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 海淀100080）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火协定，挑起内战，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式开始。国民党在全面进攻遭受失败后，又转入了对山东和延安的重点进攻。

一、转战陕北，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193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心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指挥中心。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部15个旅14万余人，分兵两路，同时自宜川、洛川一线向延安发动进攻，另以五个旅为第二线兵力随后跟进；以马鸿逵、马步芳部三个整编师向东，以榆林邓宝珊部一个军向南，以资配合。敌人的全部兵力达34个旅约25万人。敌重兵压境。保卫延安的西北野战部队（1947年7月31日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节节抗击进攻之敌。但我方在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彭德怀、习仲勋所部六个旅仅2.6万余人，另加三个地方旅和一个骑兵师1.6万余人。在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3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先后转移到陕西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清涧县徐家沟、高家崄，子长县任家山、王家坪，清涧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西北人民解放军也主动撤离了延安。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抓住战机，连续进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3月26日，当青化砭战斗取得胜利之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祝贺他们取得的胜利，认为此战意义甚大，并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第二天，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1］126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1］131。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转战陕北。枣林沟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经田庄，先后转移到子洲县邱家坪、高家塔，子长县涧峪岔、石家湾，靖边县青阳岔、王家湾、天赐湾、小河村、青阳岔、火石山，横山县肖崖则村、子洲县巡检寺，绥德县李家崖、黄家沟、延家岔，米脂县城郊井家坪，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佳县的曹家庄、白龙庙村、杨家园则、梁家岔，8月23日到佳县的朱官寨，并停留一个月［2］176-221。此前三天进行的沙家店战役，彭德怀、习仲勋等率西北野战军激战一天，歼灭敌第36师主力6000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毛泽东指出这一战役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毛泽东等转战陕北时期最艰难的阶段也得以结束。

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他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泽东在指示中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1］327-328

毛泽东一行离开朱官寨后，到达佳县张家崖窑、神泉堡，佳县县城、谭家坪、南河底村，佳县城关吕家坪，后又回到神泉堡，后经阎家峁、乌龙铺，到达米脂县申家崄，再由申家崄出发，于11月22日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2］254。

二、转折关头，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

从1947年11月22日至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在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住了四个月，共121天。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9月，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1］398的口号。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423的口号。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在这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就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同时，当时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土改运动也存在问题亟待解决。所以毛泽东指出：因为反对右的偏向问题在土地会议、晋西北会议、义合镇会议上已经解决了，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是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上新出现的“左”的偏向。中农问题之所以再提出来，是因为晋西北在划分成分时，出现了强调不团结中农的偏向。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出现了偏向：我们有些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对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动摇［1］547。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简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叶剑英、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李维汉、李涛、胡乔木［3］511等人参加了会议。1945年中共七大上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形成的中央领导核心五大书记，就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参加会议。

十二月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947年12月7日至24日为预备会。与会人员分为政治、军事和土地改革三个小组。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根据他在陕北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政治、军事、经济，尤其是就土地改革等方面向中央提出了宝贵建议，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并被积极采纳。所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才会说：“在这次会议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负责同志讲话讲得很好，很令人满意，说明他们政治上已经成熟了。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同志、习仲勋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总的是正确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御转入进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开会比今年七月在小河开会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1］546-547

12月25日，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他于当日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同时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发表讲话。关于敌我形势，他指出：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并且我们主力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走上了轨道。晋冀鲁豫与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就是主要得力于土地改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战争需要是不间断的，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补充［1］451-453。

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其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本来不孤立，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因为右倾而孤立了。内战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左”，在城市中不但被孤立，而且后来立也立不住了。农村中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片面的工人利益，把工商业很快搞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伤了一部分中农。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在农村中完全孤立。总之，内战时期的结果没有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我们自己。在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要在抗战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又团结又斗争，坚决与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是，如果只有斗争而不与蒋介石合作，不停止没收土地改取减租减息、“三三制”等政策，则群众不能了解我们。抗日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吸引一些绅士到政府中来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在西安、太原、上海等地这样做还是需要的。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要犯冒险政策，延安审干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关于英、美、苏关系，毛泽东说：有两种提法，一种是英、美、苏或者妥协或者破裂，另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总的趋势是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但不是大国妥协就要影响中国在国内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1］455-456。这时进行的分析，和194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的指示中所说的“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已经有所修改和调整，不再是生硬的“孤立起来”［1］548-549。

