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革新的理论探索主要体现在率先系统传播唯物史观、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和首开先河介绍辩证唯物论三个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围绕“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参与理论论战，赋予理论研究以中国特色和围绕“革命道路怎么走”的时代之问进行革命实践，赋予实践探索以中国内核两个方面。

关键词：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5-0028-04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瞿秋白怀着“为中国辟一条光明之路”的初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初始形态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理论探索——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革新

在瞿秋白之前，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相较于他们所传播的“半部”马克思主义，瞿秋白引入和传播的才是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在继承了李大钊等人的理论成果之后，瞿秋白只身赴苏俄，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正是在俄国的系统学习使得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回国后开始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进行了独创性的诠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个“第一次”。

（一）率先系统准确传播唯物史观

尽管早在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传播。然而，无论传播范围、传播内容还是受众的理解与态度上都未触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肌理。直至“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开始进行广泛传播，中国思想界也才真正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1]。但这一时期的聚焦点只是在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上，未能将其全貌展现出来。

在俄国考察学习两年之后，瞿秋白带着对唯物史观全新的理解踏上归国之路。1924年，他先后整理出版了《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在《现代社会学》中，他系统完整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社会学之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之原因论与目的论、有定论与无定论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其中就涉及目前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社会与人等辩证关系等问题。在《社会科学概论》中，他分十二个部分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社会制度更替等内容，并分章具体介绍社会建筑（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等构成形式，在文末还总结了社会结构的组成内容。不难看出，相较于李大钊等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集中于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上，瞿秋白对唯物史观则是从学理上系统准确地作了介绍与阐释。虽有不足之处，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

古往今来，本体论研究始终是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终极命题之一，不同的哲学派别有不同的本体论认知。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引入中国之初，本体论问题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进行本体论研究会落入玄学的黑洞。因此，他们高举唯物史观大旗，立足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试图用唯物史观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瞿秋白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后，认同朴列汉诺夫及郭列夫的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才是人们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随即，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阶级斗争论的观点，认同马克思主义是互辩的唯物论（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指出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异常贫乏，尤其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不够确切明了，抨击了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唯物史观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唯物史观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四部分之一，在四部分（第亚力克谛唯物论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总宇宙观;社会学的方法论或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社会经济的理论或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共产主义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中，只有第亚力克谛唯物论一以贯之，是真正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方法论，而唯物史观只是第亚力克谛唯物论观点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论结果。于是，瞿秋白提出了“互辩法的唯物论”的概念，推动了辩证唯物论在中国早期的启蒙与探索，进而开拓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三）首开先河介绍辩证唯物论

在瞿秋白之前，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知之甚少。虽然陈独秀、李达等人谈到过辩证唯物论的一些内容，但都只是浅尝辄止，并未作深入阐释。这就给当时理论界造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在于唯物史观”的错觉。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武器”[2]503，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唯物史观是不够客观准确的。因此，他在中国思想界率先宣传介绍辩证唯物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介绍，瞿秋白主要是从唯物論、互辩法、认识论三个方面展开的，这与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成方式大体相同。

在《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中，瞿秋白旗帜鲜明地指出：“宇宙真正的统一，乃在于他的物质性。”[3]5无论是地球发展的历史还是人类发展的进程，都表明“客观物质的存在，较主观精神的发现，久远得多。”[3]15因此，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察研究都要从客观角度出发，不能从主观上心理上的解释去说明。在《现代社会学》中，他强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与运动之中，全宇宙都是“动的物质”[2]441。正是因为“动”，所以在研究事物时应看到它们间的联系。互辩法就是既研究联系，又研究动象。在《社会哲学概论中》，瞿秋白认为：“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2]349由此可知，他在深入领会了联系和动象的基础上阐释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同时，在《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社会哲学概论中》中，瞿秋白对认识的可知性、认识的本质以及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了详细介绍。比如他认同“人类智知虽不能完全认识客观，但可以把已知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通过不断探索直到完全认识客观”“我们的认识是脑经里的物质反应脑经外的物质”[3]13等。正是因为瞿秋白在国内理论界首开先河传播与阐释辩证唯物论，才使得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将互辩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有效路径。

二、实践创新——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无论瞿秋白只身赴俄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是他在介绍传播中对其进行独创性的阐释，归根到底是想为中国寻求一条光明道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简言之，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推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瞿秋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论战和革命实践两个方面。

