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古代社会，建筑不单单是作为住所存在的，它从设计、选材、题名等方面都会与居住者的审美趣味紧密结合。可以说，建筑是古人审美情趣的直观外化。李奎报的诗文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庭园、楼、轩、堂等方面的诗文，展现了李奎报对于建筑之美以及建筑与修身之间关系的思考，表现了东亚士人对建筑自然之美、德行之美、和谐之美的追求。

[关键词] 李奎报；建筑美学；自然为美；“非直为观美”；高丽朝

[中图分类号] TU-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1-015-05

[收稿日期] 2020-12-06

[作者简介] 路庆帅，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交流。（曲阜 273165）

李奎报（1169—1241），字春卿，号白云山人，高丽时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国内学术界对李奎报的关注由来已久，各类版本的朝鲜（韩国）文学史著作中都列有专章论述其诗文创作及艺术特征；论文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李奎报汉诗与散文的本体研究。关于李奎报的建筑美学研究，学界目前关注较少，清华大学的王贵祥教授是为数不多地关注并涉猎该领域研究的学者。遗憾地是王氏更多地集中于文献整理工作，学理性阐发研究则相对薄弱。因此，本文意在对此深挖，探析李奎报诗文中所蕴含的建筑美学理念。

出身于上层两班家庭的李奎报自幼便熟读汉文典籍，积累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在《上赵太尉书》中，李奎报曾自述道：

余自九龄始知读书，至今手不释卷。自《诗》《书》、六经、诸子百家史笔之文，至于幽经僻典梵书道家之说，虽不得穷源探奥，钩索深隐，亦莫不涉猎游泳，采著折华，以为聘词搞藻之具，又自伏羲以来，三代、两汉、晋、隋、唐、五代之间，君臣之得失，邦国之理乱，忠臣义士，奸雄大盗成败善恶之迹，虽不得并包并括，举无遗漏，亦莫不截烦撮要，览观之记诵，以为适时应用之被。其或操舰引纸题咏风月，则虽长篇巨题多至百韵，莫不驰骋奔放，笔不停辍。虽不得排比锦绣，编列珠玉，亦不失诗人之体裁。[1]（563）

李奎报的读书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四大类，阅读范围极为广泛，而且对“幽经僻典梵书道家之说”也颇有研究。广泛的阅读和强烈的思辨精神，使得李奎报坚定了儒家济世的理念。这一理念贯穿于李奎报全部的诗文创作中，也影响了李奎报对于建筑的观念。在李奎报的诗文中，建筑与修身紧密相联，形成了以自然为美、“非直为观美”的美学思想。

李奎报《朴枢府有嘉堂记》记载：

距斗城数百许步，有地之控形胜吸秀气，势成金盏者，于焉有洞曰万石……其后果有士大夫多来家焉。今又本兵枢府相国朴公来卜其居，方新其宅也。邀予及宾友落之，且令阅其所营制度何似。予观之曰：“美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大抵世之富贵者之构屋也，多以回万牛之材，丰其栋，宏其柱。壮则壮矣，侈云侈矣，然未有潇洒出尘之意。今公所构，有异于是，大小得中，不挎不隘，其华靡则可谓臻其极。而然中有洒落物外之想，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岂公之心匠眼匠所致然耶？凡作堂三间，用二间为厅事，其上皆以承尘填之。凡十二井，悉文以丹雘藻缋，光彩焕发，夺人目睛……隔一间为佛室，作斋心之所，乃至佛仪，无所不备。入处可以清心，因名曰静虑，盖取禅那，此云静虑者也。其傍边左右地，净如湔洗削平，人不敢唾焉。绕宅环延，皆植以黄花，花凡十八种，繁艳异常……其余花草之奇，非止此耳，迟春乃见耳，此不得叙。夫以清净心，居清净地，是即神仙也，何必玉京十二楼之要处耶？吾尝言男儿于世，得宰相难，得而得至致政又难。今公以枢府带左揆，先期得谢，优游于此，日与亲旧作挥金之乐，是亦人之所难得者。噫！可谓明哲保身，乐性君子者欤。[2]（242）

朴枢府①相国在万石洞附近修建了有嘉堂，四周遍植菊花，秀姿卓絕，品种繁多达十八种。除却菊丛，郁郁竹林环绕其外犹如江南胜景，还有许多奇花异草，不至暮春几无可见，李奎报大发感慨，“以清净心，居清静地”，并表示“男儿于世，得宰相难，得而得至致政又难……优游于此，日与亲旧作挥金之乐，是亦人之所难得者”，[1]（503～506）并称朴枢府为“乐性君子者”。为何李奎报会对“有嘉堂”发出这样的感慨呢？认为即使宰相之位也难以与之相比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李奎报的建筑美学观上来。

