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红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深化改革、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文艺工作、法治实践、人权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等发表讲话时，都指出应加强提炼、总结、概括、阐释、展示工作。其中，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强调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推陈出新、激活其生命力、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弘扬、传承的方法论，对提炼、展示工作重视程度之高、论述频次之密前所未有，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26。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水平、中华文化的时代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文化认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近年来，学界主要围绕习近平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激活（或复兴）中华文化、对外文化传播等重要论述的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开展了一系列探讨，但对习近平站在时代制高点上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要义并展示其生命力的重要论述与生动实践还缺乏应有关注，亟待开展系统研究。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2］89，关涉着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都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2］228，269，并强调“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2］268。2018年3月，继续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发表讲话时，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用了五个“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其中就包括“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3］。同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2］342。2019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2］3692020年9月，习近平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4］。2021年5月，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5］。2022年4月，习近平考察古籍集中展示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6］。同年5月，习近平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出，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7］。文化感召力以文化影响力为前提。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最核心、最基础、最管用、最困难和最需下功夫的是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符号性的精神标识和作为深层内核式的文化精髓。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推进，中华文化在“要不要提炼展示”上已经取得基本共识。由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外思维行为的差异、现实利益诉求的广泛复杂、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冲击、学术共同体跨学科的多元表达、综合国力支撑不足、实际工作部门的领会执行能力不一，目前，就提炼展示的原则思路以及具体表述、展示方法上还存在较大分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就需要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的高度做好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工作，澄清相关误区，以高度提炼为前提，以充分展示为手段，探索其实践路径，使党和国家机构及其领导人、国内外文化译介代表人士、媒体乃至基层力量等形成合力，一道助推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增强。

一、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的认识论自觉：在视野、原则、目的上更需凝聚思想共识

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中华文明历史、中华文化现实和中国发展实际出发，洞察全球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各国走向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弄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生发逻辑，把握历史主动，进行持续探索，以形成的真理性认识指导提炼展示的实践。其“认识论自觉”，就是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坚守方向立场中跨时代、跨文化，围绕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基本遵循达成更多共识，从而更好抢占先机、迎难而上。

（一）在正确看待中国同外部世界依存融通关系中提升提炼展示的主动和视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这两个进程相互统一、互相影响。“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8］。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发展，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和平发展既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也要在文化智慧上贡献世界。必须更加广泛开展文化交流，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就应对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发展面临的不少挑战和重大问题提供理念、思路和方法，并就解决贫富差距、物欲追求、个人主义、社会诚信、伦理道德、人与自然关系等诸多难题，以及破解世界百年变局中正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课题，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掌握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提炼展示原则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9］352。“现在，国际上出现‘中华文化热’、‘孔子热’，很多人都在探讨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这也表明了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0］140。文化的提炼展示工作就是要将历史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实的文化传统并使之发挥切实的当代价值、世界意义，这必然要求对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和世界形势的透彻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这些中华文化的生成是一个自然自生自发的累进演化过程，但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具有实践性、社会性和时代性，是稳定性和变动性、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因此，从5000多年来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提炼展示精神标识、文化精髓，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统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全面、立体地看待中华文化，既不能搞文化虚无主义、复古泥古或片面地讲厚古薄今、薄今厚古，也不能简单拿来或一味排斥国外的文化价值。既要认清国际领域有关传统文化与当代政治哲学结合所产生的诸种纷争，如文化遗产领域的自由市场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与特殊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争论，自由派与不同论调的文化社群主义者的论争［11］2，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原始主义、文化保护主义、文化达尔文主义等的讨论；还要防范由此带来的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特别是对网络空间、国际社会泛起的“中国世纪论”“中国文化帝国主义论”“中国锐实力论”“中国文化自负论”“文明冲突论”等有关中国文化的话语陷阱、文化污名、贬低或妖魔化，进行基于学理和事实的有效批驳。

（三）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核心利益服务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12］。文化的提炼展示工作既服务人民群众，也面向海外人士，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国家应对挑战，维护核心利益以及汲取智慧迈向美好未来，不仅需要经济科技等的力量，而且需要文化文明的力量。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以德、以礼、以文服人，能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形成民族凝聚力，维系全球华人团结，并通过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消除隔阂、偏见和误解，增强跨文化的情感认同。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奠定了牢靠根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要增强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思想自觉和主体能力，特别是宣传思想部门应对此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就列出了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等16项职责。