（一）围绕“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参与理论论战，赋予理论研究以中国特色

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相继涌入，“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理论界爆发了不少堪称经典又意义深远的思想文化论战。论战中，瞿秋白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紧紧围绕“中国应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一是批判“东方文化派”，提出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首次提到了“东方文化派”，该派的核心价值立场就是全面肯定并竭力倡导东方文化。他们在激烈批判西方病态资本主义文化的同时极力鼓吹东方文化的优点，将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聚集点定位成——“看东方、向东走”。

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与“东方文化派”展开理论论战。瞿秋白首先围绕东西文化差异及成因问题展开批判，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述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封建的东方中国文化并不优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紧接着他全盘否定了“东方文化派”所谓的“看东方、向东走”的发展定位，提出了既反对落后封建宗法文化又反对病态资本主义文明的全新路径——通过世界革命走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道路。虽然在批判过程中带有激进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论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中国思想文化现实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二是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宣扬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论，胡适在赴美留学期间对实用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回国之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全面介绍实用主义，主张当时中国应实改革而非革命，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而非通过社会革命进行社会改造，并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对于胡适的“实用主义”，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中比较全面地进行了批判。首先，他否定了实用主义者“实在即经验”的荒谬唯心主义逻辑，指出实在是客观世界、经验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实在是经验的本原[4]，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其次，他指出实用主义把“有用”等同于“真理”，把“人的需要”（利益的真理）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错误的，而应当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实用主义主观真理观的界限。最后，他批判了实用主义在历史观领域的“历史循环论”，指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同时还强调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瞿秋白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在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带有开拓性意义，他也被认为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代表之一。

三是批判“戴季陶主义”，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对国民革命的指导作用。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发的党内激烈斗争中，滋生了代表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可以概括为：推崇唯心主义道统学说和民生哲学而歪曲“三民主义”，鼓吹阶级调和理论而否定阶级斗争，反对用唯物史观的思想指导国民革命。归根到底，它的产生是为了迎合国民党右派反共的需要，对中国国民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正是认识到了戴季陶主义的危害性，瞿秋白以《向导》《新青年》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先后发表了14篇文章对其进行激烈的批判。他一方面批判了戴季陶主义的唯心主义道统学说和民生哲学，运用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原理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指出戴季陶“阶级调和理论”的错误，提出“资产阶级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论断，揭示了只有阶级斗争既是“三民主义”的题中之义，又是推动国民革命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地位，而且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

（二）围绕“革命道路怎么走”的时代之问进行革命实践，赋予实践探索以中国内核

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革新，还是积极参与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论战，终究要用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进行无产阶级斗争在当时的中国势在必行，但“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却是摆在国人面前的时代之问。对此，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前途、革命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一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明确彼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准确定位中国革命的性质。故而，瞿秋白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本是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宗法社会，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入侵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资本主义中又有封建主义的身影存在，故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既要进行颠覆军阀的民权革命，也要进行颠覆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二者中民权革命是首要的。但中国的国民革命并不因此“失去资产阶级的性质”[2]214，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受无产阶级的促进不能举步”[2]213。因此，瞿秋白对中国国民革命性质的定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主义革命。

二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革命的性质有了清晰认识之后，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一问题，党内曾经有这样的观点：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只有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时无产阶级也足够强大时，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好时机[5]。瞿秋白对此并不认同，他在1927年就指出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革命”[6]，并且都需要无产阶级来领导。193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中强调当前中国革命虽处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但必然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前提是先完成民权革命。换言之，瞿秋白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式。在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同时，瞿秋白意识到了武装革命的重要性，他是党内早期重视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在研究俄國“十月革命”时指出革命的胜利主要在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劳动者组建了自己的军队，中国革命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后，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武装暴动的问题》等文章中，他强调革命战争在当时的中国不可避免，国人要打破伪和平的幻想准备好武装暴动。在发动农民暴动时应采取游击式的战争，这种方式是群众在斗争过程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有助于他们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政权。不难看出，这里已经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影子。

三、结语

本文从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两个角度，系统梳理了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贡献，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又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思想借鉴。

参考文献：

[1]卜祥记.瞿秋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承先启后的哲学家[J].现代职业教育，2003（2）.

[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范忠程.瞿秋白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J].湖南师院学报，1984（1）.

[5]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232.

[6]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8.

作者简介：闫妍（1987—），女，汉族，山西汾西人，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