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语晨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评稼轩词：“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1]所提之“论”即《论语》。太史公言：“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可见《论语》影响之深远。作为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文集，《论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及道德观念。稼轩对《论语》的接受绝不仅仅只是直用原句那么简单。本文以吴企明先生校笺《辛弃疾词校笺》和邓广铭先生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为底本，对涉及《论语》语典的词作进行分类和解读，归纳稼轩词接受《论语》的典型特征并探析其原因，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一、稼轩词接受《论语》的典型特征

稼轩词在接受《论语》时，其创作中的个人色彩没有因为与传统儒学思想碰撞、交融而黯淡，反而越发鲜明；多样的接受方式反映稼轩对《论语》的精通和用典技法之出神入化；特定的接受时间则可体现稼轩接受《论语》的主要动机与目的。下面就这三点具体分析。

(一)鲜明的“辛式色彩”

1．语句接受中的“辛式色彩”

稼轩词以豪放著称，词人在接受《论语》中的语句时，也多喜用充满豪气的语汇入词，或是对《论语》原文进行个性化改用，体现出词人对《论语》的独到理解。下面分为三点具体论述。

第一种是以词代原意。如《破阵子·为范南伯寿》“却笑卢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3]876“牛刀”典，出自《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4]254孔子到了武城，见此地虽小但处处可闻管弦歌唱之声，便同子游开玩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呢?”意为当时诸侯大国都无法做到如此礼乐教化，小小武城却弦歌不辍，可见此地虽小然为官者能展示其贤能，造福一方百姓，虽用问句，但实则表达对“杀鸡需牛刀”的肯定。稼轩这首《破阵子》也是同样用此意，此词作于淳熙六年(1179)，当时稼轩内兄范如山被聘任为辰州泸溪县令。范如山胸有鸿鹄之志，认为此职务官小势微，无法一展拳脚，故不愿赴任。稼轩得知后在范如山的寿宴上写下这首词勉励他，望其能够以大局为重，无论身处何处，只要努力作为让百姓安居乐业，便也算一件功德。恰逢此时辛弃疾调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此词既是写给范如山，同时也是慰己之作。而用“牛刀”一词来代替原文，一则体现稼轩对《论语》每一篇义理的精确把握，二则“刀”一字本身也有杀伐决断的豪气，是稼轩一贯的词风。

第二种是截用。《哨遍·赵昌父之祖季思学士，退居郑圃》“请三思，而行可矣”[3]9出自《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4]70。《水龙吟·瓢泉》“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3]505，出自《论语·雍也》“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82。《水龙吟·次年南涧用前韵为仆寿》“富贵浮云，我评轩冕，不如杯酒”[3]489，出自《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99。截用后语言精简凝练，如稼轩本人一样干脆利落。再如《哨遍·用前韵》“世间喜愠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3]5，语出《论语·公冶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4]68子张以楚国忠臣令尹子文和齐国大夫陈文子两人为例向孔子问“仁”的含义，孔子认为，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都是一种美德，但并未达到“仁”的境界。“仁”涵盖了人类情感和道德的根本与核心，一种行为，一个美德，一种才能，最多只能是构成“仁”的某一侧面。这篇原本是通过孔子与子张的对话来对“仁”的含义作出一些较为明确的界定，而稼轩从《论语》中删减语句入词，只采用所截片段表达其意。这里截“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语意作结尾，子文数次担任令尹之职，未露喜色；数次被罢免，也未有怨恨，孔子由此认为子文算得上对国家尽忠了。词人将子文与自己进行对照，以“世间喜愠更何其”这样的问句形式叹梦欢而醒悲，抒此生一心为国之忠、壮志难酬之哀，然以一“笑”字涵盖内心的五味杂陈，虽哀但不颓丧，亦是稼轩豪放之风的体现。

