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竞合主义实现了对经典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整合，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成长及扬弃，竞合主义终将被和合主义所代替。当合作远远超过竞争，世界从当前的“竞合状态”向未来“和合状态”演进，实现行为体间优态共存，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的安全才可实现。进一步地看，竞合主义找到了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成功整合了三种结构性变量，让现实与理想、实然和应然、实证分析和规范性反思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和终极安全的实现方式，让和合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从观念变为现实。

关键词：竞合主义;和合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1-0086-007

早在1939年，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在其影响深远的巨著《二十年危机》中就曾明言，国际关系不仅是一门研究“是什么”（what is）的学问，还是一门“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是一门“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政治科学。[1]4没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一片荒芜，毫无目的可言。没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则不语世故，对于行为所处的世界全然无知。因此，“乌托邦与现实是政治科学的两个方面，只有在二者并存的地方才会有健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1]7-8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Christian Reus-Smit）教授对此进一步解读，他认为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政治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经验性维度（empirical dimensions，又译实证性维度）和规范性维度（normative dimensions），“每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同时探讨世界的‘实然’形态和‘应然’形态。” 它们在深层次上存在不可割裂的联系。甚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科多样性的一个核心在于学者们及其理论传统对于理论的规范性和经验性之间的关系所持的不同取向”[2]6。

然而，在1945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近乎成为了一种排他的经验（或实证）研究课题，他们试图将国际关系理论局限于对经验现象的解释。绝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书籍都专注于经验性（或实证性）理论，即便规范性理论少量地被提及，也仅被放在最后一两个有关“伦理与国际事务”的章节里面。国际关系学科默认且心照不宣地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是为了进行解释而做出的努力，也就是世界政治的“实然”，而非“应然”，然而，“这种分割性视角不能持续，亦无益处。” [2]6

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教授在汇集全球50位国际关系顶级学者合著而成、权威解析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牛津国际关系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提出了一个学科理论整合的大命题。他指出，个人或单个理论应意识到其研究在本质上是片面的，应“承认他们的理论融入了经验性和规范性两种因素，并承认理论的各个部分必须进行互动和沟通，这种劳动分工才不会碎片化而成为单独的生产线。” [2]33因此，如何将实证（经验）性分析和规范性反思两者结合起来，如何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整合起来，无疑是该学科当前的核心任务与亟待突破的命题。

总体上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囿于现实还是超越现实，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均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有著特定时代的脉络。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时代脉络

理论的时代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任何一种新的思想或理论范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与既有思想理论相互作用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时代和历史的双重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大国间均势维持的百年和平的维也纳体系轰然倒塌。一战中人类付出的惨痛代价与灾难教训，让人们期待并共同呼唤建立一个免于战祸的国际社会，理想主义学说因而在一战之后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用所谓“权力共同体”和“有组织的普遍和平”来取代欧洲列强老式的均势及同盟体系，通过舍弃了先前几个世纪的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改建起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体系，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国际联盟，并赋予所有民族团体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以及国家地位，扬弃先前的秘密外交来重建国际社会的和平。这表明一战后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及国际秩序制度化进行了全新、空前的探索与实验。可以说，理想主义是一战期间国家间野蛮冲突及战后深刻反思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与二战的爆发，标志集体安全制的挫败。此后，理想主义的主张逐渐失去市场。不过，威尔逊理想主义中的民族自决、集体安全、自由贸易、国际制度等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发展。

理想主义壮志未筹，让现实主义的论点获得阐述及展示时机。1939年英国现实主义大师爱德华·卡尔（Edward.H.Carr）的著作——《二十年危机》出版，此书指责威尔逊理想主义是与现实主义根本对立、纯粹的乌托邦主义，并指责其在制止侵略方面的无能为力。[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法在法西斯暴力面前同样表现得苍白无力，使权力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为此，卡尔在1946年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二十年危机》批判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1948年，汉斯·摩根索（Hans J . Morgenthau）《国家间政治》一书的问世，使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达到高峰，并使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长达30年之久。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认为战后以来的国际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开始反思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现实的阐释力。1979年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理论的产生。这部被理论界称之为最严谨、最简约著作的诞生，进一步完善了现实主义的科学体系，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和发展趋于成熟化的标志。