挖掘、梳理、阐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来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就是要为当代中国特色阐释、党和国家形象展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外宣、全民族历史认知塑造与修复、文脉延续与文化安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与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提供丰实的精神资源。习近平就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指出，“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提出了包括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的“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3］13。

二、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的本体论探寻：在掌握规律、总结经验、理论指引上把握本质过程

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观大势、谋全局中抓根本，必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提炼展示的主要法则、受众接受的基本规律，这一“本体论探寻”，就是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把中外提炼展示文化的经验教训上升到规律性高度来认识，探究高于经验的发展规律，以最新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明晰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容和复杂过程，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精髓予以传播。

（一）遵循文化与社会科学知识提炼展示和国际传播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等科学思想的提炼概括、学习掌握、国际传播显示，研究组织、交流计划和合作安排等受地理、经济和政治因素影响，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改编、曲解或封锁和语言壁垒都是思想文化原样传播的阻力［14］。综合性支撑、选择性传播、多样性主体、多元化渠道、现代化手段、差异化路线、本土化策略是文化跨界的有效之道。

当然，特色文化标识精髓的概括、阐释与推介进程有时步履蹒跚甚至还有倒退；公民、法人和组织认同并将中华文化元素或标识精髓融入到内容制作呈现、产品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推送中，贯穿到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制造强国建设、网络强国建设和数字中国建设等领域实践中乃至渗透到中国制度文明建设中；通过提炼展示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逐渐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进而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构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价值、提出中国主张、凝聚中国力量、提升中国治理、凸显中国贡献，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些过程中的规律都需要结合文化学、逻辑学、语言学、语义学、形象学、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设计学、政策科学、智能科学、体验科学、复杂性科学等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不断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探索，需要相关重点实验室、研究院、研发中心和骨干企业、高校院所、智库等的协同合作。

同时，在中华文化对外展示中，要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加强受众需要和心理的研究，文化差异的分析，传播进程与绩效的评估，进而深化对文化强国的规律性认识，加快国际文化版图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演变。

（二）总结各国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各阶段对精神文化提炼概括和对外传播的经验

古今中外的文化政策、文治实践为文化的提炼展示提供了丰厚的借鉴。西方文化的学术化传播，形成了一系列机制，如成立学院、建立学会、推进交流项目、出版刊物、开展研讨以及利用大众传媒。宗教文化国家更是将传统文化仪式化。我国周边的俄、印、日、韩等国，利用影视、出版、演出、动漫、歌舞、餐饮、语言较成功地传播了传统文化，使其形象得到提升。在激发展示文化的艺术生产力时，美国各州级、市级政府多采用直接的艺术补贴资助这一“隐形之手”，联邦政府则利用税负机制与基金会法规对私人捐赠、赞助、慈善进行激励，加上私营文化行业、相对较少受限的非美国的文化机构、公众社会体系的行动，形成了一个协同联动、领域细分而又分部叠加的文化体制与愿景。“如此多的欧洲人通过观赏美国的电影或者聆听美国的音乐而深深爱上这个国家。这种现象带来的巨大效益，促进了美国的外交成功，稳固了美国的同盟关系，中国当然可以借助同样的方式去谋求更大的影响力……中国拥有更庞大的人口、更悠久的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中国能够在文化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当然，“需要大量的积极作为，比如可以对中国的地方菜肴进行富有冲击力的市场推广，正如意大利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况且，这也可以增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并提升中国的国际‘软实力’”①。形塑国际形象和文化声誉中，维持特色鲜明的品牌才能使民族文化持久、易识别、值得效仿，法国利用文化外交，在国内外推广和发展文化机构，推出了政府倡导并得到公众认可的文化活动，“法国在推广和让自己的文化品牌国际化方面是极为成功的”［15］38。

民主革命时期善借共产国际力量、主动翻译中共主张和理论成果以及欢迎西方记者与团体来华访问都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可取做法。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的重要论述，需做好追溯梳理。2003年以来，互办文化年、季、月、节、周、日以及影视桥、研讨对话会等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集中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凝练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时代精神、行业精神、地域精神、机构精神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讨论、有效组织、严密程序、重要惯例和基本特点，以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等，这些实践及其生成的经验原则均为中华文化标识和精髓的提炼展示提供了启迪。有海外研究者就认为，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双赢”“互联互通”等新概念都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中国哲学遗产，“传统的儒家遗产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新思想正是基于这一传统。中国的新提法被营销为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是建立在道德价值观上的，而不仅仅是出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比现有的更有效，因为它们不像西方观念那样具有对抗性”［16］。