第三种是反用语意，即用《论语》典，但表达的意思与原文截然相反。如《兰陵王·赋一丘一壑》“莫击磬门前，荷蒉人过，仰天大笑冠簪落”[3]17，反用《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 末之难矣。’”[4]219这篇原意是表达孔子为了理想知难而进的精神，稼轩用此语典则是内藏一生不被重用、过往努力皆成空的感慨，宽慰自己安居山林，不再以穷达为怀。将原篇基调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激昂变为“知其可为然不能为”的平淡，更显词人的苦楚与无奈。又如《鹧鸪天·三山道中》“天生予懒奈予何”[3]1040，反用《论语·述而》“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4]102，孔子此语所表达的含义可用“仁者无畏”四字概括。所谓仁者，是具有博大情怀的善者，他们有着崇高的美德，悲天悯人，行为处事无不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民众或他人的利益，宁肯牺牲自己。这样的人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真诚欢迎和衷心拥戴。他们遇到危险时，会有很多人出来帮助他们，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因而，这样的仁者往往能够逢凶化吉。孔子不仅是个仁者，更是一个智者，他深明其中道理，所以面对一切艰险都无所畏惧。稼轩这首《鹧鸪天》作于绍熙五年(1194)，此前，他刚经历谏官黄艾对他“残酷贪饕，奸赃狼藉”[5]234的弹劾，未做任何辩解直接被罢去福州守和福建安抚使的官职。而后随着好友赵汝愚被罢相、朱熹被罢侍讲之职，再受牵连，此等境遇之下，《鹧鸪天》一词表明稼轩不愿参与“风雷怒，鱼龙惨”[3]516般的黑暗政治斗争的立场，也体现出他面对时局的黯淡心态，通篇主基调沉闷，读之心感郁结。然一句“天生予懒奈予何”，将《论语》中“德”换为“懒”字，反用语意，写得顽皮天真，无奈之哀愁以看似无赖之语调诉出，瞬间注入一股独属于稼轩的跳脱之气，读者心绪亦能随之产生波动，是为点睛之笔。

2．内涵接受中的“辛式色彩”

所谓“内涵”即《论语》传达的精神以及深层意蕴，对内涵的接受，不同人有不同方式。稼轩词对《论语》思想内涵的接受体现出《论语》对词人内在精神、品格、修养的影响极深。稼轩在词作中对《论语》内涵的运用也体现出其鲜明的个人特色。

《论语·子路》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4]195孔子认为，狂者志极高而不掩其行，不会自甘堕落，凡事积极进取，如果践道笃行也会有所成就；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能做到恢弘通达亦会有所成就。而理想中的合乎中庸之道的人是介于两者间的“中行”人，只可惜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稼轩是一位“狂人”：“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3]61、“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3]102、“我醉狂吟，君作新声，倚歌和之”[3]204、“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3]254、“醉兀篮舆，夜来豪饮太狂些。到如今、都齐醒却，只依旧、无奈愁何”[3]354。“他的狂表现为一种‘愤世’的态度，愤这个‘不争气’的苟安时势”[6]，但他也是位“狷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现实所逼，无奈之下去尝试成为“狷者”。闲居带湖时“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3]505，宽慰自己如果能为当世所用，就一展才华，若是不为当世所用，就退而隐居，韬光养晦。这种处世之道，依据社会现实决定进退，洒脱自如，是极为高深的大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为。“莫系磬门前，荷蒉人过，仰天大笑冠簪落。待说与穷达，不须疑著。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3]17，此词为稼轩晚年居铅山时所作，先发政治失意之牢骚，但紧接着以“莫”字压住壮志才华不得施展的愠怒。虽言自己落魄失志，却不求闻达，甘心笑傲林泉，不以退处为忧为耻，反觉得其中自有乐处。细品可见，这两首词虽写“乐”，看似洒脱实则沉郁，但在儒家文化的渲染下，稼轩面对困境能苦中作乐，自我排遣，由此可见其对《论语》的接受不仅仅表现在一纸词作中，更内蕴在他的人格与精神世界里。

(二)方式多样化

1．同词不同语典

同词不同语典是指稼轩截用《论语》典时，看似用的是同一个词，其出处却来自不同的篇目。如“二三子”一词，在《贺新郎·邑中园亭》“知我者，二三子”[3]102和《水调歌头·将迁新居不成，戏作》“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3]340都出现过，但前者语典用《论语·八侑》“二三子何患于丧乎?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4]45之意，此篇讲孔子被罢官后周游列国之时遇一小官，后者在见到孔子之后，大为叹服，将其比为天人，坚信孔子是代替上天向世人传经授道的使者，礼乐传统将来必能由孔子及其学生而复兴。“二三子”是追随孔子的学生，在天下无道之时追随圣人而出，能扭转时局，复兴家国，词中指与稼轩志趣相投之人。后者则出自《论语·阳货》“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戏之耳”[4]254，此句为孔子同弟子的玩笑语，因“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句上接“舞乌有，歌亡事，饮子虚”，用司马相如《子虚赋》典，寓此生如虚度，故稼轩此处是借玩笑语以自嘲。

