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喜庆

在历史研究中，因考察对象相对固定和客观，政治制度史研究经久不衰，尤其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这个领域。而涉及近代政治制度，则是另一番景象。近代史研究伊始就围绕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展开。制度因人事而设，因人事而变，如对政治制度研究不足，则会影响对人事全面准确的理解。因此，用制度史来补充原有理解的薄弱之处，便成为值得尝试的方向。李文杰老师的《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则可看作这种尝试的一个有益范例。《礼记·玉藻》有言：“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辨色视朝四字从精神和实践两方面彰显了君主的勤政，以此为题，与该书内容极贴合。晚清的政治制度既有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继承，也有其特殊性。晚清处于两千多年来最剧烈的变动中，政治制度急剧变化，政治决策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对研究者而言，这实在有再次探究的必要。政治决策的开展始末主要通过会议和文书呈现出来，会议的举行和文书的产生，也就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具体到清代，其政务运作可体现为文书的流转过程，最重要的政务文书—题本和奏折，又是朝会的主要内容，因而朝会与文书就是政治决策的要素和具体体现，作为该书的关键词，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该书的研究思路也由此展开——从文书看政治决策的过程。那么文书，在晚清主要体现为奏折及其对应的上谕，也就成为该书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通过解读史料，作者讨论了晚清时期的君臣朝会、奏折处理和政治决策，该书的主体部分也就体现为对应的上中下三编，即“朝会的变迁”“中枢与文书”与“会议决策与晚清变局”。疏通关键细节，澄清晚清政治决策的流程只是该书的第一个任务，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探究了政务处理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清末新政与文书政治的关系，进而讨论晚清“君主专制”的特征及其限度，思考政治决策的效率与合理性、权威性与专业性的关系问题。

“御门听政”比较符合大众认知中的“朝会”模式，于清晨在室外举行，参与者包括内阁成员、翰林院成员与六部理藩院堂官和司官，由各部向皇帝报告题本，内阁报告疑难题本——折本。御门听政在康熙年间有时每日举行，乾隆朝以后举办频率不断降低，到同治年间完全停止。作为一种典型的朝会模式，如果说对折本的处理体现出御门听政具备政治决策的实际效用，那么处理题本则更具勤政之姿，因为题本早已在内阁形成了成熟的处理意见，只需君主稍微过目，无须在公开朝会上予以确认。特别到奏折出现以后，题本的重要性下降，御门听政更沦为一种形式，成为辨色视朝的勤政象征。

围绕奏折进行的朝会是部院轮值和军机见起，是雍正后处理政务的主要途径，与御门听政侧重礼仪和形式不同，部院轮值和军机见起注重实效，顺应君权日重的趋势，日日进行，风雨不辍。这种方式实行内阁、六部等机构轮值，分日向皇帝上奏折，呈递膳排以备召见。先由皇帝批阅外省和京内奏折，通过指甲划痕、直接批答或咨询大臣后述旨等方式对奏折进行处理。经作者考证，晚清皇帝召见臣僚的时间极早，尤其是光绪皇帝于凌晨四点召见大臣，其励精图治的心力可见一斑。事实上，勤政与政治决策效果并无必然关系，而更多彰显出一种价值取向，是对统治者德行的理想规范，代表着一以贯之的政治伦理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勤政行为的存在具有统治理念上的正当性。

晚清政治决策的展开和文书制度的运行主要通过奏折来实现。以总理衙门为例，由于人数众多，在拟稿的时候，需兼顾各方意见，避免失误造成追责，故多形成保守的决策。照顾各方意见，固然是出于分权的意图，防止权臣出现，但分散的权力也意味着分散的责任，都无权力意味着无人负责，这样形成的保守持中的决策很难有效应对晚清时期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晚清出现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规模极大，有时甚至集中一两百位在京重要官员，商讨国本问题。这种大型廷议多发生在垂帘听政之时，形成的奏稿最后需要所有与会者签名，故其决策也不免持中，近似“和稀泥”，在一般情况下自然也不会被推翻。

实际上，这种大型会议存在的首要目的并非为了合理决策，而是要集思广益，借助舆论分担决策的责任，维系整个庞大官僚集团的共识，这就体现出晚清政治决策有限范围的精英主义民主色彩，体现出君主专制的有限性。该书的现实关怀也在此有所寄托，权责问题与合理决策问题始终存在于政务处理中，如何把握权威性和专业性的关系也是古今共通的问题。权力大于责任，则监督失效；权力小于责任，则无人担责。君主集权的同时借助廷议使大臣集体参与，分担决策责任，看似权责接近，但为避免政策失误连累各方，结果必然是大臣“虚应故事”。同时，集体决策并不必然产生合理决策，合理决策有赖于对实情的充分把握，也即 “专业知识”。中古的清王朝与现代的西方的阶段差距如此之大，决定了统治阶层判断时局的历史局限性，自然难以形成应对动荡局势的有效决策。

咸丰帝去世后建立起“赞襄政务大臣制度”，由政务大臣与两宫太后分别掌握拟旨拟批和盖章之权，但最高旨意出自何处？这就产生了冲突。两宫皇太后代替皇帝先阅奏折乃至亲裁政事具有历史和伦理的正当性，而政务大臣掌握每天递至御前的外省奏折、附片数量及上奏人的信息的行为，无疑侵夺了君主主动掌握和处理信息的权力（此时由皇太后代行），且以罢工来逼迫两宫太后就范，虚化钤章象征的皇权监督，借拟批拟旨输出个人意志，这就超越了军机大臣乃至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权力界限。从制度史的内在理路来看，削弱相权、严防权臣的趋势早已内化为政治伦理，僭越名分、染指君权、坐实相权，自然招来杀身之祸，最终导致辛酉政变，遂有“垂帘听政”。此后，由皇太后先閱奏折并把关最后决策，尽管其大权在握，但因长居深宫，不谙实际政情，故多倚重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拟旨、拟批。这说明在晚清实际的政治决策中君主专制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缺憾而存在很大限度，但在价值理念层面，君权依然至高无上，任何对君权稍有侵染的意图和举止都将遭受严厉排斥。

议会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议题，作者考察了晚清士人的议会观念，发现他们以旧有的廷议模式来比附西方的议会，这与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中国当代政治观念形成的三个阶段中有关第一个阶段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即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选择性的吸收。这种“以中解西”的议会观念混淆了行政与立法的区分，也未能看到议会和内阁背后代表的权力意涵，不能注意到西方议会制国家的君主只享有形式上对议案的最终决策权，对君权限度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实则是晚清议会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在1906年丙午官职改革中也有所体现，彼时清朝最高统治者否决责任内阁的提议，很多京官也不认可内阁总理和总理大臣的设置，普遍认为军机处是本朝的制度优势所在—严防权臣出现，新设立的责任内阁与军机处似乎并无不同，且内阁总理近似宰相，有限制君权之嫌，自然没有设立责任内阁的必要。这种对所谓传统制度优势的坚持背后反映出对君权合法性的绝对信服，忽视了责任内阁与军机处背后体现的国家权力来源的区别，晚清士人仍囿于传统君权的窠臼之中，带着君权的滤镜抗拒与君主集权对立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这种对传统政治的“制度自负”实际上阻碍了清末改革的顺利推行。

总而言之，在既有政治史研究叠床架屋之际，如何实现新的生长点，想必仍要走入海量的史料之中，进入彼时的现实操作之中，以鲜活的制度语言去叙述历史，《辨色视朝》不失为一部上佳的探索作品。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中国史2019级硕士研究生。）