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东城100732）

追溯党的政治领导概念史是全景展现党的领导理念演进、体制演化、话语演变的重要窗口。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有力支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指向和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条件和坚强保障。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具有根本性、基础性作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执政历程中，从建构党的领导体制到强调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再到建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党对自身“政治领导”内涵、作用、地位、路径等认识的变迁，直接影响着党对政党治理的认识和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蕴，也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全面领导党的显著优势。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推进党的政治领导，将党的政治建设效能转化为党的政治领导优势，如此才能将政治统领作用有效熔铸于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治理能力之中。从而突显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和权威，彰显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原则，不断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定力。

一、“政治领导”的概念缘起与内涵生成

政治领导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的概念，党的“政治领导”内涵演进的历史进程曲折复杂，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领导，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维度审视政治领导的重要价值，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维度探索政治领导的提升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0，要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1］20，从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8，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强化党的政治领导的首要内容。因此，强化政治领导力是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任务和基础条件，政治领导在新时代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和体制改革中具有关键作用。厘清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前提，系统揭示政治领导概念生成、价值缘起和内涵演进的基本逻辑，是全面把握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窗口和可行视角。而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与认识在历史中有着复杂的历程，其概念演进的历史逻辑蕴含着深刻的治理经验。

“政治领导”概念的缘起与演进是一个历史性过程。通过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可以发现，“政治领导”这一概念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但还不是从无产阶级政党层面使用这一概念。在其著作中往往将“政治领导”与“民事管理”［3］44“军事领导”［3］100并列使用，在权力层面将“政治领导权”与“社会领导权”［4］55区别使用，在主体层面区别了“政治领导者”与“军事领导者”［5］78，等等。尤其是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主义工人领袖时，批判其放弃“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阐释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治领导的重要性。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系统阐释和建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理论，并且主要是从革命背景中分析各种政治派别和革命形势的角度使用这一概念，但其对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的阐述，为政治领导概念的形成及其理念的阐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列宁、斯大林等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并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进行了详细阐释。列宁在阐释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领导者”［6］16时，在1903年9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在革命时期，列宁强调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相结合，在分析了军事领导之于革命军队的重要性的同时分析了政治领导之于革命政府重要性。他在1905年《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中指出，革命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由“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领导”［7］319决定的，这里的革命政府具有党政一元化的特点。政治领导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治改造，“建立革命的人民自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实现正确表达人民意志所不可缺少的‘自由’”［7］319；二是政治联合，“把实际上已同专制制度彻底决裂的一部分起义人民从政治上联合起来，从政治上组织起来”［7］319，并将政治领导概括为“全国性的旗帜+组织”［7］384。政治改造也是政治价值宣传、教育、认同的过程，政治联合本身就是政治性组织，因此政治领导本身蕴含着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内涵。在建设时期，1920年列宁指出，“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8］27，强调了党的政治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在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讲到布尔什维主义铁的纪律时，指出纪律的维持、检验和加强“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8］5，政治领导也是维持确保纪律严明的手段。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本身是阶级属性的政治映射，是其政治领导力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反映出政治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策略、战略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更加强调“总的领导”，并在此基础上从职责、任务、互动关系角度对党政关系进行了探索，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9］64。这为政治领导方式运行提供了参考，其思想成果对建构和重构政治体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政治领导概念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斯大林进一步丰富了政治领导的内涵，并在实践中对政治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他强调要将组织领导与政治领导紧密结合，指出要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必须消除我们的组织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的现象，必须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组织领导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必须做到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够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切实执行”［10］344。这些都反映了他所理解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路线、政治口号、政治决议等方面，并强调了政治领导的局限性。斯大林也曾强调合理处理党政之间关系，但在现实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党政关系层面表现为“党政合一”模式，政治领导的内涵与作用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制度模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在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中国特色”的转变过程中，对输入性概念话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政治实践、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领导话语表达。这种话语转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领导思想的理解，为建构符合中国实际和文化传统的执政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政治领导”的中国表达与历史演进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政治领导的必然性、重要性以及载体、途径和方法的认识不同，政治领导思想的转化方式和政治领导体制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领导进行了广泛探索和阐释。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苏联模式的中国转化，政治领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形成并丰富了中国表达，在民族化和当代化进程中内涵呈现出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领导话语的输入接受和初步探索