2．同典不同语意

同典不同语意是指稼轩词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不同的词作用同一个《论语》典，但由于词人创作时间、地点、所经历之事各不相同，从而使同一个语典在不同词作中表现出不同意思。如《水龙吟·次年南涧用前韵为仆寿》“富贵浮云，我评轩冕，不如杯酒”[3]489、《水龙吟·瓢泉》“料当年尝问，饭疏饮水”[3]505、《蓦山溪·赵昌父赋一丘一壑》“饭疏饮水，客莫嘲吾拙”[3]698，用典均出自《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99。《水龙吟·瓢泉》用典时，将《论语·雍也》“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82、《论语·宪问》“丘何为是栖栖者与? 无乃为佞乎”[4]216也融入其中，三个《论语》典杂糅齐用，是对过往官场生活的反思，也是对罢官后苦闷之情的纾解。倘若单独拎出仅作清贫生活解释则略显单薄，稼轩之高妙在于合并多典从而延伸其内在意蕴。《蓦山溪·赵昌父赋一丘一壑》用典效仿孔子，有以“饭蔬饮水”为乐之意，但后接“客莫嘲吾拙”句，化用晋代文学家潘岳《闲居赋》“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7]之典。潘岳恪守知止知足的本分，收敛起富贵的念头，在乡间盖房植树，过起逍遥自在的生活。他认为自给自足、将乡间生活过得井井有条也是不善为政者之为政。前后结合来看，此处用《论语》典，表达入世可为政、出世亦可为政的观点，有时刻心系朝堂家国之意。《水龙吟·次年南涧用前韵为仆寿》虽也用同一语典，但只截后半段“富贵如浮云”之意。因为前两首词是宽慰之作，重在“乐”字，这首是言志之作，侧重点不同，故而选用语段不同。

再如《贺新郎· 再用前韵》“歌且和，楚狂子”[3]105、《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3]314、《汉宫春·即事》“怅野老、行歌不住，定堪与语难呼”[3]630，用典均出自《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4]269《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作于绍熙三年(1192)，这一年稼轩出任福建提点刑狱，被宋光宗召见，然而由于对主和派反动势力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他对这次召见不抱任何期待。“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以问句抒感，借《论语》典是以楚狂人自喻，意在突出内心愤懑至极欲“狂”的一种状态。《贺新郎·再用前韵》作于嘉泰元年(1201)，庆元六年(1200)好友朱熹卒，其门人故交无人敢去送葬，只有稼轩“为文往哭之”[5]247，次年写下这首《贺新郎》。“歌且和，楚狂子”重点在“和”字，为“唱和”“附和”楚狂子之意，读之深感词人对家国的担忧和对宋廷的失望，令人意志消沉。《汉宫春·即事》作于嘉泰二年(1202)，这一年“党禁稍弛，政途久困之人间有起废进用者，稼轩亦其中之一人”[5]248，此时稼轩63岁，历经宦海沉浮、挚友离散，或许心中还想继续为国效命然力已不足。“怅野老、行歌不住，定堪与语难呼”是三首词中唯一采用“楚狂接舆”典全意的一首，语典中楚狂人与孔子的行世代表稼轩此时内心的两种选择，出世入世都是人生，儒家虽更倾向于入世，在乱世之中即便不能挽回颓势，亦尽力而为，但也并不排斥楚狂人的做法。孔子曾多次宣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4]165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96的思想，观《年谱》可知稼轩最后还是选择了入世。

此外还有《贺新郎·邑中园亭》“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3]102、《最高楼·吾拟乞归》“吾衰矣，须富贵何时”[3]720，用典均出自《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4]94。前者《贺新郎》一“哀”旧友零落四方不得重聚，二“哀”未有功名空垂白发，表现出的是遗憾、惆怅、哀伤。后者《最高楼》一“哀”自己年事已高的无力感，二“哀”欲辞官归隐时，儿子以田产未置为理由阻其隐退的行为，表现出的是叹息与愤怒。

