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美“新冷战”局面下，受制于“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因素的影响，韩国面临被迫“选边站队”和充当美国反华政策“马前卒”的窘境。目前，安保问题业已成为制约中韩关系良性发展的短板。有鉴于此，针对后疫情时代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我们应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推行“南北并重”的朝鲜半岛政策，坚定支持文在寅政府奉行的对朝“新阳光政策”，充分认识韩美同盟“非对称性”的特征，积极促进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携手并进，有力地推动中韩关系朝着行稳致远的方向健康发展。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中韩关系；美国因素；韩美同盟；认知偏见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1-041-11

[收稿日期] 2021-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8—2018）》，项目编号：19VJX049。

[作者简介] 姜龙范，朝鲜族，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国际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天津 30020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韩两国各界积极行动、互相支持、共渡难关，在抗疫这场全球大考中均交出优秀“答卷”，为国际社会协作抗疫树立了典范，也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然而，安保问题却成为了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短板，“萨德事件”甚至一度导致两国关系发生破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美冲突日趋严重，美国一方面运用接近极限手段全面升级对中国进行打压，并试图拉拢韩国等盟友构建“对华包围网”；另一方面则在朝鲜半岛不断制造新的安全危机，还有意对韩国导弹“松绑”，甚至暗示韩国的核武化以讹诈中国，为中韩关系发展制造障碍。在美国的怂恿和纵容下，韩国的军事欲望不断膨胀，接连从美欧进口高端武器装备，全面增强军事实力，其行为引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忧虑。韩国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在中美冲突中显然无法置身事外，其外交政策和中韩关系的未来走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应该把握机遇，理性谋划和增进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从根本上消除两国关系发展中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确保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在这场抗疫斗争中，中韩两国各界人士积极行动、密切协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在中国抗疫形势最为艰难的时刻，韩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向中国赠送口罩和防护服；当韩国疫情日趋严峻之际，中国人民知恩图报，向韩国运送医疗物资，展现出守望相助、团结协作和共同抗疫的动人场景。2020年3月9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在韩国《亚洲经济》和《亚洲日报》刊发《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的署名文章，感谢韩国在中国抗疫关键时刻所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友好援助。韩国驻华大使馆贴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的横幅，驻华韩国文化院门口则挂起由中韩两国书法家共同书写的横幅“携手抗疫同舟共济”，向两国人民传递团结协作战胜疫情的信心。4月30日，中韩两国民间文化团体举办世界最大规模的网络捐赠演唱会，目的是“一起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危机”。该演唱会由中国演出公司FEEGOS娱乐（世纪飞歌）和韩国KVLY共同企划，当日在中国网络平台进行直播，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通过视频网站（You Tube）同时直播，并将募集的捐款通过各自国家的慈善机构转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应对基金会”。中韩两国主办方“希望这次演唱会能够成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新的出发点”。[1]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韩两国各自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不仅取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还为全球树立了典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的抗疫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实现正增长。据统计，2020年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恢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韩国疫情也一度十分严重，甚至被认为是“除中国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抗疫措施，有力地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的态势，尤其是对非法滞留的外国人也实施免费核酸检测，从而确保抗疫取得良好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凭借抗击疫情的巨大成功，执政党在2020年4月15日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尽管2020年韩国G DP同比减少1%，但在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依然是最为成功的国家。[3]

为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中韩经贸联委会第24次会议于2020年8月1日在青岛举行。双方就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推动两国经贸发展及有关区域和多边经贸合作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决定深入开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南方”“新北方”政策的对接合作，共同编制《中韩经贸合作联合规划（2021-2025）》，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争取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4]这是在特殊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必将在中韩经贸关系史上书写光辉的一页。2020年11月15日，中韩日、东盟（ASEAN）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共15个国家正式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中国政府主导和韩国的支持下出台的《区域全面經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两国紧密的经济合作为基础，将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关系。在其成员国中，韩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比重占据了特殊位置，出口占50.71%，进口占42.82%。[5]（6） 2021年2月26日，中韩举行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并取得积极进展，这将提升双边服务贸易及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促进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也将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发挥积极作用。2021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韩国也在谨慎考虑加入，其中，两国将一道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生效，并就加入这一协定问题保持沟通。如果中韩都能加入，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与深入合作。