与此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越南战争、石油危机、滞涨、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等系列重大事件，以及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各种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并对全球安全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又让人们开始质疑现实主义是否依然能准确解释国际关系的新情况、新现实。随着美国在物质世界的优势地位迅速下滑，国际机制作用日益增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提出并由此创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e） ，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提出疑问，自由主义由此开始复兴。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出版了其个人代表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成功建构起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基本理论框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随后，基欧汉和奈又分别通过《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硬权力与软权力》等著作对新自由主义学说加以完善，最终形成了像新现实主义一样具有高度科学特征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适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逐渐被解读为对现实——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应该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国际关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苏对抗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推进世界各国的交流融合，这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及国际关系第三次大论战（great debate）提供了新的土壤与足够空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和平落幕，随着强大对手的消失，敌对力量随之削弱，这为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纷纷出笼提供了机会，自由主义一度欢呼雀跃。鉴于权力政治理论解释现实政治的无力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完善，国际现实已不能完全用利益、权力和制度进行解释，也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从另一面则为部分学者借用更多的方法论、从新的、更宽广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提供了的新空间。于是，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转而从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更强的理论。于是，他们又引入了身份、规范、文化等主体间性的变量，这样，强调世界是被演繹的而不是被实证的建构主义在此背景下迅速崛起，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一起呈三足鼎立之势。

二、竞合主义：整合三大国际关系理论

传统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各执一词，各有各的说法，但均是对国际政治结构不同侧面的理论解读，且都故意忽略了国际体系中的进程，这导致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更多的是一种静止的理论。因此，理论整合是国际关系学科当前的核心任务与亟待突破的命题。

竞合主义成功解决了上述三大理论间的诸多矛盾及困境。

第一，竞合主义从原点开始思考及研究。无政府状态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罗塞塔石碑”。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经久不衰的特性导致了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生活具有显著的相似性”。新制度自由主义认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的同时，强调制度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的制约和调节，因而赞同国际社会可以是一个无政府的有序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的、固定的，是观念结构，是文化，且是国家造成的，可以演绎出多种逻辑与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竞合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其实就是竞合状态。[4]

第二，研究方法上创新。竞合主义通过“进程整合结构”的方法，实现对三大传统理论的整合。简单地说，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或本质是对权力、制度及共识竞合的过程。（见图1）竞合主义整合传统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成功解决了三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进而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

第三，互动模式新概括。竞合主义找到国际体系中行为体间的基本互动方式。国际体系重构或国际秩序变迁包括着权力竞合、制度竞合和共识竞合，新的国际秩序生成则因竞合实现了均衡。应该说，国际秩序实现了竞合均衡，就能维护和平大局，而国家间实现了竞合均衡，就能实现基本安全。但由于这种均衡是动态性，此种安全仍不是终极安全或真正安全的实现。

竞合主义的提出与安全及其研究重心转型均是冷战后全球化加速的结果，是特定时代下构建的理论范式。因此，竞合主义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成长及扬弃。

竞合主义向何处去，如何演化？

从方法论上来看，竞合主义方法论采用了结构-进程主义，除了重视结构，更强调的是过程。竞合主义通过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观念结构双层、多元式竞合进程来解释行为体的国际行为。但当这一进程中的行为体间的合作远远超过竞争，竞合就会被扬弃，实现了“优态共存”和“和合状态”，（见图2）这意味着竞合主义立论基础及假设已不再存在，那意味其将被新的理论范式——和合主义所替代！

三、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进之路

站在21世纪初年，眺望遥远的未来，我们仅从过去几百年演进的历史中依稀看到未来模糊的图景。从整体上看，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世界从全球政治时代向后全球政治时代转变。随着权力竞合、制度竞合与观念竞合深层演化，竞合主义必然向和合主义转型。更应看到的是，多种行为体竞合的时代，是安全威胁全面呈现、交互作用的时代，安全尚无法真正或根本地实现。当行为体间的合作远远超过竞争，实现了“优态共存”，达到一种“和合状态”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安全才可真正实现。

（一）国际权力结构的转型。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定义强调的是国家的一般特定的共同特征，而不考虑具体的国家在对外方面与其他国家在人口、财富、军事力量、权威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从而赋予国家形式上的平等。[5]通过竞争与合作，国家寻求、扩展本国的利益，然而，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却是不平等、非对称性的。通常，占据主导、优势地位的国家总是力图维持并进一步扩大这种不平等，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则努力缩小这种非对称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米勒（J. D. B. Miller）教授由此指出，国家间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实力决定的。[6]

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大國关系深入调整，世界已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1）