(三)有特定时间段

根据吴企明先生《辛弃疾词校笺》和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两本书中的笺注，笔者统计出稼轩词共用《论语》语典40处(见表1)，集中于淳熙、绍熙、庆元、嘉泰年间。其中，稼轩最爱用的《论语》典分别是《论语·微子》“楚狂接舆”典(3 次)、《论语·述而》“富贵浮云”典(3次)以及《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典(3次)，多用于贬官后的内心排遣以及对出世与入世的思考。

表1 稼轩词用《论语》典情况统计

总计：40

通过表1可以发现三个特别的时间点。第一是淳熙六年(1179)，稼轩第一次引《论语》典的词篇就是这一年所作的《破阵子·为范南伯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16这一年稼轩40岁，春三月由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转运副使[5]178。观稼轩年谱可知，淳熙年间起，其宦海浮沉的为官之路正式拉开序幕，自淳熙三年(1176)起，他一直在频繁转徙中度过，以至于“二年遍历楚山川”[3]1000，本应是“不惑”之年的稼轩面对宋廷如此安排，深感无奈与迷惘。故此作虽为劝勉内兄范南伯，实则也是借《论语》典自我开导。

第二是绍熙元年(1190)和庆元元年(1195)，分别作于这两年的《水龙吟·瓢泉》和《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是稼轩单引《论语》典最多的两首词，两篇均各出现5次。两首词多用《论语》中所提及的颜回之乐、行藏用舍之意，表面上是写词人避世不出、乐在山水，实则以“乐”衬“悲”，用《论语》如同遮其容貌，不愿让世人窥探其真实表情的面具，用典频率越密集，越说明他内心痛苦。

第三是庆元元年(1195)至庆元六年(1200)这一时间段。庆元年间稼轩用《论语》典最频繁，多达20次。绍熙五年(1194)，稼轩福州守和福建安抚使之职被罢，好友赵汝愚先被罢相后病死舟中，而后他又接连三次被弹劾，于庆元元年(1195)先降职为集英殿修撰，再降为秘阁修撰，至次年九月，他所获得的各种职名几乎全被削夺干净。在庆元元年(1195)至庆元六年(1200)间，稼轩词所引《论语》典数量多且无一重复，可见词人对儒家著作的理解之透彻，能信手拈来化为己用。

二、稼轩词接受《论语》的主要原因

稼轩词接受《论语》存在多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在相似的人生经历的基础上，产生出相似的思想观念，二是整个时代大环境中的尊儒风气、文人研究《论语》的热潮、友人对《论语》的重视等方面的影响。

(一)思想观念的共鸣

1．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稼轩与孔子都生长于山东，同样幼年丧父，同样身处家国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同样在为官过程中屡遭挫折，同样在人生低谷结交到挚友，同样晚年辞官，同样含恨而终，同样一生跌宕起伏但始终心怀家国万民。正是由于种种相似的人生经历，致使两人在思想观念上存在明显的相似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展现出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4]102，他认为自己的品德乃上天所赐，负此重任当担教化万民之责，在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之前，没有人可以击垮他。天命所系，自然无畏无惧；“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4]270，孔子认为，若他不带领诸生改变这世道，天下便无人可做此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4]124，孔子认为，自周文王死后，文明礼乐都存于他一人之身，他肩负向世间传递文化的责任，若他消失则必将礼崩乐坏。稼轩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和强烈的入世情怀伴随其终身，他身上也继承了孔子的那种使命感，且相比于孔子，稼轩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借词言志时，他自比乱世英豪、无人可替的主人翁形象，如“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3]236中誓为伊尹和周公那般勋臣；“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3]1250中自比李广，痛斥南宋朝廷在人才使用上佞谀升迁，致使像他这样的将才无以为国出力；“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3]1230中自比能“医国”的“上医”；“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3]485自谓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诸如此类，在稼轩的主观意识中，认定自己天生就要洗雪国耻、收复失地、投身民族复兴大业，这才是身为“真儒”的担当。