良好的中韩关系符合时代发展潮流，2022年两国将迎来建交30周年，面临深化发展的重要机遇。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平息的当下，双方加强了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积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发掘和培育双边合作新增长点。2020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访问韩国，并与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薰举行会谈；同年11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韩国，双方达成十项共识①；2021年4月，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访华；2021年9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再次访问韩国。据韩国媒体披露，韩国将是习近平主席优先出访的国家。[6]可见，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已经被提到两国外交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果顺利成行，这将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必将成为中韩关系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两国关系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将新冠病毒暴发的责任推卸给中国，抵毁和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东海、南海、台海以及在香港、新疆等关涉领土和主权问题上不断触碰中国“底线”；另一方面，则向西方大国和盟友发出围堵中国的“积极倡议”，纵容这些国家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行列，国际上已有一些国家加入所谓的“反华联盟”当中，韩国也承受着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①目前，韩国国内不乏一些鼓噪之音，有专家公开呼吁，当局不能再固守传统的“安美经中”（也就是安全靠美国，经济依中国）外交，尽早地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7]有些保守人士则指责文在寅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保持“沉默”，声称这不符合民主主义国家的体统。[8]然而，迄今为止，韩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尤其在香港等关涉中国主权问题上不愿随波逐流，保持客观公正立场。作为美国传统盟友，韩国能够抵制美国的压力，拒绝与美国“同流合污”，的确难能可贵，值得赞赏。

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布下的战略“棋子”，韩美同盟又是韩国外交政策的基石，“非对称性”是韩美同盟的重要特征之一。过去20多年来，韩国一直奉行“经济靠中国，安保依美国”的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美国试图以“朝鲜威胁”为借口，旨在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并以日韩两国作为支点，构筑对华包围圈，这是美国东北亚战略的主要价值取向。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成为韩国外交始终受制于美国因素掣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影响中韩关系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萨德危机”依然持续发酵

朴槿惠总统执政末期，韩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宣布引入萨德反导系统，极大地损害了中韩关系，使两国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的最大危机。通过部署萨德这一战略，美国收到了遏制中国和离间中韩关系的“一石二鸟”之功效，中韩关系由此出现严重倒退，陷入了自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文在寅总统上台执政后，中韩两国的萨德纷争终于找到突破口，双方就此进行密切沟通。2017年10月30日，韩国外长康京和明确表示，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翌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关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沟通结果”。然而，对于康京和的“三不”表态，中韩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中方认为这是韩国政府对中国的“承诺”，而韩国政府则认为这不是对中国的“外交承诺”，仅仅是一种“立场表态”，实际上是维持其一贯的“战略模糊性”。韩国甚至对中国政府的解读提出抗议，中国只好将“承诺”重新表述为“表明立场”。[9]

就国际关系角度而言，通常情况下，“承诺”必须予以具体落实，而“表态”则会因形势的发展随时可能发生变化。2020年5月28日，韩美两国军方在韩国警方的配合下，不顾当地民众的反对突然采取行动，将大量设备搬进萨德基地。6月22日，韩美两国军方又对萨德通讯系统进行更新，并将老旧设备移出基地。显然，美国故意再次激化中韩矛盾，为中韩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而韩国的举动也违背了此前做出的“立场表态”。

随着中美冲突日益白热化，尤其是美国大选后韩国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陡然增大。10月21日，韩国驻日大使南官杓在接受国会国政监察时公开表示，“三不协议”并非韩国对中方的承诺，双方也并未达成一致。[10]拜登政府上台后，韩美两国军方依然在推进萨德基地的维修和建设。为了向美国新政府示好，韩国军方在文在寅总统访美（2021年5月21-23日）前的一个月内接连5次向萨德基地搬运大量装备与器材。可见，“萨德”阴霾并未完全消散，这不仅暴露出中韩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的短板，也让两国不得不省思美国因素这一结构性特点的深层约束。