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初步形成经济增长中心多元化格局，并为世界多极化进程注入新动力。原有的西方主导的格局正在被东西方相对平衡的格局所取代，这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和现象。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地区事务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使全球发展更加全面均衡，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以及市场向全球范围内扩展，使国际体系中的所有部分之间的复合依存及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它符合人类整体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由之路与共同机遇。当今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各国利益、安危更加紧密相连。随着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为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互联网与信息革命使原来只有那些拥有大额预算的大型机构——政府、跨国公司及天主教会等才用得起的全球即时通信，如今人人都可以享受。所有这些，让一场即便力量悬殊的战争变得不可承受。长期占领他国几乎不太可能，至少代价会无比沉重。昔日的超级大国苏联在阿富汗，军事、经济力量独步全球的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都有着更深的体会。这意味着安全竞争，进而权力竞争未来将面临进一步演化与转型，当和平与合作成为潮流之时，违背潮流的对抗与恶性竞争必定得不偿失。

此外，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威胁或严峻挑战时，国家间也容易以合作代替彼此的竞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在政治上互相协商，军事上互相配合，物质上互相支援，这些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文化，国际地位也存在诸多差异的国家结成了空前团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实践证明，在国际社会中，当面临强劲的共同威胁或挑战时，不同文化背景或制度差异的国家是可以协同行动的，是可以用合作压倒竞争的。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与全球挑战基金会（the 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在2015年对我们面临的世界风险进行了第一次认真的科学评估，联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列出了人类面临12项危机，包括全球大瘟疫、超级火山爆发、人工智能、气候极端变化、基因工程的合成生物、行星撞地、生态系统崩溃、纳米科技、核战争、政府管理不善、全球金融或社会崩溃、未知的灾难。[7]

一旦人类直接面临这些危机，整个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但是到人类面临毁灭危机时再全力合作，是否已太迟？因此，当前激发人们对人类自身安全的深入理解，深化危机认知，并促进对如何共同应对这些安全进行更紧迫的行动，让世界放下彼此的争斗及冲突，走向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迫切需要国际制度的演进，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型。

（二）国际制度的转型。从竞合转向和合也需要通过国际制度的转型得以实现。从威斯特伐利亚到维也纳体系，再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每一种国际体系的建立，都是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所确立。国际制度的进化为实现从竞合转向和合提供了可能。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旨在于消除宗教战争，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主权和外交的概念，从而维护了欧洲的稳定。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协调”原则，实现了合作秩序，使大国和平延续数十年。《凡尔赛条约》则是人类所尝试建立的第一个世界性政治组织——国际联盟，这是通过集体安全而非均势来预防战争的一次大胆尝试。

二战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起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和由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联合国不同于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大国合作是联合国的基石或生命力的源泉。联合国，作为以国际法治理世界的综合性国际组织，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有近200个会员国，奠定了战后和平国际秩序建构的基础。今天，威尔逊主义不再是空想，而是因其理想的成功实践而生存，“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不是理论或口号，而是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支点了。”[8]随着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传统南南合作机制向前发展，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国际合作机制建立，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国际贸易规则谈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谈判中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他们对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已不容忽视。尽管当今世界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总体上看，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和平的力量持续壮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愈加强劲！面对当前之大势，世界将以人类共同体的使命及意识，积极推动合作以促进和平与发展，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进而迈向日益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为此，随着全球化、均势化和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未来，如何以全人类的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建立起更强大、更民主、更具约束力的全球性公共权力机构或机制，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努力建设一个没有国界区隔、保持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至关重要，这也是历史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三）观念的转型。制度与权力转型的背后更深层面的是观念转型。根据笔者研究，人类整体认知及学术、理论界的观念有三次演变：从主张竞争忽视合作到重新认识合作，再到竞合。[9]顺理成章，当合作压倒竞争，竞合同样会被扬弃，“和合状态”就会出现。颇具中国特色的和合主义在此时就能发挥理论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此也才有真正的可能。和合主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使国家之间不仅可以通过制度、规范、认同来取代“篱笆”，而且还要通过“共建”“共创”“共享”达成“亲、诚、惠、容”，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和谐世界”。[10]和合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和合主义提供了实践经验及检验。

和合主义（peace-cooprationism）认为，研究世界不仅研究世界是什么（to be），而且还应研究世界应当是什么（should be）。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科学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二者均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历史地看，和合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及历史渊源。“和为贵”“和合共生”历来为中华民族所高度崇尚。“和而不同”“睦邻友邦”等理念世代相传，“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天下大同”“兼善天下”“协和万邦”“和衷共济”是中华民族历来孜孜以求的，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中。类似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构想除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观， 还蕴含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天下为公，万国咸宁”的公平观，“君子义以为上”“兼相爱，交相利”，“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义利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等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因此，和合文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