（三）提炼展示中华文化核心要义需要正确步骤和耐心定力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培育、融通和传承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17］214，215。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本身就兼具历史性和当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群众性、开放性等特点，对其进行提炼展示，就要利用数字化手段从各级各类机构藏品中，从各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中提取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化基因，挖掘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的文化符号，将其升华为全体国人广泛接受与认同的中华民族标识。面向国内外各类受众传承运用传统文化的标识，践行其精髓，传播好中华文化、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等所涉的中国形象，这是一件浩大持久艰巨的工作。

习近平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8］161。这一系统工程的前提是提炼工作，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的内容和表达都是复数的。要在广泛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吸纳各界重要人士形成专门委员会，确定概括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论原则，按此分析比对各种思想理念、各方构成要素，区分出并列和层次关系、理清原创派生脉络，经海内外滚动民意调查和反复评测，从中提炼出处于最深层、作为各种观念活的灵魂的精华神髓，用扼要精辟、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凝练表达，以便进行有效的学习、宣传、普及。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重要论述，为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示范。这些重要论述涵盖了中华文化的不同细分领域、不同时空范围、不同传扬主体、不同呈现载体、不同展示路径。2009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时指出：“我们期待通过参与本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向世界展示底蕴深厚、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华文化”［19］。习近平的讲话、报告、演讲、信函、批示和国外主流媒体署名文章，大量引用了儒、释、道、法等主要流派的经典名句和古代思想家的文论诗赋，并提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3］。如针对领导干部，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18］405。

习近平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说：“少数民族文化强调崇尚自然、爱惜生灵，热爱生活、勤劳简朴，各族相亲、敬重长者，热情好客、守望相助，讲求道义、勇敢无畏，信守承诺、非义不取，自尊自爱、重情重理，等等。对这样的理念，要加强提炼、阐发、弘扬”［2］86。农耕文化、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挖掘、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习近平指出：“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2］294关于生态智慧，习近平指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20］，并引用了孔子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荀子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以及《吕氏春秋》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还认为“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对于中华民族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思想，习近平提炼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17］300-301，并认为其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融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就“和”文化，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其“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21］，因此，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共谋共护共享和平。习近平针对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指出：“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22］

习近平将“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23］12，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的实践基础；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②、“六个强调”③和“十五个关于”④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还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17］83；“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17］693；要“发扬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精神”［17］36，展示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要树牢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践行初心和使命，在做好各项全面展开的基础工作中，应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群众，“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10］205，使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避免自视甚高、刻意塑造、主观概括、强硬推广、机械宣传。

三、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的方法论路径：在顶层设计、搜集整理、强化渠道上推进基础工作

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提炼展示主体、中华文化、国内外受众三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反复性、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既要重长远，也必须打基础、补短板，破解当下突出问题。这关键在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守正创新、稳中求进。

（一）优化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在中外人文交流中，“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等……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2］258。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5］。200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2014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11月）、《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2018年10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2019年1月）、《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2019年8月）、《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2020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0年11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1月）、《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2021年11月）、《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2022年4月）、《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年5月）等文件先后通过或印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展示所涉文化的公众普及、保护传承、振兴发展、创新挖掘、研究阐释、交流贸易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政策完善落实等进行了系统谋划、统筹指导。在此基础上，需要健全国家工程、市场行为、公民参与的文化政策［24］35与机制，形成完备有效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优秀传统文化标识和精髓的萃取展陈工作。