有鉴于此，中方在多个场合要求韩国切实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2021年4月3日，韩国外长郑义溶访问中国厦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希望韩方谨慎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11] 9月1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韩国并同文在寅总统举行会晤。据韩国媒体披露，王毅再次提出中韩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根据韩方的解读，萨德问题应是双方着重探讨的题中之义。[12]

（二）美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可能诱发第二次“萨德危机”

2019年8月，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其后不久，國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出访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声称要在亚洲部署新型陆基常规中程导弹。尽管美国并未提供有关中程导弹可能部署在亚洲具体地点的更多细节，但韩国无疑是潜在的部署地点之一。①[13]新型陆基常规中程导弹射程数千公里，威胁远远大于“萨德”反导系统。一旦韩国成为美国中程导弹部署地点，很有可能引发比2017年萨德事件更为严重的中韩对立。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曾表示，“首尔并未与华盛顿就在韩国境内部署中程导弹进行谈判，也并未讨论过这一问题，韩国不计划部署导弹。”②韩方的上述表态，让人联想到“萨德风波”时其做出的“三不表态”。如果此时再重蹈覆辙，极有可能诱发第二次“萨德危机”，势必对中韩关系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

美国的这一挑衅性举动，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满。朝鲜警告韩国不要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以避免引火烧身。[14]普京总统也表示，“我们必须监测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这种导弹的可能性，首先是在欧洲和亚太地區”。[15]在中美冲突日趋激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反应更为强烈。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如果在该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理，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还呼吁有关国家不要允许美国在其领土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因为此举无益于这些国家的安全利益。[16]

（三）美国欲拉韩国加入“印太版北约”

201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长篇文章，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同年11月，希拉里进一步强调，“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17]继而，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宣称，“美国作为太平洋强国，我们会长期留在这里”。[18]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第11届“亚洲安全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从此，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

特朗普总统上台执政后，为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将“印太”概念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之内，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首要战略方向，美日印澳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军事合作联系密切，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外交协同态势明显，四国正在深化“印太”概念下的战略合作，使之从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表述朝向具体的战略框架方向深化。[19]（55）

随着中美冲突的加剧，美国构建对华战略包围圈的野心更加肆无忌惮。2020年8月31日，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在美印战略伙伴论坛中表示：“印度太平洋地区缺乏像北约一样强有力的多边框架。可以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开始，逐渐扩大范围。”[20]显然，所谓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是美国主导的反华小圈子，也是“印太版北约”的雏形。目前，美国试图邀请韩国、越南和新西兰三国加入，以组建“QUAD+”机制。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直言不讳地表示，“除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之外，韩国也将成为美国的伙伴”，“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盟友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对本国国民和国家的威胁。届时大家一定会看到，这些国家为了战胜中国而在所有战线与美国展开合作”。 [21]尽管韩国外交部表示，“我们并未收到美国的‘QUAD+’有关提议或邀请”，但是韩国无疑是最主要扩容对象。

正值中美两国围绕南海和台海问题高度紧张之际，2020年9月12日，美国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举行了代号“太平洋先锋”的军事演习，韩国派遣两艘驱逐舰参加。引人瞩目的是，参加此次演习的国家，除了韩国以外，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国家。为此，韩国保守派备受鼓舞，呼吁“韩国若想成为对美国更有价值的盟友，就应该与日本合作积极参与‘QUAD’，成为一起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伙伴。”[22]当前，美国基于冷战思维明目张胆地推行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试图在东亚地区建立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倘若韩国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印太版北约”，必然走向与中国进行正面对抗的局面。

（四）美国唆使韩国提升军力意在牵制中国

自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相对稳定，朝韩关系和朝美关系总体上趋向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是维护东北亚局势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各国理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然而，近期美国极力扶植韩国提升军力，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指向性日趋清晰。据2020年8月11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披露，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对华战争，美国正在探讨在亚洲盟国的美军基地内部署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略远程加农炮”（Strategic Long Range Cannon），以直接打击北京和上海。在美国看来，如果在日本和菲律宾部署，北京不在其射程范围之内；而若在韩国部署，北京和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都将被纳入射程范围。[23]显然，美国试图制造另一场“萨德危机”，以破坏正在改善的中韩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积极迎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并顺水推舟借机增强军事力量。

