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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及基本经验

2022-04-13李志明

宁夏党校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摘要: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历经百年,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和推进“四个现代化”的艰辛努力,初步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及其升级版,最终完善和发展于“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时代。总结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四个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2-018-007

作者简介:李志明(1983- ),男,湖北通城人,中共中央黨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社会发展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重大成就[1]。其中一项重大成就,就是领导人民开创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现代化新道路的最终形成,非一日之功,而是党领导人民历经百年艰辛并付出巨大代价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非历史的偶然,而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2]

近代以来,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许许多多的先进人士先后提出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各种现代化方案,艰辛地探寻着中国的现代化出路。这些主张和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但是,由于这些方案并没有建构在坚实的国情基础之上,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或中途夭折。[3]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把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作为目标纲领,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经过百年奋斗,党最终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我们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百年探索的艰辛历程,总结其中凝结的宝贵经验,对于进一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初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胜利后的总任务是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4],为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启工业化进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以及“连一辆拖拉机都制造不出来”的工业底子,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为迈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把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在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后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宏伟设想[5],工业化正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关于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等四个方面现代化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这是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表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又把“四个现代化”目标写进党章总纲中,提出要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6]由此,“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逐渐深入人心。

后来,随着实践形势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进行了反思。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强调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我国经验,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自己的路”,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我们党进一步调整、发展和完善了对国家建设现代化战略性目标的提法。一是将现代化的范畴拓展到科学文化领域。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发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时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7],首次将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二是将“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归入到“现代工业”。由于交通运输业的许多领域都是内涵在工业范畴之中的,1957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说明了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因此“交通运输现代化”不再被单列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目标。三是对“国防现代化”进行重申。由于当时世界形势总体朝着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把国防工业放慢一些,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于是,在随后几年时间里,“国防现代化”不再被突出强调,现代化目标主要聚焦于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等这三个领域。到了195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中仍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的内容。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同志反复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广泛征询党内外同志意见后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加上“国防现代化”[8],这样意义才够完整。四是将“科学文化现代化”进一步聚焦为“科学技术现代化”。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1960年2月周恩来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原来提的“科学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表述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调整,使得“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更为聚焦也更加科学。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提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9]。

根据毛泽东同志建议,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首次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规范表述,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0]。除了目标锚定,这次会议还明确了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1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再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并未明确实现第二步走的具体时限要求。1975年1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并将第二步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限正式明确为20世纪内[11]。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成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团结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是围绕“四个现代化”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四个现代化”本质上可以归为物质文明范畴内的一维现代化,或者说是停留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12],其内核还是工业化。为什么说“四个现代化”的内核是工业化?这需要从当时人们对“现代化”一词的认识来理解。一般来说,现代化主要被用来概括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变革,其内涵极其丰富并且呈现出动态发展态势。例如,在经济学家看来,现代化即工业化,指称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依靠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了经济和科技的突飞猛进后,大大改写了现代化的内涵。因此,虽然“四个现代化”在文明的维度方面主要指向物质文明这一单一维度,但是其筑构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基础较薄弱、物质财富也不丰富、工业化水平不高的现代化的国情基础之上,是党领导人民自主做出的贴合实际选择的结果,同时也符合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对于现代化的普遍认知,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初探索。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及其全面升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初步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当时,党最为关切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中国要搞什么样的现代化。经过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以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最终选择“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3]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他对“四个现代化”目标做出了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校正,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目标[14]。邓小平曾经在许多不同场合中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5](P237)。“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5](P163)“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15](P416-417)“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6]“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小康社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标准放低一些,调整为实现“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共同小康,追求的是“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的美好生活状态。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现实国情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具体实际出发,对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内涵和标准所作的符合客观事实的重大调整。“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深化了中国推进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发展步骤和阶段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境界。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小康”确立为从1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到2000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并要求前十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17]。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提出在实施党的十二大“两步走”战略、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目标后,在21世纪再奋斗“三五十年的时间”,使得中国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在“不穷不富”的“小康水平”基础上再有大的发展。之后,邓小平将用“三五十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规划明确为至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的发展战略,并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客人时作了系统表述,初步形成了“三步走”战略。1987年10月,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思想和“三步走”战略在党的十三大上得到确认,由此中国正式形成了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再到“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以及接续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指路标。到了20世纪末的世纪之交,“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目标即将实现。于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将“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三步进一步细化,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并选择2010年、2020年、本世纪中叶三个关键时间节点,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到了21世纪初,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当时实现的小康生活“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18],属于总体小康。总体小康以温饱为主要参照物,以衣食有余为基本体现,人们的生存性消费(如物质消费)得到极大改善,但发展性消费还未得到满足。于是,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分别在党的十六大、十八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全面升级版——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还包括了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的飞跃,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不断进行调整和细化的过程,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设想的重要发展和逻辑延伸。它直接体现在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标题中,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纵跨世纪的探索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先后实现了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梯度跃升,并提出了基本实现“更具普遍意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三个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跃升,不是单纯经济体量的扩容,而是从注重推动实现物质文明向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性转变,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轉向内涵式发展的深刻变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相结合,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认识的深化。[12]

三、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瞄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最终发展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朝着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并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局出发,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标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内涵,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提出并追求的“第五个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面探索现代化,旨在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探索现代化,旨在从上层建筑层面减少“四个现代化”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和实现的阻碍,也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特征和重要内涵之一。[19]

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一维”到“五维”维度的增加,还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新界定了质的规定性。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后的接续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安排,提出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时点提前至2035年,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五个前置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美丽”,实际上分别对应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既追求全面发展、又注重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启了超越单纯工业文明、“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从人类发展道路新开拓和人类文明新创造的高度,深刻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也做出了最为精辟的概括。他指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1]。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具有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这就是突出自主性,坚定走自己的路,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突出开创性,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迈入现代化行列,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格局,成就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突出普惠性,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突出协调性,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进而创造“五大文明”协同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突出可持续性,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突出和平性,彻底颠覆“零和博弈”思维和国强必霸逻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四、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经验

一是始终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归根到底,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现代化探索正确方向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的局面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为之一新,自此迎来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目标引领。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根本前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围绕“四个现代化”目标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丰富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形成了与“小康社会”紧密关联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得以完善发展。

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同样,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以及思想精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亦步亦趋地踩着别人走过的路顺利实现现代化。那些选择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最终成功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反而要么受到外部限制、需要让渡全部或部分主权,要么被镶嵌到西方现代化体系中承担着不同分工而实现依附性的“现代化”[22]。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方法论层面的核心要义,就是把“走自己的路”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全部立足点,这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戒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自己的路”,开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实现全面升级;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创造出了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主导现代化、现代化成果为少数精英或者利益集团所占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进“四个现代化”旨在通过实现生产现代化促进生活现代化,进而“使我国的人民能够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2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旨在使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奋力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瞄准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继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因为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才能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实现后发赶超型发展以及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共同意志和协同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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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09).

[22] 姜 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和重大意义——深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创造”的重大论断[J].财贸经济,2021(08).

[23]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7-06-27.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s lasted for a century. It began i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when the CPC made a big effort to put forward and promote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ince the launch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ts preliminary results have formed in the initiatives of“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ts updated version; finally, the new path will be improved and developed for the new era of “star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 basic experience can be drawn in three aspects from the century-long exploration of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PC. First, it is about always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Second, it is about always remaining committed to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and to going our own way.?Third, it is about always following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and aiming to achieve well-rounded human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w Path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ur Modernizations”

责任编辑:孟 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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