在东亚士人的认知里，“自然”是最高的美学法则，老子曾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165）自魏晋以降，自然山水便成为文人的审美对象。他们在建造园林时，将所有的艺术匠思都投放在如何巧妙地融入自然之中，在有限的空间内，将自然山水的景色呈现出来，追求巧夺天工的最高境界。

李奎报对于“有嘉堂”的赞美首先表现在它是在万石洞附近，这恰恰迎合了对于自然之景的追求。这一点在《泰斋记》里也有体现：“当时茂苑残庄而已，公得之，寻泉脉之攸出，筑石而甃之，凡饮吸盥漱，煎茶点药之用，皆仰此井。因泉之泛滥者，潴作大池，被以菱芡，放鹅鸭其中。至于风轩水榭花坞竹阁，无不侈其制，使三十六洞之景，尽入于朱门华屋之内矣，又何必肥遁远游，然后享山水之乐耶。”[4]（532）知奏事于公在近乎荒废的小丘和面临倒塌的建筑上进行改造。一方面于公寻找泉源开凿水井，不仅可以饮用，还可用来洗脸、泡茶、煎药；另一方面，他还利用不断流出的泉水开挖大池塘，种了很多莲花放养天鹅和水鸭。风轩、水榭、花坞、竹阁等也修饰着这个极乐世界，天下胜景，皆汇其中。这些都反映了李奎报在家居建筑上自为性创造的思想。但仅仅如此还不能满足李奎报的愿望。当朴枢府“令阅其所营制度如何”，李奎报感慨道：“美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大抵世之富贵者之构屋也，多以回万牛之材，丰其栋，宏其柱。壮则壮矣，侈云侈矣，然未有潇洒出尘之意。今公所构，有异于是，大小得中，不挎不隘，其华靡则可谓臻其极，而然中有洒落物外之想。”[2]（504）李奎报不仅要求建筑的辉煌，还强调要有能够激发人们超脱物外的信念，惟如此，才能是尽善尽美的。

为了实现以上的美学思想，李奎报在建筑上追求“旷如”和“奥如”两种境界②。所谓“旷如”，是开阔高远、平坦疏阔之意，反映在建筑方面则是要“形胜”。[5]（348）李奎报在《又大楼记》中记载：

是今承制崔公之所以作大楼于居室之南偏者也，上可以坐客千人，下可以方车百乘，高则横绝鸟道，大则蔽亏日月。碧瑶莹柱，玉舃承跋，阳马负阿，矫首轩挐，飞禽走兽，因木生姿，自栋宇已来未之有也……其东偏安佛龛，有营佛事，则邀桑门衲子，多至数百人，恢恢有余地。直楼之南，辟球场无虑四百许步，平坦如砥，缭以周墙，连亘数里。公尝以暇日召宾客，开琼筵命玉觞，及于目倦乎姿色之靡曼，耳厌乎丝行之激越，则顾可以壮其观畅其气者，莫若击球走马之戏也。[6]（537）

崔瑀③在住宅的南面建立了一座大楼，这座大楼很高，可以横绝鸟道，遮天蔽日；而且，装饰华丽的柱子上镶嵌了宝珠，雕满了奇珍异兽。还建造了一座佛堂，可以容纳数百人做佛事。在大楼的南面，开辟了四百余步平坦的球场，球场周围有围墙环绕，连绵数里。崔瑀在闲暇时，宴请宾朋，极尽享乐之能事。雄伟的建筑影响了观赏者的心境，孔子有“登泰山而小天下” [7]（243）之语，李奎报在《又大楼记》中亦写道：“夫在阳则舒，在阴则惨，处高则快，处卑则郁，是人所以受之天而固常有者也。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月令曰，可以居高明处台榭，盖谓是也。”[6]（537）登高远眺，旷如汪洋。这种对景观欣赏的心态，本质上蕴含的是某种心高志远的精神内涵，它曲折地表达了李奎报“心忧天下”的宏远之志。显然，在李奎报这里，登高远眺，在欣赏高旷阔远之景的同时，已经产生了某种现代人所说的“移情作用”。