首先，2020年7月，韩美两国通过了修订后的“韩美导弹指南”，新版指南取消了韩国运载火箭使用固体燃料的限制，为韩国自主研究、开发、生产和使用液体燃料、固体燃料及混合燃料的各种形态运载火箭开启了方便之门。①众所周知，美国历来对韩国弹道导弹的射程、重量以及使用燃料做出严格限制，此次却如此迅速地满足韩国多年的“心愿”，其背景和时机颇为蹊跷。对于美国的这一如意算盘，韩国方面自然心知肚明。韩国代表性民间智库峨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车斗铉指出，“美国试图利用韩国这一同盟间接牵制中国”。[24]

其次，为了全方位地遏制中国，特朗普政府甚至打破美国几十年来的“禁区”，试图为韩国核武装松绑，其卑劣手段业已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25]韩国核武装问题原本就十分敏感，其曾在20世纪70年代着手开发过核武器，后迫于美国压力而不得不终止。自从朝鲜进行核开发并成为事实上的核保有国之后，韩国国内“以核制核”的呼声甚嚣尘上。然而，韩国若要进行核开发，就必须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而且这必然释放出其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的错误信息，更为关键的是可能会破坏韩美同盟的根基，这对韩国而言有些得不偿失。美国曾有人释放出让韩国拥有核武装的声音，但这绝不是真正让韩国搞核开发，而是迫使中国承担更多责任，以阻止朝鲜核开发的企图。②如今美国纵容韩国核武装意在牵制中国。从战略层面而言，韩国的核武装有可能引发东北亚区域内“核多米诺骨牌效应”，必将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特朗普重演韩国核武装的“闹剧”，主要目的在于破坏中韩关系，可谓阴险至极。

再次，从美国手里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乃是历届韩国政府的夙愿。③文在寅竞选总统期间，就曾公开承诺在任期之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2018年5月12日，韩国国防部部长宋永武声称，如果能在2023年完成新一轮防务改革，届时将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可见，韩国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26]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既关乎国家尊严，也标志着“自主国防”体系的形成，但却并不意味着韩美军事关系的“脱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之后，就要购买更多的美制尖端武器装备，这恰恰正是美国所期待的前景。为了加强自主国防力量，近年来韩国从美国和欧洲引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构建“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其核心是构建由射程超过500公里的远程空地导弹、多用途侦察预警卫星和长航时无人战略侦察机组成的“杀伤链”系统。[27]2020年8月5日，国防部长郑景斗宣布，韩国将加紧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等尖端武器，并表示：“未来韩军将加速发展具备精确制导能力的制导武器、远射程和高超音速导弹、大威力弹头、韩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等技术，增强导弹能力。”[28]8月10日，韩国国防部发布了《国防中期计划（2021-2025）》。根据该计划，韩国国防部计划从2021年起在五年内投入301万亿韩元（约合2540亿美元）军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正式启动搁浅16年的核潜艇开发和建造3万吨级轻型航母计划，该航母能搭载20架F-35B最新短垂隐身战斗机。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国防部制定这一计划并大力增强军事力量，就是为了应对未来中国在东亚海域的力量发展，同时对抗运用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武装的朝鲜的军事威胁。[29]对于拟建造的核潜艇，韩国媒体更是赋予其特殊含义，声称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成为刺伤中国和日本的“毒针”。[30]

近年来，韩国军事实力发展迅速，加快实施“自主防卫”的步伐。为应对朝鲜不断发展的核武器与导弹能力，韩军加快完善韩美“针对性威慑战略”和“4D”作战概念，积极构建“韩国型三轴体系”，持续保持对朝高压态势。2021年9月7日，韩国军方透露，其最近在海军“岛山安昌浩”号潜艇上首次成功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SLBM）试射，这是韩国军事实力的重大突破，并由此成为世界第八个拥有潜射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