会议讨论时非常热烈，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王明、贺龙、任弼时、习仲勋等同志先后发言。周恩来说，半年转入进攻，各战场无例外地转入主动。现在切忌骄傲，我们才四分天下有其一。彭德怀说，毛主席的报告现在发表很好，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中易于怯敌，军事上如此，地方工作亦如此。华北各根据地土地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均由“大体上已解决”的估计而来。贺龙发言说，陈赓一出去就搞土改，我觉得是太早了。伏牛山土地很集中，地主都有寨子武装。要先消灭胡宗南反动派，统一战线要广泛些，等站住脚再保护群众翻身。西北野战军到关中也要注意这一点。另外，部队中非战斗员太多，要精兵，提高质量［3］512-513。

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也可以说是作会议结论。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议。日本投降对于我们是个喜事，同时又有了新的担心。因为日本人走了，又来了一个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不但领导者看得出，而且人民群众都能看出来［1］547。这应该是毛泽东说“很令人高兴”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还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他谈道：“在北伐时期，革命斗争曾有短期开展的局面，随后国民党的压迫就来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生存的地方很小，党内纠纷很多。长征以后情况更困难。我在日本投降以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写过文章，是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明朗了，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被孤立，土改、整党等工作都走上了轨道。”［1］547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后打倒蒋介石时期是起纲领作用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封建主义，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这三大敌人，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这篇文章看起来似乎没讲什么新的问题，其中所说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追述同蒋介石斗争的历史，这更不是新的；十大军事原则，也不是新的，仅仅把它概括出来是新的；土地问题，在土地会议上已经解决了，其中中农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次只是特别强调一下；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但在今天有特别意义。”［1］547

毛泽东还强调：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关于党外人士问题，过去中央没有解决，今天解决了。地主作为整个阶级来说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还要分别情况不同对待。在土改中，对地主阶级中赞成土地法的，或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的上层人士，可以采取或分而不斗的办法，除个别人物犯了死罪的要出布告枪毙外，对一般的人采取上述办法比较恰当［1］547-548。

关于打人问题，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废止肉刑，这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封建的口号，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这份遗产。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已提出废止肉刑，但以后还发生过使用肉刑的现象。到了延安，还是没有完全废止肉刑，这表示共产党没有本领，只能依靠封建的办法。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1］548。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给在河北平山领导中央工委、没有参加会议的刘少奇拍电报说明：“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2］267

三、成果丰硕，十二月会议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扩大的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是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最后阶段留下的重要篇章。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并提交会议讨论最后通过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高屋建瓴对国内外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1］525这是深刻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所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这对正确制定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对统一全国思想、行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政治方面，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535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的深化、具体化。关于政府的组建、宪法的制度与颁布，也都在考虑之中。毛泽东指出：“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1］548

在军事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工作的经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总结了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18个月以来解放战争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4］1247-1248，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它的核心是打歼灭战，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在经济方面，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详细地阐明了实现这三大经济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阐明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1］530。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还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1］532。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1］539。他号召全党：“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4］1260

为了实现历史转折时期的纲领和各项任务，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纠正的办法。会议总结在不同形势下“左”右倾错误产生的历史根源，指出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倾向，应依照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目前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左”倾已成为主要问题。会议研究制定了纠正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左”的偏向的具体政策。为了保证党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4］1313，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贻误工作。

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之时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正如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很成功的会；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我们的工作虽然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久，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通过多种途径阅读、传播这个报告。人们从这个报告中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四、注意纠偏，解决好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

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继续在杨家沟，根据会议精神，指导全国工作。特别是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系列指示和所作的讲演报告中，对十二月会议研究制定的纠正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左”的偏向的具体政策，作了详细的阐述。

从1948年1月起的几个月时间内，中共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注意纠正党内的错误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1947年12月，中共中央重新发布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央随即予以公开发表。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写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示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各地。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改运动纳入正轨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的书中指出：“1947年底，中央召开12月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的问题，讨论了对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证土地改革的主流必须反对‘左’的浪花。回顾起来，毛主席亲自掌握的这次纠‘左’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纠正错误倾向与充实党的土改政策结合在一起，重点放在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上；第二，中央提出的政策在贯彻之前，先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3］518

胡乔木的回忆，说明了《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中央在纠“左”时所做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点”非常重要。如果只有《大纲》，没有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正如上面所引晋绥区的情况，土地改革是会走弯路的。在这方面，首先是1947年11月下旬毛泽东修改了他在1933年苏区时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央准备重发时加写的几段话，其中有：“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2］256