所謂“奥如”，是从古代建筑室内空间中的“奥”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概念，反映的是一种与旷如相对应的空间感受。在曲回、隐奥、狭促的空间中，人们感受到的是幽静、是避世，是因为自己独享一片隐奥空间而引发的尊贵感，正是由室内空间之奥的隐奥、尊贵，才引申到了园林、楼台空间中的曲折幽回的“奥如”之感。[5]（349）也正是这种旷如、奥如的相反相成，创造了李奎报所特别钟情的既清旷疏远，又曲回幽静的富有对比与变化的空间景观效果。李奎报在《又大楼记》继续写道：

于是乎命善驭如王良，造父之辈。乘十影之足，跨千里之蹄，翕忽挥霍，星奔电掣，将东复西，欲走反驻，人相丛手，马相攒蹄，争球于跳转灭没之中。譬若群龙扬鬣奋爪，争一个真珠于大海之里，吁可骇也！大抵击球走马，非以平衢广陌，则疑若不可，而公独不尔，使戏于周墙环庑之间者，何哉？凡广陌也平衢也，虽立标树柱，要不出其限，犹有不守关禁，逸而过之者，此直由地不束心不捡故尔。不若置之于墙庑之间，观其延环宛转，不离其域，地束而枝有余，心检而巧愈出，此公之所以为乐也。[6]（449）

将本该在平坦开阔地方举行的马球比赛，安排在了“周墙环庑”之间，目的是“观其延环宛转，不离其域，地束而枝有余，心检而巧愈出”，[4]（449）在宛转、曲折中欣赏物的美态。

李奎报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将“旷如”和“奥如”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壶中天地”的建筑美学观。“壶中天地”是道家思想与外在的大宇宙同构的“小宇宙”，反映在建筑学方面则是用一片小的园林囊括万千世界。既然是城市山林，其空间规模与范围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造园池，亦可为园林景观的营造提供很大的创作自由。在《通斋记》中，李奎报详细记载了杨应才①的庭园：

园方可四十步许，有珍木名果，植植争立，昵不相侵，离不至迂，是皆生之均疏数而序植者也。别为坞以居众花，花各数十种，皆世所罕见。或方开或已落，映林绣地，交错纠纷。日萼红，张丽华之娇醉也；露葩湿，杨贵妃之始浴也；风枝举，赵飞燕之体轻也。落者如慎夫人之却座，覆者如李夫人之掩被。以花之谕乎目如此，爱之不能移去。藉草良久而后起，自花坞而少北，有石台平如局，又洁净可不席而坐。蒲桃之缘树下垂者，如缨珞然可爱。下有石井，味极清甘，泄而为小泓，有稚苇戢戢始生。[4]（527）

在“方可四十余步”的小园中，各种奇花异木争相斗艳，桃李成林，小溪、石井、稚苇应有尽有，俨然一副缩小版的山泉溪流图。晋康公崔忠献（1150—1219）②在位于男山里③的住宅北侧小山上建有一处房子，用白茅覆盖了屋顶并命名为“茅亭”，“兹亭也不出城市，超然有云山之趣。俯仰几席，坐抚四方，长桥相望，九逵互凑。乘轩者、跨马者、行者、走者、担者、挈者，千态万状，无一毫敢逃。凡遐眺远览，莫兹亭若也。”[4]（534）此园中“有莲塘鸭沼，每夏六月，荷花盛开，红衣锦羽之禽，随波容与，差不减江湖中所见者”。[4]（534）在此亭中游玩，李奎报感叹道：“想壶天洞府，殆无以过也。”[4]（534）以小见大，曲径通幽的美学思想构成了李奎报建筑美学的内核。

古代东亚人对建筑的要求并没有停留在外形美观的层面，墨子曾言：“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8]（38）孟子也曾言：“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7]（73）李奎报吸收了“非直为观美”的思想，在作品中多有表述：

《奇尚书退食斋八咏》两首[9]（307）

灵泉洞

灵派来从石窦深，一条落井碎球琳。

爱泉真趣那轻说，赌得余清更洗心。

燕默堂

一堂虚白映山明，隐几冥观涤世情。

谷鸟那能啼破寂，心空万物本无声。

上述诗歌共八首，是李奎报赞赏奇洪寿①的别墅时所作。在这里，李奎报虽然也描写了“新荷出水，垂柳低轩，红衣锦羽之禽”[9]（307）等自然景观，但他的关注点是在“洗心”。在《留题惠元寺》一诗中，他也写道：“云屏任舒卷，石户能开阖。嗟我本狂直，世味备相涉。不如早归来，得此幽兴惬。学道师应癯，遗形我方慤。块然两槁木，相对度小劫。”[10]（410）寺庙不单单作为外在的欣赏对象，也是身心寄居的场所。