总而言之，无论是韩国被迫引进美国陆基中程导弹，还是自主强化国防力量，甚至发展核武器，都势必会引发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从而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对中国的安全也构成严重威胁。果真如此，韩国有可能沦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前哨阵地和周边国家的优先打击目标。只有韩国妥善处理和回应中国的安全关切，彻底克服美国因素的掣肘，中韩关系才能在健康轨道上保持持续且顺畅的发展。

（五）美国构筑“对华包围圈”令韩国外交面临重大考验

2020年6月1日，特朗普总统凭借东道主身份突然提出增加七国集团峰会（G7）出席国，邀请俄罗斯、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参加。G7峰会能否按照美国设想顺利扩容，并将其打造成“反华联盟”，目前尚有诸多变数。G7扩容并未得到其他成员国的广泛认同。目前，英国和加拿大坚决反对俄罗斯重返G7大家族，德国根本不同意G7扩容，而日本则担心G7框架瓦解或使其丧失“大国”的存在感，不愿与韩国一起分享“大国”地位。日本认为韩国对待朝鲜和中国的态度与G7国家不同，文在寅政府的南北和解优先和亲中国立场存在问题。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声称：“保持G7的架构非常重要。”[31]日本作为唯一加入七国集团的亚洲国家，向来以此为傲。日本通过“脱亚入欧”政策，成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并由此得到西方人的青睐，最终获得七国集团成员国地位。因此，日本绝不会坐视曾是殖民地的韩国登上与自己同等的地位。日本各大媒体已经发表一些过激评论，认为韩国可以作为一次性观察员国参与峰会，但绝不可能成为正式成员国。对于日本的表态，韩国表达强烈不满，声称“日本向来善于损害邻国利益，而且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或反省自身行为，这样做没什么大惊小怪”，其“无耻程度全球一流”。[32]况且，美国欲借G7构建“对华包围圈”的图谋昭然若揭，因而遭到俄罗斯的抵制和反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就无法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33]可见，无论特朗普总统如何固执己见，如果得不到其他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加入这一“既得利益集团”。

显然，美国试图扩大G7成员，目的在于拼凑阵容强大的“反华联盟”。韩国却认为这恰恰是提升自身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难得机遇，也是“韩国外交梦寐以求的机会”。文在寅总统称，美国这一邀请“值得欢迎，完全不需要回避”，并表示“乐意前往”。[34]为了争取德国支持，韩国外长康京和于2020年8月10日专程访问德国，这是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后韩国外长首次进行出国访问。在韩国的不懈努力下，德国表示欢迎韩国参加G7峰会。然而，韩国这一“草率”举动蕴含着巨大风险，若扩容后的G7发表有损中国国际形象和根本利益的“声明”或“决议”，韩国必将卷入中美冲突之中，韩国外交也必将面临新的考验。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积极推动建立“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EPN），这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构想之一，旨在重新编织成“全球供应链”，以打造反华经济包围圈。近年来，美国一方面推动与中国脱钩、“去中国化”的同时，还纠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越南、新西兰等国家，每两周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议，着重商讨如何建立取代中国的、更加富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2019年11月，在首尔举行的韩美高层经济协议会上，美国明确表示欲将韩国拉进“经济繁荣网络”，同时敦促韩国积极参加“印度—太平洋战略”。2020年6月11日，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公开为韩国撑腰声援，表示“一旦中国实施报复，随时为韩国做任何事情”。[35] 8月1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了对华为的新的制裁方案，进一步限制华为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软件生产的产品，并将华为设在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38个子公司列入制裁黑名单，范围涵盖欧洲、拉美及亚洲等地区，由此受到美国制裁的华为子公司将增至152家，比5月发布的制裁方案更为严厉。[36]显然，美国决意对华为进行赤裸裸的“经济绞杀”，这一制裁方案一旦付諸实施，韩国经济也必将遭受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与华为业务联系密切的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半导体企业。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未来的韩国企业将面临两难境地：其一，鉴于失去了软件产品的海外供应链，华为已向三星和SK海力士寻求保证，以确保其内存芯片的稳定供应。但是，考虑到三星和SK海力士背后与华尔街的利益保持密切关联，就难以期待三星和SK海力士对华为的稳定供应，而对华为的“断供”也意味着这些韩国企业失去了规模庞大的市场。①据SK海力士半年报告分析，该公司2020年上半年销售额的41.2%发生在中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华为。[37]其二，华为和三星、SK海力士等企业存在竞争关系。当华为退出整个手机芯片市场后，在未来的5G时代，三星很有可能接棒华为，与高通一决高下。因此，韩国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将对三星电子的业绩构成利好。迫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自2020年9月三星及SK海力士已经“断供”华为。