接着，毛泽东在1948年1月中旬修改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任弼时针对各解放区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确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政策等急待回答的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不要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毛泽东加写以下内容：“我们必须按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任弼时的这个讲话后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5］567。

任弼时在讲话中是这样界定的：“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关于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任弼时认为：“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6］413-428这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土改具体政策和策略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了多份关于土地改革中的政策和策略的指示及讲话、报告等。

在此过程中，习仲勋从老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于1948年1月4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农民定为地富。1月9日，毛泽东还致电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2］265

1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其中关于革命总纲领的讲话是这样说的：“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痛恨的大特务大汉奸可以杀”［2］268。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中发生的一些“左”、右倾错误，关键是应遵循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为党内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下发，共4个大问题。其中谈到党内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2］269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中农和其他阶层定错了成分的，应一律改过，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6］1269

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毛泽东强调这一问题，和习仲勋向中央反映问题、提出意见有关。根据中国共产党当时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商人及摊贩，不能大部没收，这是破坏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即使是官僚资本，也应由政府而不能由部队没收。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在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秋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沿途乞食逃赴榆林者不少，对商人及摊贩大部没收，给榆林商人极坏之影响。1月9日，毛泽东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并加写批语：“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2］264-265

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述：“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关于开明绅士问题”，“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五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其成分”，“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上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对于某些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6］1269-1270。毛泽东所提出的土地改革中的政策，基本上覆盖了土地改革中的所有基本问题，特别是重划阶级成分中注意剥削量的一条是对任弼时讲话的重要的补充。

1月19日，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土改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1月20日，毛泽东在杨家沟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写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7］61

1948年2月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又侧重提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毛泽东指出：（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区域可称为半老区。这种地区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不彻底，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和整党须有三年，太急了，也办不好［2］276。毛泽东这个指示对于老区、半老区、新区的界定明确了，三种地区所采取的政策也明确了。

2月6日，毛泽东致电李井泉、习仲勋并告刘少奇、薄一波，就按三种地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土地改革问题，征询意见。本日，又致电邓小平并刘邓野战军后方指挥所，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征询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并指出：“土改时间问题，我在几个月前觉得可以快些，后来得到陈、谢在陕、灵、阌区（指陕县、灵宝、阌乡地区）的经验及晋绥、陕甘宁等老区经验，觉得不能过于性急，应以条件成熟为原则”［2］277。

2月18日，毛泽东为党内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其要点主要有：（一）不要性急，应依环境，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二）新区土改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打击地主又分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第二阶段平分土地。（三）先组织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在其后的2月27日、3月1日，又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

1948年4月1日，在从陕北往建屏县中央工委所在地转移途中，毛泽东还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这些讲话、谈话中，详细的评价了晋绥区土地改革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直到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从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转移至西柏坡的前两天，还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8］678。

五、决胜千里，坐镇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在转战陕北、住在杨家沟的日子，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决胜千里，坐镇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取得一个个的胜利。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豫鲁冀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十二万余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一百五十公里地段上，一举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不论是中原战场、西北战场、华东战场，还是东北战场、华北地区，毛泽东和中央前委都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给予关注和指导。

1948年2月21日，陈毅在传达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时，其中讲道：“军事上，今年（指1947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十年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地位，没有进剿敌人，进攻敌人。抗战时期，我们也还是处于分散防御地位。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再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在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1］548

第一，中原战场。1947年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从豫陕开始直下陇海铁路沿线，到处打击国民党军。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相继展开，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后方形成严重的威胁，使这一地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惊。为了争夺中原，阻止解放军的攻势，国民党政府于11月下旬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皖、鄂、湘、赣五省的军政大权，调集33个旅，企图以“总力战”的战略，对大别山地区的解放军进行围攻。

12月30日，三路大军各一部在河南确山地区胜利会师。从此，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桐柏、江汉五块新解放区沟通联系，初步形成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同围攻它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异常艰苦。为打破这种僵持局面，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下旬决定，以中原一部分部队继续向长江以南挺进，以便调动和分散在中原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然后集中留在中原战场的解放军逐批歼敌。2月，中共中央指示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地区，由刘、邓统一指挥陈谢部队、陈（士榘）唐（亮）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机动，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3月，陈唐兵团主力并陈谢部队乘在河南的胡宗南部抽兵驰援西北战场的机会，攻克洛阳，全歼守敌1.9万余人。洛阳、宛西战役的胜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战场的形势，扩大和巩固了平汉路以西的根据地。

逐鹿中原的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经过四个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吸引和调动南线敌军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对于改变整个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原战场的失利，其“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