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政权，究其根本，是因为国家政权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础问题，也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而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要切实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领导权，而领导权的有效实现方式是实行政治领导，在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基础上凝聚最为广泛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领导权是通过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对此，毛泽东在分析近代中国发展状况、阶级状况、国际环境等因素基础上，总结出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者所必需的条件，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11］652。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实现近代中国社会整合与重构的唯一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并回答了“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12］262的问题，并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四个条件，一是提出政治口号，二是发挥党的先锋作用，三是巩固同盟关系，四是思想统一性和纪律严格性［12］262-263。在政治领导方法方面更加强调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1］742。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已经开始重视并调适党政关系问题，问题的本质是对党政职能权限界定不清，问题的关键是政治领导方式不够规范化、程序化。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制度创新，但受苏联模式和革命形势影响，执政体制以“党政合一”为主，甚至出现了党包办政府事务、代替政权机关职能现象。对此，董必武指出，“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13］54。邓小平也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14］12，并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14］13。这些思想成果对理清党政之间关系，形成科学的政治领导方式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政治领导体制构建的指向是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党政关系的适应性应该作为考察政治领导能力的重要方面，要坚持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能以此非彼，也不能以彼非此。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领导话语的整体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党的领导体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党对自身政治领导的实现方式进行了广泛探索和系统建构。这一时期，我们往往以“思想、政治领导”［15］45，“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16］215或“思想政治领导”［17］446等概念来表达党的政治领导的意涵，体现了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关系密切性和突出重要性。在制度建构层面，党通过不断完善党委制度、设立政权机关党组、成立归口工作小组、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等，推进了系统建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进程，为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提供了坚强保障，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党的八大对党的政治领导有着较为科学的认识，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不能“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18］105。但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偏离了既有认识。整体来看，我们“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9］14。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政治领导话语的丰富和创新

党对政治领导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改革创新，通过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包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般经验和中国党政关系演进的特殊经验。邓小平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20］98。首先是对党的领导的范畴和政治领导的地位的认识，强调了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弊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20］142。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一元化领导和中央统一领导的同时，要合理划分党政之间的职能、理顺党政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进行了“党政分开”的探索。对此，在政治领导方式方面，针对“党政合一”问题，邓小平强调，“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20］339在此，进一步指出重新调适党政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关于政治领导的地位，自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表述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开始，这一表述直到党的十八大《党章》未发生变化。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21］36，并进一步规范了政治领导的方式与机制，指出“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1］36。在此将党的领导限定为政治领导，主要指向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激发党和国家活力等问题。但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党的政治领导。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在领导方式和机制方面更加强调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也可以看出，政治领导的关键就在于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党组织、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实践。政治领导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落实问题，不仅关系到党的领导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也关系到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形成了“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总路线是最大的政治”“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等论断，一方面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的反映，另一方面体现了政治领导的具体内容的历史迁移。政治领导本身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集中体现就是随着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政治领导的具体内容也因时而异。

时代变迁推动政治领导体制接续变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一时期，党进一步丰富了政治领导的内涵，并高度强调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在政治领导的具体内容方面，江泽民指出，“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22］92，突出了政治方向的重要性，这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重大变化存在较大关系。在政治领导地位方面，强调指出，“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22］583，在强调思想政治领导首要地位的同时，更加强调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在政治领导与党的领导关系问题上，他指出，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政治领导，坚持党对军队和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23］224，体现了政治领导的首要地位，也体现出政治领导的范围不仅包括国家大政方针，而且是对全局工作的领导。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进一步推动政治领导体制的发展完善。就党际关系问题，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政治协商是实现这种领导的重要民主形式”［24］472，强调党际关系中的政治领导问题以及关系原则，在明确党的政治领导基础上推进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三个主要方面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尤其突出了政治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将党的政治领导作为实现自身领导作用的基本方式。而如何建构完善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科学界定党的政治领导的内涵、优化完善增强党的政治领导的路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和现实议题。

三、“政治领导”的科学界定与现实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政治领导话语的系统重塑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政治领导，立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立足将党的政治建设置于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首要位置，围绕着党的政治领导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论断、新理念。

一是在政治领导内涵认识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改善党的领导方式要“着眼于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2］10，明确和丰富了政治领导的内涵。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25］303，不仅强调了政治领导的方针和政策，还强调了政治领导的内容与要求。二是在政治领导的现实地位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16，这表明政治领导力是政党领导能力的首要组成部分，进而突显出政治领导之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关键作用。三是在把握政治领导的核心内容方面，习近平提出，“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6］94，指明了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主要方面和核心内容。四是在增强政治领导的方法论方面，强调增强政治领导本领，要“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1］68。概言之，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政治领导增强了领导主体的价值认同和政治自觉；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政治领导实现了政治资源重新整合和领导体制重塑；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政治领导提高了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政治领导具备了时代性的制度优势和民族特色。