拜登总统上台后并未停止打造反华经济包围圈的步伐。2021年4月12日，拜登总统亲自主持英特尔、三星等大型企业参加的白宫半导体大会。半导体、芯片是中国的软肋，拜登邀请三星参会，其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以维持对中国两代以上的技术优势。然而，美国的经济霸凌行为，导致韩国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陷入夹在中美之间“察言观色”的境地。

美国之所以极力拉拢韩国与其一道与中国“脱钩”，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中韩贸易额超过了韩美和韩日贸易之和。2015年6月，中韩两国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同年韩国不顾美国反对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2019年两国贸易额高达2845.4亿美元，中国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韩两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要成员，该协定于2020年11月正式签署。显然，中韩两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这种局面恰恰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当前，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堵，而韩国对于实现围堵中国的目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巨大压力，韩国政界和经济界人士颇为纠结。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总体环境下，中韩两国经济相互依赖，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然而，历经“萨德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韩国国内主张“经济不应过度依赖中国”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更加坚定了其推行供应链多元化的发展战略。韩国方面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中国国内消费萎缩与“消费民族主义”的双重冲击，韩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下降，有必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供应链重组，从而以此弥补失去中国市场份额的损失。[38]当前，避免“中国风险”业已成为韩国社会的高度共识，韩国主流媒体公开宣称，“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如果继续奉行‘不站队’的等距离外交，显然不够具有说服力”。[39]韩国正在努力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海外市场，其全力推进的“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可谓是与中国“脱钩”的一种全新尝试，韩国一旦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繁荣网络”，则会在与中国“脱钩”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何去何从，韩国正面临着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①

由于受到历史认知、社会结构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韩两国的政治互信相对脆弱，在利益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尤其是政治互信缺失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短板”。中国对韩国的不信任突出地表现在其“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两面下注”战略上，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不信任则体现在诸多方面，尤其是部分媒体和个别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的认知偏见，导致韩国社会形成负面的对华思潮，从而不免给中韩关系的深入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中国各级政府依循国际惯例对包括韩国在内的部分国家进行了必要的入境管制，并对新入境人员采取隔离措施。对于这一正当防疫措施，韩国个别人士和媒体进行激烈抨击，甚至将之蔑称为“中国对韩侮辱外交”。[40]当美国肆意叫嚣让中国赔偿疫情所造成的损失时，部分媒体旋即追随美国唱“双簧戏”，声称韩国也可以向中国“索赔”。[41]

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演进，美国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威逼利诱各国“选边站队”。为此，美国不断向韩国抛出“橄榄枝”。2020年6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几十年前，当韩国抛弃了权威主义接受民主体制时，已经选择了（美中当中）站在哪一边”。[42]国务卿蓬佩奥还公开声称韩国作为“自由开放的国家”，不仅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还是共同“抗衡中国的朋友”，敦促韩国加入其构筑的反华联盟。[43]近期，美国不断发出公开信息，声称韩国将参加“牵制中国的战线之中”，根本不具有属于其他阵营的余地。[44]10月6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外长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老调重弹，声称“除了我们四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应该共同对抗中国”。[45]

面对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韩国政府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2021年3月1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会谈结束后，郑义溶表示，美国是韩国唯一同盟国，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让韩国在中美之间选择任何一方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需要明确的是，中美两国也从未要求韩方选边站队。应该说，此番表态代表了韩国现政府的真实心声，“等距离外交”是韩国政府的最佳选择。