第二，西北战场。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逐渐转入反攻。为了策应陈谢集团南渡黄河，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开始围攻榆林，到11日撤出战斗，调动了胡宗南部主力北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乘南北敌军尚未会合之际，在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自榆林南下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在陈谢集团出击豫西，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部主力南撤的有利情况下，西北野战军乘胜转入内线反攻，发起黄龙、延（延长、延川）清（涧）战役，解放延安东北的广大地区，开辟黄龙山新解放区。

毛泽东1948年3月7日《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向全军介绍推广新式整军运动，对加速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从1949年2月到1950年5月，共有126万国民党军官兵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敌军工作、新式整军运动功不可没。

第三，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为吸引国民党军队，策应外线主力挺进中原，1947年10月进行了胶东保卫战，并于10月初转入内线反攻。胶河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已占主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至12月，共歼敌6.3万人，收复胶东大片地区，最终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西线兵团的作战。

第四，东北战场。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秋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约6.9万人，迫使敌人退缩在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仅占东北总面积14%的34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秋季攻势还调动华北国民党军队五个师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

第五，华北战场。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9月上旬发起大清河北战役。此后，又利用国民党军队抽兵增援东北的时机，抓住敌第三军主力从石家庄孤军北援的有利战机，于10月19日至22日在清风店地区全歼该敌。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地区的战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接着，晋察冀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于11月6日至12日，乘胜一举攻克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2万余人。石家庄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对国民党军队据守的较大城市的第一次成功的攻坚战。这个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同时也表明人民解放军已具备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较大城市的能力。石门市解放后，中央正酝酿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战略区合并组建华北人民政府，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配合作战，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在半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的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4］1244

六、红色热土，宝贵的红色资源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形成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在陕西米脂杨家沟4个月，留下了许多红色历史印迹，也留下许多具体体现延安精神的红色故事。

这里有李鼎铭的故居。李鼎铭，米脂人，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开明绅士，1941年1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48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指出：“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7］188历史上的宝贵经验，可以为今天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启示和借鉴。

张闻天率队到米脂县杨家沟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1942年9月26日至11月21日共57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响应党中央整风的号召，亲自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米脂县杨家沟调查，这也是红色的历史，值得很好的宣传、纪念和研究。当年张闻天率队进行调查就发现：米脂县杨家沟是中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270多户人家，就有72家①地主，每年收租可达1万多石（400万多斤）。可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同高利贷和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及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当时还年轻、参加这次调查工作的尚时回忆，他就是通过地主家的这些帐簿，看到大地主是如何形成的，它除了靠官僚军阀之外，大多是从高利贷、商业剥削特别是在天灾时兼并土地而形成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开明绅士参加抗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实行减租减息。有的地主不肯减，负担时主张层层摊派。农民主张“有钱的多出一点”。有的农民说；“杨家沟马家的元宝埋在地里，老鼠啃不烂，叫他们多出一点”［9］342。中共七大上讨论毛泽东、朱德报告时有代表就谈到杨家沟。在佳县汪东兴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就提出到杨家沟。但还有不少细节模糊，说法不一。

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全体人员到达杨家沟后，将原来采用的“九支队”改为“亚洲部”。由于支援前线、敌人摧残，加上庄稼受冻，陕北人民生活很苦，有些人家眼看就要断粮了。到杨家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决定，中央前委全体工作人员和警备团指战员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一两粮，帮助群众度荒。毛泽东每次吃饭时都要问管理员：“今天我的一两口粮节省下来了吗”。为节省马料，他还表示以后出门可以少骑马。很快地，大家节约的黑豆和小米，分给了杨家沟和邻近各村的贫苦农民［3］510。

在十二月会议召开期间，正好赶着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的生日。有人提议要给主席做寿，同时庆祝一下全国的战争形势已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毛泽东知道后马上制止，对大家说：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前方战士还在流血牺牲，陕北的老百姓为了支援前线，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却在这里搞祝寿，这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就是全国解放了也不要做寿！今天我就给大家定一条规矩：凡是共产党人今后永远不做寿。当天，毛泽东的两顿饭吃的是米饭、素菜。

毛泽东和杨家沟的村民、著名木匠王应明的交往，也很有意义。木匠王应明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驻扎延安伊始，就与毛主席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随着党史学习的深入，为着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红色基因，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内涵极为丰富深刻的延安精神，毛泽东和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包括杨家沟4个月的历史，如果继续发掘和收集，会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也会对深化党史研究大有帮助。

注释：

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52家；有的说是55家；还有说是77家。此处依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