目前，在党和国家文献中还未对政治领导进行明确界定。学界从不同视角对“政治领导”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从政治领导的主体来看，主要包括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政府、政治集团、政治领袖等，而本文语境中特指党的政治领导。从政治领导的客体来看，广义层面是指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狭义层面是指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其中还包括对党自身的组织和成员的领导。从政治领导的方式来看，其基本共识是通过领导主体的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被领导者的心理、思想与行为进行干预、作用，其具体方式则有政治强制方式和法律规范方式等。从政治领导的内容来看，对党组织和党员而言，主要是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方面的领导；对政权机关而言，主要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等方面的领导。从政治领导的程序来看，党自身的政治领导通过党的经常性教育、集中性教育和党员自我教育进行柔性化领导，通过党法党规党纪进行刚性化领导；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政治领导，历史演变中有着不同的领导过程，有的是政策性领导，以党的决议、指示等方式进行领导，有的是以归口领导方式进行领导，有的是通过机构、职能合一方式进行直接领导，有的是以法律形式通过权力机关将党的意志转化为政权机关的政策执行；对人民群众的广泛性政治领导，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进行领导。

政治领导，即政治性领导，从词意上来讲是政治层面的领导，最为本质的指向是对国家与社会的高度整合。政治领导不只是对党和国家政治领域的领导，还包含着特定而丰富的内涵。政治领导既包括对党的组织、成员的政治领导，也包括对国家政权的政治领导。前者是属于党的政治建设的范畴，后者属于党政互动关系范畴；前者要解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后者要解决制度安排、机制互动问题；前者是为了建设一支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后者是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归宿。此外，政治领导还包括对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等方面的领导。概言之，政治领导要处理五种关系，分别是党内关系，即党中央与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的关系；党政关系，即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党群关系，即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党际关系，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关系；党军关系，即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以总结出，政治领导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并通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政权机关的政策执行作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作用转化为广泛协调的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人民意志、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协调互动，从而始终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种政党领导方式。党的政治领导以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为个体条件，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为组织基础，以国家机关的政治属性、群团组织的政治作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导向为表现形式，是一种政治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治理能力的体现。

四、“政治领导”概念演进史的时代启示

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是历史现象，也是现实议题，是关系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课题。政治领导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经历了复杂的演进历程，如何认识政治领导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形成有效的政治领导、如何实现政治领导的常态化都是现时代的重要问题和长期课题。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探索政治领导规律的宝贵财富，新时代要坚持大历史观，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秉承党的政治领导原则，并不断提高政治领导的实效性、长期性、稳定性、科学性，科学处理好党的政治领导与党的全面领导、党的政治建设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党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之间的关系，探索建构起具有显著治理效能和独特价值优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政治领导话语表达形态。

（一）科学界定政治领导的概念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史，尽管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我们对政治领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政治领导却有着相对稳定的内涵。政治领导的一般内涵就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通过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作用于政权机关、人民群众等以落实其方针政策。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始终坚持政治领导的原则。政治领导之于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之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之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同样毋庸置疑。历史演进中的差异性在于政治领导的方式、程序、机制等方面，群众运动式的政治领导在革命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但在建设时期却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从而背离了政治领导旨在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群众力量的初衷。为此，一方面，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高度审视政治领导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避免混淆泛化政治领导的内涵，也不能忽视政治领导的必要性。要在总结政治领导经验和规律基础上，以政治领导体制效能为衡量标准，以激发国家、社会、群众活力为直接目标，科学界定政治领导的内涵从而为政治领导体制发展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二）系统建构政治领导的制度

政治领导价值转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治领导与政治实践、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从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共产党执政一般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治理特殊规律出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中建构、完善政治领导体制。政治领导理论是政治领导制度安排的基础，要在科学界定政治领导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领导理论创新。要从建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出发突显政治领导的重要性，为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提供政治保障。要将党员干部先锋作用发挥与政治本领提高相结合，将党组织先进性彰显与政治功能发挥相结合，实现国家机关政治属性、群团组织政治作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政治导向同向发力，充分整合政治领导的资源和优势。政治领导的重要性决定了要不断推进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实现政治领导的常态化。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的发挥是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要不断推进政治领导的法定化，通过职能、权限、程序法定化推进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党军关系的动态协调。

（三）不断完善政治领导的方式

政治领导的现实价值在于其实现机制的现代化。有学者指出，党的“政治领导”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和策略［27］，强调了法治化取向。也有学者认为，党的政治领导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从全局高度把握政治方向、防范政治风险，运用政治权威或政治权力，吸引、动员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政治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共同努力奋斗的动态过程［28］，吸引、动员则体现了思想领导在政治领导中的基础作用和催化作用。为此，要深刻揭示党的政治建设与政治领导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水平。合理建构政治领导机制，既要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提升政治领导的法治化水平；又要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提升政治领导的内在价值认同；还要与依规治党相结合，提升领导主体政治自觉的现实转化。加强政治领导，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切实增强党肩负执政兴国政治责任的能力。还要着眼于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为加强和改善政治领导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指引；着眼于提高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为加强和改善政治领导提供主体力量和现实基础；着眼于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塑造良好政治生态，为加强和改善政治领导提供和谐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以接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为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提升提供主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