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以往我们多从愿景和定性目标角度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全球遭受范圍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某些方面就有了定量指标。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会上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5]在2021年4月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我国又提出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新时代是中国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碳中和目标是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的严峻挑战所提出的，在遵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础上，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主动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责任的大国担当。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各生产领域的紧密配合，在农业领域中也有明确的要求。我国《“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力争实现农业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产地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农业生态系统明显改善，绿色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减排固碳能力明显增强的农业绿色发展目标。因此，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下的农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创造生态效益。相较于资本逐利目标下的技术单一经济目标应用，碳中和目标下的农业技术应用需要恢复其全面功能。相较于资本逐利下技术应用导致的“物质变换断裂”，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至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碳中和目标下的农业技术应用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规避物质变换断裂状态，创造经济效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创造生态效益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弥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

二、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需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在人与自然构成的系统中，人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当人的生态意识得到提升、生态行为得以普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协调发展才能具备内在动力。因此，农业技术绿色创新除了要创造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外，还需要具备推动农民全面发展的社会效益。

技术的应用造成了对人的控制还是促进人的发展？这看似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但其实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技术对人的控制，这种控制使人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机会。马克思认为，在借助技术进行劳动的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7]这种异化表现在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及蕴含于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本质的异化。

在资本逐利的生产目标下，劳动异化直接导致人丧失自我发展的机会。“技术对人的控制是通过固化人的本能来实现的。灾难并不是个人受制于社会和物质产品，在机器发展已经成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选择的交织覆盖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而在进化历程中人是真实地落后于其外在表现的。对进步力量的适应推动了力量的进步，也不断更新着用来证明是成功而不是失败的退化。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命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8]如何破解技术进步中人的本能被固化，是当下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这种“固化本能的劳动”限制了人对自身发展和与自然界关系的理性认知，并产生了认知偏离。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异化劳动，认为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类本性，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失衡、断裂。

当人在劳动过程中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就会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消费，也就是通过“物欲满足”进一步加强对人的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从“物化”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劳动过程被逐步分解为许多抽象的、合理的和专门化的操作，使得工人不同最终的制成品发生接触，并且工人的劳动简化为一套专门化操作的机械性的重复行为。另一方面，随着加强机械化和合理化，完成一件工作所必要的时间周期，则从仅仅是一个经验的平均数转化为一个客观上可以计算的，作为工人所面对的固定的和既成的现实的工作定额。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9]。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被符号化和抽象化，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导致主体的客体化，并且人与人之间也丧失了有机联系，被原子化。更为严重的是，人的物化从现象转为一种意识，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之中”，从而形成一种难以去除的“物化意识”。在“物化意识”的推动下，人逐渐陷入物质满足而缺失精神满足，精神满足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工作和休闲领域。首先，人们在休闲领域存在着借用物质消费实现精神满足的倾向。“在一个万物俱备、什么都不缺的年代，占有物质很难再刺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获得长久的满足。在新的时代，比起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感。从实物中获得的满足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宝贵的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将永远地入驻我们的生命。”[10]精神满足是人的内生满足，需要内生动力，而物质消费更多的是依靠外力作用所产生的满足感，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精神满足是不确定和易消逝的。人只有从内生角度获得的精神满足才是稳定和持续的，并且能使自身得到不断提升，从而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休闲领域中获取内在的精神满足也需要借助外物，但外物并非精神满足的来源，而仅是辅助手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精神满足不等同于消极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具有内在提升能力的精神满足。其次，人们在工作领域中缺失精神满足会加剧对物质满足的沉溺。“机器强迫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自然过程规定的速度快得多的循环节奏——这种现代特有的加速过程只会让我们更加忽视劳动的重复性，这个过程本身的重复性和无休止性毫不含糊地打上了劳动的印记。这一点在以劳动方式生产出来的使用物上表现的更明显。这些东西由于过分富足而变成了消费品。劳动过程的无休止只能靠消费需求的无休止来保证;而要明确生产的无休止，就只能让产品越来越快地失去它的使用特征和变成越来越多的消费对象。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在使用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至于使用和消费之间，使用物的相对持久和消费品的转瞬即逝之间的客观差别濒于消失的情况下，生产的无休止才能得到保证。”[11]由于机器、劳动、消费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沉溺于物质满足的后果也体现在与生产、劳动、消费相互关联的不同领域中，并对人的个体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技术和人都是关键因素，实现碳中和目標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力量就在于人自身。农民是农业领域双碳目标实现的内生动力，是具有能动性的农业生产主体，只有促进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形成良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才能有效、能动地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和农业绿色发展。理性来看，在农业技术应用过程中促进农民的发展可以带来生态效益和推动农业绿色科技进步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无论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的需求如何变化，都是以对自然界的需求为基础，因为劳动过程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展开，人的物质需求必须要从变革自然的过程中得到满足，人在变革自然的劳动过程中也能通过自我能力的充分发挥实现精神满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自我实现都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的精神需求。当人们能够在劳动过程中获取精神满足时，将弱化物质满足，并不断地提升自身能力，最终实现个体发展的良性循环，其直接结果就是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技术应用中促进人的发展是技术的必然使命，技术只有通过人才能产生、应用和发展，但是如果一味地使人屈服于技术，不仅限制了人的发展，也会阻碍技术进步。当被隔离于技术原理之外，人就成为技术应用中的一个齿轮，技术也就丧失了持续创新的驱动力，在技术创新领域，精英人物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将无法完全取代技术实际应用者对技术的推动。农民的发展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提和真正动力，只有不断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才能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和谐，并在更高层面上维持这种和谐。因此，在重视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外，我们更需要在技术选择中考虑促进农民发展的社会效益，在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三、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需警觉“伪生态农业技术”冒用

