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元姜 越

（1.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东城，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房山，102488）

180多年前，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封建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一步一步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却以一派衰败凋零景象呈现给世界。从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最迫切的愿望、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1840年以后的80年间，为什么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探索，都没能找到一条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出路？为什么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人民就能逐步将中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和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时所指出的：“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这一历史意义明确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何以成功的关键，只有深刻领悟这一历史意义，搞清楚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如何开辟这条道路及其为何是实现伟大梦想的正确道路，才能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一、精确判断和有效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内在动力

唯物史观从社会内部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因，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深层根源。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它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又对其他社会矛盾起着支配、决定作用。只要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2］322。因此，对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是明确发展与奋斗目标、制定正确战略路线方针政策，进而有效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促进目标实现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善于运用这一方法，在精确判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并对其加以有效解决的内在动力驱使下，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开辟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准确分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3］631基于此，党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基本问题，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最终有效解决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是否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事实并非如此。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发言记录稿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4］49这就是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实事求是的判断。至于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4］74。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分清斗争和团结的对象，采取一系列正确措施，在三年时间内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扭转了中国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局面，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间的矛盾，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经济社会条件。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4］231，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党于1953年不失时机地立起了“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4］316，也就是“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灯塔”的指引下，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也有别于苏联所实践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彻底解决，这就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党的八大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248此外，党中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明确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为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虽然党的八大后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但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取得了伟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事业徘徊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意味着我们党已经明确认识到当前阶级斗争已不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6］18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精准概括，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党始终不渝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走上了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导致过去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已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作出新的概括和表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我国社会生产力和人民需要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以此为依据，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越走越宽广。

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看清世界局势：为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2］301。同时，“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8］89。尽管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党总是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内国际的各种形势和条件，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看清看准世界局势，正确判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顺势而为，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积极营造相对良好的外部条件，争取少受到或避免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把道路的探索置于其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对战略时机的分析，善于判断和利用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对时代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是向帝国主义新时代过渡的时期”［9］714，并提出“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10］355的论断。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11］716。之后，斯大林提出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2］185的观点，“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由此形成。我们党高度重视列宁和斯大林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并在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中对时代主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13］126-127这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国际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212。中国共产党顺应“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准确把握世界形势与发展趋势，以革命一定能够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冷战”大背景下，一是，我们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基本外交工作方针，积极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交往；二是，针对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方位的遏制、封锁、孤立，我们提出“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14］；三是，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程度上致使整个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15］115；四是，我们既在苏联与美国两个大国间寻找战略空间，又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联系，并成功重返联合国，截至1978年底与我国建交国家达118个之多。这样，我们在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兄弟国家、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在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侵犯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既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出良好的、和平的外部环境，也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奠定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扩展了发展的国际空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确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世界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尽管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有了可喜的发展。总之，和平、发展、合作、进步已经成为新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的上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6］96接着又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6］105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17］46，“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18］352等论断。同时，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19］4，十六大报告认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4。十七大报告重申要“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21］2，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主动融入到全球化中，极力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我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57。这样，我们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以中国共产党人洞察时势的历史智慧，应对复杂局面的战略定力，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及时做出了“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判断，并提出这是我们谋划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22］421，“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23］5。另一方面，不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24］2-3。而且当前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25］。但是，“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25］。基于对国际形势与发展大势的这种清醒且科学的认知，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治理理念，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发展新常态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条不紊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国际政治经济的风浪中稳稳地把住前进方向，在国际治理危机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遭遇深重危机的中华民族扭转自身命运的唯一出路；而历史和实践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1840年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对其他救国途径的尝试全部碰壁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26］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不仅因为这条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契合了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还因为这条道路开创了全新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4］可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现代化的历程是辩证统一的。

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它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它将使中国变成永远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幸福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27］489-490。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28］146，并提出了“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历史使命。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9］1437的历史任务。由此可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主要从工业化的角度理解现代化，并形成了实现工业化的初步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4］329。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毛泽东对现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30］116。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四个现代化”作了完整表述：“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1］483另外，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提出要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30］341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党中央还制定了“两步走”战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讲道：“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163他还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6］138这就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此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不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调整和完善。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党的十三大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到十六大正式宣告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再到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大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以往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作出新的系统性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开启新的篇章。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统一在一起。为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全面。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奋斗目标，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从原来的21世纪中叶调整到2035年，并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完整地勾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来越明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体现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化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规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规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规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规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规律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弊端，而且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依赖，“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33］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行，中国必将以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四、从“地域性现象”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资本主义向外扩张过程中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农业文明的碰撞，始于“天朝上国”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34］781，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决定了这条复兴之路承载着双重历史使命：一是改变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改变世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且在古老中国大地上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存在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这种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存在方式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开辟出一条新路，为人类文明探寻到一种新的存在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其独特优势，已经从“地域性现象”走向了“世界历史性存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前的数百年时间里，西方式现代化长期主导人类现代化进程，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建立以后，资本主义依然被视作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选择。二战以后，除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试图仿照西方模式来实现现代化。其结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没能完成现代化任务，反而饱受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等发展苦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之路。事实表明，在西方模式之外还可以存在别的现代化路径，每个国家都有根据本国具体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宽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5］26-27，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形成的崭新文明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丰富内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持和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拥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创新性发展，是在现存的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实现伟大梦想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自身联通世界、改变世界历史使命的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符合各国人民期待，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而强烈的国际认同。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只存在于文字和口号中，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从率先加入全球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到作为创始国参加联合国“消除贫困联盟”……中国从被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如今主动融入并积极引领全球发展，以自身行动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享受到共同发展的红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共谋发展的新图景，有效发挥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作用，证明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西方普世价值、丛林竞争法则等旧的全球治理模式和理念已经难以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和时代潮流。

1857年，恩格斯曾断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4］800。165年后的今天，这一预言已经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使人们“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还看到了整个世界新纪元的曙光。中国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自觉性，“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36］42。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联通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作用将进一步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会得到质的提升，人类社会将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