2．进退有度的处世观

《论语·泰伯》篇记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116，《述而》又记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4]96，可见孔子的处世之道依据现实情况决定进退，他洒脱自如，既提倡积极入世，也主张天下无道时避世归隐。稼轩同样也拥有这种处世观。绍熙二年(1191)，自带湖之滨闲居十年之久后，稼轩重新被宋廷启用，任福建提点刑狱，他秉承孔子“天下有道则见”“用之则行”的观念，到任后积极作为，推行“经界”、改行钞法，次年二月入朝，就加强国防线上的军事实力这一问题向当时的皇帝赵惇提议：加强长江上游江陵府、鄂州一带军事力量，“安居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5]75。然而，他并未得到宋廷重视，半年后又被派任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稼轩欣然接受，任职后仅数月时间地方政府库存已满五十万贯。在他准备编制军队，训练出一支能媲美当年湖南飞虎军那样的军队时，却又遭遇谏官弹劾，此后一年间处处被韩侂胄一党针对，并于庆元元年(1195)被罢官。“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3]844，此后他又赋闲在家。对于孔子和稼轩来说，这种观念的出现其实是身处乱世之中的迫不得已，他们这类人往往都曾一腔热血，认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4]232而积极入世，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付出的努力如同螳臂当车，最终只能归于沉寂，令人叹惋唏嘘。

(二)外部环境的影响

人生经历及思想观念的相似都是个体层面较为显性的原因。对稼轩潜移默化产生影响的隐性原因则是宋代整个时代大环境中的尊儒风气、文人研究《论语》的热潮和与稼轩交往密切的友人对《论语》的重视。据《宋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和《经义考》等书目记载，两宋时期《论语》相关研究著作共计二百余部，远超先前所有朝代成果数量总和，可见宋代《论语》研习之风正盛，这得益于当时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及其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宋初，太祖皇帝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廓之板壁”[8]，并“问以孔氏世嗣，擢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优待孔子后裔[9]435。真宗时期，皇帝召刑昺为其讲儒家著作，研习后亲自“在东宫，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9]1635。高宗时期，皇帝亲书《论语》，由工匠刊石于国子监，颁墨本赐诸路州学。宋代统治者尊孔行为作为一种学术及思想导向，鼓励促进了儒学在宋代的繁荣，也为《论语》在两宋的接受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在宋代统治者“兴文教，抑武事”[9]394、改定贡士始入辟雍时拜谒孔子之礼的影响下，尊孔重儒的观念铭刻在每一位文人志士心中。两宋时期学风开放，不论是思想家、文学家还是政治家都能各抒己见，从而推动儒学研究走向多元化，就《论语》注本来看，比较有名的就有：王安石《论语解》、苏轼《论语说》、程颐《论语说》、李纲《论语详说》、胡寅《论语详说》、朱熹《论语集注》、真德秀《论语集编》以及魏了翁《论语要义》等。其中，与稼轩交往密切的朱熹所作的《论语集注》是继何晏《论语集解》、邢昺《论语注疏》之后《论语》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该书承袭、增损改易汉唐古注，以程氏之学为主，兼采宋代众多《论语》阐释之长，注重探求经文本义与义理阐发，将训诂学与义理学有机融合，从而使其阐发之义理建立在对经义的解释之上，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因此成为《论语》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稼轩虽未留下与《论语》相关的研究著作，但他对《论语》的重视与理解在词作中都有所展现，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与身边好友的影响下，他深厚的儒学功底早已融于血脉之中，因而得显于词作之中。

三、结语

自秦以降，中国文化的创造者无人不读《论语》，人们所思所想所为之事在《论语》中都能找到它的落脚点。稼轩引《论语》入词，体现了南宋内忧外患之际，爱国文人对这一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读，多样化接受方式使《论语》这一部原典虽历千年而不朽，也让后人得以在人生无数考验中于此中寻求属于自己的通关秘籍。总的来说，稼轩词接受《论语》语典时，有字词提炼、整句袭用、多句杂糅，形式多样，用典时也不局限于原意，多根据写作需要加以拓展创新。在宋代重儒的文化氛围中，儒学思想成了他的终生信念，他在政治上积极入世、经世济民，然而，在朝堂之上屡遭打击后，却也能及时排遣，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他的一生中，运用到《论语》典的词作都写于突逢人生大变、接连贬官之际，其目的，有的是为自我排遣，也有的是为勉励同道友人。品读后可以发现，这些词作都是稼轩生命意识的自然流淌，他将民族的命运、民众的呼声，以及自己全部生命理想都融入词篇之中，可谓是一位能以英雄豪杰手段写词却又能表现词意之曲折、含蕴之优美的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