马克思一直强调要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相统一。在农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农业技术创新在创造社会效益和促进农民发展的效益的同时，更要积极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元气，农业技术应用中的原材料、生产过程、最终产品、废弃物等不应加剧环境破坏。尽管目前来看，全方位的生态价值难以实现，但我们仍需力图避免农业技术应用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生态破坏后果的同时出现。碳中和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应警惕那些能创造部分生态价值，但却从整体或部分上破坏生态的“伪生态农业技术”冒用。“技术与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功利性。和其他技术一样，在市场经济下生态技术的发明和推广都受到强烈的利益驱动。不成熟的技术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生态效益，但又可能在其他方面造成生态危害。当技术后果不明朗时轻率推向社会，就是技术冒用，在高科技时代这种风险越来越大。”[12]为了有效规避风险，我们需要对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后果进行全面的预测和审视，减少伪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避免对自然界造成更深层次的损害。

“伪生态农业技术”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超越适用条件的生态农业技术可能变成“伪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的应用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范围，并非所有的生态农业技术都具有普遍适用性。所以，在一定区域范围和时空背景下的生态农业技术，在另一区域和不同时空背景下很可能就会成为伪生态农业技术。也就是，并不是适合某个地区的农业技术，可以随意推广到所有的地区。在农业技术引进和推广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域的资源和环境特点，综合考虑被推广的农业技术能否实现经济、生态、人文价值相统一，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在某地区适用的农业技术一定具有普适性。实际上，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根据资源、环境、人口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情况选择技术。从地域角度看，不同地域环境有着不同的农业技术需求，这是农业技术发展的地域优势，在农业技术推广时要充分考虑这种地域差别。从生态资源角度看，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应用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农业技术，如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发展养殖业以及旅游业，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从文化背景看，文化也是一种资源，农业技术的采用应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符合，否则会影响技术应用的实际过程及结果。

二是农业技术的“高级化组合模式”不具有普适性，硬性推广可能会成为“伪生态农业技术”。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人们常以推广经济效益高的农业技术为目标，当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后，人们才逐渐开始思考农业技术所带来的生态效益问题。在农业技术实际应用中，人们常会选取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高”的技术组合，两种高效的现代农业技术，在一定层面上形成了农业技术应用的“高级化组合模式”。人们一方面通过高级农业技术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借助高级生态农业技术解决环境问题。其实，在技术选择过程中人们似乎忽视了另外一种模式，即经济效益高的现代农业技术与经济效益低但生态效益高的传统农业技术组合而成的高级农业技术。例如，利用人工芦苇的净水技术就是在污染小的地区使用传统技术的方式，如果这种传统技术不能满足需求，我们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对其功能进行提升，这是因地制宜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利用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技术相互组合可以替代技术的“高级化组合模式”。高级技术具有高效的特点，但综合考虑资金、环境、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条件，我们会发现农业技术应用的“高级化组合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强行推广或许会变成“伪生态农业技术”。