在具体实践中，做好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各级各地各领域的统筹联动。不仅在国家层面，与相关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签署文化合作的协定、执行计划、谅解备忘录等政府间文件，深化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文化联盟、友好城市等合作机制，加强文化部长间的会晤、高级别文化磋商对话；而且要完善部省合作机制，宣传、文化和对外交流部门运用多种技术和手段实现同向同行尤为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方面和全过程。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海外人士中国文化学习机制等要进入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南；各类各级媒体在理论评论、在线互动版块设立畅通的学界、民众参与渠道；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以及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交易会、书展、电影节、论坛、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不仅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和融入文化场馆、文娱场所、景区景点、街区园区等生产生活空间，而且要纳入国家总体外交布局，除高层交往外，工商、智库、劳动、妇女、青年、残疾人、媒体、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地方、民间团体等各界各条战线应面向国内外公众通过外交、文艺、研究、传媒等各种手段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5］。实现自身提炼展示与请朋友替我们展示发声，以及走出去传播与请进来推介的有机统一。如通过话语体系协调对接，借力于Udemy和edX等大型在线课程网站、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全球性出版教育组织和推广营销平台终端，制定相关政策、建立平台机构、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合作模式、策划重点重大项目工程。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17］82这一大会通过举办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四大板块共110余场文明交流活动，有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比较提炼和集中展示。

（二）创新性加强文化国宝研究和遗产保护传承

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需要汲取介质的精髓神韵，挖掘载体的历史滋养；又需要倾注时代的学理支撑，深化文化内涵价值，并进行艺术技术再造。“文化政策的目标就是确保艺术与遗产的存在，使之能够接触观众，以及提升或者保持其品质”［26］20。“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17］82。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艺繁荣和“中华文化走出去”项目推进，已使中华医药、中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中国文物、中国园林、中国节日以及戏曲、杂技、民乐、书法、国画等的研究与展示取得了重要成就。

同时，还应加大对国宝、国粹、史志、档案、文化遗产的普查、搜集、整理、维护以及大型综合性词典的编纂，对优秀传统民间文艺进行征集展播、移植改编、艺术提升并扶植以进行惠民演出，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推动流散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回归。推进国家版本馆、国家文献储备库等工程，建设好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和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以及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数字化文化生产线，结合5G、AR、VR、AI等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和文化创意为提炼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资源库，促进相关文化产业上线上云，使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和精髓可视化呈现、精细化供给、互动化传播、数字化共享、沉浸化体验。

另外，中外学者要交流切磋，实施好国家记忆工程、“互联网+中华文明”和“文物带你看中国”项目以及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年、欢乐春节等主题品牌活动，建立跨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的长效合作机制。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专家要共同攻关研究相关课题，采集整理海外人士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乃至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海外中华文化传播的数据库进行相关分析研究。打造集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共享于一体的中华文化学术文献信息库，扶持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外文、双语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发挥海外共同主编、国际编委以及中外文长摘要的作用，“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27］。在涉及中华文化的领域，“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9］346，进而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

（三）发挥海外人士、国际组织与会议、外宣旗舰媒体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多次会见俄罗斯、德国等国的汉学家、学习汉语的学生以及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参观海外汉学机构，并在海外署名文章和讲话中，提到了卫匡国、白佐良、马西尼、吉叶墨、雷林科等意大利、秘鲁、西班牙、乌兹别克斯坦的汉学家，多次谈及海外有识之士对中华文化卓有成效的传播。2014年他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关于中华文化的论述，即“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10］140。

国家要鼓励有关中华文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强化中方人士在海外文化机构任职，支持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华文化相关问题，使文化名人、高层次专家更好地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就中华文化发声。如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贺信、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以及向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闭幕式、“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分别致贺信等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的召开和“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活动的开展也助推了中华文化传播。

同时，要注重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智库学者、中外使节，重要的中西商务人士和民间奇士，海外的翻译家、作家以及留学生、华人华侨、各方面出境人员等内引外联、牵线搭桥的作用，加大对外国名人论中国尤其是论中国文化作品的多语种编译刊行。发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中国涉外相关机构以及我国驻外机构、中资机构、与我友好合作机构和全球的中餐馆、中国商店、华语文艺团体等的力量，实施好“孔子新汉学计划”“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丝绸之路文化使者”等专项计划或特训营培养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

还要发挥多语种新兴媒体的作用，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打造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别称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等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发挥中央主要媒体的驻外机构对外传播职能，运用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和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提升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使中华文化声音能被外国民众听到听懂、听清听进、传得开，甚至想听爱听，听有所思所得。

注释：

①参见［美］泰勒·考恩：《优良而丰盛：美国在艺术资助体系上的创造性成就》，魏鹏举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3页。

②习近平在2014年2月24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2022年5月27日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均如此表述。分别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提法。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

③即“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④即“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参见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