李奎报的思想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春秋左传》中载有臧哀伯力阻纳鼎于大庙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使统治者能够通过昭显善德，为百官做出榜样，但仍然担心有失德之处，因此，还要通过包括俭朴的宫室、粗陋的饮食、相应的服饰等外在的因素彰显德行。臧哀伯在这里说的是礼制的等级规范。宫室建筑，不是以美观为本，而是以昭显自身的品德为本。李奎报在《又大楼记》里提到的“楼台观榭之大小繁简，亦沿人之势而各有当焉，虽于位同贵均者，顾人所属望则异矣，人心所不当大而大之，则人不以为可，而皆谓之过矣。至如功丰德巨，望压万人，处一国奔走瞻望之地者，虽极其大也，人不以为侈，而犹以为隘也”， [6]（537）也是强调“德”与建筑规制大小的问题。建筑规格的大小是与人的品德联系在一起的。若是建筑规模超过了自身的品德，则会招致反感。若是德行能够得到人的尊重，那么他的居住场所的规模可以适当扩大。

中国文化基础深厚的李奎报在建筑上吸收了“法天贵真”的思想。李奎报在《坏土室说》中记载了一件事情，李子的儿子在十月份的时候凿土做庐，形状象坟，并解释它的功能为：“冬月，宜藏花草瓜蓏，又宜妇女纺绩者。虽盛寒之月，温然若春气，手不冻裂，是可快也。”[11]（508）李子听完以后很是生气，教训儿子道：“夏热冬寒，四时之常数也，苟反是则为怪异。古圣人所制，寒而裘，暑而褐，其备亦足矣，又更营土室，反寒为燠，是谓逆天令也。人非蛇蟾，冬伏窟穴，不祥莫大焉。纺绩自有时，何必于冬欤？又春荣冬悴，草木之常性，苟反是，亦乖物也。养乖物为不时之玩，是夺天权也。”[11]（508）无论是建筑还是人的生活习惯都应该与时令、节气配合，不可逆天令而行，要遵循上天赐予我们的本性。李奎报的儿子听说后，“惧亟撤之，以其材备炊薪，然后心方安也。”[11]（508）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奎报特别强调顺应天时。在止止轩的命名上，李奎报也流露出“法天”的思想，止止轩建立在闹市中间，似乎并不适合隐居，但李奎报认为，“虫兽之薮泽窟穴，人之城市，亦各其所止之常也。”[4]（526）各种生物都应该顺从天性，居其所居，若有归隐之心，“夫所谓止止者，能知其所止而止之者也，非其所止而止，其止也非止止也。”[4]（526）只需守住本心即可。在应孙秘书之请写就的《冷泉亭记》中，李奎报写道，孙秘书用众多馒头状表面凹凸不平的奇石垒叠成与衡山和华山相似且险绝奇巧的小山，仿佛要将天地纳入其中，当然这种人工营造的奇景远不如天然形成的绝景，“然富贵所能致者，如奇花异木珍禽奇兽之类是已，其岩石之巍峨磊隗者，权力所不能来也。强欲致焉，当同巨斧利刃，片截叚剖，车载马驼，然后似可也。苟如是，特碎石与散砾耳，虽积而高之，其与向之累怪石为山者无别矣，宁复有嶙峋奇秀之旧状耶？”[6]（540）园林中的假山即使巧夺天工，也终归不能以假乱真。而且，李奎报也表达了对世俗权力的不屑。李奎报认为，孙秘书之所以能够建造貌似奇峰的自然景观，这都是因为孙君的远大理想和卓越的想象力。在这一层面上，李奎报超越了客观真实的限制，进入了艺术真实的境界，与刘禹锡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奎报在《通斋记》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对杨生才通斋中的景色和命名情况介绍完以后，大发感慨：“且天地无私，岂独私杨生以泉石，私杨生以花柳欤？直由匠心之妙耳。若尔则浓花芳草，非受于天，受于杨生之手也。碧井清泉，非产于地也，产于杨生之心也。”[4]（527）在此，李奎报指出天地无私，惟有匠心能够创造奇迹，杨生的品德和精心安排使得通斋里的景色与众不同。