三是农业技术引进不等同于生态农业技术引进，贸然引进农业技术或变为“伪生态农业技术”。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国外的农业技术促进本国农业发展，引进农业技术虽然可以暂时提高经济效益，但其潜在的弊端也极为严重。发展中国家从国外引进的农业技术可能会与当地的实际需要及文化背景相冲突，从而产生不同技术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国外现代农业技术与国内传统农业技术之间的技术震荡。此外，由于引进农业技术多为高级技术，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也会使得国内有价值的农业技术遭到舍弃，如果缺少自主的内生动力和良好的发展理念，仅依靠引进国外农业技术实现经济、人文和生态价值的统一，是令人置疑的。单纯依靠引进农业技术不能推动农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完全依靠引进国外现代农业技术造成的技术震荡还可能会损害预期目标的实现。为此，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模式，在适当引进国外农业技术的同时，积极开发和利用本国现有的农业技术，为国内农业技术创新和发展提供原生动力。当然，这并不是指“高级化的组合模式”或“农业技术引进”不具有实用的可行性，而仅在于说明其发挥作用需要有特定的适用条件，不同地区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谨慎选择，避免盲目引进、采用而造成对现有技术的浪费。

四、碳中和目标下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践设想

农业绿色发展要契合我国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通过农业技术创新推进农业生产方式向循环、低碳、绿色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绿色农产品品类扩充和产量增长。

农业生产活动造成多源、分散性的碳排放，主要体现在能源使用模式和动物肠道发酵、动物粪便管理、水稻种植和农业土壤的碳排放等方面，农业需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减排的目标。首先，从农业生产的能源使用模式看。目前，一般意义上的高级农业技术多集中应用在农业工业化进程中，而农业工业化使用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在全球变暖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危机下，这更加剧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断裂”。这种断裂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的资本逐利过程中，而后随着其他国家对这种生产模式的复制而延续。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用能方式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多，从而加剧全球变暖，这与我国的发展目标不相符合。在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进程中，要转变物质循环断裂的生产方式，积极打造农业生产中闭环式的物质能量流动，即“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能量流动模式。在农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结合农业生产的外界条件，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从而节约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能源，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恢复和创建以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为主的农业能源供应体系，逐步构建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的清洁能源体系。我国目前已开展了许多农业林光、渔光互补项目，这些项目的推进，也为碳中和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板。例如，四川凉山州光伏发电项目占地面积约300亩，装机容量10兆瓦，在充分利用当地光照资源的同时，还充分利用电站通道两侧及光伏组件下的土地种植油用牡丹，在实现光伏发电的同时杜绝了土地资源浪费，发电站的建立也带动了当地就业，真正实现了农光互补。另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可以适度转向和重拾我国传统生态农业技术。我国传统生态技术具有现代高级农业技术无法完全取代的特点，相较于现代农业技术，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具备农业用能方式的绿色和低碳优势。我国传统农业技术遵从并有效地利用、发挥自然力，使技术应用与自然界一起构建了“生產-消费-分解”的有效循环。此外，我国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具有突出的系统循环思想，传统农业生态技术是在技术发生作用的各个环节中创造生态效益，将技术的生态性体现在技术应用的整个过程，这有别于现代高级生态技术在废弃物处理层面创造出的生态价值。

其次，从多源、分散性的碳排放角度看。在我国，动物肠道发酵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6%左右，因排放源分散且流动，目前只能依靠技术创新，从改进牲畜饲料添加剂的角度寻求解决办法。动物粪便带来的碳排放主要是露天环境中的甲烷排放，目前我国大型的家畜养殖场已基本实现了粪便的集中处理和甲烷的回收利用，但是中小型养殖场和家庭式散养却不具备甲烷回收能力，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逐步实现规模性养殖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水稻种植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排放也是主要碳排放来源之一，也需要借用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特别是要大力推广旱种技术的普及以减少甲烷排放。此外，我国的化肥用量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化肥和有机肥的一氧化二氮排放是农业生产中排放最多的气体，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要持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同时要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在倡导合理使用化肥、生产生态农产品等方面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农业绿色发展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农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要避免单一经济价值技术、损害人的发展的技术和“伪生态农业技术”冒用，只有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真正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绿色技术动能，在农业绿色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重和谐，从而促进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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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riving forces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the pla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should identif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deepening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general policy，building a green and low-carbon circular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ystem as the focus.？Setting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not onl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but also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promoting it.？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agricultur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ll need to secure the achievements of rural poverty-alleviation work，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be alert to the possibility of“pseudo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echnology”used， reduce multi-source， dispersed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ctively promote the closed-loop type of material and energy flow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void the imbala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aused by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fault.？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benefit，economic benefit and social benefit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technological kinetic energy of agricultural gr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China，so as to realize the tripl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self.

Keywords： Carbon Neutrality;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責任编辑：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