然而，韩国主流媒体却煽风点火，误导民众和舆论，这与韩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形成巨大反差。在国家间的社会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仅充当文化传播的载体，往往还可以起到引领舆情认知和心理导向的作用。韩国部分保守媒体对中国的认知歪曲和负面报道堂而皇之地见诸报端，易于扭曲韩国民众对中国的深入理解和理性认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韩国民众从对中国的无知发展到曲解，大众媒体扮演了十分消极的角色。在中美矛盾日趋升级的形势下，韩国政府的确面临两难抉择。然而，韩国的主流媒体却误导舆论，一面大力唱衰中国，一面呼吁政府要向美国“一边倒”，单纯通过媒体新闻报道的标题便可知晓其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譬如：“中美之间‘外交走钢丝’的有效期即将结束”“21世纪亲中事大主义更为可耻的原因”“文在寅政府想與美中哪个国家在一起”“对中国的天真也是罪过”“成为中国猎物的平衡外交”，等等。[46]对于中国承诺向非洲和东盟一些国家优先提供疫苗的慷慨之举，韩国媒体却妄称这是中国利用疫苗要求这些国家“选边站队”。[47]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韩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也不容小觑。每当两国之间发生冲突，韩国国内民族主义都企图绑架民意，主导舆论，这不仅无助于息事宁人，而且还会起到煽风点火的负面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有抬头、升温和蔓延趋势，而且与韩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发生碰撞，这势必会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回望过去，中韩两国曾在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划设东海防控识别区问题、脱北者遣返问题以及渔业纠纷和萨德纷争等诸多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碰撞，近期又围绕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BTS）的获奖感言问题，引发不小争议。韩国防弹少年团队长①的获奖感言惹怒了中国粉丝，有的粉丝当即表示“脱粉”。对此，韩国众多网民却说“我们不需要中国粉丝”。韩国《中央日报》《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等主流媒体接连发表文章指责中国网民“反应过度”，是“过激的爱国主义表现”，甚至在相关新闻标题上直接打出“中国网民找茬”“中国媒体煽动舆论”“贼喊捉贼”的中国官方媒体等字眼，恶意煽动舆论，借以博取社会关注。而中国某些过激的网民则表示“引起BTS争议的是韩国媒体”，“涉及国家尊严的事情绝对不能容忍”，甚至发起对BTS的抵制活动。媒体的恶意操作与网络民族主义极易刺激两国民众的情绪，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颇为严重，甚至引发了两国外交当局的高度关注。

当前，中韩两国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两国之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有效协调，从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彼此之间存在的“认知赤字”，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注入了新动力。着眼于后疫情时代，中韩两国应夯实政治互信基础，致力于构建信任机制，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加速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全方位推进和有序践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有效衔接，可以为中韩合作搭建更为广阔的合作平台。首先，依托中日韩FTA谈判提升东亚区域合作水平。在中韩政治互动频密的利好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中韩经济关系的重要举措体现为，新时代下中韩两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尤其是在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产融结合等多个领域打造一系列重要工程，不仅加深中韩两国的合作基础，还将会为第三方市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48]（75）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是实现中韩两国合作互利共赢的创新之举，并已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与合作成果。中韩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可以通过深挖中韩自贸协定政策潜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韩FTA转型升级和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合作。其次，为了增强中韩政治互信，有必要推动两国互信机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通过习近平主席访韩，中韩两国应该积极总结和盘点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携手合作的宝贵经验，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格局重组的复杂背景下，不断加大高层政治对话频度，提高对话的质量和水平，针对不同的领域建立信任机制。中韩两国的信任机制具体包括政治信任、军事信任、经济信任和民众之间相互信任等层面的提质升级，并将构建中韩两国的信任机制作为重要内容，写入中韩两国即将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文件之中，以保障中韩两国信任机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作为影响新时期朝鲜半岛局势演进方向的关键外部因素，未来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数加大，难以准确评估和预判。朝鲜半岛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桥头堡”，在可控范围内适度挑起“半岛危机”，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因此，中韩两国要不断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使我国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后疫情时代中韩关系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彰显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潮流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文在寅总统也先后提出打造韩国与东盟“和平共同体”、中俄韩朝蒙日美“东北亚铁路共同体”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和平共同體”“经济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设想，这为中韩两国合作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韩国都是中国最主要的周边国家之一，中韩两国需要共同努力防止东北亚地区形成“新冷战”格局，同时努力克服“美国因素”的干扰，避免两国间出现新的摩擦，维护和保持两国关系顺畅发展仍是当下最重要的外交课题。