从理念上，和合主义强调国际社会是一个“共有”的社会。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人类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和合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并非仅是“无政府”的离散系统，而是一个“共有”的社会，它是一个地缘上的资源“共有”社会、人缘上的价值“共有”社会。[11]12也就是说，“社会共有”的共识是面对“异质共存”世界的重要依据，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本价值前提。[12]360

从理论内涵看，和合主义来自于“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理性法则的有序组合。四项法则中前三者分别是价值共创的理念前提、制度前提及必要条件，而价值共创（value creation in common）在整合前三者的基础上，把人类发展的目标提升到应有的境界。[11]13

从价值追求上，“和合主义”所追求的就是要创造一种体现“类价值”的“国际交往行为”，既跨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历史鸿沟，又超越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显示一条“和而不同”的别具一格的坦途。[12]31-32在全球化的生存境遇中，我们却因为作为人类的一员而“跨时空”接触、互相关联与影响，在道德情感上我们与任何距离的“他者”都不可分割，强化了“他者”（包括自然生态）对我们作为“自者”的道德的重要性，突显了人类“类性”的价值与意义。[12]364-365人类同住一个地球，或许文明不同、利益有纷争，但“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是邻居和朋友且共处一个世界。人类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前一波又一波、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对人类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有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

“类价值”其实就是追求人类整体的利益、发展及和谐。在国际活动中，主张各国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因此“和合主义”对安全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寻求有着根本的意义。

从安全观上，“和合主义”强调安全的实质就是“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反映的是“优态共存、顾全本土”的安全理念，表现的是“你安全我才安全，我安全你也才安全”的心态，因而是一种体现“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13]和合主义提出了一种“和合共建式”的安全模式，其对安全本质的理解就是观念上质的飞跃，即从“你安全我不安全”或“你不安全我安全”的危险状态拓展到“你安全我也安全”的优化状态建构上。

和合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及理念上是一脉相承且高度一致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是为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包括五个方面深刻内涵：1.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2.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通过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携手共商共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3.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优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5.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世界。[14]

在实践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有力引领了世界大变局的正确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写入十九大报告，载入了党章和宪法，而且在2017年2月10日，首次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此后又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另外，我国近几年在推动国际合作、地区合作的实践中，还相继提出了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和“网络领域命运共同体”等概念，还有诸如打造“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等等倡议和呼吁，得到众多地区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顺应了历史潮流，回应了时代要求，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深远影响正在持续扩大，并将随着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一步彰显。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致力于与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5]

更深入地看，无论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建构主义，还是竞合主义，都无法彻底、全面解决各种安全问题。客观地看，正是竞合主义找到了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成功整合了三种结构性变量，并让现实与理想、实然和应然、实证分析和规范性反思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地看，从竞合状态向和合状态的迈进，是终极安全的体现，并最终让和合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让理想演变为真正的现实。总之，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零和”，终将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因此，当合作远远超过竞争，世界从当前的“竞合状态”向未来理想式“和合状态”的演进，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合社会”，实现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安全才真正地可期！

注释：

（1）参见John Mueller.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 An Assessment[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9，124（2）：297-321; Raimo V？覿yrynen， ed. The Waning of Major War： Theories and Debates[M].London： Routledge， 2006;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J]. 当代亚太. 2011（06）：6～32.

参考文献：

[1]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46：4.

[2][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英]邓肯·斯尼达尔，主编.牛津国际关系手册[C]，2019：6-33.

[3]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46.

[4]储昭根.竞合主义：重构无政府状态下的范式与安全[J].浙江社会科学. 2020，（11）： 23-33.

[5][日]星野昭吉.刘小林，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M].新华出版社，1999：239.

[6]J. D. B. Miller，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Futu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84，39：291.

[7]Stephanie Linning. “A Mega Virus， Supervolcano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12 Most Likely Causes of the Apocalypse， According to Scientists” [EB/OL].Daily Mail Online February 14， 2015. https：//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953478/12-ways-world-end-likely-causes-Apocalypse-identified-scientists-include-mega-virus-nuclear-holocaust-SUPERVOLCANO.html， 2020-01-02

[8]任李明.威爾逊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24.

[9]储昭根.竞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J].太平洋学报，2015，23（08）：43-52.

[10]余潇枫.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建构与可能[J].南国学术.2018：5-11.

[11]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2）：12.

[12]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60.

[13]余潇枫.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2）：3-10.

[1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1-20（02）.

[15]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1-11-26（06）.

（责任编辑 蔡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