高丽朝时期，儒学思想备受推崇，以礼义为核心的秩序观成为士大夫的行为准则和道德约束。与此同时，在建筑方面也受到了等级秩序的影响。两班贵族通过建筑的体量、规制等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强化这种等级秩序，这样在本质上就违背了“法天贵真”的思想。许多文人士大夫在官场和世俗生活中遭受挫折后，往往会选择寄情山水，希望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做一个放浪旷达的山野之人。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他们独居斗室，在居室内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李奎报继承了他父亲在郊外购置的一套别墅，“有田可以耕而食，有桑可以蚕而衣，有泉可饮，有木可薪，可吾意者有四”[4]（527），所以将其命名为“四可斋”。别墅的环境清幽寂静，李奎报尽享读书闲适之乐。在这里，他“唾弃世网，拂衣裹足，归老故园，作大平农叟”。[4]（527）远离了官场的争斗和尘世的喧嚣，安心地做一位农家翁。闲暇时，“击壤鼓腹，歌咏圣化，以被于管弦。”[4]（527）流露出闲适的生活情趣。李奎报曾于四可斋作诗三首，在其中一首《游家君别业西郊草堂》里，他表达了“快哉农家乐，归田从此始”[9]（307）的感受。在为他人所写的记文中，李奎报为建筑所取的名字也蕴含有某种人格理想或生活志趣。例如杨生才的泰斋，“今公当君子道长之时，佐王同志财成辅相，使万物大通而天地交泰，然后体逸心泰，得此优游之乐，则吾以泰名斋”。[4]（532）“泰”字取自“泰卦”，是对于公使民安乐的赞美。又如，杨生才的通斋，“夫由道以冥观，齐泯万体，则夫所谓通与塞，了不可得见者也……境已通而通人居之，何以通祝名耶。”[4]（527）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

另外，李奎报还将一些建筑的修葺工作与治理国政联系到一起，在《草堂理小园记》[4]（528）和《理屋说》[11]（508）中，借庭园、房屋的不及时修理，告诫国君和从政者莫要有怠惰之心，发现问题应该及早解决，免得积重难返，终将误国误民。在建筑样式上，李奎报也选择有象征性的含义，直指国政。李奎报曾建造四轮亭，“轮以四者，象四时也；亭六尺者，像六气也；二梁四柱者，贰王赞政，柱四方之意也。”[4]（533）四个轮子，象征春夏秋冬四时；亭子高六尺，象征“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亭子采用二梁四柱的建制，象征着圣王辅政，治理四方。李奎报以四轮亭的形状为喻，阐明了自己的治國理念。

李奎报自幼时就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古籍，经、史、子、集，乃至稗史、方术等，涉猎颇多，并深受其影响。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李奎报形成了极为深厚的文化修养，表现在建筑方面则是对自然之美和“非直为观美”思想的吸收。自然美学追求的是建筑的舒适、宜居，“非直为观美”追求的是建筑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两者互为表里，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李奎报对于“正德”“惟和”建筑理念的吸收。

参考文献：

[1] [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六》《韩国文集丛刊》，汉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

[2] [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汉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

[3]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 [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三》《韩国文集丛刊》，汉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

[5] 王贵祥：《中国人居理念与建筑原则》，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6] [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四》《韩国文集丛刊》，汉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

[7]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8] 李小龙：《墨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9] [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汉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

[10] [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汉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

[11] [朝]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一》，《韩国文集丛刊》，汉城：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

[责任编辑 全 红]

① 此处“朴枢府”指朴椐。朴椐，生卒年不详，与李奎报相交甚好。《东国李相国全集》中共收录与其相关诗文5篇。

② 语见于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载于《全唐文·卷581》。

③ 崔瑀（？—1249）即为上文所指“承制崔公”，“承制”为承制尚书的简称。崔瑀，祖籍牛峰，谥号匡烈，高丽时期权臣。

① 杨应才，事迹不详，通人身份。据《东国李相国全集》，此人家住城北，善于接养花木，其园胜景满城闻名。

② 崔忠献（1149—1219），祖籍牛峰，初名鸞，高丽明宗至高宗时期的武臣，谥号景成。1196年，杀死权臣李义旼后，掌握了高丽最高政权，并开创4代60年的崔氏武臣政权。

③ 朝鲜半岛旧地名。据推测，约为高丽开城阔洞南山里，“男”疑作“南”。

① 奇洪壽（1148—1209），原籍幸州，高丽明宗至熙宗时期的武臣，曾任门下侍郎平章事。让权于崔忠献后，纵情音乐与书法，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