参考文献：

① 包括成立“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以2022年中韩建交30周年为契机，规划未来30年中韩关系发展蓝图；启动中韩外交安全“2+2”对话，启动海洋事务对话，举办新一轮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增进外交安全互信，促进海洋事务合作；启动2021年和2022年“中韩文化交流年”活动安排，筹备纪念中韩建交30周年；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和韩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合作，深化两国高质量融合发展；尽早达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协议，早日出台《中韩经贸合作联合规划》（2021-2025），为双方经贸合作创造更好条件等。

① 在我国周边地区，印度不仅全面禁止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经营，全面抵制中国货，还在两国边界直接挑起军事冲突；日本也不甘寂寞，紧跟美国高喊中国威胁，一改疫情暴发伊始摆出的对中国表面友好的姿态。不久前，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声称，日本要当“五眼联盟”的“第六只眼”。

① 2020年8月14日，美国总统军控事务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研发的中程弹道导弹是日本等国家未来绝对必要的防卫力量。

② 虽然美国没有明确将在哪个国家部署新型中程导弹，但韩国、日本，甚至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是可能的地点。参见《美欲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 韩媒：韩日台湾都是可能地点》，环球网，2019年8月5日，http：//mil.news.sina.com. cn/china/2019-08-05/doc-ihytcitm6893747.shtml。

① 1979年韩美两国签署《导弹协议》以来，曾先后于2001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进行过四次修订，对韩国弹道导弹携带弹头的重量和弹道导弹的射程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1979年的协议，韩国不得开发射程180公里、载荷500公斤以上的导弹。按照2001年的修订，韩国弹道导弹射程上限为300公里，载荷不得超过500公斤。2012年4月，朝鲜用“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10月7日，韩国和美国商定将弹道导弹射程由现在的300公里延长至800公里，搭载重量限制为500公斤。2017年11月7日，韩美首脑在青瓦台举行会谈，正式决定全面解除韩国导弹弹头重量限制。

② 据韩联社报道，美国科学家联盟主席查尔斯·弗格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应该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更加努力，否则这些假设（韩国核武装）就可能成为现实。参照《韩媒：美国未来为牵制中国或默许韩日搞核开发》，环球网，2015年5月6日，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KFRW。

③ 战时作战指挥权是指在朝鲜半岛“有事时”指挥军方作战的权力，又称战时作战权。韩国军方的作战权分为平时和战时两类，其中平时作战指挥权由韩国联合参谋议长行使，而战时作战指挥权则由驻韩美军司令行使。

① 根据特朗普政府2020年8月17日针对华为发布的追加制裁方案采取的措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宣布从9月15日开始停止向中国华为供应半导体芯片。

① 2020年5月28日，韩国外交部召开由康京和部长主持，外交、国防、统一、企划财政、产业通商、保健福祉等政府各部官员及政府智库人员参加的第七次跨部门“外交战略协调会议”，讨论在美中竞争格局下韩国的外交战略，分析和研判当前形势，评估利害关系和商讨对策。从媒体报道来看，会议最终在是否、何时和怎样加入“经济繁荣网络”问题上并未得出明确结论，凸显了选择之艰难。

① 2020年10月7日，韩国防弹少年团（BTS）获颁“范佛里特奖”，防弹少年团队长金南俊在发表得奖感言时称：“今年韩国社交协会的晚会意义非凡，因为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我们会永远铭记两国共同经历的苦难历史，以及无数男女的牺牲”。“范佛里特奖”由美国非营利组织“韩国社交协会”为纪念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军将领、第八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而设立，于1995年起每年在“韩国社交协会”年会上颁发，以表彰促进韩美关系的人物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